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14
等到我们大家在法庭上聚齐，挑选那12名候选人时，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对这批人当中的每一位，都将已建立起一部相当完整的档案。这些档案不仅将由他自己和他的手下仔细评估，而且一批专业的陪审顾问还将对其做彻底的分析研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学史上，陪审顾问是相对说来刚出现不久的一种怪物。他们通常是些对于研究人性有一定技能的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心理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到处转悠，向那些买得起他们那贵得吓人的技能的律师出售他们的知识。
在法学院时，我听说过一件事：乔纳森·莱克化8万美元雇了一名陪审顾问，而陪审团的裁决却帮他捞回了数百万，所以他付出的8万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们挑选陪审员时，德拉蒙德雇佣的陪审顾问肯定会到场。他们会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些毫无警惕性的候选人。他们将研究他们的面孔衣着言行举止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东西。
而另一方面，我却有戴克协助，他本人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研究人性的高手。我们将把名单交给布齐和布克，交给可能认识其中一两名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将要打几个电话，也许要核对几个地址。我们挑选陪审员比对方要困难许多，我们主要只能根据他们在庭上的表现从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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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每周至少要到购物中心去3次，一般都在吃晚饭的时间。事实上，我在靠近溜冰场栏杆边供人们散步的地方已经有了固定的座位，我在那里一边吃着从王氏中餐店买来的鸡丝炒面，一边看着幼小的儿童在下面溜冰场溜冰。我坐在那里还可以看清来往的行人，这样我就不致被他逮住。今天，她从我身边只走过一次，独自一人，而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是多么想悄悄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把她领进一家漂亮的小时装店，躲在衣架中间，说上一阵悄悄话啊！
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妇女比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我挂上电话。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又响啦。一个听起来有点儿熟的声音说：“请找鲁迪·贝勒。”
“我就是。”
“我是比利·波特。你今天还来过我们店的。”
比利·波特是个男性白人，一家名叫西部汽车的商店经理，整天打着领带，穿着整齐。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太适合担任陪审员。我们不要他。
“是的，波特先生。谢谢你来电话。”
其实打电话的是布齐。他同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现在和戴克呆在一起，两人也许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挤在一起取暖呢。布齐去过西部汽车商店，跟波特谈过购买一套轮胎的事。这位精通业务的高手，现在正竭力模仿波特的声音。他们俩反正谁也不会再见着谁。
“你有什么事？”比利·波特问道。我对布齐说过，开头态度要装得生硬一点，然后再迅速缓和下来。
“有点事儿。嗯，是那桩案子，你知道。就是你接到传票的那桩案子。我是承办该案的律师之一。”
“这合法吗？”
“当然合法，但是请你千万保密。我代表一位可怜的小老太，她的儿子被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杀害啦。”
“杀害？”
“嗯。那孩子需要做手术，可公司错误地拒绝支付手术费。他在将近3个月以前，死于白血病。这就是我们起诉的原因。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波特先生。”
“这听起来太糟糕啦。”
“我还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案子呢，而且自己就亲手办过许多件。那些人真是罪大恶极呀，波特先生。我这样说请你别见怪。对方已经出了20万，要求和解结案，可是我方要价比这高得多。我们要求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以要请你鼎力相助。”
“我会被挑中吗？我的工作实在走不开呀。”
“我们将从大约70人里面挑选12名陪审员，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请千万帮帮忙。”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我实在不想当这个陪审员，你明白吗？”
“我明白的，先生。谢啦。”
戴克返回办公室，和我一道吃了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又出去两次，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声称都和我们谈过话，而且目前都迫不及待地要对大利公司的不法行径给予严厉的惩处。我们要给窃听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俩正在外面奔波，挨家串户，到处游说，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严重到了使我一辈子都不能重操律师职业的程度。而且，所有这一切卑劣得令人战栗的勾当，竟然发生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
在即将进入第二轮接受询问的候选陪审员中，我们已成功地在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投下了疑点。而且这些全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最最可怕的人。
我敢打赌，德拉蒙德今夜将通宵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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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初的印象总是至关重要的。在8点半到9点之间，陪审员陆续到达。他们紧张不安地跨过双扇木门，几乎是呆呆地东张西望，沿着过道向前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庭。我和多特单独坐在原告席上，面向正在渐渐坐满的铺着衬垫的陪审员席，背对着法官的座位。我们的桌上除了一本拍纸簿，别无其他。戴克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坐在靠近陪审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和多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尽量露出一丝笑意。可我的心却紧张得怦怦狂跳，无法平静。
过道另一侧的情况与我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告席上坐着5个身穿黑色西服面孔铁板的男人，十只眼睛全盯着把桌子堆得满满的一沓沓文件。
我的以弱胜强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而这场战斗现在就要开始了。陪审员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势单力薄，财力明显不足。而我的矮小的委托人又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我们远不是坐在那一边的富豪们的对手。
由于已经结束了取证的工作，我逐渐意识到由5位律师来为被告辩护，是多么没有必要。而且是5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令我惊奇的是，德拉蒙德竟然没有想到，这会给陪审团留下何等糟糕的印象。他的委托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否则怎么会兴师动众，用5个律师来对付区区我一个呢？
今天早晨，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也离他们远远的。但从他们脸上的温色和轻蔑的讥笑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正为我和陪审员们直接接触而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窃取委托人的金钱，律师能犯的最大罪过，也许莫过于和潜在的陪审员直接接触。这和非法窃听对手的电话相比，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装出了一副义愤填膺的蠢相。
法庭办事员领着陪审员们在一边排好队，然后在另一边随意地在我们前面坐下。在列人名单的92人中，今天有61人到场。有几位没有找到。2位已经去世。还有几位称病。3人以年事过高婉辞。基普勒又以不同的原因同意了几个人不做陪审员的请求。办事员每喊一个名字，我都做笔记。我觉得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几个月了。6号是比利·波特，西部汽车商店的那位经理。据说此人昨夜给我打过电话，看看德拉蒙德如何对待他，那一定会是十分有趣的。
杰克·昂德霍尔和柯密特·阿尔迪代表大利公司，坐在德拉蒙德和他的伙伴们身后。这样就有7套黑色西服，7张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的脸，虎视眈眈地盯着陪审席。放松一点儿吧，伙计们！我脸上一直保持着轻松愉快的神情。
基普勒走进法庭，全场起立。他向陪审员们表示欢迎，简短有力地谈了谈陪审员的作用和公民的义务。在他询问是否有人有足够的理由不愿担任陪审员时，陪审席上举起了几只手。他请他们每次一人分别走到法官席，低声向他陈述各自的原因。上了我的黑名单的5位公司主管中，有4人和他耳语了一番，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我对此毫无惊奇之感。
这一过程化去了一些时间，我来此机会研究研究陪审员。从他们座位的情况看，我们大概仅需考虑前三排。这三排坐了36人，而我们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外加2名做候补。
在被告席后面紧靠着的座位上，我看见有两个穿着考究的陌生人。我想一定是陪审咨询顾问。他们正仔细注视着陪审员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小小的计谋不知对他们的全面心理分析起了多大作用？哈，哈，哈！我敢打赌，两个疯小子在挑选陪审员的前夕，居然找陪审员们谈心，他们以前从无必要在分析时考虑这样的因素。
法官大人又打发掉7名候选的陪审员，剩下的还有50人。他接着又概述了案情，介绍了案件的双方及双方的律师。巴迪没有到庭。巴迪在他那破烂的福特车里。
基普勒接着又提出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陪审员们假若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他请他们举手。你们有谁认识原告或被告，律师或证人？你们有谁买了大利公司的保单？你们有谁官司在身？你们有谁曾经状告过保险公司？
有几位做出了反应。他们举起手，接着站起来与法官大人交谈。他们很紧张，但在两三个人开了头之后，冰层便开始融化。有人幽默了一下，于是大家全都轻松了许多。在短促的瞬间，我曾几次默默地自言自语，我属于这里。这我也能干。我是一个律师嘛。当然，我没有说出口。
基普勒给过我一张他要问的问题清单，我想了解的问题全部列在上边。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也把同样的一份给了德拉蒙德。
我做着笔记，注意观察人们的表情，凝神静听他们所说的话。戴克和我一样干。这令人很不快，但陪审员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人，我对此倒颇为庆幸。
时间在基普勒发问的过程中缓缓逝去。等他结束时，已经过了将近两小时。我的心又开始紧张地怦怦跳动。现在是鲁迪·贝勒在真正的庭审中发表第一篇讲演的时候啦。这篇讲演将很简短。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审判席前，朝他们热情地笑了笑，开始讲出已经练习过上千遍的那段话。“早上好。我叫鲁迪·贝勒，我代表布莱克全家。”头开得不错。在法官反复推敲了将近两小时后，他们巴不得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我望着他们，热情而又真诚。“基普勒法官已经问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的他全问到了，所以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诸位有谁能举出任何理由，说明自己不宜担任本案的陪审员？”
我没有指望会有人作答，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一直看着我，已经看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想对他们问声好，再朝他们甜甜地笑一笑，如此足矣，决不啰嗦。人世间最令人讨厌的莫过于喋喋不休的律师。再说，德拉蒙德多半还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谢谢诸位，”我微笑着说。我又慢慢转身面对法官高声说，“法官大人，我认为陪审团很不错。”我回到座位上，一边轻轻拍了拍多特的肩膀，一边坐下。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故作镇静，竭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姿态，实际上却全身都在冒火。他做了自我介绍，开始谈论他的委托人。他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家大公司，而且每年的盈余都很可观。它不该因此而受到惩罚，你们明白吗？这对你们有影响吗？他是在对案子本身进行辩论呀，而这是很不妥当的。不过，他虽已贴近警戒线，却还没有越界，还不能向他开火。我拿不准是否要表示反对。而我已经下定决心，只有在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我才会表示反对。他为自己设置的这条界线十分有效。他那流畅的语言，在乞求人们的信任。他那花白的头发，在显示他的智慧和经验。
他又谈了某些方面的事，听众毫无反应。他是在播种，接着就酿成大乱。
“下面，本人将要提出的，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他满脸严肃地说。“请诸位仔细听。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长长的、充满戏剧性的停顿。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诸位有谁已经接触过本案？”
法庭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的声音仍在空气中震响，久久不肯消失。他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指控。我朝他们的座位上望去。希尔和普伦克正在朝我张望，摩尔豪斯和格罗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
德拉蒙德像冰柱一样冷峻地站着。谁要是胆敢第一个举手说：“我！原告律师昨儿晚上到过我的家！”他会马上饿虎扑羊一样朝他扑过去。德拉蒙德知道这件事就要发生了，他硬是知道会发生。他将追问出事实真相，揭露我和我的腐化堕落的合伙人，并且提议给我以警告和惩罚，永远剥夺律师资格。本案的审理将推迟若干年。这样的情况就要出现了。
然而，他的肩膀却在慢慢地下垂。空气无声无息地从他的肺里向外冲。全是一伙说谎的混蛋！
“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非了解不可。”他的语调信心不足。
谁也不吭声，谁也没动弹。但是陪审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紧张地盯着他。他使他们极不自在。继续玩吧，老伙计！
“我换一种方式再问一遍，”他冷冰冰地说。“诸位昨天有谁与这位贝勒先生或者与那位戴克·希夫利先生谈过话？”
我一下蹦了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太荒谬啦！”
基普勒恨不得走下法官席，来助我一臂之力。“反对成立！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德拉蒙德先生！”他直接对着话筒大声吼着，声震四壁。
德拉蒙德面向法官。“大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陪审团被人收买了。”
“什么？他这是在指控我嘛！”我怒气冲冲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说。
“我们或许该到你办公室谈一谈。”德拉蒙德边说，边用眼睛瞪着我。
“去就去。”我顶他道，仿佛迫不及待要和他较量。
“暂时休庭。”基普勒对法警下令道。
德拉蒙德和我隔着办公桌在法官大人对面坐下。其他4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人站在我们身后。基普勒一脸的莫名其妙。“你最好理智点。”他对德拉蒙德说。
“陪审团被人收买了。”德拉蒙德说。
“你怎么知道？”
“这我不能说。可我知道这是事实。”
“别跟我玩什么把戏，列奥。我要的是证据。”
“我不能说呀，大人。我说了就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胡说八道！快告诉我。”
“我说的是真话，大人。”
“你在指控我啰？”我问。
“正是。”
“你疯了！”
“你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哪，列奥。”法官说。
“我想我可以证明所说完全属实。”他洋洋得意地说。
“怎么证明？”
“让我继续向陪审员提出质询。等我问完了，真相自然就会大白啦。”
“他们对你的问题无动于衷嘛！”
“可我才刚刚开始呢。”
基普勒陷入了沉思。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我希望能对几位陪审员一个一个地提问。”德拉蒙德说。这样的做法是超出常规的，但法官有权就此做出决定。
“你的意见呢，鲁迪？”
“不反对。”我巴不得德拉蒙德立刻开始追问我们放过烟幕的那几位陪审员。“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我身后有两个混蛋听了我的这句话，咳嗽了几声。
“好极了！你在为自己挖坟墓呢，列奥！小心点儿，你别越轨。”
“你们在里头干了些啥？”我回到座位上时，多特问道。
“就谈了点儿律师的事。”我悄声说。德拉蒙德已经拉开架势。陪审员们个个都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瞧着他。
“诸位，是否有人和你们接触，谈论过本案，刚才我已经说过，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请举起你的手。”他的语调活像个第一流的教师。
哪里也看不见有一只举起的手。
“陪审员与案件的任何一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对主动进行接触的那个人，而且对陪审员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假如这位陪审员不向法庭报告的话。”他用恶狠狠的威胁的口吻说。
无人举手。无人动一动。除了一群脸上迅速露出怒色的人，别无所有。
他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上，抹了抹下巴，把枪口对准了比利·波特。
“波特先生。”他声音低沉地说，比利不禁一怔。他挺直腰板，点了点头，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
“波特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诚实的回答。”
“要是你的问题诚实，我的回答就会诚实。”波特气呼呼地说。此人性子火爆。坦白地说，我宁可离他远一点。
德拉蒙德愣了一秒钟，接着又没头没脑往前冲。“好吧。现在，波特先生，请你回答；昨天夜里你究竟有还是没有和鲁迪·贝勒先生通过电话？”
我猛地站了起来，摊开双臂，茫然不解地望着德拉蒙德，什么也没说；仿佛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而他却已经昏了头。
“绝对没有。”波特说，脸涨得发紫。
德拉蒙德身子向前伏在栏杆上，两只手紧紧抓着红木栅栏，低头瞪着不到5英尺之外坐在头排的比利·波特。
“你肯定吗，波特先生？”他问。
“绝对肯定！”
“我认为你和他通过话。”德拉蒙德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已经越过了线。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基普勒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对他训斥，那位比利·波特先生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朝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扑了过去。
“你敢说我撒谎，你这个婊子养的！”波特卡住德拉蒙德的喉咙，高声叫骂。德拉蒙德一下子摔倒在栏杆上，脚上一只饰有花纹的平跟船鞋飞到了半空中。妇女们在尖叫。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德拉蒙德被压在波特的身体底下，双手在乱抓，两脚在乱踢，拼命挣扎着还个一两拳。
T．皮尔斯·摩尔豪斯和M．亚历克·普伦克首先冲到了混战现场。其他人也接连赶到。法警手忙脚乱，和两个男陪审员一起竭力想把他们拆开。
我稳稳地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场扭打。等基普勒赶到栏杆边时，波特已经被人拖开，德拉蒙德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人们在第二排座椅下面找到了那只饰有花纹的平底船鞋，还给了列奥。他一边掸着衣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波特。被人拽住的波特，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两位陪审咨询顾问惊呆了。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告吹了。他们可爱的理论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此刻是百无一用了。
在短暂的休庭之后，德拉蒙德正式提出了将陪审员全部更换的要求，遭到了基普勒的拒绝。
比利·波特先生未能入选陪审团。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法庭。我觉得他还没有把德拉蒙德揍过瘾。我希望他会候在外边，等德拉蒙德出去时把他干掉。
中午刚过不久，我们便在法官私人办公室开始挑选陪审员。现在这一程序已变得枯燥无味。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坚决反对我和戴克昨晚在电话上提到的那些人进入陪审团。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我们已和这些人接触过，并且用某种办法说服了他们，让他们不露出一点儿口风。德拉蒙德那伙人对我简直是势不两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挑选的结果大遂我愿。6位黑人妇女，而且全都是做了母亲的。2名黑人男子，1位是大学毕业生，另1位从前是卡车司机，现在成了残疾。3名白人男子，其中2位是工会会员，另1位的家和布莱克仅隔4个街区。最后1位是白人女子，一位著名房地产商的太太。我无法将她排除在外，但有她我也并不担心。陪审团做出裁决，12人中只要有9人同意就成。
下午4点，基普勒请他们在陪审席就座。他们接着宣了誓。法官解释道，一周后本案即将开庭审理，他们决不可与任何人谈论本案。他随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开始真把我吓了一跳，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的主意极妙。他问双方的律师，我和德拉蒙德，想不想对陪审团说几句。不列入记录。只是非正式地谈点儿案情。但别异想天开。
我当然感到有点突然，以前从未听说过会有这种事。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陪审团面前。我讲了唐尼·雷，讲了保单，讲了我认为错在大利公司的理由。我话说得不多，5分钟便已讲完。
德拉蒙德走近陪审团。即使瞎子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陪审员们心目中引起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多深。他为上午出现的糟糕事件表示了歉意，却又愚蠢地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波特。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根据他的观点谈着本案的事实，对唐尼·雷的死表示了遗憾，但是如果认为他的委托人有任何责任，那简直是荒谬的，他说。
我注视着他那一帮人以及大利公司的两位老兄。这伙人全部面有惧色。事实对他们不利。陪审团同情原告。法官则是个明显的敌人。他们心目中的那颗灿烂的明星不仅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信任，而且屁股上还挨了鞭子。
基普勒宣布休庭，陪审员们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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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挑选好陪审团后过了6天，也就是开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办公室接到克利夫兰一位律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心里立刻犯了疑，因为我并不认识克利夫兰的哪个律师。我和他只谈了大约10秒钟，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后，一句话刚说了一半就把电话轻轻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着更多的准备。
我偶尔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出现，那应该归功于狄龙·基普勒。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感谢过成千上万次，感谢他在开庭一周前挑好了陪审团，并且让我对他们即席讲了几句话。陪审团一度曾经是个巨大的问号，是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熟悉了他们的面孔，而且还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他们讲过话。他们喜欢我。而且不喜欢我的对手。
无论我的经验是多么缺乏，我坚信基普勒法官都会帮我填补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后，我和戴克道别离开事务所时，天正下着小雪。下一场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着学校要停课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统关闭。因为市政府没有买过一辆扫雪车。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