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破产？根据第7章还是13章？” “第7章。”.19
花商送来了美丽的插花，这是布克·凯恩和马尔文·香克尔事务所的律师们向我表示祝贺的礼物。
我原本以为今天电话会响个不停，人们会接二连三地来求我做他们的诉讼代理人。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戴克说10点以前只来过两个电话，而且一次还是对方拨错了号码。我并不担心。
11点，基普勒打来了电话。我怕德拉蒙德仍在窃听，赶忙换上了那部新买的话机。他告诉了我一桩有趣的事，这桩事可能与我有点关系。在上周一开庭之前，我们双方集中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曾对德拉蒙德说过，我们愿意以120万美元调解将此案了结。他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结果是我们双方走上了法庭。他显然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他的委托人，现在大利公司声称：它当时如果得知这一消息，是会认真考虑这个解决办法的。它当时是否会接受这一条件虽然是不得而知，但现在回想起来，120万美元当然比5020万美元容易消化得多。不管怎么说，大利公司目前反正是在扬言：它当时本来是会接受这一条件的，只是它的律师、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犯了严重错误，不仅没有而且干脆拒绝把我的提议通知它。
大利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昂德霍尔，整个上午都在与德拉蒙德和基普勒通话。大利公司受到了屈辱和伤害，现在头儿们暴跳如雷，显然正在设法寻找一只替罪羊。德拉蒙德起初坚决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可是基普勒却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法官打电话找我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可能要让我出具一份证明，根据我的记忆把当时的情况讲清。非常乐意，我说，我马上就动笔。
大利公司已经和德拉蒙德与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解约，而且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坏。昂德霍尔已经谈到了因为这家事务所失职而向它提出索赔的可能性，其含义可谓深远。像所有律师事务所一样，特伦特与布伦特也有失职保险，但是保险的金额毕竟有限。保险额度高达5000万美元的保单，可是闻所未闻。列奥·F．德拉蒙德犯下的这个5000万美元的错误，将会对事务所的财务状况带来严重的损害。
听了基普勒的这番话，我忍俊不禁。放下电话后，我向戴克复述了一遍。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将受到一家保险公司起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接着的一个电话是库柏·杰克逊打来的。今天上午，他和他的朋友们向夏洛蒂的联邦法院提出了起诉。他们代表20多位投保人，这些人在1991年，也就是大利公司执行拒赔诡计的那一年，毫无例外地全吃过这家保险公司的亏。他想在我方便的时候，来我的事务所看看我保存的档案。任何时候都行，我说，任何时候。
我和戴克在莫氏饭店吃了中饭。这是位于市区的一家老饭店，离法院不远，律师和法官常常光顾。有几位朝我瞧了几眼。有个人和我拉了手。法学院的一位老同学还拍了拍我的肩。今后我应该常常来此吃饭。
我们的任务定于今天周一之夜执行，因为球场已干，气温大约又有40华氏度。由于天气恶劣，已经取消了3场比赛。什么样的疯子会在冬天玩棒球呢？凯莉没有回答。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疯子，她知我也知。她认为他们今夜肯定要打比赛，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摸过球，当然也就没有比赛后的那种啤酒聚合，没有英雄事迹可以吹牛。克利夫是怎么也不会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们在7点钟动手。为安全起见，我们故意开车到棒球场侦察一番。PFX装卸队确实在场。我加大油门，飞速驶离。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心里相当紧张。实际上，我和凯莉都是心惊胆颤，很少开腔。越靠近那幢公寓，我的车开得越快。我在座位下面放了一支0．38口径的手枪；我打定主意要一直随身带着它。
如果他还没有换过锁，凯莉认为我们只要在房间里呆上不到10分钟就可以出来。她想取出大部分衣服和几样别的用品。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我对她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被邻居们发现，而他们又可能会通知克利夫。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会有什么结果，只有天知道啦！
她是5天前受的伤，现在疼痛基本上已经消失，行走还算方便。她说她体力已经有所恢复，取取衣服动作决不会慢。我当然也会帮她一把。
公寓小区离棒球场约有15分钟路程。小区的中央是一个游泳池和两个网球场，周围是五六幢三层的楼房，共有68个单元。幸运的是，她原来住的那个单元就在底楼。我不能把车停在她的大门附近。我们商定先进去把需要的衣物集中到一起，然后我再把车开到门口的草地上，迅速把衣物塞进行李箱，立刻溜之大吉。
我停好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怕？”她问。
“怕。”我把手伸到座位下，取出了手枪。
“别紧张。他在球场上呢。他是说什么也不肯错过比赛的。”
“但愿如此。咱们动手吧。”
我们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偷偷溜到她的寓所门口，一路没有见着任何一个人。她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走进了房问。厨房和过道里的两盏灯都开着，把室内照得相当明亮。两把椅子上晾着衣服，桌子上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放着空啤酒瓶和炸玉米片纸袋。光棍克利夫是个十足的懒汉。她停住脚步，厌恶地四处望了一会，说道：“我真遗憾。”
“快点动手吧，凯莉，”我说。我把枪放在将小房间和厨房隔开的一张狭窄的点心柜上。我们走进卧室，开亮了一盏小灯。床已经几天没有收拾。同样乱七八糟地散放着空啤酒瓶，还有一只装比萨饼的空盒子。花花公子！她指着一张小小的廉价梳妆台的抽屉说：“我的东西在那里面。”我们声音很轻很轻。
我开始忙不迭地把内衣、袜子、睡衣塞进枕头套，凯莉则从壁橱里把衣服向外拖。我抱着一堆衣裙奔到小房间搁在椅背上，又立即转身跑进卧室。“你不可能把什么都拿走。”我望着塞得满满的壁橱说。她没有吱声，却又给了我一包，我又抱着它奔向小房问。我们不声不响手忙脚乱地干着。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弄出巨大的响声。我抱着衣物一次一次地在小房间和卧室之间往返奔波，我的心在怦怦地激烈跳动。
“够啦，”我最后说道。她捧着一个塞满了衣物的枕头套，我拿着好几套带衣架的套装跟着她走进小房问。“我们快快离开这儿吧。”我无比紧张地说。
从门口传来一个轻微的响声。有人在开门！我们僵在那里，大眼瞪着小眼。她刚向门口迈出一只脚，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打中她的头，疼得她倒退了几步，跌倒在一张椅子上。克利夫·赖考冲进房间，大声嚷道：“凯莉！老子回来啦！”我正站在他的前面，相距不到10英尺。他像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我能看清的只是他穿的那件PFX装卸队球衫、他那双血红的眼睛和他手上那精心挑选的武器。我惊恐万分，全身麻木，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挥舞着那根铝质棒球棍，使出全身力气，打向我的脑袋。“你这个杂种！”他大吼一声，用力一挥，棒球棍已到了我的头顶。我尽管手脚麻木，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倒也本能地把头一缩，避开了这用力的一击。我听到棒球棍从耳旁飞过时发出的呼啸声，我感受到了它巨大的打击力。棍子打在点心柜的边缘上，把一块倒霉的小木块砸得稀巴烂，把一摞没有洗过的脏盘子震翻。凯莉发出恐怖的尖叫。他本想砸碎我的脑壳，虽然没有打中，但他的身体仍在旋转，此刻正背对着我。我立即像疯子一样猛冲上去，将他扑倒在放满了衣架和衣服的那张椅子上。凯莉在我们身后再次发出了尖叫。“快拿枪！”我喊道。
他动作敏捷，身体强壮，我还没来得及恢复平衡，他已经爬了起来。“我要杀了你！”他吼道。他又挥棒打来，我又一次勉强避过了棒球棍。这一次他只打着了空气。“你这个杂种！”他一边大骂，一边又挥动球棍。
我立即下定决心，决不让他打出第三棍子。就在他挥棍向我进攻之前的一刹那，我对准他的脸打出了一个右勾拳。这一拳打中他的下巴，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我又飞起一脚，朝他的下身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我可以听到而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睾丸噗的一声开了花。他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棒球棍顿时垂下，我冲上去一把夺了过来。
我挥动棒球棍猛力打去，打着了他的左耳，发出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这一棍击碎了他的颅骨，他立即趴倒在地，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过了一会才侧转头望着我。他仰起头，开始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和无限恐惧，把球棍高高举过头顶，使出全身力气向下猛砸，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天灵盖。
我再次舞动球根时，凯莉一把抓住了我。“住手，鲁迪！”
我住了手，朝她瞪了一眼，又看看克利夫。他直挺挺趴在地上，身体在抖动，嘴里在呻吟。我们满怀恐怖地望着他。他渐渐地停止了抖动，只是偶尔有一阵抽搐。他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话，从喉咙里发出令人恶心的咕咕声。他的头在微微扭动，殷红的鲜血汩汩向外流。
“我要杀死这个混蛋，凯莉。”我气喘吁吁地说，依然愤怒未消，恐惧未尽。
“不！”
“我要！他刚才差点儿没有把我打死。”
“把球棍给我。”她命令道。
“什么？”
“把球棍给我，你赶快走。”
她此刻如此冷静，使我十分惊讶。她完全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我瞧瞧她，又看看他，没有问出口。
她从我手上夺过了棒球棍。“我以前就住在这里。你快走，躲起来。今天晚上你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法挪动，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望着正在地板上挣扎的垂死的克利夫。
“我求你快走吧，鲁迪。”她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口。“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好吧。”我跨进厨房，拿起那支0．38口径的手枪，又走回小房问。我们对视了一会，目光又落到了地上。我走到户外，轻轻带上门，目光四处搜索有无爱管闲事的邻人，但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迟疑了片刻，凝神倾听，室内寂静无声。
我恶心想吐。我在黑暗中偷偷溜走，一瞬间，汗水突然将我全身湿透。
10分钟以后，第一辆警车驶到了现场。接着又开来了第二辆。随后来的是一辆救护车。在拥挤的停车场上，我蜷缩在我那部沃尔沃车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医护人员涌进公寓。又来了一辆警车。不断闪动的红蓝色警灯照亮了黑夜，引来了大批观众。几分钟过去了，克利夫依然没有露面。从门里走出了一个急救人员，不慌不忙地从救护车上取下一件东西。他慢悠悠地一点儿也不急。
惊慌失措的凯莉此刻独自呆在那里，回答着警官提出的问题，而我却突然变成一个胆小鬼，低着头缩在驾驶盘后面，只求不要被人看见。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应该进去救她吗？我觉得头晕目眩，而那疯狂闪烁的红蓝色警灯更使我眼花缭乱。
他是死不了的。可能受了重伤，但决不可能死的。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里去。
震惊在慢慢消失，恐惧却在不断增强。但愿他们用一副担架把克利夫抬出来，把他送进医院包扎好。我突然强烈地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他是个疯子，但只要他还是个活人，我就能够对付。嗨，克利夫！老伙计，振作点儿吧。站起来，从里面走出来。
我肯定是没有杀死过一个大活人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警察在让人群向后退。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开来了一辆验尸官的小面包，这在冷眼围观的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叽叽喳喳骚动的浪潮。克利夫不坐救护车，他将被送进停尸所。
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用我的钥匙开的门。”
“进去后你干了些什么？”
“走进卧室收拾衣服。我装了三四个枕头套，搬进小房问。”
“在赖考先生到家以前，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10分钟左右。”
“他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我插嘴道：“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回答。我必须先和她谈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你的盘问到此为止吧。”我伸过手去，关掉了录音机。斯莫瑟顿翻阅着笔记，强行压下那随时都可以爆发的火气。哈姆雷特这时已取来了打印机打出的资料，两人一起开始研究。我和凯莉相互不理不睬，可在桌子底下，我们的脚却在交流着感情。
斯莫瑟顿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我。“本案是一件杀人案，但我们将移交检察署家庭虐待科处理。那里的负责人是摩根·威尔逊女士。她负责办理我们移交的案子。”
“可你们拘留她有这个必要吗？”
“我别无选择。我决不能放她走。”
“什么罪名？”
“过失杀人。”
“你可以把她交给我监管嘛。”
“不行，”他愤怒地说。“你是哪一门的律师？”
“那么就让她具结释放。”
“不行，”他说着，不快地望着哈姆雷特微微一笑。“我们手上有条人命呐。交多少保释金要法官才能决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侦探而已。”
“我要进监牢？”凯莉问。
“我们没有办法，太太，”斯莫瑟顿说，一下子突然变得和气了。“如果你的这位律师称职的话，他明儿就可以把你弄出去。当然，你要交得起保释金。我可不能想放你就放你呀。”
我把手伸了过去，握住她的手。“就这样吧，凯莉。我保证明天尽早把你保出来。”她立即点点头，咬紧牙齿，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坚强。
“你能不能让她住个单人监房？”我问斯莫瑟顿。
“嘿，你这个笨蛋，监狱可是我开的？你有更好的法子嘛，你可去找监狱看守谈谈嘛。他们倒是挺乐意听听你这种律师的意见呢。”
别向我挑衅，伙计。我今天晚上可是已经砸碎一个脑壳啦。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和哈姆雷特把椅子向后一踢，向门口咔咔地大步走去。“你可再呆5分钟，”他回过头来说。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
“一动都别动，”我小声说。“他们在那个窗子外面监视我们呢。而且这里可能装了窃听器，说话要当心点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继续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遗憾。”我局促地说。
“过失杀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是：杀了人，可不是有意的。”
“我在牢里可能要关多久？”
“那先要判决你有罪呀。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保证？”
“我保证。你吓坏了吧？”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想了很久。“他家里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跟他一样贪杯，一样凶暴。我对他们怕得要命。”
我无言以对。我对他们同样怕得要命。
“他们不会逼我去参加葬礼吧？”
“不会的。”
“好。”
警察在几分钟后回来把她带走，这一次他们给她上了手铐。我注视着他们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电梯口停下。凯莉使劲绕开了一个警察，回头向我投来最后的一瞥。我挥挥手，她进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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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刻来了劲。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的事务所，我请他去那幢公寓附近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情况。同时看看警察是否也在现场执行和他相同的任务。布齐打断了我的话。他是调查员，他明白该干些什么。
我在办公室给布克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的一位办理离婚案件的委托人昨夜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把她从监牢里搞出来。我需要他的帮助。马尔文·香克尔的弟弟是刑庭的法官，我想请他让她具结释放，或者交纳一笔微不足道的保证金出狱。
“你刚刚打赢了一场价值5000万美元的官司。怎么一下子捡起这种不值钱的离婚案子啦？”布克开玩笑问道。
我勉强笑了笑。他要知道事实真相就好了！
马尔文·香克尔此刻不在孟菲斯。但布克保证立即开始给有关人员打电话。我在8点钟离开事务所，驱车向市区驶去。整个夜晚，我一直有意不去想念关在牢中的凯莉。
我踏进谢尔比县司法大楼后，径直朝隆尼·香克尔法官的办公室走去。迎接我的消息是，和他的哥哥一样，香克尔法官也不在城里，要到傍晚才能返回。我打了几个电话，想找到关于凯莉的文件。可是，她仅仅是昨夜拘捕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我想她的案卷肯定还在警察署。
9点半，我在法院大厅里和戴克碰头。他已经拿到了拘捕记录，我叫他去警察署设法查找她的档案。
谢尔比县地区检察署位于司法大楼三层，下设5个部门，共有70多位检察官。家庭虐待科仅有两名检察官，摩根·威尔逊和另一位女士。幸而摩根·威尔逊恰好在办公室，只要能走进去找她就成。我和接待员调情调了半小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这一招居然还算灵。
摩根·威尔逊是个绝色的美人，年纪大约40岁。她握手十分有力，脸上挂着那种仿佛在说“我忙得要命，有事快讲”的微笑。办公室里堆放的案卷已多得无法再多，但仍井井有条。仅仅望着这些待办的文书，我也会觉得厌倦。我们各自坐定后，她突然认出了我。
“你就是打赢那场5000万美元官司的小伙子吧？”她说，脸上的微笑与刚才截然不同了。
“是我。”我耸了耸肩。那只不过是另一天干的活，没啥了不起。
“祝贺你。”可以看出她对那个案子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啊，名誉有着多大的价值呀！我猜，此刻她正像所有其他律师一样，在心里计算着5000万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美元呢。
她的年薪最多4万美元而已，所以她很乐意谈谈我交上的好运气。我简单地谈了谈开庭的情况和我听到裁决时的感受，然后立即刹车，告诉她我来此的目的。
她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我把这一次和前一次的离婚诉状，以及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记录统统交给了她，并且保证天黑以前一定把凯莉的医疗记录送到她手上。同时，我还描绘了她在几次最最凶残的毒打中所受的伤害。
其实，我周围的这些卷宗全都和殴打老婆、儿女和女友的男人有关，摩根会站在谁的一边，显然不难预言。“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她说。她指的当然不是克利夫。
“她身材高大吗？”她问。
“5英尺5英寸左右。净重110磅。”
“她怎么居然能把他打死了呢？”她用近乎敬畏的声调问，一点儿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她非常害怕。而他又已经喝醉。她在不知不觉之中抓住了棒球棍。”
“干得好，”她说。我的大腿上顿时布满了鸡皮疙瘩。这是检察官说的话！
“我希望能把她从牢里放出来。”我说。
“我需要在材料到齐后研究一下。我会给办理保释的办事员打电话，通知他我们不反对让她交纳为数不多的保释金。她住在哪里呢？”
“暂时住在庇护所里。你知道，那种没有名称的非公开的庇护所，这里有许多家。”
“我对它们很了解。它们也确实很有用处。”
“她住在那里很安全，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还关在监牢里呢。而且上次挨打留下的伤痕，现在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她用手向周围的案卷一挥。“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
我们同意次日上午9时再碰头。
我、戴克和布齐三人在办公室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筹划着下面的行动步骤。布齐敲开过赖考住处附近每一家的门，只发现有一个人似乎听到过有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她就住在他们楼上，我怀疑她可能看见我走出那套公寓。她听到的可能是克利夫第一次挥棍向我打来，失手打在点心柜上发出的声音。警察尚未和她谈过话。布齐在那个公寓小区转悠了3个小时，并没有发现警方活动的迹象。那套房锁着门，贴了封条，吸引着不少人前来围观。有次来了两个魁梧的年轻人，看来认识克利夫。他们和一群刚刚下班的小伙子站在警察布置的隔离线之外，望着套房的门，骂骂咧咧地嚷着要报仇。那伙人样子可凶呢，布齐对我说。
布齐还找着了一个提供保释金的保证人。此人是他的一位朋友，愿意为我们提供优惠，只收取5％的好处费，而不是通常的10％。这可以为我省下一点钱。
戴克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警察署，设法获取逮捕记录，追踪有关凯莉的文件。他和斯莫瑟顿打得火热，这主要是因为他发誓对律师深恶痛绝。他此刻仅仅是个调查员，离律师帮办的位置还远着呢。有趣的是，斯莫瑟顿说，早晨的时间刚刚过去一半，他们已经开始接到要杀死凯莉的威胁了。
我决定去监狱探望凯莉。戴克将去找一名法官，确定保释金的数目。布齐将去找那个保证人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刚要离开办公室的当儿，电话铃声突然急剧地响了起来。戴克一把抓起话筒交给我。
电话是彼得·科沙从克利夫兰打来的，他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律师。我上一次和他通话是在杰基作证之后，我对他说了数不尽的感谢话。他当时告诉我说，过不了几天，他自己也要提出诉讼，状告大利公司了。
科沙就陪审团的裁决向我表示祝贺，说是在克利夫兰星期日的报纸上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大新闻。我现在已经是名闻遐迩了。他接着说，大利公司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联邦调查局今晨和俄亥俄州总检察署以及州保险署联手，搜查了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并且开始搬走种种文件和记录。除了会计部的计算机分析员，所有雇员都已被打发回家，并且奉命在两天之内不得回公司。而且据最近报纸上一条消息报导，大利公司的母公司平孔，对到期的某些债券拒不予以支付，同时一直在大量裁员。
我没多少话可说。18个小时以前，我刚打死一名男子，现在很难考虑与此无关的事。我们聊了几句。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答应有新的消息立刻告诉我。
化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在监狱的迷宫里一个什么地方找着了凯莉，把她带进探视室。我们中间隔着一道玻璃墙，通过电话交谈。她说我的样子很疲倦，我说她的样子很棒。她住的是个单人囚室，很是安全，但周围太吵，无法入睡。她实在是一刻也不想待。我对她说，我在全力以赴，我讲了会见摩根·威尔逊的情形，我也讲了交付保释金的操作程序，但对于要杀死她的那些威胁，却只字未提。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谈，但不能在这儿谈。
在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我正准备走出探视室的当儿，一名穿着制服的狱卒叫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凯莉的律师，并且交给我一份打印件。“这是我们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小时，我们已接到四个跟那个姑娘有关的电话啦。”
我看不清那该死的打印件。“什么性质的电话？”
“死亡威胁。一些疯子打来的。”
隆尼·香克尔法官于3点半回到办公室，我和戴克正在恭候。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布克已经打来过电话，和他的秘书打过招呼，所以事情很顺利。我交给法官一沓文件，用5分钟扼要介绍了案情，最后请他照顾照顾，批准交纳一笔数额较小的保释金，因为这笔钱将由本律师交付。香克尔决定保释金为1 美元。我们表示感谢，随即转身告辞。
30分钟以后，我们全都来到了监狱。我知道布齐在腋下枪套里随时都插着一支手枪，而且我猜那位保证人雷克也不是赤手空拳。我们有备无患，不怕出现任何意外。
我给雷克开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作为保证金，然后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上字。假如对她的指控不撤消，假如她在任何一个开庭的日子不出庭受审，那么雷克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支付剩余的9500美元保释金，或者抓着她把她押回监狱。我已经说服了他，指控一定会撤消。
对她的一道道审查似乎没完没了。过了不知多久，我们终于看见她迎着我们走来，手铐已经除去，脸上只有微笑。我们迅速护送她上我的汽车。我已经吩咐布齐和戴克跟在我的车后走几个街区，以确保万无一失。
我把那些死亡威胁告诉了凯莉。我们估计发出这些威胁的大概是他那些疯狂的亲属和一起工作的乡巴佬。我们飞速驶离市区向庇护所开去，两人都很少开口。我不想谈昨夜发生的事，她也还没有为进行这样的讨论做好心理准备。
星期二下午5时，大利公司的律师们在克利夫兰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破产法案对公司进行保护。彼得·科沙给我的事务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帮助凯莉躲藏，戴克接了那个电话。等我在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戴克一脸死白。
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脚搁在写字台上，半天没有开腔。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没有电话。甚至楼下外面街道上也没有来往车辆。我们一直还没有商量这笔律师费戴克该分多少，因而他此刻也不知道他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但我们俩心里都十分清楚，一瞬间我们已经从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变成了近乎破产的穷光蛋。我们的梦想昨天还是那样耀眼，如今却显得如此愚蠢。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仅仅在一周以前，大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显示出公司有雄厚的实力，足以使陪审团相信它能够负担5000万美元的罚款。M．威尔福·基利也估计公司拥有一个亿的现金。这决不可能全是无根无据的谎言。但我又想起了马克斯·勒伯格的警告：绝对不要相信保险公司自己的数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会计规则。
我们无论如何肯定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百把万美金的吧。
但我对此并非真的坚信不疑，戴克也是如此。
科沙给过我他家的电话号码。我最后终于鼓起勇气，给他挂了电话。他为带给我这个坏消息表示遗憾，并且说克利夫兰的法律界和金融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目前要弄清全部真相为时还过早，但看来平孔公司从事外汇交易不久前受到了惨重损失，因而开始从其包括大利在内的子公司中抽取大量的现金。由于情况越来越糟，所有现金全被平孔刮走，送往欧洲。平孔是一家由一批在新加坡运作的美国不法分子控股的公司。这番话听起来好像全世界都在耍弄阴谋诡计，联手和我作对。
这一切迅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混乱，要把头绪理清彻底解决，恐怕需要好几个月。但当地的检察官今天下午在电视上已经做出保证，要对该公司提出起诉。这对我们会大有好处！
科沙明天上午将再和我们通话。
我对戴克复述了一遍，我俩都明白事情已毫无希望。钱已被骗子们卷走，他们极其狡猾，根本不可能被人逮住。那些受过一次欺骗，并已提出诉讼的成千上万的投保人，如今将再受到他们的诈骗。我和戴克将要遭殃，多特和巴迪同样要遭殃。唐尼·雷遭了一辈子殃。德拉蒙德也要遭殃，他那笔巨额的律师费如今只好泡汤。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戴克，可是此时此刻，谁都笑不出声。
大利公司的雇员和经纪人将会遭殃。杰基·莱曼西支克这样的人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倒霉的虽然不是我一个，可由于某种原因，我却觉得我的损失比其他大多数人都要惨重。别人也在遭难，这对我毫无安慰。
我又想起了唐尼·雷。我看见他强打精神坐在树下作证。他为大利公司的扒窃行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我把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全都化在这件案子上，我的努力已成白费。我的事务所开业以来，每月的纯收入平均只有区区1000美元，但我们并未泄气，因为我们梦想着布莱克一案有朝一日会带来滚滚财源。而如今，我们从手上承办的案子收取的手续费，还不够两个月的开销，我又不想出去勾引委托人。戴克手头倒是有一桩车祸案，但委托人出院之前不可能获得解决，而他出院大概还得等6个月。即使解决，赔偿的金额充其量也不过2万美元。
电话响了。戴克接了电话，听了一会，迅速挂上。“有个家伙说他要杀了你。”戴克干巴巴地说。
“这算不上是今天最糟的电话。”
“我倒巴不得现在被人一枪打死。”他说。
看到凯莉，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们在她的房间里又吃了一顿中国饭菜。房门锁着，我的手枪用上衣盖住放在一把椅子上。
此时此刻，各种各样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争相惹人注意，谈话很难。我把大利公司的事告诉了她，她听了很失望，但这仅仅是因为我很灰心丧气。那笔钱对她并无意义。
我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又想大哭一场。她为明天和后天担心，不知道警察会有什么发现，会采取何种行动。她也害怕赖考家人。那些人5岁就开始打猎，舞刀弄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重新被押回牢房的前景使她恐惧，尽管我一再保证这决不会发生。若是警察和检察官定要刨根问底，我一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