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愣在那里，说不出话。一想到这么快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在陪审团面前与列奥·F．德拉蒙德及其同伙唇枪舌剑，我不由得胆战心惊。“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的，”我说，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下面的三招是什么。但愿我讲话的口气没有泄露我此刻的心情。
我们又谈了一会。我临走时，他叫我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
才过了1小时，我就差点儿要给他打电话。我回到办公室时，廷利·布里特事务所送来的一个胀鼓鼓的大信封，正在恭候我。列奥·F．德拉蒙德在深深哀悼挚友的同时，一直没有闲着。那架提出申请的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
他提出的第一个申请，是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这是在我和我的委托人脸上，客客气气地打了一个耳光。由于我和我的委托人都很贫穷，德拉蒙德声称，他对我们交纳诉讼费的能力感到担忧。这种情况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假如我们最终打输了官司，法官命令我们交纳双方承担的全部诉讼费用。他提出的第二个申请，根据对微不足道的案件进行限制的规定，要求法庭对我和我的委托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第一个申请不过是装腔作势。第二个则是十足的卑鄙。两个申请都附有长长的漂漂亮亮的诉状，诉状上还辅以适当的脚注、索引和参考书目。
在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以后，我断定德拉蒙德提出这两个申请，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一点。他们明知法院不会批准这些协议，仅仅想以此向我表明：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大军在短短的时间里能生产出多少法律文书，而且这还仅仅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由于任何一方都必须就对方的申请做出答复，由于我不愿接受和解的方案，德拉蒙德在向我发出警告：他将让我在纸堆中窒息而死。
事务所的电话还没有响过。戴克不知在城里什么地方。我不愿猜测他正在何处淘金。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玩这种申请游戏。想起我那令人揪心的瘦小的委托人，想起他所受的折磨，我就斗志昂扬，干劲倍增。我是唐尼·雷唯一的律师，区区几张纸，绝不可能让我放慢脚步。
我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都给唐尼·雷打电话，通常是在5点前后。几个星期前我给他打了第一个电话后，多特曾经告诉我这个电话对他意义有多大，从此我就天天给他打。我们谈的东西五花八门，但从不涉及他的疾病，也避而不谈这桩官司。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拣有趣的告诉他。我知道，我的这些电话，已经成了他那暗淡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天，他的声音很有力。说是早就起了床，一直坐在前面的门廊上。他很想能到哪儿去消磨几小时，离开家和父母。
我7点钟把他接上车，到附近一个烤肉店吃了晚饭。他遭人瞪了几眼，但似乎并不在意。我们聊着他的童年，谈着当年格兰杰街上少年团伙横冲直撞时发生的一些趣闻。我们有时还大笑，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但谈话使他疲倦。他很少碰桌上的食品。
天黑以后，我们开车来到露天集市附近的一个体育场。在相邻的两个场地上。正在进行两场棒球比赛。我一边将车驶进停车场，一边打量比赛的球队。我在寻找穿黄色球衫的球队。
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面长着青草的斜坡上。斜坡位于右边一个球场的尽头，我们附近没有人。我从汽车行李箱中取出事前从包娣小姐汽车房借来的两把草地上坐的折叠椅，扶着唐尼·雷落了座。他自己可以行走，而且决心很大，尽量不要我帮助。
时值夏末，黄昏时的气温仍然高达90华氏度右右。温度很高，仿佛可以看到缕缕水气在缓缓流动。我大汗淋漓，衬衫紧紧地贴着后背。中心球场上空那面饱经风霜的旗帜，低垂在旗杆上纹丝不动。
球场平整美观。外场刚刚刈过的草皮又厚又密。内场是泥地，寸草不长。球场设有球员休息处、简易的观众区、裁判区和装有灯光的记分牌。在两个球场之间，是租地营业的摊贩。这儿正在举行慢投垒球甲级联赛，参赛的都是优秀队员。不管你同意与否，反正他们自认优秀。
比赛的两支球队，一支名叫PFX装卸队，队员们身穿黄色球衫；另一队是军队剩余物资队，绿色球衫上印着他们的绰号“枪手”。比赛挺当真的。球员们嘴里叫喊着，像疯子一样飞奔。时而高声相互鼓励，时而又嘲笑对方的球员。接球时像鱼一样跃起，滑垒时躬着身子几乎头点地。他们偶尔与裁判发生争执，出局时又气得把球棒摔出老远。
我念大学时，也玩过慢投垒球，但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些球员仿佛一门心思只想把球打出围栏，对别的则满不在乎。他们的这一目标有时倒也能实现，而本垒打那种高傲的步态，连巴比·鲁斯也会感到汗颜。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竞技状态颇佳，但过于趾高气扬，而且身上的装束也远远超过必需的限度。人人都带着手套和宽宽的腕套。脸上有睫毛膏留下的黑色斑点。防守时还要换不同的手套。
这些球员中的大多数还有待于被人发现。他们仍在做着球星梦。
有几个球员年龄稍大。他们肚子大步子小，在垒与垒之间冲刺和追赶腾空球的那副模样，实在令人捧腹，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身上的肌肉松弛晃动的声音。但他们比小伙子们还要卖力，他们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唐尼·雷和我很少交谈。我给他买了汽水和玉米花，他谢谢我，并已感谢我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特别注意观看PFX装卸队的三垒守垒员。此人肌肉发达，手脚麻利，动作优美，认真积极，而且骂起对手来脏话连篇。在打完一局之后，我望着他走到球员休息处旁的围栏边，与他的姑娘交谈。凯莉微微一笑，我从坐的地方可以看见她的酒窝和雪白的牙齿，克利夫则放声大笑。他在她的唇上迅速啄了一口，又昂首挺胸走回自己的球队，准备继续比赛。
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一对恩爱鸳鸯。他对她热情似火，要让伙伴们看到他的亲吻表演。他们对彼此的欲望，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她倚在围栏上，身旁放着一副拐杖，脚上上了薄薄的石膏。她独自一人，远离观众和球迷。她不可能看见坐在球场对面的我，但我仍旧顶着一只帽子，以防万一。
我不知道她假如看见了我，会有何反应。或许什么反应都不会有，除了把看见当成没有看见。
看见她快乐健康，与丈夫和睦相处，我应该感到高兴。殴打显然已经停止，我对此感到欣慰。想起他用棒球棍狠揍她的情景，我就恶心欲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得到凯莉的唯一可能，却是他对她的折磨继续不断。
我为自己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憎恨自己。
克利夫在本垒挥棒猛击投来的球，球飞过左边的电灯，落在场外，无影无踪。这一击的力量实在惊人，他摇摇晃晃地连续跑过几垒，一边朝凯莉高叫，一边跨进三垒。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运动员，比在场的任何球员都要出色。他要是挥舞着棒球棍朝我扑来，我无法想象我会感到何等的恐怖。
也许他已戒酒。也许在清醒的状态下，他不会继续虐待她。也许时间已到，我该拍拍屁股走路。
又过了一个小时，唐尼·雷已是昏昏欲睡。我们在途中谈了谈他笔录证词的事。今天我已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法院批准我尽快笔录他的正式证词，以供将来审讯之需。勿需多久，我的委托人身体就会过于虚弱，无法坚持长达两小时的取证会，回答一大批律师的询问。我们得抓紧。
“我们最好快点儿进行，”汽车驶上他家车道时，他轻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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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果我的心情不是如此紧张，我会觉得这个场面十分可笑。即使一个心不在焉的旁观者，也肯定能瞧出它的喜剧性，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谁的脸上都找不出一丝笑容。我自己更是如此。
我独自坐在律师席上，面前整整齐齐地堆着一叠叠申请书和答辩状。手头的两本拍纸簿，记满了笔记和需要迅速查阅的资料，按战略需要依次排列，信手即可拈来。戴克坐在我的身后，但却不是坐在我背后那张桌子上，而是坐在栏杆后的一张椅子上，离我至少有三臂之遥，对我不可能有任何帮助，因而我就显得形单影只。
我觉得非常孤独。
在狭窄的过道的另一边，被告律师席上挤满了人。面对着法官，坐在正中的当然是列奥·F．德拉蒙德。他的助手分坐两旁，一边两个。德拉蒙德60岁，毕业于耶鲁，有着长达36年的出庭辩护经验。T．皮尔斯·摩尔豪斯39岁，耶鲁校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出庭经验14年。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31岁，毕业于哥伦比亚，虽然还不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辩护经验也已有6年。小M．亚历克·普伦克28岁，律师刚当了两年。此人今天突然在被告律师团中亮相，其原因不言自明：他是哈佛毕业生。此刻主持听证会的狄龙·基普勒法官大人也是哈佛毕业生。毕业于哈佛的黑人律师，在孟菲斯十分罕见，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恰恰有这么一位，他因而也就来到了这里，无疑是想与他法官大人拉拉关系。假如事情进展顺利，那边的陪审席将来也会坐满陪审员。本县登记的选民黑人占了一半，可以有把握地断言，陪审团中的黑白成员也将是一半对一半。小M．亚历克·普伦克可望在与某些陪审员建立心照不宣的和谐与信任关系方面派上用处。
万一陪审团里碰巧有一位柬埔寨裔的女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也会在他们人才库的底层，挖出另一个柬埔寨女人，把她派到法庭上来。对此，我坚信不疑。
大利公司律师团的第五位成员是布兰登·富勒·格罗。十分遗憾，他的姓氏后面没有序数词；名字前面也莫名其妙地未加字母。我实在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称自己为B．富勒·格罗，那样岂不更与大事务所律师的身份相符？他今年27岁，两年前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孟菲斯州大，留下了很大的影响。我刚进法学院时，他简直是个神话般的人物，我第一年的考试，还是靠死记硬背他从前的笔记对付过去的哩。
不算小M．亚历克·普伦克为一名联邦法官工作的那两年，被告律师团出庭辩护的经验，也有58年之久。
而我在不到一个月前，才刚刚领到律师执照。我的助手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已达6次之多。
昨儿晚上，我在孟菲斯州大图书馆深挖细找时，做了上面这一道算术题。州大图书馆这个地方看来我还不能撤离。鲁迪·贝勒法律事务所拥有的法律书籍，总数仅为17本，而且全是读书时留下的剩余物资，毫无实际用处。
坐在对方律师身后的那两位，脸上有着大公司的人特有的执拗傲慢神情，我猜想他们准是大利公司的高级主管。其中一位脸很熟。上次辩论驳回起诉的申请时，我想他在场。我当时对他不太注意，现在也不太把他们放在心上。我要考虑的已经够多啦。
此刻，我相当紧张。幸好现在坐在堂上的不是哈维·黑尔，否则我就要瘫成一团啦。事实上，要是他还在世，我恐怕根本就到不了这儿。
但现在主持听证会的是狄龙·基普勒大人。他和我最近通了许多次电话。昨天他在电话上告诉我说，今天是他正式就任的第一天。他虽然已经签署过几道命令，办过几件普通的小事，但今天将是他裁决的第一个争议。
基普勒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德拉蒙德提出了一件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他声称，向布莱克出售保单的经纪人博比·奥托，作为本案被告之一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但我们认为，奥托仍是田纳西州的居民。他是一位被告。同是田纳西居民的布莱克氏，则是原告。而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公民资格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才能应用联邦司法系统。既然奥托居住在本州，这一理由，而且仅凭这一理由，就足以使本案不能移送联邦法院审理。尽管如此，德拉蒙德却仍然提出了一份长长的辩护词，来证明奥托不应作为被告。
只要哈维·黑尔担任法官，巡回法院就是寻求正义的理想之地。一旦基普勒接办这一案件，要想获得正义和公平，那就只能去联邦法院。德拉蒙德这一申请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他选择的时机。基普勒把这看成对他本人的公然侮辱。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不管他是对是错。
我们开始辩论待决的申请。除了要求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德拉蒙德还提出过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以及要求对原告进行经济惩罚的两件申请。我对后者表示了激烈的反对，并且提出了要求对他们处以罚款的反诉，理由是他要求惩罚我们的申请既是没有意义的，又是卑鄙的。据戴克说，在许多案件的诉讼中，有关经济惩罚的争论，往往会发展成一个单独的官司，最好的办法是避开这种争论。我对他的建议，态度十分谨慎。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他常常爱说：“鲤鱼人人会烧。难就难在把它钓到手。”
德拉蒙德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讲台。由于申请是按提出的时间先后进行辩论，他首先阐述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的申请。他估计本案审讯完毕，诉讼费可能需要1000美元，而他，嘿，真糟，却有点担心：万一我方败诉需要交纳诉讼费时，我和我的委托人都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让我暂时打断你一下，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法官深思熟虑地说。他用词谨慎，声音有力。“我这儿有你的申请书，我这儿也有你论证申请的辩护状。”他拿起案卷朝德拉蒙德摇了摇。“你已经讲了4分钟，而你说的全是这里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你有新的内容补充吗？”
“呃，法官大人，我有权——”
“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我完全有能力阅读并且读懂，而且，我得说，你的写作能力很强。假如你没有新的内容需要补充，那我们干吗要坐在这儿？”
我敢肯定，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瘪，但他却若无其事，仿佛这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不过是想对法庭有所帮助而已，大人。”他微笑着说。
“驳回，”基普勒干脆利落地说。“继续。”
德拉蒙德毫不失态地稳步继续向前走。“好的。我们下一个申请是要求对原告进行经济惩罚。我们认为——”
“驳回。”基普勒说。
“大人？”
“驳回。”
戴克偷偷溜到我的背后，在书记官将发生的这一切正式记录在案的同时，过道另一侧律师席上的4颗脑袋不约而同地一齐低了下去。我猜想，他们准是在用粗体写下“驳回”这两个字。
“双方均已提出实行经济惩罚的请求，本庭一律驳回，”基普勒正视着德拉蒙德说。我的鼻子上挨了一击，算不上重也算不上轻。
在一个每小时谈活收费350美元的律师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把他腰斩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德拉蒙德怒视着因此而得意洋洋的基普勒。
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律帅，脸皮很厚，决不愿当众流露一个巡回法院低级法官在他心中引起的不快。“很好。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吧。我想就我们提出的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请求做一发言。”
“我同意，”基普勒说。“我首先要问你，黑尔法官承办本案时，你为何没有要求移交联邦法院？”
德拉蒙德胸有成竹。“大人，当时原告刚刚起诉，我方还在研究博比·奥托作为被告是否合法的问题。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对方把奥托列为被告，完全是为了使本案绕过联邦法院。”
“这么说，你一直想把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啰？”
“是的，大人。”
“即使在黑尔法官承办本案的时候？”
“你说得对，大人”，德拉蒙德热切地说。
谁都可以从基普勒脸上看出，这种说法他根本不信。而且，所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信。但这毕竟只是个小小的细节，基普勒点到为止。
德拉蒙德继续为自己的申请辩解，不动声色。他已经和成百名法官打过交道，并且以面对法官毫无畏惧而闻名。只有经过许多年的锻炼，在许多法庭上打过许多次官司以后，在穿着黑袍坐在庭上的那些人面前，我才能挺直腰板，无所畏惧。
他谈了大约10分钟，正在滔滔不绝地叙述他的辩护状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的论点，这时基普勒突然打断了他。“对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你还记不记得仅仅几分钟以前我提的那个问题：今天上午你是否有新的东西需要向本庭陈述？”
德拉蒙德双手停在半空，张着嘴，不知所措地瞪着法官。
“你究竟记不记得？”基普勒问。“问题提了还不到15分钟呢。”
“我想我们来此的目的是对申请进行辩论，”德拉蒙德颇为干脆地说。他那冷静的声音，突然变得有点儿粗声粗气。
“噢，确实如此，你如果有新的内容补充，或者想澄清一个模糊的论点，我将十分乐意听听。可你却在不断重复我手上拿着的这些东西。”
我朝左侧瞟了瞟，瞥见了几张十分严峻的脸。他们的英雄正在遭难，这可不是那么好玩。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感觉：过道左边的这几位朋友，对待本案认真的程度，超出了一般。去年夏天我在一家事务所打工时，跟随过不少被告辩护律师，他们办案的态度都差不多。拼命辩护，高额收费，审讯一有结果马上开溜。因为总是有一大堆新的案子等你办理。
我觉得在左侧的被告律师席上，笼罩着一种恐惧的气氛，这肯定不是由我引起的。在与保险有关的诉讼中，标准的做法是事务所指定两名律师为被告做辩护。律师总是成双成对出庭。不管案子是大是小，事实是否清楚，争论是否激烈，工作量是多是少，反正你得有两名被告辩护律师。
可现在对方却是5名！对我来说，这似乎太过分了。那边一定有点儿什么花头，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恐惧。
“你将本案移送联邦法院的申请，本庭予以驳回，德拉蒙德先生。案件仍由本庭审理。”基普勒用坚定的语气说。话音刚落，他已在申请书上签好名。过道左侧虽然对此裁决不满，但却尽力克制，脸上很少流露。
“还有别的问题吗？”基普勒问。
“没有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收起文件，离开了讲台。我用眼角瞟着他。他在走回被告律师席的途中，朝大利公司那两个高级管理人员溜了一眼，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眼中有明显的恐惧。我的两臂和两腿，立刻起满了鸡皮疙瘩。
基普勒这时突然改变了航向。“现在开始辩论原告的申请。申请有二。一是请求将本案‘快轨运作’，二是加速进行唐尼·雷·布莱克的笔录证词。两项申请互有联系，所以，贝勒先生，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在一起处理呢？”
我站了起来。“完全可以，大人。”
“你能在10分钟之内结束你的发言吗？”
我刚刚目睹了德拉蒙德遭受的灭顶之灾，因而立即决定采取与他截然不同的战略。“呃，法官大人，我的意见在辩护状中已经陈述清楚。我确实没有什么需要补充了。”
基普勒朝我热情地微微一笑：一位多么聪明的年轻律师啊。他立即调头向被告进攻。“德拉蒙德先生，你对‘快轨运作’本案的申请，已经表示反对。什么道理？”
被告席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T．皮尔斯·摩尔豪斯慢腾腾地站起来，整了整领带。
“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就此发言。我们认为本案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准备，才能进行审讯。‘快轨运作’将会不适当地加重双方的负担，在我们看来确是如此。”摩尔豪斯话说得很慢，小心翼翼地选择着用词。
“胡说八道。”基普勒眼睛一瞪，说道。
“大人？”
“我重复一遍：胡说八道。我问你，摩尔豪斯先生，作为被告辩护律师，你是否曾同意对一个案件进行‘快轨运作’？”
摩尔豪斯皱着眉头，把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右脚。“嗯，呃，同意过的，大人。”
“好。你把那个案子的名称，和受理该案的法庭告诉我。”
T．皮尔斯六神无主地望着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希尔三世又用求助的目光望着小M．亚历克·普伦克。德拉蒙德先生低着头，他面前放着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文卷，比起同事的目光，对他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嗯，法官大人，我得回去查一下，才能答复你。”
“下午3点以前给我打电话。要是到3点钟你还没有打电话，我就打电话找你。我非常想听听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件的情况。”
T．皮尔斯像腹部被人踢了一脚，腰突然向下一弯，吁出了一口粗气。我仿佛可以听见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计算机在深夜发出的怒吼，它们在劳而无功地搜寻着这一案件。“是，大人，”他有气无力地说。
“‘快轨运作’与否，本庭完全有权斟酌决定。这一点诸位都十分清楚。本庭现在批准原告申请。被告必须在7日之内做出答复。届时将立即开始取证。取证将于即日起120天内结束。”
法官的一连串决定，顿时让被告席上的几位坐立不安。文件被塞了过来，又传了过去。德拉蒙德和助手们互相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大利公司的那两个家伙也把脑袋缩进了脖子。这个场面倒真有那么点儿滑稽。
T．皮尔斯半蹲半立，屁股离开皮座椅只有几厘米，双臂和双肘也已各就各位，时刻准备对第二个申请提出抗辩。
“最后一个申请，是加速对唐尼·雷·布莱克的笔录取证，”法官直接对着被告律师说。“你们肯定不会反对这一申请的，”他说。“你们哪一位先生就此发言？”
我在提交申请书时，还附了一份两页的由瓦尔特·科德医生签署的书面陈述。他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证明，唐尼·雷已不会活得很久。德拉蒙德作出的回答，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烩，其要点似乎是：他公务太忙，根本没有时间为此费心。
T．皮尔斯慢慢地挺直身子，摊开两手，伸出双臂，正打算开口，基普勒却先插话了。“你对唐尼·雷的身体状况，不至于比他的医生了解得更清楚吧！”
“对，大人。”T．皮尔斯说。
“你们对这一申请，不至于会坚决反对吧！”
法官大人将如何对这一申请做出裁决，已经十分明显，因而T．皮尔斯机灵地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仅仅是时间上有点问题，大人。我们甚至连书面答复都还没有来得及提交法庭呢。”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我还不清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的。向法庭提交别的文书，你们可有的是时间啊。你给我定一个日期，贝勒先生。”他突然望着我说。
“哪一天都成，法官大人。任何时间都行。”我说的时候，满面笑容。哇，这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优越性。
被告席上的5位律师，全都在他们那小小的黑色拍纸簿上开始了一阵紧张的涂抹，仿佛是想确定一个他们可以同时到场的时间。
“我的出庭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坐着说。一位非常重要的律师的生活，总是围绕着一样东西旋转：出庭日程表。德拉蒙德是在傲慢地向基普勒和我暗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太忙，无暇顾及取证这样的区区小事。
他的4个跟班全都皱着眉头，摸着下巴，整齐划一地点着头。他们的出庭日程表，也已经排满，而且无法更改。
“你有科德医生证明的复本吗？”基普勒问。
“我有。”德拉蒙德回答。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这个，我，呃——”
“你明确回答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没有。”
“那么，你同意这个年轻人不久即将死去。我们需要录下他的证词，以便将来某一天，陪审团可以看见和听到他必须说的话。这一点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法官大人。问题只是，呃，目前，呃，我的出庭日程表已——”
“下星期二如何？”基普勒打断了他。过道左侧死一般的静。
“我看行，法官大人。”我大声说。他们谁也没有注意。
“离今天还有一周。”基普勒怀疑地望着他们说。德拉蒙德从案卷里翻出一份文件，仔细地看了看。
“我从周一开始，就要去联邦法院开庭，大人。这儿是审前指令，请你过目。估计时间需要两周。”
“在哪里出庭？”
“这里。孟菲斯。”
“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极小。”
基普勒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下周六呢？”
“我看行。”我又说道。谁都没有理会。
“星期六？”
“是的，29号。”
德拉蒙德瞟了T．皮尔斯一眼。找出另一个借口的任务，显然落到了皮尔斯肩上。他慢慢站了起来，手上捧着一本黑色的约会簿，那份郑重劲儿，和捧着一块黄金差不多。“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下周末要离开本市。”
“原因？”
“婚礼。”
“你举行婚礼？”
“不，是我妹妹。”
把取证的时间尽量往后推，一直拖到唐尼·雷去世，使取证无法进行，这在战略上对他们显然有利。这样，陪审团就不会看到他那憔悴的面孔，不会听到他那痛苦的声音。而且毫无疑问，这5个家伙可以编出许许多多借口，使我在百年归天之前都无法开始取证。
基普勒法官对此十分清楚。“取证定于周六29号开始进行，”他说。“如果这给被告带来什么不便，我表示遗憾，但谁都知道你们有的是人，少一两个并不碍事。”他合上一本书，支着双肘倾身向前，咧嘴笑着对大利公司的律师团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被他要得很惨，但他决无卑劣的动机。他刚才就五六项申请尽管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裁决，但他理由非常充分，无懈可击。今后在这个法庭上，审讯前还会辩论申请举行听证会，我肯定他也会对我迎头痛击的。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一边审视着摊在桌上的案卷，一边耸着肩。我想他准会说：“得了，不麻烦你大人了，法官。”或者：“你干吗不直截了当给原告100万美元呢？”但是，这位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律师，仍然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没有，大人，目前没有了。”他说，好像基普勒已经帮了他大忙。
“贝勒先生呢？”法官大人问我。
“没有了，大人。”我微笑着说。就短短的一天而言，这已经够了。在第一次前哨战中，我已经把律师界的几个大腕打得落花流水，我不想得寸进尺。
“很好，”他说，一边轻轻敲了几下小木槌。“现在休庭。不过，摩尔豪斯先生，别忘了把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子的名字打电话告诉我。”T．皮尔斯痛苦地咕哝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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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和戴克开业头一个月的情况令人担忧。我们收到的律师费，总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来自吉米·蒙克，他是个专门在商店行窃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审时，上了戴克的钩。200美元取自一个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这个案子抢到手的，他并未向我解释，到现在仍然是个谜。500美元是一桩工人赔偿案的律师费，这个案子的材料是我们撤离原来事务所那天，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顺手牵羊的战利品。还有100美元，是我为一对中年夫妇起草遗嘱获得的手续费。他们在楼下买古董，转错了一个弯，闯进我的办公室，我正伏在写字台上打瞌睡。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兴致一高，就要我为他们写遗嘱。付的是现钞，我立即交给了戴克，他是负责记账的簿记员。我们第一笔律师手续费，来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们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纸张名片400美元，接通水电煤气并交纳押金550美元，电话系统租赁和一个月的电话费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楼下房东购买写字台和其他装潢设备的第一次付费300美元，律师会员费200美元，五花八门的杂费300美元，传真机一台750美元，安装租来的一台廉价计算机及第一个月的租金400美元，在当地的一份饭店指南上登了一则广告50美元。
我们总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开办费，我为此对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细算，决不浪费一分一文。根据他的计划，今后的日常开支，每月大约1900美元。对于目前的情况，他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我对于戴克的热情，很难无动于衷。他是单身住在事务所，远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城市里，而且很少在城里参加社交聚会。密西西比的赌场，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场所。
他通常比我晚个把小时开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究竟打给谁，只有天知道。我想他准是在设法拉客户，或者核对事故报告，或者联系他的关系户。他每天上午都要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识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电话，买咖啡，打扫办公室，跑复印店，什么都干，整天忙个不停。戴克毫无架子，他只想让我高兴。
他一点不为律师资格考试操心。我们为此曾谈过一次，但他马上改换了话题。
每天将近中午的时候，他总要去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办点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准是一个活动繁忙的法律场所，也许是破产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儿去寻找那些需要聘请律师的人。这件事我连问也没有问。他在晚上去医院侦察。
只花了几天工夫，我们就安排好办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盘。戴克认为我应该用大部分时间去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法院转转，招徕顾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咄咄逼人，我发现他对此颇为失望。我老是谈论职业道德，讲究战略战术，这也使他腻烦。外面是一个严酷混乱的世界，那些连肚皮也填不饱的律师，可是明白这个你死我活的把戏应该怎么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干等，你只能活活饿死。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开业执照。尽管收入可以对半分成，但我们的关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杂活苦活主动揽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护车后面飞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医院急诊室里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对五五分成这样的安排心满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在律师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电话簿黄页上做彩色广告，在马路上竖起又高又大的广告牌，在市内公共汽车上贴出大幅海报，甚至打电话拉客，律师们之所以干出这些肮脏勾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会你的所作所为发出的臭气，不要理会大事务所的大腕律师对你的奚落或者谄媚，因为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
戴克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逮住一桩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细找的当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区，有5个附属于它的小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法院，每个市法院都指派年轻律师代表贫穷的刑事被告在行为不检的案件中替他们辩护。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兼职的年轻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毕业生，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500美元。他们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务所，而且生意兴隆，每周只化几个小时，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门拜访过他们，脸上挂着笑，伸出热情的手，请他们多多关照，给我弄点儿业务。拜访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个穷汉子，他们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拥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还有的是公开亵渎。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须在两个月内了结。从会见委托人和他们讨论如何为其辩护，与检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区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时。这就是说，每小时收费只有区区25美元，还得纳税和开支。
但这至少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点儿进账。我和人们会见，相互交换名片，请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转告他们的亲戚朋友，我鲁迪·贝勒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法律难题。然而，折磨他们亲戚朋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战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产，或者种种刑事罪名。这就是律师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们赚到一点钱以后，做些广告。他认为我们应该打出人身伤害法律专家的旗号，到有线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片应该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时候工人们正在吃早饭，可以赶在他们上班受伤之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最近还一直在收听一个听众可以与主持人谈心的黑人电台。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它播放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家电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律师们发现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谈心律师！
上帝保佑我们。
我喜欢在巡回法院文书室溜达，跟那些女办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辩护状、申请书、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取证就只好取消，双方重新商定取证的时间。基普勒断定，德拉蒙德那一帮人准会挑起毫无意义的争吵，阻碍取证的正常进行，然后大发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场，取证就会一帆风顺。他会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做出裁决，让德拉蒙德老实就范。而且，这天是周末，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补充说。
这将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取证，我想他也有点儿为我的能力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保证在布莱克家的取证获得成功。唐尼·雷整个作证的过程，将用录像机录下，以便陪审团将来可以看到他那凄惨的模样，但他们家又潮又暗，特别是最最重要的灯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没有空调，温度却高达华氏90多度。无法想象，五六个律师和一位法官，外加一个书记官和摄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地方挤坐在一起，而不致觉得无法忍受。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多特用大块的蓝色烟云，使我们统统窒息而死；还梦见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时。
我提前1小时早早来到布莱克家。他们的窝显得更小更热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说他要打起精神面对挑战。取证的事我们已长谈过几小时。一周前，我给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以及我估计德拉蒙德将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已做好准备，但我看出他有点儿紧张和激动。多特在边煮咖啡边擦墙壁。一批律师和法官将要光临，唐尼·雷说，她打扫了一个通宵，到现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张沙发时，巴迪从我身边走过，身上已经洗刷一新。衬衫雪白，下摆也已经塞进裤腰。取得如此显著的战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