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天已经过去了，我日盼夜盼的那封信依然无踪无影。我用的是家庭地址，因为我决不想让布鲁索事务所的任何人有拆阅它的可能。
第31天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我可以一直睡到9点钟，我的工头才会用一把粉刷来敲我的门。我房间下面的汽车房突然要粉刷，尽管我看挺好，她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她花言巧语诱我下床，说什么她已为我煎好了咸肉鸡蛋，很快就会冷掉，所以快起来吧，亲爱的鲁迪！
工作进行得顺顺当当。粉刷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其结果令人颇为开心，因为我能看到进展。高空的云层挡住了阳光，我干得从容不迫，不快也不算太慢。
下午6时，她宣布收工的时间已到，我已经干得够多，她有一条有关晚餐的绝妙消息——她要为我们俩做一个蔬菜比萨饼！
昨天晚上我在尤吉酒家打工，一直干到今天凌晨1点，现在自然不想再去，因而在这个周六之夜，我无所事事。更糟的是，我也不想做什么事。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共享一个蔬菜比萨，这居然会有吸引力，实在令人悲哀。
我冲了个澡，穿上卡其裤和运动鞋。我走进屋子时，闻到一股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古怪气味。包娣小姐正马不停蹄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呢。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比萨饼，她对我说，仿佛我听了这句话，应该格外高兴似的。
比萨饼味道还不错。绿皮西葫芦和黄辣椒尽管有点容易碎，但她用羊奶酪和蘑菇把它们牢牢地嵌在比萨饼上，而且我已是饥肠辘辘了。我们边吃边看了一部卡利·格兰特和奥黛莉·赫本演对手戏的电影。大半时间她都在哭泣。
第二部片子是《波各特与巴卡尔》，这时我的肌肉开始酸疼。我很困。可坐在沙发边上的包娣小姐，却凝神静气，不漏过这部她已看了50年的电影的任何一句台词。
突然，她跳了起来。“我忘了一件事啦！”她边叫边向厨房跑去。接着我就听见她翻动纸张的声音。她手上拿了一张纸，跑了回来，像演戏似的站在我面前，宣布道：“鲁迪！你通过资格考试啦！”
她手里举着一张薄薄的白纸，我扑过去一把夺了过来。这是田纳西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的来信，收信人当然是鄙人，在这张纸的中央用粗体打着几个庄严雄伟的大字：“祝贺你。你已通过资格考试。”
我飞快转过身来望着包娣小姐。在这刹那之间，我真想为她如此粗暴地侵犯了我的隐私而刷她一个嘴巴。她早就应该告诉我，而且她无任何权利拆开这封信。可是，她的每一颗又灰又黄的牙齿都已露了出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双手捧着脸。她几乎是和我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啊！我的愤怒立刻变成了洋洋得意。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问。
“今天，你刷墙的时候。邮差敲了我的门，要找你，我说你正忙着呢，我就替你签了字。”
签字是一回事。拆信是另一回事。
“你不该拆嘛，”我说，但已经不生气。在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生气的。
“我很抱歉。我还以为你希望我拆呢。这不是令人非常激动吗？”
的确是。我轻飘飘地走进厨房，咧着嘴巴像个疯疯傻傻的白痴，深深地呼吸着无忧无虑的空气。一切都妙极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咱们来庆祝庆祝。”她调皮地微笑着说。
“什么都行，”我说。我想跑到后院，对着星星大叫大喊。
她把手伸进一只柜子，摸索了一会，露出了微笑，慢慢地取出一只式样古怪的瓶子。“这是我为特别的场合专门留着的。”
“什么酒？”我接过瓶子问。在尤吉酒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酒。
“甜瓜白兰地。劲儿大着呢。”她咯咯一笑。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什么酒都愿意喝。她找了两只式样差不多的咖啡杯——这座房子里从来不喝酒——倒了半杯酒。酒很粘也很甜。它的味道使我想起了牙科医生的诊所。
我们为我交上了好运祝酒，碰了碰田纳西银行咖啡杯，每人都抿了一小口。这种甜瓜白兰地喝在嘴里味道就像儿童咳嗽糖浆，可是一到喉咙口，火辣辣的却像货真价实的伏特加。她咂了咂嘴。“我们还是坐下吧。”她建议道。
才喝了几口，包娣小姐已经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我减轻了电影的声音，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是一种烈性酒，但在最初火辣辣的感觉过去之后，喝在嘴里感觉倒还可以。我在后院里坐在月光下一口一口慢慢地饮着。我满面笑容，仰视夜空，感谢上苍给我带来这一美好的消息。
一直到太阳升起很久之后，这种甜瓜白兰地的后劲才在我身上完全消失。我洗了淋浴，走出房间，轻轻溜进汽车，倒出车道，上了大街。
我把车开到一家雅皮士咖啡吧。这里供应混合饮料和硬面包圈。我买了一份厚厚的星期天专刊，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开始浏览。有几条消息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作为系列报导的第四篇，头版上几乎全是有关桨轮推进游船失事的文章。41位高中生遇难。律师们已开始起诉。
引起我注意的第二篇，是本市新闻栏连载的系列调查报告最新的一篇，讲的是警察的腐败情况，特别是脱衣舞行业与警方的密切关系。布鲁索作为当地脱衣舞行业台柱威利·麦克斯旺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出现了好几次。布鲁索作为酒店老板及前联邦调耷局刑事被告本尼·托马斯——又名普林斯的律师，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又出现了一次。布鲁索作为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追踪的目标，他的大名在文章中再次出现。
我感到火车正迎面扑来。联邦大陪审团一个月来每天都在开会。报纸几乎每天都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戴克紧张不安的程度有增无减。
第三篇文章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商业新闻栏最后一页上有一篇短小的新闻，标题是“161人通过资格考试”。这是由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发布的3句话新闻，接着就是用极小的印刷字体印出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这些通过者的名单。
我连忙把报纸捧到眼前，激动万分地找寻自己的大名。啊，在这儿！这是真的！办事员们没有弄错，我已经通过了资格考试！我把名单迅速扫了一遍，其中的许多人我已经认识3年了。
我搜寻布克·凯恩，但这儿却没有他的姓名。我又找了一遍、两遍、三遍，我的肩膀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把报纸放在桌上，高声朗读着一个又一个姓名。但是，仍然没有布克·凯恩。
昨天夜里，在包娣小姐恢复了记忆，把那封妙不可言的信交给我以后，我差点儿给他打电话，但我硬是憋住没有打。我既然已经通过了考试，我便决定等布克给我打来电话。我想，他要是几天都不来电话，那么他一定是失败了。
现在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仿佛可以看见，他此刻正在帮着查莲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准备去教堂，尽力装出一副笑脸，设法让他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下一次他一定会成功地通过考试。
但是我知道，他是心力交瘁了。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为这一失败而愤恨自己。他在为马尔文·香克尔会就此做出的反应而忧心忡忡，他害怕明天踏进事务所的大门。
布克是个有强烈自豪感的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取得任何想要取得的成就。我很想驱车前去，分担他的悲伤，但这无济于事。
他明天一定会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会装出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向我表示下次会好好干的。
我又把名单读了一遍。我突然发现莎拉·普兰克莫尔不在其中。也没有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S．托德·威尔柯克斯先生虽然通过了考试，但他新婚的太太却遭到了失败。
我放声哈哈大笑。这样笑是卑鄙的，小家子气的，可鄙的，孩子气的，报复性的，甚至可憎的，可我就是忍不住不笑。她有意让自己怀上孕，以便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以肯定她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在过去3个月中，她不务正业，忙着筹办婚礼，为婴儿采购花花绿绿的东西。一定是放松了复习。
哈，哈，哈。毕竟是我笑到了最后。
撞伤丹·范·兰德尔的那个酒鬼，投保的责任保险金额上限为10万美元。戴克已经使酒鬼的承保人相信，范·兰德尔的索赔金额大于这一数目；由于他说得有理有据，承保单位也已经勉强同意可以稍有突破。布鲁索只是在最后一分钟出了面，说了几句要向法院起诉等等威胁性的话。80％的工作是由戴克一手完成的，我最多也不过干了15％。其余的5％我们尽管没有明言，但理所当然地划到布鲁索的功劳簿上。但根据布鲁索事务所分配酬金的规定，不管是戴克还是我，都别想得到一分一文。这是因为布鲁索对律师手续费的产出有明确的定义。范·兰德尔是他接来的案子，因为是他第一个听到这件事的。去医院找他签合同的虽然是我和戴克，但我们是布鲁索的雇员，这是我们的本分。假如是我们最先听说了这个案子，又是我们去签下了委托书，那我们才有资格在律师费中分得一份。
布鲁索把戴克和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随手关上门。他祝贺我通过了资格考试，他本人当年也是一举过关。他的这几句话，我以为肯定会使戴克感到无地自容，可戴克却显得无动于衷，照样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舔着那几颗大板牙，脑袋像往常一样歪在一边。布鲁索讲了几句范·兰德尔一案了结的情况，今天上午他收到了那张10万美元的支票，范·兰德尔夫妇将于午后前来领取他们的那一份。他觉得我们，或许，应该从这笔买卖中略有所获。
戴克和我紧张不安地相互看了看。
布鲁索说，他今年的收入已经蛮不错啦，赚的钱比去年一年还要多，而他希望他的手下人全都能高高兴兴。再说，这件案子解决得又那么快，他本人在上面化的时间还不足6小时。
戴克和我都不清楚，这6个小时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因此，出于他的一番美意，他想给我们一点儿酬劳。他的三分之一，共计33000美元，但他不想独吞，他要与我们共享。“我要把我得到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分给你们二位，由你们两个平分。”
戴克和我默默地做了这道算术题。33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11000；11000的一半则是5500美元。
我尽量不动声色地说：“谢谢你，布鲁索。你真慷慨。”
“别客气啦，”他说，那神情仿佛他是天生的乐善好施。“就算是你考试过了关，我送你的一点小礼物吧。”
“谢谢。”
“对对，谢谢，”戴克说。我们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但同时心里也都在想着布鲁索化了6小时就捞到22000美元这件事。这差不多是每小时3500美元哪！
但我本来就没有想捞一个子儿，因而一时倒有了暴富之感。
“干得不错，伙计们。以后要想法子，多搞几个委托合同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我在计算刚得到的这笔财富，在心里筹划如何开销。毫无疑问，戴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明儿的事准备好了吗？”布鲁索问我。明晨9时，我们要当着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面，与对方辩论他们要求撤消对大利公司起诉的申请。关于这一申请，布鲁索已和法官谈过一次，谈得很不愉快，所以我们并不急于要去参加这一听证会。
“准备好了，”我回答说，但心里却很不安。我准备了一份30页的反驳书，发出以后，德拉蒙德对反驳书提出了反驳。布鲁索给黑尔法官打电话表示反对，两人在电话上差点谈崩。
“我或许要让你去做部分答辩。你要准备充分点儿，”布鲁索说。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的不安变成了恐惧。
“干活去吧，”他又加了一句。“要是对方提出一个不予受理的申请，就能把我们击败，那就太去人啦。”
“这件案子我也在帮一手呢。”戴克帮我一把地说。
“好。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上。对方出庭的人数肯定会有20多个。”
突然富裕往往会触发人的享受欲。戴克和我决定不像平时那样，中饭在特鲁蒂饭馆只吃一个三明治加一碗汤。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牛排店，一人要了一份上等肋排。
“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分过钱。”戴克说着，不停地在座位上扭动。我们坐在灯光昏暗的餐室后面一个火车座中，谁也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他却仍旧是那么紧张。“要出事了，鲁迪，这我完全可以肯定。托克塞和里奇就要开路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对布鲁索盯得很紧。他这是在散财呀！我很不安，非常不安。”
“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有什么好不安的？联邦调查局又不会抓我们。”
“我不是担心被他们抓起来。我担心的是我们的饭碗。”
“我不明白。就是布鲁索受到指控，被关了起来，警察一转身，他就可以保释，大摇大摆地出来啦。事务所还可以照样营业嘛。”
我这番话说得他差点儿跳了起来。“听着！要是他们带着搜查证和钢锯来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干的，真的。对于敲诈勒索案，他们以前就这么干过的。联邦调查局的那些家伙，喜欢扫荡法律事务所，抢走档案，抢走计算机。他们才不会关心你和我呢。”
老实说，这种情况我可是没有想过。我猜想我这时的表情大概有点惊慌。“他们当然可以让他关门打烊，”他非常急切地继续说。“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干这种事。他城门失火，你和我这样的池鱼遭殃。到时候，谁都不会，绝对不会伸出一根指头来帮你我的忙。”
“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咱们开溜！”
我本想问问他这句话的含义，但转念一想，他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现在戴克已成了我的朋友，但他想把我们的关系再向前推进一步。我已通过了资格考试，所以就能为他提供一把保护伞。戴克想与我合伙！我还没有来得及张口，他已向我发动了攻击。“你有多少钱？”他问。
“嗯，5500美元。”
“我也有这么多。加在一起就是11000。假如每人出2000，那就是4000。一个月500，可以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电话和其他设备再化500。我们可以弄几件家具，普普通通的就成。我们小本经营，先干它6个月再说。我负责接案子，你去出庭露面。弄到的钱对半分。开销的费用，赚到的钞票，工作和时间，一切都是一人一半。”
我很紧张，但脑子也在飞快地转。“秘书怎么一人一半呢？”
“根本不需要什么秘书，”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件事他已做过深思熟虑了。“至少开头不需要。电话你我都会接，还可以装一个录音电话。我会打字，你会打字，这不就成啦！等赚到一点儿钱，再找个姑娘也不迟。”
“经常周转费大概要多少？”
“不到2000。房租呀，电话呀，设备呀，纸张呀，再加上100样小东西，也化不了2000美元。而且我们还可以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化得少，放进袋子里的就多。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嘛。”他边喝着冰茶边仔细地观察着我。过了一会，他又俯过身子说：“喂，鲁迪，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刚才是白白丢掉了22000美元啦。我们本应该得到全部手续费的嘛，22000够我们一年的开支啦。咱们自己干，弄到的钱就全是咱们自己的啦！”
律师这一行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律师与非律师建立合伙人关系。我刚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立刻便意识到毫无意义。戴克会举出一打理由来打消我的顾虑的。
“房租听起来倒蛮便宜。”我这样说，一方面是没话找话，一方面也是想看看他究竟已做了多少调查研究。
他眯起眼睛，咧嘴一笑，露出了那几颗大门牙。“我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啦。一座老房子，在麦迪逊一家古董店楼上。4个房间，一个洗手间。就在从市监狱到圣彼得医院那条路的当中。”
地点理想至极！是所有律师都梦想得到的地方。“那里的犯罪率很高呀。”我说。
“你为什么觉得房租便宜？”
“房子的状况怎么样？”
“还可以。得粉刷一下。”
“我是个很不错的漆匠呢。”
我们点的色拉来了，我把莴苣大块大块地塞进嘴巴。戴克吃得很少。此刻他的心像一匹在原野上狂奔的马，再好的食物也难以下咽。
“我必须动一动，鲁迪。有些事我知道，却不能告诉你。所以，我说布鲁索要跌大跟头的时候，你一定得相信我，他的气数尽啦。”他停了一下，拿了一颗核桃。“你要是不愿和我一起干，那么今天下午我就去找尼柯拉斯。”
尼柯拉斯是托克塞和雷奇离开之后留在事务所的唯一一个律师，我知道戴克并不喜欢他。我对戴克所谈的布鲁索的情况是否真实，也有很大的怀疑。一个星期只要看两次报纸，就可以看出布鲁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在过去几年中，戴克一直是他最忠实的雇员，而今他却准备从他身边跑开，这真使我又惊又惧。
我们慢腾腾地吃着，两人都一声不吭，各自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4个月以前，要是让我和戴克这样的人一起从事律师业务，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甚至连这样的想法本身，也会是极其可笑的。然而现在，我却无法找到足够的借口拒绝他与自己合伙。
“你是不愿意我做你的合伙人吧？”他可怜巴巴地说。
“我正在考虑呢，戴克。给我一点儿时间好吗？你这个主意太突然了，我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呢。”
“我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你究竟了解多少？”
“足以使我自己信服。你别再多问了。”
“等几个小时，我明天给你答复。”
“这很公平。我们明天都要去法院，我们早一点儿，在特鲁蒂饭店。我们可以在你办公室里谈。你今天晚上好好想想，明儿早上告诉我。”
“成交啦。”
“你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档案？”
我想了一下。有关布莱克案的一卷很厚的档案；包娣小姐的一份比较薄；还有布鲁索上周塞给我的一件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3宗。”
“把它们统统从办公室取出来，带回家去。”
“现在？”
“现在。今天下午。想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就赶快拿。但千万别让人发现，懂吗？”
“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们？”
他身体扭了一下，眼睛东张西望一番，接着微微地朝我点了点头，眼珠在变了形的镜片后面转个不停。
“谁？”
“联邦调查局特工，我想。事务所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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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布鲁索说，他可能会让我在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担当部分的答辩任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一个角色在台上短短的旁白，但我却因此而大半夜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聪明的导师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但跟与戴克合伙相比，这件事更使我担心。
我到达特鲁蒂饭店时，天还未亮。我是那儿的第一个顾客。咖啡正在煮，糖纳子还很热。我们聊了几句，但她有事要忙。
我也有事要忙。我没有读报，就忙不迭地低下头来看我的笔记。我不时抬起头来，透过窗玻璃望着空空的停车场。我睁大眼睛，以便能发现坐在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的特工人员，像电影上一样正吸着不带滤嘴的香烟，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有时候，戴克绝对可以信赖；有时候，他却又像他的外貌一样古怪。
他来得也很早。他在7时过几分买了咖啡，溜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店里的顾客已经半满。
“喂？”他说出了第一个词。
“咱们试1年，”我说。我已决定和他签一个协议，有效期仅为1年。而且协议上还得有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如不满意，可以从通知对方之日起，30天后终止协议。
他那几颗发亮的大板牙，立即龇了出来：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他隔着桌子伸出右手让我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时刻。但愿我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我还决定勒紧他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定能赚到足够的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我将鼓励戴克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切，当然，得一步一步进行。
而且，我也不会过于天真。指望戴克会远离医院，会和指望一个酒鬼远离酒吧一样困难，但我至少要尽力而为。
“你把档案弄出来啦？”他低声问，眼睛望着门口，这时正有两个卡车司机跨进门。
“是的。你呢？”
“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把东西悄悄地向外移。”
我不想再听这一类话，便把话题转到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可戴克却又把它拉了回来，继续谈论我们新的冒险计划。我们于8点钟步行会事务所。戴克对停车场上的每辆车都要瞟一眼，仿佛它们里面全都塞满了枪手。
8点15分，布鲁索还没有来事务所。戴克和我就德拉蒙德答辩书中的论点谈了谈。这里的墙洞和电话都被人装了窃听器，除了法律，我们什么都不敢谈。
8点半，还是不见布鲁索的踪影。他昨天还特别说过，8点钟要来把案卷过一遍呢。黑尔法官的法庭在市中心区谢尔比县法院，从这儿去汽车要开20分钟，何况路上会不会塞车谁也说不准。戴克犹犹豫豫地拨通了布鲁索公寓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女秘书德鲁说，她8点钟就在等他了。她打了他车上的移动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或许会直接去法院，在那儿等我们，她说。
我和戴克把案卷塞进公文包，于9点差一刻离开了事务所。他说他知道一条捷径，所以由他开车，我则在一旁浑身冒汗。我的手又潮又湿，喉咙发干。今天这个听证会，要是布鲁索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事实上，我将恨他一辈子。
“放松点，”戴克说。他伛偻着身子，操纵着方向盘，弯弯曲曲地绕过一辆辆汽车，穿过红灯。连他都能看出我是多么紧张多么害怕了！“我肯定布鲁索会来的。”他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口气却没有丝毫信心。“而且即使他万一不来，你也会干得很漂亮，不就是辩论一个申请嘛，陪审团又不到场。”
“你闭上嘴，只管开你的车，戴克。当心，别把我们两个的小命报销掉。”
“火气不小，火气不小哇。”
我们已经到了车水马龙的中心地带。我看看表，吓了一跳。已经9点啦，真的。戴克从两个行人身边擦过，把车拐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看见那边那扇门吗？”他用手指着法院的一角说。谢尔比县法院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这样干会拿到大把的钞票。德拉蒙德闲扯了31分钟，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目的也即在此。
我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比他简短。我的辩论必须清楚明了，击中要害。这样肯定能赢得一些人的赞赏。
我紧张地开始讲述与对方要求法庭驳回起诉有关的几个基本观点。听着我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黑尔法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光下垂，似乎我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笨蛋。怀疑使他面部歪曲，但至少他没有开口。我竭力避开他的眼睛。
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十分明显的案子，要求法庭驳回起诉，很少会获得法官恩准。我虽然紧张笨拙，但我坚信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吃力地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提纲上的内容，全是对方了解的事实，没有一点新东西。法官大人听了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对德拉蒙德一样，对我十分腻烦，又埋头钻研他的杂志。我讲完时，德拉蒙德要求法官给他5分钟，反驳我的发言，他的那位老朋友用手朝讲台一挥，表示同意。
德拉蒙德又不知所云地浪费了大家宝贵的11分钟。他想澄清他想到的几个问题，但他用来澄清问题的方式，却使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堕入五里雾中。
“双方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黑尔边说边站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法庭后面。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何处，便站在那儿准备跟在德拉蒙德先生后面与他同行。他倒是十分客气，甚至还用手搭住我的肩膀，夸奖我干得如何出色。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法官已脱去长袍。他站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朝两张椅子指了指。“请进。请坐。”室内光线暗淡，格调高雅，窗子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地上铺着紫红地毯，书架上一排排厚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坐下，他在思考。过了一会，他说：“这桩官司使我感到很烦，贝勒先生。我不想用毫无意义这个词，但是，坦率地说，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并未获得任何印象。这一类的官司，我真是腻透了。”
他停了停，望着我，等着瞧我的反应，但我却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我倾向于同意被告的要求，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他拉开一个抽屉，慢慢取出了几个药瓶。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他仔细地把药瓶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对我说：“也许你可以向联邦法院重新起诉，真的，你到别的地方去起诉吧。等着我审的案子实在太多啦。”他一颗一颗地数着药丸，从4只塑料瓶中至少取出了12颗。
“对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间。”他说完便朝房间对面右侧的一扇小门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心绪茫然，呆呆地瞧着那几只药瓶，恨不得他在洗手间里吃药时一口噎死。跨进办公室后，德拉蒙德还没有开过口，现在，仿佛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他突然站了起来，将屁股搁到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上，低头望着我，满脸是笑，热情如火。
“听着，鲁迪，我是个收费很贵的律师，我的事务所是个收费很贵的事务所，”他用低低的令人信任的声音说，像是在向我透露一条秘密信息。“我们接到这一类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点计算，估计一下辩护的费用。我们在把计算结果告诉委托人之前，手指头决不动一动。我已经办过许许多多案件，我对费用的估计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他扭了一下身子，准备亮出底牌。“我已经告诉大利保险公司，从目前到审讯结束，这件案子的律师辩护费将会在5万至7万5之问。”
他等着我表示这个数字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我却只是瞪着他的领带看。从对面洗手间传来一阵抽水马桶抽水的哗哗声。
“所以嘛，大利公司才授权我，向你和你的委托人提出支付7万5在庭外和解的建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大堆胡思乱想立刻从我脑海里掠过，其中最大的便是2万5千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我的律师费！它就近在眼前。
等一等。他的老搭档哈维法官即将撤消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地提出给我这笔钱？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套老把戏。哈维先用严厉的措词，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列奥再用一块天鹅绒，在我身上轻轻地揉搓。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轮番出击，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