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决不意味着大利公司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说。“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建议，有效期仅为今后48小时。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快做决定。如果不接受，那你我之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他们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这笔账很简单嘛。大利公司可以省点钱，而且不必冒被陪审团做出胡乱裁决的风险。他们不喜欢被人起诉，你懂吗？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不愿意出庭作证浪费时间。他们喜欢安安静静，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公开曝光。保险行业里的竞争可是你死我活呀，他们不愿意让对手听到风声。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此案了结，理由真是多得很哪。让你的委托人拿了这笔钱然后就不声不响，理由也同样是多得很哪。再说，这笔钱里的一大半，都无需交税，真的。”
他心平气和。即使我大谈这个案子的意义，大骂他的委托人是如何混账，他也会满面微笑，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他就像从鸭子背上往下淌的水，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他此刻只是一心想让我同意收下这笔钱，我哪怕骂他老婆偷人，他也决不会生气翻脸。
对面的门开了，法官大人从他专用的小洗手间踱了出来。现在轮到列奥的膀胱发涨了，他于是钻进了洗手间。一个刚下场，另一个又登台。
“血压高，”黑尔在桌子后面坐下，整理药瓶，自言自语。高得还不够，我想说。
“这桩案子意思不大，小伙子。我或许可以给列奥加点压力，让他提出个解决办法。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嘛，你知道。别的法官不干这种事，可是我干。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就想把它办掉，干吗要拖拖拉拉呀。保险公司可能会丢给你一点钱，他们可不乐意让列奥1分钟收1000块呀。”他哈哈大笑，好像这真的很有趣似的。他笑得满脸通红，开始咳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列奥在厕所里的模样。他一定是脸贴在门上，竖着耳朵偷听我们的谈话。那里即使装了一个传声器，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他咬个不停，一直咬出了眼泪。我等到他停止咳嗽，才开口说：“刚才他提出把本案的辩护费给我结案。”
黑尔是个蹩脚演员。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多少？”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
“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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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药水和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我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是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加了锁贴了封条的那个旧地址。我在名片背面写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她。
“做个交易吧。我决不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需要我，这是我家里的号码。要是他伤害你，我希望能知道。”
她接过名片。我匆匆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候诊室。
在这座建筑的6楼，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肿瘤部。瓦尔待·科德博士是唐尼·雷的主治医师。在目前，这意味着他给他吃些药片和其他药品，眼睁睁等着他的死亡来临。最初开出化疗处方的是科德。进行化验并确定隆尼·布莱克的骨髓完全可以用来为他的孪生兄弟进行骨髓移植的，也是科德。他在审讯时将是至关重要的证人，假如这件案子将来能够得到审理的话。
我给他的接待员留下了一封3页的信。我希望在他方便的时候和他谈一次话，而且这次谈话最好能够免费。医生们一般都很讨厌律师，哪怕是仅仅和我们闲聊一阵，也要按时间向我们索取高额的费用。但科德和我属于同一阵营；设法打开和他对话之门，对我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在孟菲斯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地区，沿着这条街道慢慢地向前逛。我不看街上的车辆，不理迎面走来的行人，我只想尽力认出剥落褪色的门牌号码，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个社区似乎曾一度被人们废置，这当然合情合理；目前正处于重振雄风的过程之中。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房屋，进深却有半个街区那么长，正面用砖和玻璃砌成。大多数房屋都是连成一片，少数房屋中间有小巷将彼此隔开。许多大门仍用木板牢牢封住，有两幢若干年前已经烧成灰烬。我走过一家洗衣店、一家花店和两家饭店。一家饭店的桌子就放在人行道上，但天棚下面却不见顾客。
出土珍宝古董店在一个角落上。这幢屋子外表倒蛮清洁，砖墙刷成了深灰色，窗户上面撑着红色的凉棚。房子有两层。我的视线射到二楼时，我猜想我是找到我的新家啦。
由于别无他门可入，我便走进古董店。在狭小的门厅里，我看见了一个楼梯井，顶上亮着一盏似暗似明的灯。
戴克正在等我。他一脸的得意。“你觉得如何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任何东西看上一眼，他就口若悬河地吹了起来。“4个房间，差不多有14英尺呢，而且还有洗手间。不坏呀，”他拍拍我肩膀说。接着他向前一跃，又180度转过身来，伸开双手。“这里可以用作接待处。将来雇了秘书，就让她在这儿干接待。只需要粉刷一下。房间里全是硬木地板。”他跺了跺脚，好像我看不见地板似的。“天花板12英尺。墙是石膏灰泥板，粉刷起来容易得很呢。”他做了手势让我跟着他。我们跨过一道敞开的门，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一边一个房问。这个房间最大，我想你用最合适。”
我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一看，不由得既惊又喜。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长宽大约都有15英尺，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街。室内空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平整而又富有弹性。
“那边是第三个房问。我觉得可以做会议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保证决不会把它弄得一团糟。”他在拼命讨我喜欢，我却有点儿为他难过。放心吧，戴克，我喜欢这儿。你干得很棒。
“再前边就是厕所，需要打扫粉刷。或许找个水电工来。”他退回到前面的房问。“觉得怎么样？”
“能行，戴克，房东是谁？”
“楼下那一对专卖假冒伪劣货色的老夫妻。顺便告诉你，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用得上。桌子啦，椅子啦，灯具啦，甚至还有旧的文件柜。很便宜，样子也不差，跟我们的装模计划还是蛮相配的呢。而且，他们还同意我们按月分期付款。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挺高兴。我想，他们已经被抢过好几次啦。”
“这倒是让人感到安慰。”
“是呀，我们在这儿就是要多加小心。”他给了我一本从夏尔文一威廉姆斯商店取来的布样标本。“我看最好用白色的窗帘。不费工又省钱。电话公司明天来装电话。电已经接通。你瞧瞧这个。”窗旁是一张牌桌，上面散乱地摊着一些文书，桌子中央有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戴克已经找过印刷商。他把我们新事务所信纸信封的各种设计图样给我瞧，我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顶部，他作为律师帮办名字印在角落上。“从街上一个印刷所搞来的。价格很合算。两天左右就可以交货。就先印500张信纸信封吧。还想看点儿什么？”
“我晚上想一想。”
“打算何时粉刷？”
“呃，我想我们——”
“我看咱们辛苦一天就可以干完啦，如果只刷一遍的话，真的。今天下午我就把材料搞来，争取先干起来。明天你能帮点儿忙吗？”
“肯定可以。”
“有几件事得决定一下。要不要弄个传真机？现在就买还是等一等？电话公司明天来人，记住了吗？复印机怎么说？我看不买，现在不要买。我可以每天跑一次复印店。我们需要一架录音电话。好一点的要80元一部。如果你想买，我就去办。我们还需要到银行开个户头。我认识第一信托银行的支行经理，他说每个月可以免费给我们30张支票，而且存款利率可以高到两个百分点。这可是十分优惠呀。我们需要买点支票簿，因为我们需要付一些账单，你知道。”他突然看了看表。“哎哟，我差点忘啦。”
他揿了一下电视机的按钮。“起诉书已于1小时前公布，指控布鲁索、本尼（普林斯）·托马斯、威利·麦克斯旺等人犯有100余条罪状。”
电视台正在广播午间新闻。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镜头，便是我们以前的事务所。特工人员把守着大门，大门在当时尚未被封。记者解释说，事务所的雇员获准可以自由进出，但不得取走任何财物或文件。第二个镜头拍的是文克森脱衣舞俱乐部的外景，联邦调查局侦探也已查封了这家俱乐部。“起诉书说，布鲁索和普林斯插手3家俱乐部，”戴克说。电视台的播音员证实了他的话。接着播出的几个镜头，是从前的一次审讯，我们的前任老板正阴沉着脸，在法院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发出了逮捕令，但至今不知斯通先生和托马斯先生的行踪。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两位绅士已经逃离本地区。正在进行人范围的搜捕。
“跑吧，布鲁索跑吧。”戴克说。
这案子本身就很有刺激性。它涉及到当地的坏蛋、一个喜欢炫耀的律师、几个警察和色情行业。如今案犯漏网潜逃，不啻是火上浇油，记者们自然要大显身手。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镜头：警察被捕；又一个脱衣舞俱乐部，这一次拍出了裸体舞女们大腿往下的部分；联邦检察官向媒体宣读起诉书。
接着出现的镜头令我心碎。他们封闭了尤吉酒家，在大门把手上绕上铁链，门口布置了警卫。他们说它是普林斯·托马斯这个黑帮头头的总部。联邦调查局侦探昨夜破门而入时，没有发现任何现钞，这似乎使他们大为惊奇。“跑吧，普林斯跑吧。”我自言自语。
与这件案子有关的消息，占去了午间新闻的大部分时间。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戴克关掉电视说。
我们不声不响地想了几秒钟。“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指着牌桌旁边的一只箱子问。
“我的案卷。”
“有什么好东西吗？”
“足够开销两个月的账单。几件小车祸。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还有一件人命案，是我从布鲁索那儿拿来的。实际上，我并没有拿，而是他上周把卷宗交给我，要我对里面几张保险单进行一番研究，就这样自己留在我办公室里的。现在都在这儿啦。”
我怀疑箱子里还有别的档案，可能也是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里捞来的，但我不想打听。
“你看联邦调查局会找我们谈话吗？”我问。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取出任何一件他们会感兴趣的档案。我们干吗担心？”
“我很担心。”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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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些日子戴克心情激动，难以抑制。尽管没有律师执照，却照样能有一个自己的事务所，平分一半的收入，这确实使他心潮难平。只要我不碍他的手脚，他准能在一周内把事务所整得焕然一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干劲。他也许有点过于卖力了，我得让他休息休息。
但是，当我的电话第二天又在太阳升起之前把我从梦中吵醒，听筒中传来的又是他的声音时，我心里实在不高兴。
“看到报纸了吗？”他问，声音颇有点儿兴高采烈。
“我不是在睡觉嘛。”
“对不起。你恐怕不会相信，布鲁索和普林斯又上了头版啦。整整一版呢。”
“你就不能等个把钟头再告诉我吗，戴克？”我决心现在就纠正他这种粗鲁的习惯。“你想4点钟就醒，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别在7点，不，8点以前来吵我。”
“对不起，不过，还有更大的新闻呢。”
“什么新闻？”
“你猜猜，昨天晚上谁翘辫子啦？”
真是见他的鬼！孟菲斯这么多人，我怎么能知道昨儿夜里死了谁？“我不猜，”我对着话筒厉声说。
“哈维·黑尔。”
“哈维·黑尔！”
“对。心脏病突发，倒在他家游泳池边上，一命呜呼啦！”
“是黑尔法官？”
“就是那个家伙，你的好朋友。”
我坐在床边上，竭力想驱走纷乱的思绪。“这真难以置信。”
“是的。我听得出，你现在心里很乱。头版上有一篇写他的文章，在市内新闻栏，还配了一张大照片，穿着法官的黑色长袍，神气得很哪。什么狗屁东西！”
“他多大年纪？”我问，似乎这很重要。
“62岁。法官当了11年，出身名门。报纸上全写得一清二楚，值得你一读呢。”
“好，我会读的，戴克，再见。”
今天的报纸似乎比平时厚了一点。我知道，这是因为至少有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布鲁索和普林斯的光辉业绩。一篇报导后面接着又是一篇。他们俩还没有被人发现。
我的目光扫过头条新闻，落在市内新闻栏，迎面向我致意的是哈维·黑尔法官大人多年以前拍的一张旧照片。我一篇一篇读着他的同事们写的悲哀的悼念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挚友兼同窗列奥·F．德拉蒙德。
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那些有关谁会接替他的猜测。州长将会任命一位接班人，在下次大选前担任法官。本县的居民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但在巡回法院的19名法官当中，只有7名是黑人。有些人对此甚为不悦。有位年迈白人法官去年退休时，有人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用黑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但未能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名列第一的那位候补者，是我的新朋友狄龙·基普勒，布克事务所里那个哈佛毕业的合伙人。不久前我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时，他给我们讲授过宪法。尽管黑尔法官一命归天还不到12小时，但这篇文章说，明智的人物都普遍看好基普勒，认为他很有可能做他的继任。有人引用孟菲斯直言不讳的黑人市长的话说，他和其他领导人将极力促成对基普勒的任命。
州长目前不在孟菲斯．无法请他就此发表看法，但他是个民主党，明年又将竞选连任。这一次他会顺水推舟的。
9时正，我已经坐在巡回法院的文书室，翻阅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卷。我轻松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黑尔法官大人，在他过早地离开人间之前，并未签署一道命令，驳回我们的起诉。我们仍在局中。
在他的法庭门上，挂着一只花圈。多么令人心动！
我在投币电话亭拨通了廷利·布里特事务所的电话，找列奥·F．德拉蒙德。几分钟以后，便听到了他的声音，这使我颇为惊讶。我为他失去了一位朋友，向他表示同情，接着便告诉他，我的委托人决不接受他提出的结案条件。他听了似乎很吃惊，但也无话可说。上帝保佑他的心脏！他此刻心里决不会轻松。
“我想这样做是个错误，鲁迪。”他耐心地说，仿佛他真是在为我考虑。
“可能。不过，做决定的是我的委托人，而不是我。”
“噢，那好吧。这意味着我们要打一仗啰，”他用单调的语气闷闷不乐地说。他没有建议给我们更多的钱。
在接到资格考试的结果以后，我和布克已通过两次电话。不出我所料，他对自己的失败轻描淡写，把它看成是一个暂时的小挫折。同样不出我所料，他为我的成功，打心底里感到愉快。
我走进这家小餐馆时，他已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我们相互问候，热情得像是数月未见。我们没有看菜单，就要了茶和秋葵汤。两个孩子很健康，查莲也很棒。
他仍有可能通过考试，这种想法一直在支撑着他。我以前并不了解他的成绩，实际上他的总分只比及格分数线少一分。他已经提出复审的请求，资格考试委员会正在重新检查他的试卷。
马尔文·香克尔对他考试失败十分不快。他下一次最好能够顺利过关，否则事务所不得不另请高明。即使此刻谈起香克尔，布克仍然无法掩饰自己沉重的心情。
“狄龙·基普勒好吗？”
布克认为对基普勒的任命，已十拿九稳。今天上午，基普勒见过州长，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唯一可能出现的障碍是钱。作为香克尔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每年的收入在12万5至15万之问。而法官的年薪却只有9万。基普勒固然有老婆孩子要养活，但马尔文·香克尔希望他坐上法官席。
布克对布莱克一案记忆犹新。事实上，从我们第一次去过柏树花园，他就没有忘记多特和巴迪。我把案子的现状告诉了他；当我说到这个案子目前正在巡回法院第8分庭等待法官审理时，他放声哈哈大笑。我又向他叙述了3天前在前任法官黑尔办公室如何被那两个耶鲁的高材生德拉蒙德和黑尔踢来踢去的经历。当我谈到唐尼·雷和他的孪生兄弟，以及由于大利公司的原因骨髓移植未能进行时，布克听得特别仔细。
他在听我叙述时，一直面带微笑。“没有问题，”他反复说。“如果狄龙得到了这一任命，他一定会了解布莱克案的详情。”
“这么说，你是可以跟他谈一谈的啰？”
“何止是跟他谈一谈，我要去鼓动他。他对特伦特和布伦特无法容忍，对保险公司更是恨之入骨，老是起诉他们。保险公司掠夺的是什么人？你以为仅仅是中层阶级的白人？”
“所有的人。”
“说得对。我将非常乐意找狄龙谈一谈。而且，他一定会听得进的。”
侍者送上了秋葵汤，我们又在里面加进了辣椒沙司，布克加得比我还要多。我跟他谈了我新成立的事务所，对新的合伙人却只字没有提。他对我原来工作的事务所，提了许多问题。如今全市都在叽叽喳喳地谈论布鲁索和普林斯。
我把知道的事统统告诉了他，有几个细节还添了油加了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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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我们这个官司众多法官应接不暇的时代，刚刚谢世的哈维·黑尔法官，给后任遗留下的备审案件目录，却是特别地井井有条，上面居然没有一件积案。之所以能如此，有几个充分的理由。第一，他特别懒惰，有时间宁愿去打高尔夫。第二，他对于驳回原告的起诉，雷厉风行，毫不拖泥带水，假如案子触犯了他固有的保护保险公司和大企业的原则。正是因此，许多原告律师都对他敬而远之。
要想避开某位法官，办法也不是没有。那些老练的律师，常常玩些小花样，巴结管案子档案的女办事员。布鲁索当了20年律师，熟悉这些奥妙，怎么居然让我就布莱克案提出起诉，而不设法避开哈维·黑尔？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如果有朝一日他被人带回来，我可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但是现在，黑尔已经不在人世，生活又重新变得美好。不久之后，狄龙·基普勒将接办这个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案件。
由于多年来一直受到普通公民和律师双方的批评，为了加速司法过程，不久前对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对一些鸡毛蒜皮诉讼的限制，规定了完成审讯前各种手续的强制性截止日期，赋予了法官强行立案的更大的权力，并鼓励法官在调解结案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执行这些规定的目的，全在于使民事诉讼制度更为合理。
在这一大堆新的规则中，有一种程序被人们称为“快轨运作”，其目的是使某些案件能以比其他案件更快的速度受到审理。“快轨运作”这个术语，立即成了律师界的行话。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可以要求将案件“快轨运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有几位被告会同意加速走向被告席呢？因而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通常，只有在争议明确、事实清楚但辩论激烈、只需要法官裁决的情况下，才会应用“快轨运作”这一程序。
由于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是我手头唯一真正拥有的案件，我当然希望能“快轨运作”。一天早上喝咖啡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克。布克接着便告诉了基普勒。由此，司法系统开始了运转。
就在基普勒接受了州长任命的第二天，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是我不久前去过的黑尔用的那同一间办公室，但已经面目全非。黑尔的书籍和纪念品正在装箱。书架上除了灰尘，便是空空如也。窗帘已经拉开，黑尔的办公桌也已经搬走。我们就坐在折叠椅上交谈。
基普勒不到40岁，声音柔和，眼睛一眨也不眨。他极其聪明，人们普遍认为他正处于上升的途中，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联邦法官。我感谢他帮助我通过了资格考试。
我们谈东说西。他说了一些哈维·黑尔的好话，但对他办案数量之少深表惊疑。他已看过了所有案子的材料，并且从中挑出了几件准备加速审理。他已做好行动准备。
“那么你认为布莱克一案应该‘快轨运作’？”他问。他的话说得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
“是的，先生。这件案子并不复杂，不需要有很多证人。”
“录了多少证词？”
我迄今还没有笔录过一份证词呢。“我不能十分肯定。10个以下吧。”
“你在获取文件方面，将会遇到麻烦，”他说。“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每次都是如此。我起诉过许多保险公司，他们从来不会把档案一份不漏地交给你。要拿到你有权拿到的全部文书，咱们可得化点时间呢。”
我喜欢他说“咱们”时的那种口气。而且，他这么说也无可非议。法官有许多职责，其中之一便是执法。协助双方在审讯前取得有权取得的证词，是他应尽的义务。但基普勒确实显得有点偏袒我方。不过，我觉得这同样无可非议。他德拉蒙德用链条牵着哈维·黑尔，不是牵了许多年嘛。
“提交一份要求对这件案子‘快轨运作’的书面申请，”他说着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被告一方定会反对。我们举行一次听证会。除非我从另一方听到什么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否则我就对你们的申请予以批准。我给你4个月取证。笔录证词、交换文书、书面质询等等，有4个月足够了。一待取证结束，我马上开始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