“学习呀。”我收回手和脚，坐得规规矩矩地说。
“还以为你只在下午学习呢。”现在是10时30分。他在我办公桌前大步走来走去。
“嗳，布鲁索。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下周三就要考试。我真是紧张极啦。”
“那你去医院看书嘛，还可以抓个把案子来。我已经3天没有看到一桩新案子啦！”
“既要念书，同时又要钓鱼，这可真难办。”
“戴克不是办到了？”
“是呀，戴克是个永恒的学者嘛。”
“刚接到列奥·F．德拉蒙德一个电话。你对此人还有印象吗？”
“没有。应该有吗？”
“他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顶呱呱的法庭辩护律师，对各种各样商业诉讼，无一不精无一不能。打败的官司极少。真正的好律师。大事务所。”
“我对特伦特与布伦特还是有所了解的。”
“那好。你对他们马上就会了解得更多啦。他们是大利公司的代理。德拉蒙德是首席法律顾问。”
我猜想，在孟菲斯代表保险公司的律师事务所，至少也有100家，而保险公司则有1000家。为什么我最恨的那家大利保险公司，恰恰会选中我在生活中每天都诅咒的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做代理呢？
奇怪的是，我相当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我实际上并不惊讶。
我突然意识到，布鲁索为什么要大步走来走去，为什么讲话如此之快了。他在担心。由于我的缘故，他向一家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件要求赔偿1000万美元的诉讼，而代表这家保险公司的律师，已经向他发出威胁。这真有趣。我从来没有想到，布鲁索会怕什么人。
“他说什么？”
“问声好，打个招呼而已。他说这个案子已经提交哈维·黑尔。哈维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30年以前在耶鲁念法学院他们俩住同一个寝室。你恐怕还不知道，我可以顺便告诉你，这家伙过去还是个超一流的保险辩护律师。后来得了心脏病，才听了医生的意见改了行，设法坐上了法官的交椅。赔偿金额低于1万美元，这样的裁决既公正又公平，辩护律师的这种观念他是决不会加以动摇的。”
“很遗憾问了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对手不仅有列奥·F．德拉蒙德和他那个不容低估的工作班子，还有支持他们的一位法官。你的担子轻不了啦。”
“我？那么你呢？”
“噢，我当然不会不管。可是案子是你的，工作还得你来干。对方会把你泡在文书里淹死的。”他走到门口。“记住，他们可是按小时收费的。他们搞的文件越多，收的律师费也越多。”他朝我哈哈笑了两声，随手砰的一声带上门。我不久就要受到大事务所里那些家伙的折磨，这似乎让他很开心。
我被他抛弃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里有100多个律师呢，我突然感到势孤力单。
戴克和我在特鲁蒂的饭店里喝着一碗汤。正在这里吃中饭的顾客人数不多，而且是清一色的蓝领。饭店里弥漫着油脂、汗水和炸肉的气息。戴克喜欢到这里吃午饭，因为他曾经在这儿搞到了几个案子，主要是现场工伤案。有件案子赔偿了3万美元，他得了25％的三分之一，亦即2500美元。
这一带有几家酒吧他也常常光顾，他边喝边低声说。他在这些地方不打领带，尽量打扮得像个蓝领，喝杯汽水。工人们在劳动以后到这些地方加点油，他就呆在一边听他们谈天。他喜欢把这些酒吧叫做牧场，他很可能会告诉我这些良好的牧场在什么地方。如何追踪案件，如何拉到客户，戴克随时随地总能拿出一两个好主意。
而且，是的，他甚至还去过几次皮肉交易俱乐部，当然仅仅是为了去拉几个客户。你只要到处不停地转悠就成，他这样说过不止一次。他喜欢密西西比南部的那些赌场，而且他的看法极富远见：光顾那儿的都是些穷人，赌的只是几个零比钱．不上档次。但那儿可能会有机会。犯罪率会上升。更多的人参加赌博，离婚和破产的案件必然会随之增加。人们一定会需要律师。那儿隐伏着大量的令人痛苦的事，而他发现了这一点。他可真有先见之明。
他将使我忙得马不停蹄。
我在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里又吃了一顿美餐。这家餐厅又叫纱布餐厅，我曾亲耳听见几个病人这样称呼它。吃的是塑料碗装的意大利面条色拉。我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看钟。
10点整，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先生走进餐厅，不过这一次却只有他独自一人。他站住脚，东张张西望望，终于看见了我，便迎面向我走来。他铁板着脸，对于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显然不是那么开心。
“你是贝勒先生吗？”他有礼貌地问。他手上拿着一只信封。在我肯定地点了点头以后，他把信封放在桌子上。“这是赖考太太给你的。”说完，他朝我微微弯了弯腰，转身就走。
白色的信封上没有写字。我拆开信封，取出一张留有空白的祝愿卡。空白处写着：
亲爱的鲁迪：
大夫子今晨让我出院，我现在已回到家中。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请为我们祈祷。你真是个好人。
卡上有她的签名，还有一个“又及”；“请别打电话，也别写信。那样只会引起麻烦。再次谢谢你。”
她知道我会在这里忠实地等待她！在过去的24小时中，浸透了情欲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可能会出院。我还以为我们今晚定会在此重聚！
我漫无目的地沿着没有尽头的走廊向前走去，竭力让自己紊乱的思绪集中起来。我一定要再见到她。她需要我。因为除了我，再也没有谁会给她帮助。
在一个投币电话处，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克利夫·赖考的号码。我拨通了电话，从耳机里传来一个录好的声音：这个号码的线路已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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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星期三上午，我们一早赶到一家旅馆的大厅，接着就被迅速有序地领进一间比足球场还要大的舞厅。我们事先已经报名登记，交过考试费。有人在紧张地低声交谈，但却没有过多的寒暄。大家全都怕得要死。
在这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200多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孟菲斯州大上个月的毕业生。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敌人。布克坐的地方离我很远，我们事前已商定不要坐一起。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和S．托德的位置，在房间另一头一个角落里。他们上个星期六结的婚。这样过蜜月，真有意思！他相貌英俊，穿着齐整而刻板，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的傲气。我希望这个家伙在这次考试中中枪落马，莎拉也不能过关。
我觉得这里有一种竞争的气氛，很像刚刚踏进法学院的头几个星期，那时候大伙儿都对别人最初取得的成绩关心得要命。我朝几个熟人点点头，心里却巴不得他们个个都名落孙山，因为他们也正在心里预祝我这次考试完蛋。这就是律师这一行当的天性。
我们大家在相互隔开一段距离的折叠桌前坐定以后，聆听了10分钟的考试注意事项。接着，考试于准8点正式开始。
考试的第一部分是《诸州法》，一长串绕人的多项选择题，囊括了对联邦诸州全都适用的法律的主要内容。我一点儿也拿不准答得是错还是对。上午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逝去，中午我和布克在旅馆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自助餐，对于考试一个字儿也没有提。
晚上，我和包娣小姐一起在园子里吃了火鸡三明治。9点不到，我就上床休息。
星期五下午5点，考试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我们全都筋疲力尽，懒得庆祝。他们收了我们的最后一份考卷，告诉我们可以开路。有人提出到某个地方去喝杯冷饮，以纪念过去在一起度过的岁月，于是我们6人到尤古酒家喝了几杯。普林斯今夜不在店中，布鲁索也同样不见踪影。这倒使我松了一口气，我不愿意我的这位老板和我一起在朋友们面前出现。他们会对我们的业务提出一大堆问题的。给我一年时间，我的工作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在法学院念完第一学期时，我们就已经明白，对考试的情况最好不进行任何讨论。考试结束后如果和别人对答案，你会为答错的东西痛苦伤心。
我们吃着比萨饼，喝了几杯啤酒，大家都很疲倦，谁也没有力气寻衅闹事。在回家的路上，布克说几天考试下来，他像生了一场病。他认为他这次肯定是考砸了。
我睡了足足12小时。我已经答应包娣小姐，今天一定在园子里干活，假如不下雨的话。而在我最后终于醒来时，房间里已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天气炎热潮湿，是典型的孟菲斯7月的天气。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把眼睛、想象力和记忆力毫不怜惜地连续使用了3天后，干点脏活出点儿汗，我倒是挺乐意。我悄悄溜到门外。20分钟后，我的破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布莱克家的车道上。
唐尼·雷在前面的门廊上等着我。他穿着牛仔裤，运动鞋，黑色短袜，白色T恤衫。头上带的棒球帽，虽然是普通尺寸，但罩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却显得太大。他拄着一根手杖，但走路时要想不跌跤仍旧需要有人扶。多特和我扶着他走过狭窄的走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我的汽车，让他在前排坐稳。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家门，到外面去逗留几小时，多特对我说，她对此大有如释重负之感。现在她身边就只剩下巴迪和几只猫啦。
我开着车在市区穿行。唐尼·雷将手杖夹在两腿之间，顶着下巴躬身坐着。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就很少开口。
他在3年前19岁时高中毕业，比他的孪生兄弟隆尼毕业晚一年。他没有进过一天大学。有2年时间，他在一家方便店当营业员；后来这家店遭了抢，他也就辞职回了家。他就业的经历很短，从未离家一步，而且根据我目前已经研究过的记录，他赚的钱从未高出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
隆尼和他却不同。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他目前已是休斯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也没有结婚，而且很少回孟菲斯。兄弟俩感情一直都不那么亲密，据多特说，唐尼·雷成天呆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做航模；而隆尼却骑着自行车在外边逛，还参加过由一帮12岁的男孩子组成的街头团伙。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多特向我保证道。起诉书里有足够的文件可以清楚地证明：隆尼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唐尼·雷做移植手术。
我们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小车颠簸前行。他直视着前方，压得很低的帽檐儿盖住了前额，只有我跟他讲话时才应答一两声。我把车停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向他解释位于市区这一僻静地带的这座颇为气派的古宅，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看不出这一解释有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想大概未必。我扶着他绕过覆盖土料堆，走到后院一个有树荫的阴凉地休息。
包娣小姐知道我要带他来，早就准备好新鲜的柠檬汽水，在焦急地等待。在我作了介绍之后，她立马夺取了主动权。甜饼干？果仁巧克力蛋糕？看书？她把他坐的凳子垫上枕头，一直兴高采烈围着他忙忙碌碌，唧唧喳喳不停。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告诉她，我认识唐尼·雷的父母是在柏树花园，因而她对他觉得分外亲近。他是她那一伙里的一员。
唐尼·雷坐在阴凉处，受不到阳光的照射，不必担心他那死白的皮肤上会起水泡。一等他坐定以后，包娣小姐立刻宣布劳动开始。她装模作样地走走停停，抓抓头皮，仿佛是在沉思。最后才把目光慢慢落到那堆覆盖土料上。她下了几道对唐尼·雷有利的命令，我立即投入劳动之中。
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但我心情愉快，毫无痛苦之感。在开头的一小时里，包娣小姐一直在叽叽咕咕地埋怨天气过于潮湿，后来干脆跑到院子四周的花丛里闲逛，那里比较凉爽。我听见她在喋喋不休地和唐尼·雷闲聊，唐尼·雷很少开口，只是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我在推车的途中，有一次看见他们在下跳棋，另一次看见她舒舒服服地坐在他身边，向他讲述一本书中的照片。
有许多次，我曾想问问包娣小姐，是否对帮助唐尼·雷感兴趣。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一定会开张支票给他做移植手术，如果她真有那么多钱。但我始终没有开口。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现在做移植手术，已经太晚。其次，如果她并没有钱，这会使她感到丢脸。她已经非常怀疑我想染指她的钱了，我怎么能再增加她的猜疑？
在他确诊患了急性白血病后，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想通过募集捐款，为他筹措治疗经费。多特组织了几个朋友，把唐尼·雷的面部照片，放在北孟菲斯所有咖啡厅和方便店的牛奶纸盒上。没有捐到几个钱，她说。他们又租了当地友爱互助会的一间小房子，开了一个大型派对，甚至还特地请了当地一位乡村音乐播音员前来放唱片。参加派对的人们一边吃着鲶鱼，一边听着蓝草音乐①，热闹倒是挺热闹，可这次活动却赔了28美元。
①蓝草音乐：美国南部的传统乡村音乐。常用弦乐器演奏。
他做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化了4000美元。圣彼得医院免了他们三分之二，他们翻箱倒柜，东拼西凑才勉强付清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可是仅仅过了5个月，那白血病又气势汹汹卷土重来。
我在推车、铲土、汗流浃背地从事体力劳动的整个过程中，脑力劳动也在紧张进行。我憎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尽管这不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一旦我与延利·布里特之间的战争爆发，我将需要巨大的热情支持自己，来进行这场其正义性我毫不怀疑的艰苦斗争。
午饭让我吃得又惊又喜。包娣小姐煮了鸡汤。尽管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鸡汤并非我最想吃的东西，但不再吃火鸡三明治，换换口味仍旧值得欢迎。唐尼·雷喝了半碗，便说需要小睡片刻。他想尝尝那张帆布吊床的味道。我们扶着他走过草地，帮他在吊床上躺下。虽然气温在90华氏度以上，他却要我们替他盖上一床毛毯。
我和包娣小姐坐在树荫下，喝着柠檬汽水。我跟她讲了一点状告大利公司的事。她问了几个与资格考试有关的一般性问题，然后就摇摇晃晃走进屋。
她回来时，给了我一封由亚特兰大律师寄来的信。我一眼就认出信封上那个事务所的名字。
“你能解释解释吗？”她站在我面前问，两只手贴在屁股上。
那位律师给包娣小姐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我给他的信的一份复印副本。我在信上说，我代表包娣·伯德桑小姐，应她的要求起草一份新遗嘱，需要与其先夫不动产的有关信息。律师在给她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她，他可否向我提供信息。他似乎态度冷漠，只是按命令办事。
“白纸黑字，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我说，“我是你的律师，我在搜集信息。”
“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向亚特兰大打听！”
“这有什么不对？那里究竟藏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包娣小姐？干吗这么神秘兮兮的？”
“法官把法庭档案封存了嘛，”她耸耸肩说，好像事情到此为止，无须多问。
“档案里有些什么？”
“一堆垃圾。”
“跟你有关的垃圾？”
“噢，上帝啊，不！”
“好。那么与谁有关？”
“托尼家的人。他哥哥富得流油，住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全家都是疯子。他们为他的遗嘱闹得才凶呢，写过4次遗嘱，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可我听说事情结束的时候，几个律师总共捞了600万美元哪！托尼比他哥哥多活了几天，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也有几个子儿落到他的手里，可他自己一无所知，因为他死得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个老婆，那就是我。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她是如何得到这笔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究竟继承了多少。“你想谈谈你的遗嘱吗？”我问。
“不。以后再谈，”她说，一边伸手拿她的劳动手套。“咱们开始干活。”
几个小时后，我和多特以及唐尼·雷坐在他们厨房外那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感谢上帝，巴迪已经上了床。在包娣小姐家度过了大半天，唐尼·雷已经筋疲力尽。
这是郊区的周末之夜。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焦炭和烤肉的气味。
坐着听人讲话，要比坐着对人讲话容易。多特一边不断地抽烟，一边喝着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只是偶尔丢过来一两句毫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某一个邻居，就是关于这个邻居的某一条狗。隔壁那个退休老人，上周被钢丝锯锯断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她说了至少也有3次。
我不在乎。我可以坐在这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下去。律师资格考试考得我神经麻木，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要让我高兴，并不需要化多大力气。而当我成功地把法律抛在脑后时，凯莉又总是立即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还没有想出与她联系的保险的办法，但我一定能。只要给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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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位于市中心区的谢尔比县司法中心，是一座12层的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司法大楼，里面有许许多多个法庭和供行政官员及办事人员使用的办公室。地区检察官和县司法行政长官也在这儿办公。大楼里甚至还有一个监狱。
刑庭有10个分庭，10位法官在各自的庭上审理各自的案件。大楼中间的几层，塞满了律师、警察、被告和他们的家属。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这不啻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但戴克在此却是熟门熟路。他已经打了几个电话。
他指着4分庭的门对我说，1小时后咱们在那里碰头。我走进那双扇门，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落了座。地上铺着地板，室内的装饰现代化得令人抑郁。前排坐满了律师，数目与蚂蚁差不多。右侧是个候审室，十几个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被捕者，正在里面等候法官初次提审。一位公诉人拿着一摞案卷，从他们中间匆匆穿过，走向他手头案子中的被告。
在前面第二排我看见了克利夫·赖考。他和他的律师挤坐在一起，正在看着一份文书。他的妻子没有在庭上露面。
法官从后面走了出来，众人随之起立。几件官司迅速处理完毕。保释金有的获准降低，有的则提也未提。就下次开庭的日期，双方取得了一致。律师们在一起交头接耳磋商几分钟，然后朝法官大人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与他一阵耳语。
传唤克利夫的声音刚落，他便摇摇摆摆走向面对法官的被告席。他的律师手捧案卷坐在他的身边。公诉人对法庭宣布道，由于缺少证据，对克利夫·赖考的指控已被撤回。
“受害人何在？”法官打断他的话问道。
“她决定不出庭。”公诉人答。
“是何原因？”法官问。
因为她坐在轮椅里，我直想大声这样喊。
公诉人耸耸肩，仿佛是说：她不知道，而且她也并不太想知道。克利夫的律师也耸了耸肩，仿佛是说：那位年轻的女士居然不来展览展览伤疤，他觉得非常奇怪。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法官瞪着克利夫说。“你为何不与她离婚，难道你想揍死她？”
“我们正在想法子补救呢，大人。”克利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非常熟练地说。
“那就快一点！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指控，我可饶不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大人。”克利夫说，似乎因为再次打扰法官，而感到万分抱歉。有关的文书交到了庭上，法官摇着头在上面签了字，对克利夫的指控便宣告撤消。
受害人又一次没有出庭陈述。她呆在家中，脚踝断裂，但这不是她没有出庭的根本原因。她没有露面，是因为她不愿再次遭受毒打。她撤回了指控，我不知道她将为此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克利夫和律师拉了拉手，大摇大摆地沿着中间的过道，从我旁边走过，跨出了法庭。他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她孤立无援。
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刻坐着一批身穿橘黄色连衫裤手上带着铐子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毒品贩子。连把这些恶棍一个一个地筛一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法庭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哪里还能指望它关心一个遭受丈夫折磨的妇女的合法权利？
我上周参加资格考试时，戴克打了几个电话，摸清了赖考夫妇新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们不久前搬进了孟菲斯东南部的一家大公寓。一居室，400美元一个月，克利夫在一家货运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离我们事务所不远，是一个不雇用工会会员的货运终点站。戴克估计克利夫计时工资大概是7美元。他请的律师也是大路货，是这个城市成百万芸芸众生里普通的一员。
我已经和戴克谈过凯莉的事。他说他认为让他了解实情十分重要。因为，假如有一天克利夫用短枪让我的脑袋开花，他，戴克，就可以出面说明真情实况。
戴克还劝我忘了她。她算得了什么？一个麻烦的包袱而已。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字条，叫我立刻去见布鲁索。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张尺寸过大的公事桌后面，正在接电话。接的是右边的那一部，他左边还放着另一部。他另外还有3部手提电话。一部在车上，一部放在公事包里，还有就是给我用的那部大哥大，他这样就可以随时找到我。
他示意我坐下。仿佛是在和一个疯子通话，他不停地转动着那两只发红的黑眼睛，一边嘟嘟哝哝地对着话筒向对方做出肯定的反应。几条鲨鱼有的在睡觉，有的躲在石头后面。鱼缸中的水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水在汩汩地向外流。
戴克曾经悄悄地告诉过我，布鲁索这个事务所，每年为他赚的钱，大约在30至50万之问。看着他这间凌乱不堪的办公室，戴克的这一估计，我简直难以置信。他手下有4位律师（现在又多了一个我），在到处搜索，连蒙带骗地为他拉来伤害案。光一个戴克，去年就弄来了5个案子，为他轻而易举地赚了15万。他承办大量的贩毒案，在毒品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得毒品贩子们的赞许和信任。但是，据戴克说，布鲁索的主要收入却是来自他的投资。他早已在孟菲斯和纳什维尔的脱衣舞行业中插了一脚。至于插足究竟多深多浅，那是无人知晓的，但联邦政府肯定正在不遗余力地想弄个水落石出。脱衣舞行业奉行的是现金交易，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进账。
布鲁索离过3次婚，我们在特鲁蒂饭馆吃着油腻腻的三明治时，戴克报告说。有3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这当然不足为奇。布鲁索喜欢年轻的脱衣舞女，饮酒总是过量，赌博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无论他那粗粗的手指为他抓来多少现钞，他永远也不会嫌钞票太多。
7年以前，他受到联邦指控，因敲诈勒索而被捕，但政府没有胜诉，一年后便撤消了对他的指控。戴克偷偷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对孟菲斯的黑社会进行调查，他为此十分担心，因为布鲁索·斯通和他的至交普林斯·托马斯的大名在调查中反复出现。戴克还说，布鲁索近来表现有点反常，酒喝得更多，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在事务所里拍桌子打板凳，大叫大吼。
说到电话，戴克确信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事务所的每部电话进行窃听。我的大哥大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他觉得事务所的墙壁里也已经被装了窃听设备。联邦调查局以前就这么干过，他严肃地用权威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而且，在尤吉酒家讲话，也得万分留心！
昨天下午，戴克告诉我的就是这些让我心境坦然舒舒服服的事。我要能通过资格考试，口袋里有那么点儿钱，我马上拍拍屁股，离开这个好地方。
布鲁索终于挂断了电话，揉了揉疲倦的眼睛。“把这些看一看。”他把一堆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
“是些什么？”
“大利保险公司应战啦！你马上就会尝到大公司的厉害啦。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许许多多律师给你制造许许多多文件。列奥·F．德拉蒙德向大利公司索取的费用，每小时恐怕会高达250美元哪。”
这是大利公司提出的答辩，请求法院对布莱克案不予受理，辩护状长达63页。这一堆文件中还有法院的一份通知：就大利公司的请求，在哈维·黑尔法官阁下面前进行辩论。
布鲁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欢迎你投入战斗。”
我喉咙哽塞，说不出话。要对大利公司的申请提出反驳，决非轻而易举。“印象很深刻。”我干巴巴地说。我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把规则仔细谈一谈，再对对方的申请做出抗辩。写好你的答辩书。动作要快。这件事没有那么可怕嘛！”
“没有吗？”
“没有，鲁迪，只不过是案头工作而已，你很快就能学会。那些混蛋会提出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要求。人家知道的他们会提，人家不知道的他们也会想出花样来提。而且写的答辩状都是厚厚一大叠。他们还要跑上法庭，要求对他们那可爱的小小的申请举行听证会。官司是打赢还是打输，他们并不那么关心，只要赚到钱就成。再说，他们这么干还可以使审判推迟。他们手段娴熟，花样百出，反正手续费客户会照付不误。问题只是，他们这么干会把你拖得筋疲力尽。”
“我已经很累了。”
“这对你是件苦差，对他们却是美差。德拉蒙德只要打个响指，说一声‘我要法院驳回’，他手下的3个律师就会一头钻进图书馆，两个律师帮办就直奔计算机，从上面调出以前的答辩状。啪！他们三下五除二，立马就搞出一份厚厚的答辩书，而且是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然后德拉蒙德就接过来看几遍，推敲推敲，每小时收费250美元。他或许再找个合伙人把稿子看看。最后他要修改编辑加工了，手下的律师又会钻进图书馆，律师帮办又再打开计算机。这是敲竹杠哪，可大利公司有的是钱，把钞票付给延利·布里特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心疼的。”
我觉得我的对手像一支强大的军队。左右两部电话同时响起，布鲁索一把抓住附近的一部。“忙去吧，”他对我说。接着又对电话耳机说：“喂。”
我双手捧着那一堆文书回到办公室，关好门，开始阅读对方的答辩书。答辩书陈述巧妙，打印清晰。我很快就发现，我在起诉书中说过的每一件事，在这里几乎都有富有说服力的反驳。而且语言丰富，阐述清楚，不像一般答辩书那样充满陈词滥调，确实是一篇精彩的杰作。作者恰到好处地大量引用了权威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立场大为加强。在许多页的底部都有花哨的脚注。答辩书开头甚至还有一张目录表，末尾还附有索引和参考书目。
这份答辩书只有一个不足之处：作者没有准备好一纸命令，让法官签字批准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一切要求。
读过3遍以后，我理清思路开始做笔记。可能会有一两个漏洞供我捣腾。震惊和恐惧慢慢退去，涌上心头的是我对大利公司及其所作所为的无限厌恶。我把袖管高高卷起。
列奥·F．德拉蒙德先生也许是一位天生的打官司的奇才，也许有数不尽的仆从任他随意使唤，但我鲁迪·贝勒没有别的事可干。我聪明。我年轻有力。他想跟我打一场笔仗，行！我奉陪。我一定把他拤死！
戴克以前曾6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在加州考第3次时，他差点儿就要通过了，但最后一算总分少两分，还是以失败结束。他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他在田纳西州考的3次，每次的分数都离及格相差一大截。他是否想通过资格考试，我说不准。他为布鲁索拉案子，每年赚4万元，而且不必忍受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这不是说，布鲁索受什么约束），也不必交律师公会会员费，为接受继续教育操心、参加专题讨论会、出庭辩护，或者因没有为公益事务出力而感到内疚。至于开业律师的经常花销，他当然更是不用支付一分一文。
戴克是一条蚂蟥。只要有一位律师的大名供他使用，有个办公室让他可以在里面干活，他就可以开展他的业务。
我们坐在特鲁蒂饭店的一个角落里吃着午餐，店里的顾客多是搬运工。戴克讲话的声音极低，我勉勉强强能够听见。有时候，尤其是在医院的候诊室，他的胆量大得可以让你不快；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却又胆小如鼠。此刻，他正在叽叽咕咕地告诉我一件事。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听清，但还是一边说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随时都会有人袭击他。
“此人过去就在这个事务所干活，名叫大卫·罗依，跟布鲁索非常接近，连钱都在一起数，真是亲热非凡哪。后来罗依出了毛病，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再也不能当律师啦。”戴克用手指抹去了沾在唇上的金枪鱼色拉。“活该！他离开了事务所，走到街对面，开了一家做皮肉交易的夜总会。它失火了，开一家，又烧了。他再开。不久以后，皮肉行业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战。布鲁索很精明，不会卷入漩涡中心，而总是站在它的边缘。你那个朋友普林斯·托马斯也是如此。这场大战打了两三年，时不时会有一具死尸。接着就斗得更凶。由于某种原因，罗依和布鲁索严重不和。去年，联邦调查局盯上了罗依。有谣传说，他就要开口唱歌啦。懂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把头埋得和戴克一样低。谁也不会听见我们的话，但我们弯腰埋头吃饭的姿势，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嗯，昨天，大卫·罗依当着大陪审团的面作了证。他想必是做成了交易啦。”
说完这句关键性的话，戴克挺直了腰板，垂下了眼睑，就像是说其余的事我应该自己去揣摸了。
“哦？”我逼问道，仍然弓着腰。
他皱着眉，警惕地向周围看，然后又把身子弯下来。“他很有可能会告发布鲁索。或许还要告普林斯·托马斯。我甚至还听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消息：有人已经开出价格，要买他的人头呢。”
“暗杀！”
“不错。轻点。”
“谁？”肯定不是我的雇主。
“你放开胆子猜吧。”
“决不会是布鲁索。”
他闭紧嘴巴，扭扭捏捏地朝我笑了笑，没有给我机会欣赏那4颗大板牙。“这也不是头一回啰。”说完就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边慢慢嚼，一边意味深长地朝我点着头。我等他把口中的三明治吞下去。
“那么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我问。
“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后路。”
“你也许不得不动一动。”
“我到这里还没几天呢。”
“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
“那你呢？”我问。
“我或许也得动一动。”
“其他几个人会怎么样？”
“别替他们操这份心，因为他们决不会替你操心。我是你唯一的朋友。”
他这番话我推敲了好几个小时。他了解的情况比他说的要多得多，只要再在一起吃几顿中饭，我就能让他一点不剩全部倒出来。我强烈地感到，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便在灾难降临时栖身。我已经见过事务所的其他几位律师——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里奇，但他们都十分内向，无话可谈。他们的门总是锁着。戴克不喜欢他们，他们对他的感觉我也只能依靠猜测。我听戴克说，托克塞和里奇是朋友，可能正在筹划不久另立门户。而尼柯拉斯则是一个酒鬼，处境十分困难。
布鲁索可能发生的最糟结局，将是受起诉，遭到逮捕，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一过程至少要一年时间。他仍将可以继续工作，经营他的事务所，我想。在他判罪之前，他们是无法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的。
别紧张，我不断地这样劝慰自己。
而且，万一我被扔到大街上，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已经发生过，我不是照样站得挺挺的没趴下？
在我驱车往包娣小姐家的方向驶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公园，里面至少有6支棒球队在灯光下进行比赛。
我在一家洗车行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停住，拨了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3次，传来她的声音：“喂。”声音在我全身回响。
“克利夫在吗？”我把声音压低了8度。如果她说一声“在”，我马上挂断电话。
“不在。你是谁呀？”
“鲁迪，”我用正常的声音说。我屏住气，等着传来一声咔哒，然后就是嘟嘟的忙音，同时却也等着传来她那温柔的充满渴望的声音。真是见鬼！我弄不清等的究竟是什么。
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把电话挂断。“我叫你别打电话的嘛，”过了一会，她说。声音里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沮丧的味道。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不打。我挂念你。”
“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怎样？”
“再见。”现在我听到咔哒一声了，接着就是忙音。
我鼓足了勇气才下定决心拨了这个电话，现在我却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打。有些人的胆囊比脑子大。我知道她丈夫是个易于冲动没有脑子的莽汉，但我不知道他会走多远。假如他是一个醋坛子，我敢肯定他是，因为他是个没有用的乡巴佬，才19岁即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姑娘，那么我想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起疑心。但是他会那么极端，监听自己家里的电话吗？
这真是胡思乱想，但我却因此通宵无法入眠。
我睡了不到1小时，就被电话声吵醒了。我看了一下数字显示式闹钟，这时已快到凌晨4点。我在黑暗中摸着了电话。
是戴克从汽车上打来的电话。他极其激动，讲话快得像开机关枪。他正开车前来，离我不到3个街区。出了大事啦，非常紧迫，大灾大难啊！快起来！穿好衣服！他要我在1分钟之内跑到路边恭候他的到来。
他坐在那辆破面包车里等着我。我一跳上车，他立刻一蹬油门，汽车飞快向前冲去。我匆匆忙忙，连牙也没刷。“我们他妈的要干什么呀？”我问。
“河上出了大事啦，”他严肃地宣布道，仿佛因此而万分悲痛。其实，他不过是在开始又一天的工作而已。“昨天晚上11点刚过，一条装油的驳船，脱开了拖轮，漂往下游，撞上了一条用桨轮推进的船。这条船上当时碰巧有高中生在开舞会。上面可能有300多个孩子。船沉在莫德岛附近，离岸不远。”
“太可怕了，戴克！不过，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呀？”
“去核实核实。布鲁索接到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一场特大灾难，孟菲斯历史上恐怕还从没有过。”
“你这么说，倒值得引以为荣啰？”
“你不懂。这种机会布鲁索是不会错过的！”
“好。那就让他这条胖猪穿上潜水服，下去捞尸体吧。”
“很可能是一座金矿哪！”汽车在市区穿行，已接近市区中心。我们谁也不理谁。一辆救护车从后面超了上来，疾驶而去。
几十辆警车封锁住河滨大道，车灯射出的光柱刺穿了黑夜。停着的消防车救护车像条长龙，首尾相接。一架直升机在下游空中盘旋。三五成群的人们，有的像木头一样站着发呆，有的急急匆匆走来走去吵吵嚷嚷指指点点。岸边，一台起重机已经伸出了长长的支臂。
我们绕过用黄色胶带拉的警界线，快步走到水边，挤进旁观的人群。事故已经发生了几个小时，紧张的气氛已经大大变淡。人们在等待，三三两两满怀恐怖挤在一起，坐在卵石砌成的河岸上，边哭边望着潜水员和空降救护人员搜寻尸体。牧师们跪在地上，在为那些失去儿女的不幸家庭祈祷。几十个吓呆了的高中生，有的穿着湿透了的小礼服，有的穿着撕破了的舞衣，手拉着手坐在一起，眼珠子动也不动地盯着水面。沉在水中的那条船，有一侧在水面露出了几英尺高的残骸，此刻成了穿着深色衣服带着潜水装置的救护人员工作的基地。其他救护人员则在用绳索连在一起的3条打捞浮船上忙碌。
一场例行公事正在这儿举行，但其意义却要化点时间才能领会。一位警官从浮码头的跳板上缓缓走来，跨上卵石河岸。情绪压抑的人群，顿时屏住呼吸，像死一般沉寂。他走到一辆巡逻车的前面，几个记者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多数人仍旧坐着未动，抓着裹在身上的毯子的角落，低头狂热祈祷。他们是落水者的父母、亲属和朋友。警官说：“我很遗憾。我们已经确认了梅兰尼·多宾斯的尸体。”
他的话穿过沉寂的人群，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那个姑娘的亲人们的喘息和呻吟的声音。他们紧紧抱成一团，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朋友们在他们身边跪下，伸出双手把他们拥住。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旁边的人都转身望着他们，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听到自己的坏消息，但现在坏消息至少已经推迟。他们仍旧有一线希望。我以后将会听到，有23个孩子由于被吸入了气穴，而幸免于难。
那位警官又转身回到浮码头上，在那里，人们正从水中捞出另一具尸体。
不久以后，又慢慢开始了另一件例行公事。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样悲悲戚戚，但却令人无比恶心。几个脸色严峻的男人，不声不响地、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溜到正悲痛欲绝的这家人身边。他们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名片，企图送给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一边怒视着身旁的同行。为了把这个案子抓到手，他们相互动枪动刀也在所不惜。他们只想得到那个三分之一。
在我弄明白面前正在发生的事以前，戴克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用头指指靠近那家人的一个地方向我示意，但我决不愿移动半步。他侧着身子不声不响地钻进人丛，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去开采他的金矿。
我转身背对着河；不久，我已在孟菲斯中心区的大街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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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用挂号邮件把考试结果通知参加考试的人。在法学院，常常可以听人谈到，有些新手不分朝夕地等候，待到看到结果，却瘫倒在邮箱边。也有人会发了疯似的满街奔跑，一边像个白痴似的挥舞着带来好消息的那封信。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当时听了觉得好笑，现在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