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13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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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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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都不违规。
那对他们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讨论了证人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已不再为我的委托人工作了，”德拉蒙德说。
“你知道她目前在哪里吗？”基普勒问我。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向克利夫兰地区打过成百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我甚至还说服布齐，请他设法用电话寻找她的踪迹，而他的运气也和我一样糟。
“你知道吗？”他又向德拉蒙德问道。
“不。”
“那么，她是难以确定的啰。”
“就是。”
德拉蒙德和T．皮尔斯·摩尔豪斯觉得这很有趣。两个人咧着嘴巴相视一笑。假如我们把她找到让她在此作证，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么有趣啦。不过，这是颗远程炮弹，效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
“博比·奥托情况如何？”基普勒问。
“也难以确定，”我说。双方都可以开出自己认为有理由传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奥托此人虽说可疑，但如果他再次露面，我希望拥有传他上庭作证的权利。而且，我也已经请布齐打听他的下落了。
我们开始讨论作证的专家。我只提出了瓦尔特·科德医生和肿瘤门诊部主任兰德尔·加斯金。德拉蒙德提的是锡拉丘斯市的密尔顿·吉飞医生。我当初决定不录取此人的证词原因有二。一是去锡拉丘斯取证费用过于昂贵，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会说些什么我心里有数。他会说骨髓移植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可取的治疗手段。瓦尔特·科德对这种说法很生气，他会帮助我准备对他提出质询。
基普勒对吉飞是否愿来作证深表怀疑。
我们对文书材料争论了一小时。德拉蒙德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已把一切和盘托出。别人也许会相信他的话，可我却怀疑他撒谎。基普勒同样不相信他。
“原告曾经要求你们提供过去两年中现有投保人的数目、同一时期提出索赔要求的数目以及公司拒赔的数目。你们提供了没有？”
德拉蒙德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说：“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数字呢，大人。对此我可以发誓。这些数字需要的资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区办事处里。我的委托人有31个州办事处，17个地区办事处，5个区办事处，确实很难——”
“你的委托人有没有计算机呀？”
一记闷棍，哭笑不得。“当然。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敲几下键盘，什么数据都可以出来那么容易。”
“过3个星期本案就要开始审理啦，德拉蒙德先生。我现在就要这些数字。”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大人。我每天都在催我的委托人。”
“快把它拿来！”基普勒逼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甚至用手指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摩尔豪斯、希尔、普伦克和格罗的身子整整齐齐向下缩了几英寸，但他们的手仍在龙飞凤舞个不停。
接着又讨论一些不怎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案审理预定两周时间；虽然基普勒先前已经悄悄向我透露，他准备力争5天结案。这次预备会议开了2小时。
“先生们，现在谈谈你们和解谈判的情况吧。”我当然已经告诉过他，对方最后一次提出的数目是17万5。而且他也知道，多特·布莱克根本不想和解。她一个子儿也不要。她要的是血。
“你提出的最佳条件是怎么样的呀，德拉蒙德先生？”
那5张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表情，仿佛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就要出现。“嗯，大人，就在今天上午，我的委托人授权我在此提出向对方提供20万美元了结本案。”德拉蒙德说时稍稍带点儿舞台腔。
“贝勒先生？”
“抱歉。我的委托人已经指示我不得和解。”
“数目再大也不和解？”
“完全正确。她要的是在那边陪审席上坐着陪审团。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儿子遇到了什么事。”
桌子对面是一片震惊和迷惘。我从没见过这么猛烈地摇头。法官本人也勉强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唐尼·雷落葬以后，我几乎没有和多特交谈过。我也曾试过几次，但说不上几句，谈话就难以继续下去。她既伤心又难过，这种心情我当然完全能够理解。她为唐尼·雷的不幸去世，责怪大利公司，责怪这个制度，责怪医生和律师，有时甚至还要责怪我。而我对此当然也能理解。她既不需要也不想拿钱。她要的是公道。我上次路过她家，她站在门廊里说：“咱要让那些家伙完蛋！”
“这太令人无法容忍啦。”德拉蒙德演戏一般地说。
“开庭审理是不可避免的啰，列奥，”我说。“你做好准备吧。”
基普勒用手指了指一沓材料，秘书赶忙给了他。他将一张名单给了找和德拉蒙德。“这是可供挑选的陪审员的姓名地址。一共92名，不过有几位可能已经迁离本市。”我一把接过名单，立刻埋头阅读。本县有100万人，难道我有可能认识这92人中的任何一个吗？他们全是陌生人。
“我们将在开庭前一周挑选出陪审员，所以请你们在2月1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调查他们的背景，不过和他们做任何直接接触，当然都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调查卡在哪里？”德拉蒙德问。每个潜在的陪审员都要填写一种卡片，提供有关年龄、种族、性别、工作地点、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基本资料。开始挑选陪审员时，这往往就是律师所了解的有关陪审员的全部信息。
“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将寄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啦，大人。”我说。
德拉蒙德摇摇头。
“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投保人数和索赔人数的资料，德拉蒙德先生。”
“我们正在努力，法官大人。”
我在事务所附近的那家食品合作商店一个人吃了午饭。吃的是黑豆和意大利调味饭，喝了一杯药草茶。每次来这里，我都觉得食欲旺盛。我搅着盆中的黑豆，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盯着那张92人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实力雄厚的德拉蒙德，将会组织一个调查组，探听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的手下会偷偷拍下他们的房屋和汽车，摸清他们是否曾经卷入任何一桩官司，搞到他们的资料报告和就业史，挖掘出涉及离婚、破产或犯罪指控的可能的隐私。他的手下将翻遍公开的记录，了解他们购房时付了多少钱。他唯一不能干的只是和他们接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