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18
在谈到那些有趣的东西时，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提到了那些故意藏匿的文件和大利公司所说的谎言。这些事实在庭审时曾经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现在当然不能过于唠叨。庭审仅仅进行了短短的4天，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陪审员们对重要的证词依然记忆犹新。我引用了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词和大利公司的统计数据，并且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数字：1991年的保单数、索赔数，以及那个最重要的拒赔数。我写得整齐清楚。即使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也能一目了然，过目不忘。这几个数字传达出来的信息明确无误，无可辩驳。在幕后控制着大利公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决定执行的是一个在为期12个月内拒绝索赔要求的诡计。用杰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他是想以此来软化陪审员们的立场，而且这一着显然十分有效。至于说到赔款的数额，他对我的建议实在是大惑不解，干吗要求陪审员按照大利公司净资产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给多特·布莱克赔款的数额呢？这太令人震惊啦！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已经承认他的委托人确实是错了。应该对这件不公道的事情负责的那些人也已经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经用行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裁定巨额赔偿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都起不到。绝对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开始小心谨慎地对不正当的致富手段进行抨击。他非小心谨慎不可，否则就会触怒多特，而触怒多特也就会触犯陪审团。他谈了布莱克家的一些情况；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那儿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个居民区，等等，等等。在这样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这一家描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生活朴素，但幸福快乐。他真是慷慨大方！名闻遐迩的大画家诺尔曼·罗克韦尔也不可能比他描画得更漂亮啦！我简直可以看到那林荫遮盖的街道和那友好的报童啦！他讲得有声有色，陪审员都在洗耳恭听。他描述的不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而是他们渴望享有的那种生活。
你们，陪审团的诸位女士们先生们，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钱拿给这布莱克一家呢？这只会损坏这幅令人愉快的画卷。这只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混乱。这只会使他们处于和邻居及朋友们大不相同的地位。简而言之，这只会毁了他们。而且，难道有谁有这个权利，获得我鲁迪·贝勒提出的那笔钱财吗？当然没有。仅仅因为大利公司有这么一笔钱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746美元这一数字，对陪审团说，这就是布莱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这一数字旁边，写了一个20万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这样一个数字。他接着又对陪审团说，他确实想要做的是，让布莱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这样的结果我们难道有谁还会不喜欢吗？可办到，十分容易。移植手术值20万，那就把这一笔钱付给布莱克家。假若他们把这笔钱投到收益率为6％的免税债券上，那么他们每个月就会获得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负责为多特和巴迪进行投资。
多美的一笔交易啊！
他干得着实不坏，他的论据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审团，他们全都在望着黑板，认真考虑。这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折衷方案。
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不仅希望而且祈祷上苍，让他们不要忘记多特曾经发出的把钱一分不留统统捐给美国白血病协会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对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结束了他的结案辩词。他的声音深沉，语调缓慢，整个儿就是至信至诚的化身。务请诸位秉公裁决啦。他发出这一请求后走回被告席。
由于我是原告律师，我还可以最后再做一次发言。指定给我进行反驳的时间是半小时，但我刚才第一次发言已经省下了10分钟。我微笑着走向陪审团。我对他们说，我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干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刚才那样出色。我赞扬他是位老练的出庭辩护律师，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瞧，我是一个心地多好的小伙子！
我仅发表两点评论。首先，大利公司现在承认自己错了，而且实际上愿意支付20万美元使本案和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热切地祈祷上帝，不要让对他们的惩罚超过20万。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对陪审团致词的时候承认过大利公司犯了错误并表示过愿意赔偿这笔钱了吗？不，他没有。他现在知道的事，他当时同样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向诸位承认他的委托人错了呢？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希望你们不至于了解事实真相。现在诸位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他们也就变得如此诚惶诚恐，低声下气啦！
我用几乎是挑衅的口吻结束了我的最后发言。我说：“假如你们裁定的数额最多就是20万美元的话，那就干脆免了吧。我们不需要。这20万美元是手术费，可是这个手术是永远也不会做的了。如果你们认为大利公司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那就留下这20万，我们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从陪审团面前走过，凝视着每一位陪审员的眼睛。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
“谢谢诸位，”我说，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对陪审团做最后指示的当儿，一种愉快而又轻松的感觉，突然涌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再不需要为证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请或者概要烦恼了，再不需要为听证会或者最后限期或者这个证人那个证人烦恼了。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缩在椅子里。给我几天我也睡不醒。
这种平静的心情仅仅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已快到10点30分，陪审员们走出法庭，去开始进行他们对本案的审议。
于是，我又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楼的二楼，递交了赖考离婚案的诉状，接着径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办公室。法官为我的精彩辩护向我表示祝贺，我又再次反复感谢他对我的大力关照。但我心里此刻还在想着另外一桩事。我请他看了离婚诉状的复本，匆匆地谈了谈凯莉·赖考，她经常受到殴打和他那个疯子丈夫的事。我问他是否能采取紧急的强制措施，禁止赖考先生接近赖考太太。基普勒虽然厌恶离婚，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这种措施相当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这时，陪审团尚无消息，他们已经审议了一刻钟。
我们在走廊里找着了布齐，把离婚诉状的复本、基普勒刚刚签发的命令以及传票统统交给了他。他事先已经同意到克利夫·赖考上班的地方把离婚案的文件送给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齐，办事的当儿不要让那个小伙子太难堪。
我们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时。德拉蒙德和他们那帮手下人缩在一边，我、戴克、库柏·杰克逊、赫尔利以及格伦菲尔德则呆在另一侧。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几位穿着黑西服的高级主管和他们的律师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昂德霍尔、阿尔迪和洛夫金坐在后排，面色阴沉，他们正在等着消防队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饭送进陪审员室。基普勒打发我们出去吃中饭，可以等到一点半再回来。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点儿也不想吃饭，于是我便开车去鲁宾的住处接凯莉。她独自一人。离开家时，她既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化妆品，现在就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运动衫，脚上拖着一双借来的运动鞋。她走路时一跛一拐，痛得厉害。我扶着她上了车，托起她的双腿，让她转身坐正。她咬紧牙关，不叫也不哼。在阳光下，她脸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肿块颜色显得更深。
我们驶离公寓时，我发现她在东张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会突然跳出树丛向她猛扑过来。“这个东西是刚刚才交出去的。”我说着把离婚诉状给了她。她把它凑到眼前看着。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
“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她问。
“差不多就是现在。”
“他一定要发疯了。”
“他早就疯啦。”
“他一定会追踪我们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啰？”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格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签字。
“这没有什么不合法吧？”凯莉问。考虑到这里颇为神秘的气氛，这是一个问得十分恰当的问题。
“不合法倒说不上。他们最多让我们关门大吉，那我们就搬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4年了，谁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你们知不知道在这儿最多只能呆7天吗？”
我们知道。
“你们得为以后住的地方，早点儿着手准备呀。”
我希望她以后就住到我那儿去，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呢。
“这里住了几位妇女？”我问。
“今天是5位。凯莉，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里面有独用的卫生间。伙食不坏，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间里吃饭，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进餐。我们不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我们不商量不开会。我们提供的是爱心和庇护。你在这里非常安全。谁也不会找着你。我们还有一名带枪的警卫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来看我吗？”凯莉用头指着我问。
“我们准许每次一人来访，而且每次来访都必须经过批准。先打个电话来取得同意；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踪。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在此过夜。”
“那没有关系。”我说。
“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得领凯莉到处去看一看了。欢迎你今儿晚上来看凯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于是我向凯莉告辞，并且保证晚上再来看望。她要我买一块比萨饼来，今儿晚上毕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驱车离开时，我觉得仿佛已将她转入地下。
克利夫兰一家报纸的记者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谈谈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据说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我无可奉告。他跟着我走进法庭。戴克独自一人坐在律师席，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另外一边谈笑风生。看不见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审团做出裁定。
布齐把离婚诉状送交克利夫·赖考时，他正下班准备去吃中饭。赖考骂骂咧咧，出言不逊，可布齐并没有退缩。正当他拉开架势准备和他大吵一场时，赖考却匆匆开溜了。传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后我得多多留神。
在将近2点钟的时候，人们陆续走进法庭。布克也大驾光临，和我们一起坐在原告席。库柏·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一顿中饭吃了很久，而且还喝了几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记者坐在后排，谁也不想理睬他。
关于陪审团对案子的审议已是议论纷纷。如果迅速做出了裁决，那么在本案这样的情况，裁决该会对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时间迟迟不决，那就意味着陪审团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听着这些无根无据的猜测，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几口水，接着走进洗手间，最后又走到快餐部。这样走动要比在法庭里呆坐感觉好得多。我肚子里在猛烈翻腾，心脏像活塞一样激烈跳动。
布克比谁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动。而且他和我一样紧张。我们沿着大理石铺成的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我们只是在等待。在心情骚动不安的时刻，有朋友站在身边，这太重要了。我感谢他的光临，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一时刻的。
到了3点半钟，我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做出这一裁决，可以说像扣篮一样简单。挑出一个百分比，按按计算器，结果不就出来了！也许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数额是低得多么可怜。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统计数字，变成另一个证明孟菲斯的律师应该见好就收，拿到一笔钱就把案子和解了结的例子了。时间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过去。
我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门口处朝我拼命挥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着点儿，”布克对我说。我们两个几乎是一口气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迅速做了一个祷告，一脚跨进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个手下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独自坐在原告席。人们已经全部入座。在我走过栅栏门，坐到我的委托人身边的同时，陪审员们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陪审席。他们不动声色。他们坐定以后，法官大人开口问道：“陪审团是否已做出裁决？”
陪审团团长、那位年轻的黑人大学毕业生本·查恩斯答道：“我们做出裁决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将结果写在纸上？”
“是的，大人。”
“请起立宣读裁决。”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的那张纸，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动。可我的双手抖得更剧烈。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我觉得很快就会昏厥。但多特却很镇静。她在这场较量中已经击败了大利公司，对方已经在法庭上公开认了错。对她来说，别的都无足轻重了。
我打定主意，无论陪审团裁定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板着面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侧飞快瞟了一眼，发现那5位被告律师采取的是同样的战术。
查恩斯清了清嗓门，大声朗读道：“本陪审团兹做出有利于原告之裁决，原告获取实际赔偿金额为20万美元。”停顿。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张纸。到目前为止，尚无惊人结果。他又清了清嗓门，说道，“同时，本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之另一裁决，原告获取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为5000万美元。”
有人从我身后发出一声惊叫。被告席上的诸位全都目瞪口呆，无法动弹。全场一片寂静。在炸弹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以后，要等最初的惊吓消逝，人们才会大梦初醒似的迅速寻找伤口。如果发现没有被弹片炸伤，那才有可能继续呼吸。
我确确实实在拍纸簿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只是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无法辨认。我竭力忍住了笑声，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干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纵身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疯狂的橄榄球运动员在球门区那样旋转扭动。我想冲到陪审团席，去亲吻每个陪审员的脚尖。我想绕着被告席趾高气扬地兜一圈，对他们冷嘲热讽一通。我想跳上审判席，热烈地拥抱狄龙·基普勒。
可我纹丝未动，只是对我的委托人轻轻说了一句：“祝贺你。”她没有吭声。我抬头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检查书记员刚刚呈交的书面裁决。我的目光移向陪审团，陪审员们大多在望着我。此时此刻，我当然再也无法继续板着脸，我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道谢。
我在拍纸簿上画了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唐尼·雷·布莱克。我闭起了眼睛，在脑海中回想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形象。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场内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仅仅因为能来到这里而发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头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湿润。他死得好冤！
“裁决适当，无可挑剔。”基普勒说。非常适当，我要说。他向陪审团致词，感谢他们尽了公民的义务，告诉他们下周将给他们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报酬，请求他们别和人谈论本案，最后说他们现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导下，他们最后一次列队走出法庭。我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们每人整整100万。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继续板着面孔。“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辩论审后申请。我的秘书届时会通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还能再有什么要求？
列奥坐着没动，低声说：“没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乱起来，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把档案塞进纸箱。他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在田纳西州的历史上，这是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裁决，而他们将作为在这次审讯中被打垮的律师而遗笑万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尽，倘若不是惊愕不止，我也许会走上前去和他们拉手致意。那将会是一个漂亮的举动，可我硬是不愿。像现在这样坐在多特身边，眼睛盯着拍纸簿上刚刚写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还没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诉会拖一年，甚至两年。而且裁决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肯定会遭到刻毒的攻击。所以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过，我此刻对工作已经厌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飞机，飞往一个度假的海滩。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审理正式宣告结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见了夺眶而出的泪水。戴克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向我们祝贺。他脸色苍白，但咧着嘴巴，露出了那4颗闪闪发亮的大门牙。我为多特担心。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难得在人前哭泣，但现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制。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臂，递给她一张纸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颈背，说是下周给我打电话。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对我大加称赞。他们急着要去赶飞机，我们星期一再在电话上详谈。那位记者向我凑过来，但我挥挥手叫他走开。我不想理睬他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为我的委托人担心。她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抽抽泣泣的声音越来越响。
德拉蒙德和他那几位伙计像驴子一样背着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对他们同样不理不睬，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倒乐意变成一只绿头苍蝇，叮在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雪白的墙壁上。
法庭书记官、法警和办事员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后离开了法庭。室内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无别人。我应该去见基普勒，谢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为现实。可我现在不能。现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泪正像瓢泼大雨一样向下流。戴克坐在我们身旁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我双眼湿润，心在隐隐作痛。她对这笔钱毫不在乎，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生。
有人，或许是那个法警，关掉了靠近陪审员室的那条狭窄走廊上的电灯开关，灯灭了，法庭里骤然暗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挪动。哭声渐渐变弱，她有时用纸巾有时用手指擦着脸上的泪水。
“对不起。”她声音沙哑地说。她想回家，我们起身离开法庭。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戴克把我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3只公文包。
我们走出熄了灯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又近5点，法院里没有多少活动。没有摄像机，没有记者，也没有乱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儿抢拍我这位一举成名的律师的镜头，录下我的几句话。
事实上，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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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事务所。我身体太累，震惊过度，不可能去酒吧狂欢庆祝胜利，何况我此刻唯一的伙伴戴克，又向来是滴酒不沾。只要喝上两杯烈酒，我就会躺倒在地不省人事，所以酒吧对我并无诱惑力。应该找个地方开个祝捷晚会狂欢一番，可是当你和陪审员们打交道的时候，事前很难计划周全。
也许明天吧。到了明天，我想感情上的创伤准会平息，我会对这一裁决做出事后的正确反应。到了明天，我又将面对现实。那时，庆祝胜利为时也不晚。
我在法院大楼前和戴克道了再见。我对他说，我已半死不活，明天晚一点儿再碰头。我们两个都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我们都需要有点儿时间考虑考虑，而且是一个人静下来自个儿考虑。我开车回到包娣小姐家，像往常一样把她的房间一个一个检查了一遍。今天不过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眼睛盯着我住的房间，第一次开始盘算如何化这笔钱。要多久以后我才购买或者修建第一幢自己的漂亮的房屋？我将买一辆何等样式的新车？我想把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驱走，但却力不从心。假如你手上有了1600万美元，你会拿它怎么办？我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笔钱到手之前，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本案的判决有可能会被撤消，发回重审；重审做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使我的进账成了零；上诉法院有可能会将惩罚性赔款的金额大幅度砍去，甚至把它彻底勾销。我知道这些可怕的景象完全有可能出现，但目前，这笔钱是属于我的。
在我想入非非的当儿，太阳已经西沉。空气清新，寒意逼人。也许到了明儿，我可以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但目前，大量的毒汁已经从我的灵魂中清除，这使我觉得轻松和温暖。将近一年以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对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之中。对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些人，对开动机器使一系列事件开始运转从而夺去了一个无辜者宝贵生命的那些人，我一直恨之入骨。唐尼·雷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肯定会有位天使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他的。
他们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有错。我对他们不再仇恨。
凯莉用叉把比萨饼切成薄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她的嘴唇浮肿未消，脸颊和下颌依然酸疼。我们坐在她那张单人床上，背靠着墙壁，腿伸出床外，那只装比萨饼的盒子隔在我们两个中问。对面梳妆台上那架索尼18英寸电视机正在播放约翰·韦恩的西部片。
她还是穿着那件运动衫，赤着双脚。我看见她右脚踝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那是他去年夏天打断她的脚踝留下的纪念。她已经洗过头，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巴。她也已经搽过指甲油，如今指甲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她在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即使没话也要找话和我谈，可是浑身疼痛，又怎能真正开心得起来？因而我们谈得不多。我生平从未挨过心狠手辣的毒打，想象不出事后心有余悸的滋味。肉体上的创痛较易理解，可是在她心灵上留下了何等的恐怖却难以想象。我不知道他是打到什么程度才决定住手并转而开始欣赏自己这一手绝活的。
我尽量不去想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商量过，现在我也不想把它提出来。在把传票和离婚诉状逞交克利夫以后，到目前还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在这个庇护所里见到了另一位女士。那是个有3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成天惊恐万状，神思恍惚，连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说不全。她就住在隔壁。这个地方死一般沉寂。凯莉只离开房间一次，走到后面的门廊上，坐在那儿呼吸新鲜的空气。她也试着看了一会儿书，可是感到很困难。她的左眼实际上还难以睁开，而右眼又常常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不过，医生说她的眼睛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她哭过几次，我不断地向她保证她这次受到的殴打将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事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哪怕我必须亲手宰了那个混蛋。我这样说绝对当真的。只要他敢走近她，我一定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逮捕我好了！起诉我好了！审判我好了！让陪审席上的那12个人对我做出裁定好了！我无所畏惧，我交上好运啦。
我没有告诉她陪审团裁决的事。和她一起坐在这个幽暗的小房间里，看着约翰·韦恩跃马扬鞭，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基普勒的法庭，似乎都是那样的遥远。
而这个小小的幽暗的房间，却正是我想呆的地方。
我们吃完了比萨饼，更紧地依偎到一起，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可是我不得不当心，因为她从头到脚都又青又紫。
电影结束了，电视机里开始播出10点钟新闻。我突然急于要知道，是否会播报对布莱克一案的裁决。在家常便饭式的有关强奸和凶杀的新闻之后，在插播了第一批广告片之后，播音员颇为庄严地宣布：“孟菲斯法院的历史今天已被刷新。在一件民事案中，陪审团裁定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支付创记录的5000万美元惩罚性损害赔款。详细情况请听罗德尼·弗拉蒂由现场发来的报导。”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微笑。我们立刻看到罗德尼·弗拉蒂在寒风中颤抖着站在谢尔比县法院门口，法院人去楼空当然已有好几小时。“阿尼，大约一小时前，我采访了巡回法院办事员波琳·麦克格里高。她证实：今天下午4时左右，在由狄龙·基普勒法官主持的第8民事审判庭上，陪审团的确做出了裁决，命令被告支付数额为20万美元的实际损害赔款，以及5000万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款。我也找过基普勒法官，但他拒绝接受电视采访。他说本案与大利公司欺诈行为有关，陪审团所做裁决数额之大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实属空前。与我交谈过的本市数位出庭辩护律师声称，数额如此巨大的裁决，亦为他们前所未闻。被告律师列奥·F．德拉蒙德，未做任何评论。原告律师鲁迪·贝勒，还无法请来发表评论。待会儿再见，阿尼。”
阿尼将镜头迅速转到55号州际公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上。
“你赢啦？”她问。她并不惊讶，只是觉得没有把握，想问个明白。
“我赢了。”
“5000万美元？”
“嗯。不过，钱还没有到账呢。”
“鲁迪！”
我耸了耸肩，仿佛这算不了多大一回事。“我交上了好运了嘛。”我说。
“可你才从学校毕业啊！”
我能说什么？“也不像你想的那么难。陪审团了不起，事实也过得硬。”
“是吗？好呀，听你说起来就像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似的。”
“但愿如此。”
她拿过遥控器，关掉电视机。她想继续谈这件事。“你的谦虚骗不了我。是装出来的！”
“你说得对。我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
“这还差不多，”她说着，强忍住痛，勉强一笑。我现在对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几乎已经习惯，不再像今天下午在汽车上那样老是盯着那些伤口。要过一个星期她才会像原先那样迷人，我简直等不及了。
我发誓，我真想宰了他！
“你能得到多少呢？”她问。
“一下子就转入正题了不是？”
“我不过是好奇嘛，”她说，声音带点儿孩子气。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对精神上的情人，相互逗逗乐，说句悄悄话，别有一番情趣。
“三分之一，可是要真正拿到手，还早得很哪。”
她扭动着身体向我贴了过来，可是突然一阵剧痛疼得她差点儿要哭出声来。我扶着她背朝上躺下。她强忍着泪水，身体绷紧得像根拉直了的弹簧。她背上创伤累累，无法仰卧。
我抚摸着她的秀发，在她耳边说着悄悄话，一直到内部通话系统发出的呼唤把我们打断。是贝蒂·诺维尔在楼下呼叫。我该走了。
凯莉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吻着她红肿的脸蛋，保证明天再来。她求我留下别走。
我承办第一个案件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在过去几个小时之中，我能看到的唯一不利之处，就是今后除了走下坡路，我别无他途。我将来的委托人，有谁会不指望发生同样的奇迹？不过，等以后我再为此操心也不为迟。
星期六中午之前，我正独自待在办公室里，等候一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是克利夫·赖考，”一个声音嘶哑的人说。我赶忙按下录音机的按钮。
“你有什么事？”
“我老婆在哪里？”
“算你运气好，她没有进停尸所。”
“当心我砸烂你的狗头，臭大亨！”
“你骂吧，老伙计。我的录音机开着呢。”
他立即挂断了电话。我呆呆地瞪着手上的话筒。这不是原来的那部电话，而是从批发超市买来的便宜货。在开庭期间，我们不想让德拉蒙德窃听到谈话的内容时，偶尔换用这一部。
我给布齐家里打了电话，把我和赖考先生之间这场短短的对话告诉了他。他昨天送传票和离婚诉状时，跟克利夫发生过冲突。克利夫对他破口大骂，甚至侮辱了他的母亲。要不是附近停车场上的两个工人奔过来拦住，布齐恐怕少不了要给他放点儿血。昨天晚上布齐对我说，克利夫要是敢来威胁，他决不会袖手旁观。他有个铁哥们名叫石头，是个业余拳击手，两个人一起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布齐这样向我保证说。我要他保证只能吓唬吓唬那个小伙子，绝对不能伤害他。布齐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他准备把克利夫叫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提出他打电话这件事，告诉他，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他若是再对我威胁，他们就要对他不客气。我倒是很欣赏这个主意。我再也不愿在恐惧中生活了。
这就是布齐想的愉快时刻。
《孟菲斯报》的记者于11时来到事务所。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摄影师拍光了整整一卷胶卷。他想了解整个的案情以及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我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耳朵灌满。现在已经无需保守任何秘密了。我为德拉蒙德讲了一些好话，对基普勒做了热情赞扬，向陪审团献上了一曲庄严的颂歌。
在星期日的报纸上这篇报导将是重头戏，记者向我保证道。
我在办公室里混时间，读读邮件，看看本星期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记录。我无法投入工作，更何况我手头本来没有几个案子，没有几个委托人。一半的时间，我用于回忆审讯的情况；一半的时间，则梦想着我和凯莉一起生活的未来岁月。我难道还能交上更大的好运吗？
我拨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向他谈了详细情况。一场暴风雪使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关闭，因而他未能及时赶来孟菲斯旁听审判。我们谈了一小时。
我们在周六夜晚的约会与周五的十分相似，只有吃的饭菜和看的电视片有所不同。她喜欢吃中国菜，我带来了满满一大包。我们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同一张床上，看着一部喜剧片，然而笑的次数却不多。
但这决不是无聊。她正慢慢地走出她那个人生活噩梦的阴影。身上的创口正逐渐愈合。发出笑声时不再那么困难，行动不再那么缓慢。爱抚也已有所增加，但并不多。远远不够。
她讨厌身上穿的运动衫。他们每天给她洗一次，但她实在不愿再穿。她渴望重新显得美丽动人，她想穿自己的衣裙。我们商量着如何溜进她住的公寓，去取出她的衣物。
我们仍然没有讨论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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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现在已经成了既有钱又有时间的富人，星期一上午一直睡到了9点，才起来随随便便地穿上一套卡其牛仔服和一双平底鞋，领带也不打，不急不忙于10点钟到事务所上班。我的合伙人正忙着收拾布莱克一案的文件，撤掉几个月来把我们门口那个办公室塞得满满的几张折叠桌。我们两个咧着嘴巴，周围的一切都在望着我们微笑。压力已经烟消云散，我们心满意足，轻松舒坦。戴克上街去买咖啡，我坐在办公桌前，回味着美好的时光。
戴克已将昨天《孟菲斯报》上的那篇文章剪下，他以为我或许还需要一份。我谢谢他道，我可能用得着，其实在我的寓所里我已有了十多份复印件。我上了市内新闻的头版，那篇长文对我的辉煌胜利做了精彩的报导，还配发了一张我坐在写字台前的大幅照片。昨天整个一天，我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自己。《孟菲斯报》发行30万份，金钱也买不到这么露脸的事。
我收到了几份传真。有两份是老同学发来表示祝贺的，顺便还开个玩笑说要借点钱。法学院的马德琳·斯金纳情真意切，充满友情。马克斯·勒伯格传来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芝加哥一家报纸发表的有关裁决的短文。另一篇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纸昨天发的一篇报导，对布莱克案的审理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接着又阐述了大利公司目前遭遇的越来越大的麻烦。包括俄亥俄州在内，至少有7个州正在对它进行调查。全国到处都有投保人在对它进行起诉，而且起诉它的人还会日益增多。可以预期，孟菲斯对它的裁决肯定会引发起一股起诉大利公司的汹涌激流。
哈，哈，哈！我们亲手触发了这场灾难，我们感到无比喜悦。想到基利先生对着财务报表企图从中找出更多现钞的那副焦急的模样，我们不禁放声大笑。他肯定会在哪个缝缝角角里找到现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