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位委托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完全上得了台面。我为他们骄傲。
戴克来时带了许多设备。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摄像机，比时下流行的摄像机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证摄像决无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和布莱克一家见面，他们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着咖啡桌的巴迪尤为如此。戴克在屋里兜了一圈，悄悄对我说这地方绝对不够大。他把一只三角架拖进房间，不慎踢翻了一个杂志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里凌乱不堪，到处散放着一些小桌子、垫脚凳和60年代初期生产的家具，家具上堆满了廉价的纪念性的小玩意。室温在一分钟一分钟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驾光临，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后，便开始不停地冒汗。过了分把钟，他说：“咱们到外边去瞧瞧。”我领着他穿过厨房，走进后院。在正对着巴迪的福特破车的篱笆一角，有棵橡树，可能是当年造屋时栽下的，如今已枝繁叶茂。戴克和我跟着基普勒，走过刚刚刈过但尚未清扫的草坪。经过那辆挡风玻璃上蹲着几只小猫的破福特时，他特别多看了几眼。
“这儿有什么不好吗？”他站在树下问道。篱笆外边长着茂密的树篱，挡住了隔壁邻居的视线。在这杂乱的灌木丛中，有4棵高大的松树，遮住了从东边射来的早晨的阳光，使人站在橡树下面勉强还能忍受。至少暂时还能忍受。而且，这里光线充足。
“我觉得挺好，”我说，尽管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当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户外取证这样的事。我迅速默念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让狄龙·基普勒阁下大驾光临。
“电线能拉到这儿吗？”他问。
“能，”戴克说。“我带来的接线有100英尺长哩。”他边说边费劲地从草丛中走过去。
布莱克家的宅基宽不足80英尺，长约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于后院，因而后院很小，那辆破福特离我们并不远。事实上，它就近在眼前，那头老猫克劳斯庄严地雄踞车头，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
“咱们去搬几张椅子来，”基普勒下令，边说边卷袖子。多特、法官和我从厨房搬来了4张座椅，而戴克则忙着拉线，搬出摄像机。巴迪已不见人影。多特让我们随意使用院子里的凳椅，接着又从杂物间找来了3张斑斑点点、发了霉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几分钟，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而且还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几张面孔从他们的庇护所里露了出来，用充满好奇的目光审视着我们。那个身着牛仔裤的黑汉子，干吗要把椅子拖到布莱克家的橡树底下？那个长相古怪、头大如斗、五短身材的家伙，干吗要脚上绕着电线在跌跌冲冲地布线？布莱克家发生什么事啦？
9点差几分，两位法院女书记官赶到了。糟糕的是，应门的却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时出现，把她们领到后院，她们准会吓得掉头就走。感谢上帝，她们穿的不是长裙，而是宽松的便裤。她们立即和戴克聊起摄像设备和电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员于9点准时到达，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不迟。他今天只带了两个律师：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和布兰登·富勒·格罗。这两人打扮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海军蓝的上装，全棉白衬衫，下穿浆得笔挺的卡其裤，脚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领带。德拉蒙德没有打领带。
他们在后院找到了我们，这样的环境，使他们颇为惊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他们怎么想，已经全不在乎。“只来了3位？”我数了数被告辩护律师团，问道。但他们显然不觉得我的问题有趣。
“你们坐在这里，”法官大人指着3把厨房用椅说。“当心电线。”戴克把电线在树上绕得乱七八糟，而格罗又似乎特别害怕触电。
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下了床，穿过屋子，走向后院。他身体虽然非常虚弱，却勇敢地强打精神，尽量不让我们搀扶。走近橡树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列奥·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见到唐尼·雷会有何种反应。但从他那沾沾自喜的脸上，我却看不到任何变化。我真想厉声对他吼叫：“你仔细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托人干的好事！”但这不是德拉蒙德的错。拒绝支付唐尼·雷手术费用的决定，在德拉蒙德得知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个人做出了，他只不过碰巧当了炮灰，受到我们憎恨而已。
我们让唐尼·雷坐在铺了垫子的摇椅上。多特把垫子拍了又拍，弄得松松软软，让他尽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满脸是汗，看上去比平时还要虚弱。
我把在场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绍：基普勒法官，两位法院书记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另外两名律师。他身体太弱，不能和他们握手，因而只是微微点头，尽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的面孔，镜头离他大约只有4英尺。一位书记官是领有执照的摄像师，在戴克调整焦距时，她设法让他走开，不要碍手碍脚。因为录像带上只能出现唐尼·雷一个人的图像。别人的声音可以录下，但将来陪审团看到的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脸孔。
基普勒让我坐在唐尼·雷的右侧，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侧。法官自己则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证人身边挪。多特站在摄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受好奇心驱使的几位邻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钢丝网眼篱笆上。从街头一台收音机里，传来康维·特威蒂嘹亮的歌声，但目前这还没有使我们分神。这是星期六的上午，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刈草机的嗡嗡声，与邻居们修剪树篱时发出的咔嗒声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对着4位律师和1位法官的注视，竭力显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证的目的十分明显：陪审团需要倾听他的证词，而将来开庭时，他却已经离开人问。他应该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证会以过去常见的那种方式进行。法院书记官用录音机录下提问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证词，审判时由律师向陪审团宣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取证，特别是对垂死的证人取证，常常用录像机录下，然后向陪审团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证词也将按标准程序用速录机录下，这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为他买过医疗保险？几个诸如此类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一句无力的“没有，先生”的回答。
尽管这次取证的场所有点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取证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这种场合应该小心。他对这个年轻人只要稍微粗暴一点，就会引起陪审员们的愤慨。事实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妙良机，对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现出一点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讨好陪审团。再说，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从眼前这位证人身上，他挤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对他穷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钟，德拉蒙德便结束了对唐尼·雷的质询。而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再询问证人。基普勒宣告取证结束。多特迅速走了过去，用一块湿布替儿子擦了擦脸。唐尼·雷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师们默默地拿起上装和公文皮包，告辞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基普勒法官开始把椅子向屋里拖。走到那辆破车前面时，他的眼睛瞟着巴迪。克劳斯躬着身子缩在车头上，摆出了一副时刻准备进攻的架势。我但愿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当儿，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着篱笆忙着向外面的人群散发我的名片呢！真是一个卖力的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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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那个女人确确实实在我住的套间里。我开门的时候，她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捧着我的一本杂志。一看见我，她吓得灵魂出窍，手一松杂志落到地板上。她飞快张开大嘴。“你是谁？”她几乎是在尖声高叫。
看模样她不像个罪犯。“我住在这儿。我倒要问问你是谁？”
“哦，上帝。”她夸张地喘着气，双手捂在胸口。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又问了一声。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是德尔伯特的太太。”
“什么德尔伯特？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你是谁？”
“我叫鲁迪。我住在这里。这是私人房问。”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眼珠子朝四面转了转，好像是说：“对，挺不错的私人房问。”
“钥匙是包娣给我的。她说我可以瞧一瞧。”
“这不可能！”
“就是她给的！”她从紧身短裤里掏出一把钥匙，朝我挥了挥。我闭紧双眼，心里真恨不得把包娣小姐一把掐死。“我叫薇拉，从佛罗里达来的。来看看包娣，在这里呆几天。”
这时候我记起来了。德尔伯特是包娣小姐的小儿子，就是那个她3年没有见过面、从来不来电话、从来不给她写信的儿子。我记不清面前站着的这位薇拉，是否就是包娣小姐说的那位妓女，但看样子倒是挺像。她的年纪在50岁上下，像所有热衷于日光浴的佛罗里达人一样，古铜色的皮肤很粗糙。在狭长的红铜色的脸部中央，橘红色的嘴唇在闪闪发光。枯槁的手臂。布满皱纹但晒成紫铜色的细细长长的大腿上，绷着一条紧身短裤。脚上套着一双难看的黄拖鞋。
“你无权到这儿来。”我说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你别火。”她走过我身边时，一股散发着椰子油味道的廉价香水的香味，满满地灌了我一鼻子。“包娣要见你，”她把话丢下，便走出了我的房问。我听着她下楼时拖鞋发出的啪嗒声。
包娣小姐双臂交叉坐在沙发上，旁若无人地瞪着眼睛瞧着又一部愚蠢的情景喜剧。蔽拉在翻着冰箱。厨房桌边坐着另一个棕色动物。那家伙身材魁梧，烫成波浪的头发，染得污七八糟。留着灰白的艾尔威斯小羊排式的连鬓胡。带一副金丝眼镜。两只手腕上套着金手镯。是个标准的男妓。
“你就是那个律师啰，”我走进房间把门带上后，他说。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份文书，他一直在研究。
“我是鲁迪·贝勒。”我站在桌子的另一头说。
“我是德尔伯特·伯德桑，包娣的小儿子。”他有五十六七岁，却拼命想打扮成40岁。
“见到你很高兴。”
“是哟，实在是高兴。”他手朝一张椅子一挥。“坐。”
“干吗？”我问。他们在这儿已经几个小时了，厨房和隔壁的房间都充满了火药味。我可以看见包娣小姐的后脑，我不知道她是在听我讲话，还是在听电视传出的声音。电视机声音开得很低。
“不过是表示点儿友好而已，”德尔伯特说，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薇拉在冰箱里什么都没有翻到，于是决定参加我们的谈话。“他朝我又喊又叫，”她抽抽咽咽地对德尔伯特哭诉道。“还叫我从他房里滚出去。他多粗暴呀！”
“是这样吗？”德尔伯特问。
“一点也不错。我住在那里，我有权叫你们两个在外面呆着。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后一挺。这家伙常在酒吧间里打架闹事。“这房子是我老娘的。”他说。
“可你的老娘碰巧就是我的房东。我每个月按时交房租。”
“多少？”
“这似乎与你无关，先生。房契上没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许值450美元一个月。”
“很好。还有别的意见吗？”
“嗯，你真是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太太说，包娣小姐想要见我。”我这句话说得特别响，以便让包娣小姐能够听见，可她却依然纹丝不动。
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腿发软。
怪不得包娣小姐气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几份遗嘱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德尔伯特夫妇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得知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呢，还是因为不能捞到更多而怒气冲天？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老实说，我心里硬是不愿。
对我要报警的威胁，德尔伯特不屑一顾。“我再问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着《教父》中布兰多的姿势说。“你有没有为我老娘准备一份新遗嘱？”
“她是你的母亲。你干吗不去问她？”
“她连一个字也不肯说。”薇拉插嘴说。
“好！那么，我也不会说。这是严格保密的。”
德尔伯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脑瓜子又不是那么灵活，不知道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发起进攻。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触犯法律。
“我希望你别找麻烦，小子。”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准备走人。“包娣小姐！”我大声喊道。她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她才举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无所谓。我用手指着德尔伯特和薇拉说：“你们再走近我的房间，我就立刻报警。明白吗？”
德尔伯特干笑了两声，薇拉马上跟着咯咯一笑。我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我说不准他们有没有翻过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遗嘱还在老地方，而且，我想，还是当初我放的时候那副模样。上次我看过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未改原样。
我锁好门，又用一把椅子把门顶上。
我惯于在7点半左右，一早就去办公室。这不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也不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办公室会见委托人。我一早去事务所，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独。我每天至少化1小时，整理和研究布莱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办公室，尽可能互不干扰，但有时候这却十分困难：电话响的次数开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欢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的那份宁静。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将近10点才来上班。我们闲聊了几分钟。他想去吃早中饭，说是有要紧事跟我谈。
我们在11点离开事务所，步行了两个街区，走进一家蔬食合作商场后面的小餐厅，要了蔬菜比萨饼和橙汁。戴克显得十分紧张，面部扭曲得比平时更加明显，一听到轻微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
“得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我们坐在火车座里，室内还有6张餐桌，但全部空着没有一个顾客。
“我们很安全，戴克。”我说，竭力想让他放心。“什么事？”
“我周六离开过孟菲斯，是取证结束立刻就走的。先飞到达拉斯，接着又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寻欢作乐狂饮滥赌啦。真是不可救药。
“昨天上午起床后，和布鲁索通了电话。他叫我走人。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孟菲斯起一直跟着我，我必须立刻就走。说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须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你是既替布鲁索又替普林斯干过活的唯一律师。”
我的嘴又干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鲁索在什么地方？”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亮，好在无人旁听。
“不，我不知道。”他说，眼珠在餐厅里乱转着。
“唉，他在拉斯维加斯？”
“我怀疑。他叫我到那儿去，是想迷惑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以为他在拉斯维加斯。正因为那是布鲁索看来很可能会去的地方，他倒反而决不会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的思维像奔驰的野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几个问题，可是却又不能和盘托出。有许多情况我都想了解，可是许多情况我却又不该了解。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很久很久。
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他们走的时候像是留下了一笔钱。现在想拿到手。”
“他们？”
“听起来他们两人好像还在一起，是不是？”
“确实是。那他们要你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倒从来没有具体谈过。但听口气，他们好像是要我们帮他们取回这笔钱。”
“我们？”
“是的。”
“你和我？”
“对。”
“有多少钱？”
“从来没说过。不过，你想也想得出，一定是一大笔。否则，他们是不会为它操心的。”
“那么，钱在哪儿？”
“他没有说清楚。只告诉我是现钞，锁在什么地方的箱子里。”
“他想叫我们去取？”
“对。我猜想，这笔钱藏在城里某一个地方，说不定就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附近。联邦调查局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笔钱，所以他们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着。布鲁索和普林斯相信你和我。再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合法了，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事务所，而不是两个街上的混子，一看到钱马上就会偷走。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把钱装上一部卡车，开到他们跟前，结果人人都会皆大欢喜。”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是戴克的揣测？又有多少确确实实是布鲁索亲口所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我依然十分好奇。“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倒从来没有谈过。可是，肯定少不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应得的一份在事前就取出来。”
戴克已经把一切都统统考虑过啦。
“绝对不成，戴克。你别再说啦。”
“是的，我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一听见枪响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风险太大啦。”
“是的。”
“现在听起来倒是挺棒，那可是要蹲大牢的！”
“对，对。只是因为事关重大，非告诉你不可，真的。”他挥了挥手，仿佛是说这件事他连想都不敢想似的。一盘炸玉米片和鹰嘴豆泥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盯着招待，一直盯到他转身离开。
我确实是为两个逃犯打过工的唯一律师。这件事我曾经想到过，但怎么也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会牢牢地盯上了我。我的胃口一下子全没了，嘴巴里却依然又干又渴。一点点轻微的响声，都会把我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们双双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瞪着桌上放着的食物，直到招待送来了比萨，才又重新开口。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布鲁索是为什么与戴克联系的？他去拉斯维加斯，是谁出的钱？在两个逃犯消失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通电话？这次通话会是最后一次吗？布鲁索干吗还在关心我？我多么想了解这一切的详情细节！
我终于从团团迷雾中理出了两条清晰的想法。第一，假如布鲁索有足够的办法跟踪戴克，能知道在他去拉斯维加斯的途中身后一直有人盯梢，那么他肯定有办法雇人从孟菲斯取走那一笔钱。他干吗还要缠着我们？我们是否会被人逮住，他是不会在乎的；他缠着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其次，联邦调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我问过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惊动我。正因为我一直不防备他们，他们监视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对面的我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刚才很想敞开心扉，跟我认认真真地讨论讨论这笔钱。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经告诉我的多得多。他开始刚才的那场谈话，是周密盘算的结果。
我还没有那么笨。我不会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这件事。
我对每天的邮件，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把邮件拿到办公室，里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务所寄来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地拆开这个标准信封。是德拉蒙德写的书面质询。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求获得原告或其律师所知道的所有文件，并且希望我们对一连串事实做出澄清；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答复都必须在30天之内用书面做出。假如这些事实没有被我们否定，那么今后将永远被看做已得到我们肯定。信封里还有一份通知：两周内在我们办公室对多特和巴迪·布莱克取证。我听人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对取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的律师都要在电话上谈一谈，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叫做职业礼貌，化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事情的进展却会更为顺利。很显然，德拉蒙德要么是忘记了常规的礼节，要么就是打定主意采取强硬的政策。无论他是属于何种情况，我都要改变他定下的时间和地点。这倒不是我喜欢和他对抗，而只是为了捍卫原则。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这真是非同寻常！我明天将拭目以待。
书面取证必须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双方可以同时向对方索取书面证词和材料。我要求对方提供书面证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动。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位大腕一点颜色，让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场纸上的恶战。他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会再一次意识到：他与之竞争的对手，是一位除了这桩案子，别无其他事情可干的律师。
我把车悄悄驶上车道时，天色几乎已经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边，停着两辆陌生的汽车。这是两辆擦得锃亮的彭蒂亚克，后面的保险杠上贴着艾维斯标签。我不希望被人看见，便踮起脚尖，绕过屋子向我的房间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谈话。
我在事务所呆到很晚才回来，主要是想避开德尔伯特和薇拉。我的运气真好！他们正在后院里和包娣小姐一起饮茶哩。而且，在座的还有别的几个人。
“他来了！”德尔伯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我原地站住，应声望去。“到这儿来，鲁迪。”那口吻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
我向他们走去。他慢慢站了起来，另一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德尔伯特指着那张生面孔说：“鲁迪，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琼，”他指着另一个上了年纪皮肤粗糙的荡妇说。那女人和薇拉一样俗不可耐，只是头发的颜色很淡。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热得可以煮熟鸡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我的房东。
“你好，鲁迪。”她声音悦耳。她和德尔伯特一起，坐在柳条沙发上。
“来坐一会儿吧。”朗道夫指着一张椅子说。
“谢谢。不了，”我说。“我得回房间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过。”说这话的当儿，我一直瞟着薇拉。她坐在沙发后面，远远地离开别人，她或许是想尽可能离琼远一点儿。
琼的年纪在40与45岁之问。我记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称为婊子的那个女人。朗道夫的第三个老婆。开口闭口总是不离钱。
“我们根本没有去过你房问。”德尔伯特恼火地说。
跟他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增添了几分尊严。他身体不胖，头发没烫没染，身上也没穿金戴银。上身穿一件高尔夫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白色长统袜，白色休闲鞋。跟在场的另外几位一样，皮肤也晒成了棕红色。他很容易会被人当做一个退休的公司经理；如果身边再有一位体态娇美的纪念品似的妻子，这一形象就会完美无缺。“你打算在这儿再住多久，鲁迪？”他问。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说你要搬走。不过是出于好奇，问一声罢了。我母亲说并没有订合同，我这才问问你。”
“干吗要你来问？”事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就在昨天晚上，包娣小姐也没有提过合同的事。
“因为从今以后，我协助母亲处理她的事务。租金太低啦。”
“就是嘛。”琼帮腔道。
“你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对吗，包娣小姐？”我朝她问道。
“嗯，没，”她含糊其辞地说，似乎她也许曾经想埋怨，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本可以提出搬运覆盖土、粉刷、拔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但转念一想，何必跟这几个白痴争来争去。“你们都听见啦，”我说。“房东都没有意见，你们操什么心？”
“我们不想让老娘被人利用。”德尔伯特说。
“喂，德尔伯特。”朗道夫制止他道。
“谁利用她啦？”我问。
“哎，我又没有说谁，不过——”
“他想说的是，”朗道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回来帮助母亲了，而我们关心的只是她的事务，别无其他。”
朗道夫说这番话的当儿，我一直在注视着包娣小姐。她脸色泛红。她的两个儿子就在她身边，为她操心，问这问那，提出要求，保护着她的利益。尽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现任的两个媳妇，但她对儿子的表现却心满意足。
“很好，”我说。“只是别来打扰我。别踏进我的房问。”我说完转身就走，让他们把许多想说的话和许多想问的问题，统统烂在心里。我锁好房间的门，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听着他们在远处叽叽咕咕。
我化了几分钟，在心中琢磨他们这次的聚会。德尔伯特和薇拉于昨天某个时候，从佛罗里达赶到这里，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我或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他们用某种手段，搞到了她原来的那份遗嘱，知道她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财产可以馈赠，因而对她的事务变得极为关心。他们在得知她家里住了一位律师以后，十分关注，因而德尔伯特就给也住在佛罗里达的朗道夫挂了电话。朗道夫于是拖着战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孟菲斯。今天，他们用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后成了她的保护人。
这一切全跟我无关。我在心里暗自窃笑。我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目前而论，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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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