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12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们将把取证推迟。叫你的人下周一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对。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将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改变日程，下周再来孟菲斯。
“干吗不在明天开始呢？”德拉蒙德惊愕地问。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问题。
“负责这个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仅管取证，而且我肯定还要管庭审呢。”
“法官大人，请听我说一句，我并不是想和你辩论，不过，录取证词并非一定需要你在场嘛。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难，好不容易今天才来出席。下周或许就无此可能了。”
这正是基普勒想要听到的话。“哦，他们一定得来，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点，他们一定得准时来这儿。”
“嗯，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些证词两周前在克利夫兰本来早就可以录好了，可是你的委托人玩了花招！”
处理这样的事务，法官有权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而且无法上诉。基普勒正在惩罚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见，他做得有点儿过了分。再过短短几个月，本案即将在此开庭审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诉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师：他，法官大人，将是这次庭审的主宰。
我觉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几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后面，唐尼·雷·布莱克将永远在此安息。我是8个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员坐着的椅子后面。阴云密布，寒风阵阵；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参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礼。但我竭力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
人们挤在一棵树叶已经转红的大树下，聆听年轻的牧师朗读《圣经》上的词句。我们低头望着周围放着鲜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听见多特在低声哭泣。我可以看见巴迪坐在隆的旁边。我把目光从棺材上移开；我在想象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梦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急得团团转。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个私家侦探布齐，紧身高领毛衣下突出两块巨大的二头肌。这是一个性格卑劣的家伙，两颊通红，穿着尖头皮靴，看样子就是个喜欢狂饮滥赌行为放荡的人。戴克为我们做了介绍，把布齐说成一个客户，然后给了我一本拍纸簿，上面用毡头笔写了一行字：“别谈任何实质性的话，好吗？”
“葬礼搞得怎么样？”戴克边问边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布齐坐的桌边。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那一家人还好吗？”戴克问。
“我想还可以。”布齐迅速旋下电话耳机机盖，朝里面指了指。
“我看那个孩子现在不再受罪倒是桩好事，你说呢？”戴克说。
布齐指着耳机内盖上粘着的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黑颜色的装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认为那孩子现在反倒好一点吗？”戴克一边用手肘顶顶我的胸口，一边高声重复说。
“对，是，说得对。他的确是解脱了。不过，还是很令人难过。”
布齐熟练地重又把电话耳机装好，朝我耸耸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说。
“好主意，”我说。心情越来越紧张。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朝这边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说。离这儿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个附庸高雅的咖啡馆。我们朝它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走进咖啡馆，我们钻进一个角落里，就好像正在躲避杀手的搜捕。
情况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鲁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后，我和戴克一直在当心联邦调查局。我们以为他们至少会公开跑过来，找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联邦调查局这个题目谈过许多次，但我却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统统端给了这位布齐。我对此人可是不那么相信。
一小时前，布齐来到事务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们的几部电话机。布齐说他不是窃听器专家，但多少懂得一点。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窃听器，3部电话机里装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们本来还想再设法寻找，但转念一想，决定先等我回来再说。
“还有窃听器？”我问。
“是呀。就像微型话筒那样小的玩意儿，办公室随便哪里都可以藏，电话机逮不着的声音，它能把它传出去，”布齐说。“要找到也相当容易。只要拿一块磁化玻璃，把房子里密密麻麻统统扫一遍。”
戴克的双手真的在一个劲儿地抖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我们的电话跟布鲁索讲过话。
“我们要是再找到窃听器怎么办才好呢？”我问。到目前为止，面前桌上的咖啡，还没有谁喝过一口。
“从法律上说，你可以把它们拆掉，”布齐解释道。“另外一个处理办法就是：说话当心。讲话时避开它们。”
“要是把它们拆掉呢？”
“那联邦调查局就会知道，你发现窃听器啦。他们对你就会更加怀疑，也许还会增加其他监视手段。最好的办法，照我看就是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说说倒容易。”
戴克擦了一下额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为他非常不安。“你认识布鲁索吗？”我问布齐。
“那还用说！我还替他办过事呢。”
我确实不感到惊奇。“好，”我说。我接着又望着戴克问道，“你用我们的电话和布鲁索通过话吗？”
“没有，”他说。“从他不见了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和他通过一次话。”
他这样对我撒谎，是叫我在布齐面前闭紧嘴巴。
“我很想弄弄清楚，是否还有别的窃听器，真的，”我对布齐说。“了解一下他们能听到多少，会有好处的。”
“那我们得把整个事务所到处梳一遍。”
“咱们就动手吧！”
“我怎么都行。从桌子、写字台、椅子开始。查一查垃圾桶、书籍、挂钟、订书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窃听器可以做得像葡萄干那么小。”
“我们找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戴克问。他已吓得要死。
“不会的。你们二位就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谈话。我大气不吭一声，他们是不会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什么，就用手给我打信号。”
我们端着咖啡走回事务所。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阴森可怕，令人望而却步了。我和戴克开始泛泛地谈论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边轻轻地翻着桌椅。偷听的人只要有点儿头脑，准会察觉我们举止反常，正在企图掩盖什么东西。
我们趴在地上四处寻找。我们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档案。我们检查了暖气排放口和护壁板。我第一次为我们家具和装饰品之少而谢天谢地。
我们深挖细找了整整4个小时，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有我们的电话遭到了窃听。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馆请布齐吃了意大利面条。
子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看着晨报，眼睛不时地瞧一瞧我的电话机。我不断地劝说自己，他们决不会找这个麻烦，在这部机子上安装窃听器。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常常看见人影，听到声音。我曾多次以为听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声音而匆匆跳了起来。我的皮肤上爬满了鸡皮疙瘩。我食物无法下咽。我被人家跟踪了，这我知道；问题是，他们跟得有多紧？
而且，他们还想跟多紧？
除了分类广告，我把报上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昨天生了一个7磅重的的女儿。这对她很有好处。我不再憎恨她了。自从唐尼·雷去世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更为宽容了。当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恶的委托方。
PFX装卸队在冬季赛季保持不败记录。
我不知道他是否带她去看所有的球赛。
我检查每天记录的主要统计数据。我特别注意离婚消息，尽管我并不乐观。我还看有关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赖考是否已因为又殴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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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我们事务所门口的那个房间里，4张租来的折叠桌上，摆满了与本案有关的文件。一堆一堆按时间顺序分开放置，全都做了记号，标了编号，编了索引，甚至还被输进了计算机。
而且记得滚瓜烂熟。我对这些文件研究过不知多少次，现在对每张纸上的内容已了如指掌。多特交给我的文件总计221页。譬如那张保单，虽然在庭审时只算一份文件，却有整整30页。到目前为止，大利公司总共提交了748页文件，其中的一些与多特给我的相重复。
戴克在这些文件上面也已经化了许许多多时间。他还对理赔的档案写出了详尽的书面分析。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也主要由他进行。由于录取证词时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他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文件整得有条有理，迅速把需要的文件找出来。
这种性质的工作，他并不真正喜欢，他只是念念不忘想使我高兴而已。他确信我们已经逮住了大利公司，而且铁证如山，对方无法抵赖，但他认为我在这桩案子上化这么多功夫，并不太值。我觉得对我的辩护能力，戴克一直顾虑重重。他知道，不管我们如何挑选，挑出的12位陪审员，都会把5万块看成一大笔财产。
这是星期天的深夜，我在办公室里边呷着啤酒，边在折叠桌间走来走去。这里似乎少了一样什么文件？戴克认为，那个理赔员杰基·莱曼西支克，不可能拥有直截了当拒绝客户索赔要求的权力。她办了她该办的手续，然后准是把材料转给了保险部。理赔部和保险部工作上联系密切，备忘录定是你来我往。正是在这个关节上，这根文件链缺少了一节。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想喝点什么呢？”他把皮包和上装向写字台上一丢，问道。
我不喜欢喝烈性酒，而且又已很累，我怕一杯下肚，就可能把我摆平。“就喝一杯可乐吧，”我说。他听了有点失望。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酒吧。他用苏格兰威士忌兑上水，为自己调了一杯。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跨进门来的竟然是M．威尔福·基利先生。我星期一折磨了他8小时以后，我们还未见过面。他见着我似乎很高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寒暄。他走到酒吧边，为自己调了一杯酒。
我们在角落里一张小圆桌边坐下。他们呷着威士忌。基利这么快又来到孟菲斯，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想把本案调解了结。我准备洗耳恭听。
上个月，我苦苦挣扎，惨淡经营，才收入600美元。德拉蒙德一年至少赚100万。而基利管理的大利公司年销售额高达10亿之多，他本人的收入可能高于他的律师。而他们两人现在却想和我谈一笔交易。
“基普勒法官对我非常关心哪。”德拉蒙德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关心呢。”基利马上帮腔道。
德拉蒙德一向以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而闻名遐迩，我相信这两位演出小双簧，肯定做过精心排练。
“跟你说句老实话，鲁迪，开庭的时候他会干出什么来，我真有点担心呢。”德拉蒙德说。
“他对我们完全是草率定罪嘛。”基利摇着头不解地说。
基普勒使他们担心法律，但他们准备放血，都是因为他们已被当场拿获。他们杀死了一个年轻人；他们犯下的谋杀罪即将遭到揭露。我决定乖巧一点，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动作整齐地啜着威士忌。德拉蒙德说：“我们想把这桩事了结掉，鲁迪。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辩护，感觉很不错。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要是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我明天就可以上场。在过去11年里，我连一场官司都还没有打输过呢。我喜欢在庭上和别人较量。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见太深了，真是怕人！”
“多少钱？”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废话，问道。
他们两位像肚子里的直肠一样蠕动了一番，动作惊人地协调一致。在痛苦了一阵以后，德拉蒙德开口说：“我们把原来的数目翻一番。15万。你拿5万左右，你的当事人得到——”
“算术题我自己会做的，”我说。我拿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知道我已破产，以为5万块钱可以让我变富呢。
5万美元！
“我拿你们这一建议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惶惑不解地相互瞧了瞧。
“我的委托人死了。他的母亲上星期埋葬了他。而你们现在却要我去告诉她：桌上的钱要比原来多。”
“就职业道德而论，你有义务告诉她——”
“你别给我上职业道德课，列奥！我会告诉她的。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她，但她肯定要说‘不’。”
“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基利沉痛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伤心，基利先生。我会向他们家转达你的哀悼之情的。”
“哎，鲁迪，我们可是在真心诚意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呀。”德拉蒙德说。
“你们选择的时间太糟了！”
我们喝着饮料，谁也不讲话。过了一会，德拉蒙德脸上露出了微笑，首先开口道：“那位太太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们，鲁迪，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能使她高兴？”
“什么都别做。”
“什么都别做？”
“事实上，你们什么都干不了。他死了，你们干什么他都不会复活。”
“所以我们又何必还要打这场官司呢？”
“为了揭露你们的所作所为。”
又是一阵蠕动。又是一阵痛苦的表情。又灌下了更多的威士忌。
“她要揭露你们。她还要让你们垮台。”我说。
“我们太大啦。”基利趾高气扬地说。
“等着瞧吧。”我站了起来，拿起公文包。“我自己找路走出去。”说完，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让他们在那儿坐着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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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们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的证据，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尽管这些活动微不足道，无利可图。到处堆放着薄薄的一袋一袋的档案，而且放的位置总是十分显眼，偶尔光顾的委托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手上有一打法院交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犯的不是重量级的轻罪，就是轻量级的重罪。戴克声称手头有30份有利可图的案卷，不过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了些。
现在电话响的次数也更多了。在里面装了窃听器的电话机上讲话需要很大的学问。我每天都像从事战斗一样谨慎。我不断告诫自己，在安装窃听器之前，肯定从法院取得了一纸命令，允许他们这样侵犯私人的通讯权。法官既然批准发出这一命令，窃听就必然具有合法的成分。
我们前边的那个房间仍旧挤满了租来的折叠桌，桌子上摆满了布莱克一案的文件。这表明一件真正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
至少在外表上，事务所是比以前忙多了。开业数月之后，我们的日常开支平均每月只有可怜的1700美元，而每月的总收入平均约为3200美元。所以在纸面上，戴克和我可以平分1500美元（含税）。
我们勉强生存下来了。我们最好的当事人是德里克·道根；假如他的案子能以对方保险的最高额度25000美元了结，我们就可以松口气。我们巴望该案在圣诞节前及时了结。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说不上，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戴克，都没什么亲朋好友需要我们花钱为其购买圣诞礼物。
我将利用圣诞假日，研究布莱克一案。2月离目前已经不远了。
今天的邮件与往常有两点不同。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信函一件也没有。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因而着实给我带来一阵惊喜。第二点不同则令我大吃一惊，我差点儿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方步，以便使自己保持冷静。
那是一个很大的四方信封，我的姓名地址全是用手书写。里面是一封印好的请柬，邀请我光临本地一家购物中心珠宝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链、金手镯、金项链节前大甩卖。这是一种邮寄广告，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是事前印好的标签，我通常都是随手扔进废纸篓。
在请柬的底部，在商店营业时间下面，是用娟秀的笔迹书写的姓名：凯莉·赖考。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字。啥都没有。只有这个名字。
我到达购物中心后，在里面兜了1小时。我观看儿童在室内溜冰场里溜冰。我冷眼旁观一群群十几岁的少年到处游荡。我买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中国饭菜，坐在溜冰场的观众席上边看边吃。
购物中心里有成百家商店，那家珠宝店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从店门前悄悄走过时，看见她正在操作收款机。
我跟着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店堂，慢慢走向那长长的玻璃展示柜。凯莉·赖考正在接待一位顾客，她抬头看见了我，立即嫣然一笑。我向旁边走了几步，手肘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那些光彩夺目像滑雪绳一样粗的金链。店里人很挤，几位售货员一边唠叨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金器。
“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先生？”她说。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离我才2英尺。我望着她，全身酥软。
我们满面笑意，旁若无人地凝望着对方好久好久。“随便看看，”我说。没有人在注视我们，我希望。“你好吗？”
“好。你呢？”
“好极了。”
“我拿几样给你瞧瞧好吗？现在在大减价哩。”
她用手指指点点，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皮条客常带的那种金链上。“很漂亮，”我说，声音轻得只有她能听见。“我们谈谈好吗？”
“在这儿不成，”她说，身体向我靠得更近。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她开了锁，把柜台门拉到一边，取出一条10英寸长的金链，拿在手上让我瞧，一边低声说，“购物中心南头有家电影院。买一张艾迪·墨菲拍的片子的票。坐在中区最后一排。我半小时以后到。”
“艾迪·墨菲？”我边问边欣赏着那条金链。
“很漂亮，不是吗？”
“我很喜欢。确实漂亮。不过我想先到别的地方看看。”她完全明白我的弦外之音。“那你得快点回来，晚了就买不着啦。”活像一个精明的售货员。
我的膝头发软，两只脚轻飘飘地向购物中心南头走去。她知道我会来，而且做了周密的盘算：电影院，墨菲的影片，后排的座位，中区。我坐在一个忙得发昏的圣诞老人附近喝着咖啡，竭力猜测届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心里究竟有何考虑。我并不想看这哭哭啼啼的电影，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买票走进电影院。
她晚到了几分钟，在我邻座坐下。她交叉着双腿，裙子撩起，露出了双膝。我的眼睛又不由得睁得老大。
“你这儿常来吗？”她问。我哈哈一笑。她一点也不显得紧张。而我却实在紧张。
“我们会被人发现吗？”我问。
“被谁？”
“你丈夫。”
“不会，他今晚和几个哥们出去了。”
“又喝酒了？”
“是呀。”
这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不过，喝得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没有——”
“没有。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对不起。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你干吗要为我担心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你想过我吗？”
我们望着屏幕，却视而不见。
“时时刻刻。”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需要多几个钱过圣诞。”
在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赚的钱可能比我赚的多。“他同意你工作？”
“我不想谈他。”
“那你想谈什么？”
“你律师当得怎么样？”
“很忙。2月份有件大案要开庭。”
“看来你干得很好嘛。”
“我在奋斗，不过业务倒是在不断增加。当律师常常挨饿，但是运气一来，就会发财。”
“要是交不上好运呢？”
“那就继续挨饿。我倒宁愿不谈律师这一行。”
“行。克利夫想要孩子。”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别生孩子，凯莉。”我的语气那么强烈，连我自己也吃惊。我们对视着，握着的两只手捏得更紧。
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黑洞洞的影院里握着一位已婚女人的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假如克利夫此刻突然出现，当场逮住我正依偎着他的老婆，那会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个要宰的会是谁？
我们松开对方的手，把目光转向屏幕，看了一会儿电影。凯莉慢慢转过头来，用手肘撑着身体。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想见你想得不行，鲁迪。”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幸福吗？”我问，一边用手背碰碰她的脸。她怎么会幸福？
她摇摇头。“不，不幸福。”
“我能做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能。”她咬着嘴唇。我想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说。
“是吗？”
“要么忘掉我，要么提出离婚。”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过去我也这么想。可我不是你的朋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友谊，这你和我一样明白。”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得走了，”她说。“我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打扰了你，很对不起。”
“你没有打扰我，凯莉。见着你我很高兴。可我今后决不愿这么偷偷摸摸。你要么申请离婚，要么就忘掉我。”
“我不能忘记你。”
“那你就申请离婚。明天就可以提出来。我帮助你打发掉这个游手好闲的醉鬼，然后我们才能过得开心。”
她倾过身子，在我面颊上啄了一口便离去了。
戴克没有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偷偷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机拆下交给布齐，两人一道去找布齐的一个熟人，而此人据说曾在军队的某个部门服役。据这位先生说，仍旧藏在我们电话机中的窃听装置，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使用的标准窃听器不同，产于捷克斯洛伐克，等级和质量都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窃听器将信息传送给设在附近的一架发射机。他差不多完全可以肯定，安装者决非警方或联邦调查局。
在感恩节前一周喝咖啡时，戴克向我报告了这件事。
“准是别的人在对我们窃听。”他不安地说。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
“可能会是谁呢？”布齐问。
“我怎么知道？”我怒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这跟他何干，要他问这种问题！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训戴克一顿，干吗要和他搞得这么密切。我气呼呼地瞪着我的合伙人，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东张西望，生怕陌生人来袭击他。
“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