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琳·史金纳在这儿负责就业咨询处已有许多年。有人说她即将退休，又有人说她每年都以退休作威胁，企图从院长手里挤出点儿什么来。她今年60岁，但看上去却有70岁。她骨瘦如柴，花白的短发，眼睛周围的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写字台上的烟缸里总是搁着一支燃着的香烟。据说，她一天要抽4包烟，这听起来未免有点滑稽，因为这座楼里早已正式宣布严禁吸烟，但谁都鼓不起勇气指责马德琳。她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能把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些人带进法学院。而没有工作机会，也就不会有法学院。
再说，她对于自己的工作又十分精通。她在最合适的事务所里认识最合适的人。在正为自己的事务所搜罗人才的那些要人当中，有许多人的工作当初都是由她一手包办的，而且她的手段又很了不起。假如孟菲斯州立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在为一家大事务所负责招聘人员，而这家大事务所偏爱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歧视我们的人。遇到这种事，据说马德琳就给孟菲斯州大校长打电话，向他提出非正式的投诉。而这位校长据说就会去拜访市里各家大事务所，和事务所的合伙人共进午餐，从而把事情摆平。马德琳对孟菲斯的所有职位空缺都了如指掌，而且谁填补了空缺她也了解得清清楚楚。
但她的工作如今越来越难做。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实在太多，而本校又非常春藤联合会中的一员。
她站在水冷却器旁边，注视着门口，仿佛是在等我。“你好，鲁迪。”她用沙哑的声音说。办公室的人全都走光了，她独自一个，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上夹了支劣质香烟。
“你好。”我边说边很甜地笑着，就像天底下数我最幸福。
她用手中的杯子指了指办公室的门。“我们进去谈吧。”
“好的。”我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她关上门，朝一把椅子点了点头。我遵命坐下后，她也在桌子对面的椅子边上坐下。
“日子很难过，啊？”她好像知道过去24小时当中发生的一切。
“更难过的日子我都过来了。”
“今天上午我和劳埃德·别克谈过了。”她缓慢地说。我巴不得他已经翘了辫子。
“他怎么说？”我尽量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呃，我昨天晚上听说了兼并的事。对你的事我们很关心。你是我们推荐给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唯一毕业生，所以我急于了解你的遭遇。”
“那么他说了什么？”
“说是兼并发生得非常迅速，机不可失，如此等等。”
“这和我听到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废话。”
“后来我问他第一次把兼并的事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他回答非常含糊，说是某个合伙人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未能打通。”
“电话不通有4天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问他能否把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与你鲁迪·贝勒之间，有关这次兼并和兼并发生后你的表现的书面通信传真给我。”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我知道。他也这样承认了。他说的大意是，在兼并结束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干。”
“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干。”马德琳站在我一边，这使我感到一丝暖意。
“所以我非常详细地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卑劣地欺骗了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结果我们在电话上大干了一仗。”
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赢家是谁。
她继续说道：“别克赌咒发誓说，他本来是想把你留下的。我不知道他的话该信还是不该信，但是我说他们本来早就该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你是个快要毕业的学生，眼看就要到手的职位却泡汤了，而且又没有一点财产。我说我知道他开的是血汗工厂，可现在奴隶制早就结束了，他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心所欲地摆弄你。”
真是个好样儿的老太太！和我的看法一模一样。
“跟他吵完以后，我去找了院长。院长给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唐纳德·赫克打了电话。通过几次话以后，赫克重弹了同样的老调：别克本想留你，可是你不符合廷利·布里特聘用新律师的标准。院长表示怀疑，赫克于是又说他再看看你的简历和成绩单。”
“特伦特与布伦特对我不合适。”我说，口气傲得就像自己现在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赫克也有同感。他说廷利·布里特宁愿这件事就此了结。”
“好嘛。”我说。我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话了。但她看透了我，她知道我现在痛苦得如坐针毡。
“我们对延利·布里特没有什么影响力。过去3年他们才录用了我们5个毕业生。他们事务所这么大，所以谁都不买账。坦白地说，我是不会想到那儿去工作的。”
她是在想法安慰我，让我觉得我碰到的倒好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特伦特与布伦特有啥了不起，他们给的起步年薪不就5万美元嘛！
“那你这儿还剩什么？”我问。
“不怎么多，”她不加思索地答道。“实际上是没有。”她翻了翻笔记。“我给认识的人都打过电话了，原来倒是有个公设辩护律师助理的位置，兼职，12000元年薪，可两天以前我已经让霍尔·帕斯特里尼去了。你认识霍尔吗？真为他高兴，他最后总算是找到一份工作啦！”
我猜，人们此刻也正在为我高兴吧。
“有两家小公司很可能要聘请法律顾问，不过两家都要求首先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在7月份举行。几乎所有事务所都是在法学院学生毕业后便立即把他们招聘进去，付给工资，让他们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而他们通过后，便也挤命为事务所干活。
她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再想想办法，或许会找到点儿门路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城里有3000名律师，大多数人不是个人独立开业，就是两三个人合伙开一家事务所。他们不和我这个就业咨询处打交道，我不认识他们。找他们去。找那些小事务所，两三个人或者四五个人的小事务所。设法说服他们，使他们给你一份工作。你还要主动表示愿意办那些‘死鱼案’……”
“‘死鱼案’？”我不解地问。
“对。哪个律师都有几桩‘死鱼案’。他们把这种案子甩在角落里，时间越长，就越难办。是律师们接了就会后悔的那种案子。”
这在法学院可没有学过。
“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什么都可以问。”
“你刚才叫我上门去一家一家打听。这样的建议，在过去3个月中，请问你重复过多少遍？”
她淡淡一笑，敲了几个微机的键盘。“我们大约有15名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
“那么就在我们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外面踏马路。”
“有此可能。不过也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别有打算，但并不一定就会告诉我们。”
时间已经过了5点，她想要走了。“谢谢你，史金纳夫人。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知道有人关心自己，总是很愉快的。”
“我会继续帮你找的，我保证。下星期你再来看看。”
“我会来的。谢啦。”
我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又回到图书馆地下室那个小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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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伯德桑家住在市中心。这是孟菲斯富人居住的一个老区，离法学院只有二三英里。街道两旁长着高大的老橡树，使它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有几幢房屋十分漂亮，草地修得平平整整，车道上停着的豪华轿车闪闪发亮。有些似乎已无人居住，正透过树叶芜蔓的树丛和茂密的野生灌木提心吊胆地向外窥视。还有些房屋则介于两者之间。包娣小姐的住宅，是一座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用石头砌成的维多利亚式白色建筑。弯曲幅度很大的门廊，一端见不到。房屋需要粉刷，屋顶需要换新，庭院也需要修整。窗户灰暗，阴沟塞满了树叶，但一眼便可看出有人在此居住，而且在尽力加以维护。车道两侧是杂乱的树篱。我把车停在一辆车身很脏的凯迪拉克后面，这部名贵轿车开了大概已有10年。
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门廊木板，朝前门走去，眼睛四下张望，生怕随时会窜出一条尖牙利齿的大狼狗。时已很晚，天几乎已经全黑，但门廊上却没有灯光。又厚又重的木门敞开着，透过栅门我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门厅。由于找不着门铃的按钮，我轻轻地用手拍了拍栅门，栅门格格响了两声。我屏住呼吸；没有狼犬狂吠着扑出来。
“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地问。
“包娣小姐吗？”
我看见有人慢慢走过门厅，开亮一盏灯。那不是别人，正是包娣小姐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在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穿的那身棉套裙。她眯着眼睛望着门外。
“我是鲁迪·贝勒，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法学院学生。”
“鲁迪！”见到我她居然那么兴高采烈，倒使我有点儿尴尬之感，但瞬间心里却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她孤零零地住在这巨宅大院之中，而且确信儿孙已经将她抛弃。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照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老人聚在一起吃顿中饭，唱一两支歌曲。包娣·伯德桑小姐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她匆忙打开栅门。“进来，进来。”她不停地反复说，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惊奇。她抓着我的手肘，领着我走过门厅和走廊，把一路的灯逐个开亮。壁上挂满了家人的旧照片，地毯沾满灰尘，露出了线头。室内弥漫着潮湿霉烂的气味。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需要认真打扫，彻底翻新。
“你顺道来看我，我太谢谢了。”她亲密地说，一只手仍捏着我的手臂。“昨天和我们在一起你过得愉快吗？”
“很愉快，小姐。”
“你还会去看望我们吗？”
“迫不及待。”
她把我领到厨房里的桌边坐下。“咖啡还是茶？”她问，一边蹦到橱旁，啪的一下按亮了电灯。
“咖啡。”我打量着厨房说。
“速溶行吗？”
“可以。”念了3年法学院，我已经分不清速溶咖啡和现煮咖啡的不同滋味了。
“加奶还是糖？”她一边把手伸向冰箱，一边问道。
“就清咖啡。”
她把水放到炉子上，摆好两只咖啡杯，在我对面坐下。她笑容满面，我使她打心眼里高兴。
“见到你我真是开心，”她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说。
“你的家很可爱，包娣小姐。”我吸着带有霉味的空气说。
“哦，谢谢你。这还是汤玛斯和我50年以前买下的。”
厨房里的锅和壶，水池和龙头，炉子和烤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用了至少50年了。那只冰箱大概是60年代初的产品。
“汤玛斯11年前去世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不过还是不谈他们吧。”她那张喜滋滋的脸突然沉了下来，但很快又露出了笑意。
“对，当然是不谈为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她说。这个题目我倒是宁愿避而不谈。
“行呀。干吗不呢？”我绷紧了神经，准备应付她的发问。
“你是哪里人？”
“我生在孟菲斯，不过是在诺克斯维尔长大的。”
“好极了。那么你是在哪儿念大学的呢？”
“奥斯汀皮依。”
“奥斯汀什么？”
“奥斯汀皮依。学校很小，在克拉克斯维尔。是由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好极了。那么你为什么挑中孟菲斯州立大学读法学院呢？”
“因为它确实是个好学校，而且我又喜欢孟菲斯。”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孟菲斯州大录取了我，而这个学校我又上得起。
“好极了。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再过几星期。”
“那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律师啦。好极了。你打算去哪儿工作呢？”
“嗯，这个我还没拿准。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你知道，想自己挂牌开业。我属于那种独来独往的人，我想我恐怕不能在别人手下干活。我想按自己的路子开展律师业务。”
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笑容消失了。直视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困惑不解。“那也很妙嘛。”说完，她便跳起来去张罗咖啡。
假如这位矮小而又甜蜜的女士真的拥有千百万美元，那么她为了掩盖真相而玩的把戏，真可谓妙不可言。我仔细打量这个房问。上面搁着我的手肘的这张桌子，四条腿是铝质的，桌面上贴的福米加塑料已经破旧。每一个盘子，每一件厨具，每一样用具，每一种装饰，无不都是购置于几十年之前。她住在一幢疏于收拾整修的老房子里，开着一辆旧车。家里显然没有女佣或男仆，也没有漂亮的小猫或小狗。
“好极了。”她把两只杯子放在桌上，又说了一遍。杯子里没有热气往外冒，我的杯子只有一点微温，咖啡很淡，早已走了味。
“咖啡味道很好。”我咂着嘴说。
“谢谢。这么说你打算自己开一个小事务所？”
“我是有这种考虑。开头，你知道，会很困难；不过，只要我勤奋努力，待人公平，那我是不怕吸引不到客户的。”
她真诚地露齿一笑，接着又慢慢地摇摇头。“嗯，这确实很妙，鲁迪。你很有勇气。我想律师这一行业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这一行业才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哩。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饿着肚皮、贪婪成性的青年，成天在街上游荡，像捡破烂一样到处搜罗出庭诉讼的机会，千方百计惹是生非，以便从身无分文的客户身上榨出几滴油水。
“你也许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呢，”我啜着咖啡说。
“你来了我就很高兴。”
“嗯，是的，又看到了你，实在是棒。但是，我来是想和你谈谈你的遗嘱。昨儿晚上我睡得不好，我为你的财产担心。”
她的眼睛湿了。这句话使她大为感动。
“有几件事特别让我不安，”我解释道，一面皱着眉，竭力摆出一副律师面孔。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捏在手上，仿佛随时准备投入行动。“首先，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看到你或任何一个委托人对家庭成员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我实在感到不安。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一下。”她闭紧了嘴唇，没有吭声。“其次，我得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要是不说，作为律师我又会感到无地自容。我是想说：让我起草遗嘱或其他文书，把一份财产的主要部分转让给一位电视上的名人，我感到委实难以下笔。”
“他是上帝的仆人，”她立即挺身捍卫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荣誉，加重语气说。
“这我知道。不过为何要把一切都给他呢，包娣小姐？干吗不给25％，或者别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数目？”
“他开销很大。而且他的喷气飞机也旧啦、他把什么都告诉我啦。”
“好。但是上帝总没有叫你资助这位牧师大人的所有同行吧？”
“上帝对我说什么，我不能透露。谢谢你关心。”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你肯定也明白，包娣小姐，但事实确实是：有很多牧师已经堕落了。他们和别的女人鬼混，他们一掷万金，买房子，买汽车，买漂亮的服装，度假，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骗子。”
“他不是骗子！”
“我并没有说他是呀。”
“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说，接着便喝了一大口咖啡。她没有光火，但情绪与光火也差不了很多。“我是作为你的律师来的，包棵小姐，此外别无他意。你请我为你准备一份遗嘱，对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加以考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她紧嚼着的嘴松开来了，她的目光又像原先那样柔和了。“好极了，”她说。
我想，许多像包棵小姐这样富有的老人，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吃过苦头、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的那些老人，会牢牢地看紧自己的钱袋，对会计师、律师和不友好的银行家保持高度的警惕。但包棵小姐却不是如此。她像靠养老金维持生计的穷寡妇一样幼稚，一样轻信。“他需要这笔钱，”她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谈谈钱的事好吗？”
“你们当律师的怎么老想谈钱？”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包棵小姐。稍有疏忽，政府就会从你的财产里割走一大块肥肉。现在可以在你的钱上动点脑筋，如果考虑周密，就可以少交一大笔遗产税。”
她听了颇为不快。“那些法律上的废话，说半天我也摸不着头绪。”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呀，包棵小姐。”
“我看你是想让遗嘱里也有你的大名吧，”她说。依然对法律的麻烦感到不悦。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一边竭力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样子，一边又竭力想掩饰被她识破时的惊讶。
“那些律师没有一个不想把名字放到我的遗嘱里去。”
“我很遗憾，包梯小姐，的确有一批骗人的律师。”
“钱德勒牧师正是这么说的。”
“这我相信。啦，我并不想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你能否告诉我你的钱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是房地产，股票证券，现金，还是别的投62资？了解钱如何存放，对于遗产规划极为重要。”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托尼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托尼有个有钱的兄弟，那是个疯子，他们全家都是疯子，真的。就在托尼去世之前，他从疯子兄弟那儿继承了一笔钱。我是说，在托尼翘辫子之前两天，他兄弟先在佛罗里达断了气。托尼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除了一个老婆啥也没有留下。而那个老婆就是我。所以他们从亚特兰大跟我联系，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我联系，告诉我说，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我现在值一大笔钱。”
“多少钱？”
“比汤玛斯留给我的要多出老鼻子的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是现在才告诉了你。你不会说出来的，对吗，鲁迪？”
“包娣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宣过誓，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拒绝泄露内情权。”
“好极了。”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原来的律师？”我问。
“哦，他呀。不相信他。我只告诉他留赠给孩子们的数目，没有说出总数。可他一算出我有钱，就要我把他也放进遗嘱里面去。”
“但是你绝对没有把一切全告诉他？”
“绝对没有。”
“你没有告诉他总数？”
“没。”
如果我算得不错，她原来那份遗嘱留赠给儿孙的总数至少有2000万。所以起草遗嘱的那位同行至少知道了这个数。现在问题显然是：这位宝贝小老太究竟总共有多少钱？
“你准备把总数告诉我吗？”
“也许明天，鲁迪。也许明天告诉你。”
我们离开厨房，朝屋后的院子走去。她在玫瑰花丛旁边新装了一套喷灌设备，想让我一饱眼福。我神情专注地仔细观看，并且用热情洋溢的美好语言对它大大赞扬了一番。
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包娣小姐是老富婆，但她不想让任何人，尤其是她的家人知道她有钱。她一直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现在作为一个靠绰绰有余的储蓄为生的80高龄的寡妇，她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
我们坐在装饰华丽的铁凳上，在幽暗中啜着毫无热气的咖啡，直到最后我找到了一长串的理由好让自己溜走。
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富裕的生活方式，我过去3年中，在距校园不远的尤吉酒家既当酒吧侍者又当跑堂。这个大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以带汁的洋葱汉堡包和圣帕特里克节①供应的生啤而远近闻名。从午餐开始到关门打烊，在冗长的营业时间里，一直吵吵嚷嚷又快快活活的。一罐淡啤在“周一之夜橄榄球大赛”时只卖一美元，其他时间则卖两美元。
①圣帕特里克节是在3月17日，是爱尔兰人过的节日。
店主名叫普林斯·托马斯，是个梳着马尾巴辫子的古怪家伙，长得又粗又大，而他的自负甚至比他的身躯还要厉害。他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喜欢干些标新立异的勾当，让自己的照片印在报纸上，让自己的尊容在电视晚间新闻中出现。他组织逐店饮酒和湿T恤比赛②。他曾要求市府批准他这样的酒店通宵营业，而市府却对他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种种罪行。他喜欢被人起诉。只要你能说出他的罪名，他就可以组织一批人马，设法使之合法化。
②一种低级趣味的比赛。女孩子们穿着湿透了的T恤，比谁线条最突出，最性感。
普林斯对尤吉酒家的管理颇为松弛。我们这些雇员按自定的时间上下班，自己处理小费，各干各的活，很少有人干涉监督。而且业务也并不复杂。只要柜台上有足够的啤酒，厨房里有足够的碎牛肉，酒店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普林斯喜欢在柜台上忙活，招呼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把她们领进火车座，和她们打情骂俏，而且往往总是使自己丢人现丑。他喜欢坐在靠近大屏幕的桌子上，对正在播出的体育比赛跟人打赌。他身材魁梧，手臂粗壮，店里发生武斗时偶尔也会出面制止。
普林斯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有人传说他卷入了皮肉行业。在这个城市里，脱衣舞俱乐部十分兴旺发达，而他那些所谓的合伙人都有过前科。这在报纸上时有所闻。他曾经上过两次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在他那儿打了3年工之后，我对两件事已深信不疑。一是尤古酒家收到的现金，他大多不入账。我估计每周至少有2000块，一年高达10万之巨。二是他用尤吉酒家来掩护他那个小小的腐朽王国，通过它洗钱，并且使它显出一种经营不善营业亏损的模样，以便逃避税收。他在地下室里有个办公室，他就在那个没有窗户十分安全的房间里会见他那一帮狐朋狗友。
对这一切我才不管呢。他对我一直不错。我每小时挣5块，一周打工20小时左右。由于顾客全是学生，因而小费不多。考试期间，我可以调班。每天起码有5个学生来找工作。所以能有这份工作，我已经觉得运气不错了。
再说，不管尤吉酒家可能还搞其他什么花样，它却是一个学生常光顾的地方。一年以前，普林斯按照孟菲斯州大校旗的颜色，把它粉刷成蓝灰相间，焕然一新。墙上挂满了球队的锦旗和镶着镜框的体育明星的照片。虎将劲敌的照片比比皆是。它离校园又很近，因而总是挤满了大学生，他们在这儿谈笑调情，一坐就是几小时。
今儿晚上普林斯正在看一场球赛。棒球赛季刚开始不久，但他已经确信布雷弗斯队肯定能进入秋季决赛。只要有球类比赛，他都愿与人打赌，但他最喜欢的却是布雷弗斯队。他们与谁比赛，在哪里比赛，谁投球，谁受了伤，这一切对普林斯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他反正都是把宝押在布雷弗斯队上。
我今夜在酒吧当班。我的主要任务是时刻注意把他杯中的朗姆酒和开胃水斟满。当戴夫·贾斯蒂斯漂亮地打出了本垒打时，他高兴得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从一个学生手上接过了几张钞票。他们赌的是谁将首先打出本垒打，是戴夫·贾斯蒂斯还是巴里·邦兹？我曾见过他用比这更荒唐的题目打赌：在第三局中，投给第二击球手的第一个球是坏球还是好球？
我今天晚上幸好无需在大堂里侍候客人。头仍在痛，我得尽量少走动。而且我可以从冰柜里取出啤酒，偶尔喝它几口。普林斯并不在乎他的侍者间或拐点儿酒。
我将来会怀念这个工作的。或许会的吧？
前面一个火车座里坐的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宁愿避而不见。他们都是我的同窗，三年级学生，而且可能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当你还是个低年级的学生时，当个酒吧侍者或者跑堂并无伤大雅，而且在尤吉打工实际上还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到一个月我就要毕业，那时候这种可取之处就会突然消失，我的处境将比一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还要糟糕。我将成为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一个统计数字，又一个在律师行业的筛选中被淘汰的法学院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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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根据何种标准把奥布里·H．朗法律事务所作为首选的进攻目标，老实说，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想，这与它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多少有点关系。那张广告颇为气派，蛮能吸引人，上面有一张颗粒清晰的朗先生的黑白照。律师如今已变得和按摩师一样下贱，喜欢把自己的尊容到处张贴了。和出现在律师栏里的大多数怪模怪样的面部照片相比，他看起来像个诚实的人，年纪大约40岁，脸上的笑容也颇为动人。他的事务所有4位律师，精通车祸引起的法律诉讼，在人身损害保险索赔等等案件中全方位地伸张正义，为争取委托人的利益全力以赴，而且不打赢官司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管他妈的，我总得从某一家事务所开始嘛。我按照地址在闹市区一幢小小的十分难看的方形砖房里找到这家事务所。砖房隔壁是一个免费停车场，这在黄页广告上曾特别标明。我推开门，随即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在铺得乱七八糟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又矮又壮的女人。她紧皱着眉头用近于嘲讽的口气招呼我。我妨碍她打字啦。
“有何贵干？”她问，肥胖的手指稍稍离开打字机键盘。
妈的，真叫人难堪！我强使自己挤出了一丝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见一见朗先生？”
“他在联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说，两个指头已经在键盘上敲下去，打出了一个短短的词。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法院，而是联邦法院啊！能在联邦法院出庭的都是律师界的佼佼者，所以像奥布里·朗这样微不足道的律师，一旦有机会在联邦法院出庭为人辩护，自然巴不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秘书当然也会奉命宣传。
“有何贵干？”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事先已打定主意，毫无保留地坦白行事。欺骗和狡诈可以骗人一时，却不能骗人一世。“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不久就要毕业。所以我想，嗯，我想找份工作。”
她毫不掩饰地露出了讥讽的神情，手指离开了键盘，转过椅子面对着我，微微摇着头。“我们不雇人。”她用一种心满意足的口气说，那样子就像个炼油厂的工头。
“明白了。不过，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份简历和一封给朗先生的信？”
她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忙不迭地朝桌上一丢，仿佛这几张纸都是被尿浸透了似的。“我把你的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我勉强咯咯一笑，咧着嘴巴说：“我们有很多人来过，啊？”
“大约一天一个吧。”
“哦。对不起，打扰啦。”
“没问题。”她咕噜道。话未说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开始使劲敲打。我转身走出了这家事务所。
我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份简历和许多封信。我把整个周末都用于准备文件，筹划进攻的对象。现在的我有满脑子办法，但却缺少乐观。我打算干一个月，每天进攻两三家小事务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毕业为止，然后，然后会怎么样，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经说通了马尔文·香克尔帮我在司法机关找工作，而且马德琳·史金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和某个人通话，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许会有点儿结果的。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个三人事务所，与第一个目标只隔两个街区。这是我精打细算的成果，这样我就可以在受到一处拒绝之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绝。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据电话簿黄页律师栏介绍，纽利·罗斯与佩里事务所从事的是一般法律业务，三个合伙人都是40岁出头的年纪，事务所里既无别的律师，也没有律师帮办。他们似乎承接许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这让我受不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事务所在一座现代化的混凝土大楼的三楼，电梯很慢，而且闷热。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讶，人造硬木地板上铺着一条东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着几本《人物》和《我们》杂志。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说：“早上好。我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想见纽利先生。”
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张整洁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本厚厚的约会簿。“你和他约好了吗？”她问。其实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约。
“没有。”
“明白了。纽利先生现在正忙着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务所打过工，我早就清楚会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标准的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认，或者会允许他的秘书承认：他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本来还可能会有比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还可能正在联邦法院出庭呢。
据黄页律师栏介绍，罗德里克·纽利是这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我在制定进攻方案时，曾设法把尽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内。
“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坐着的秘书，仿佛在说：“你怎么能让这种场面出现？”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钟。我知道你很忙。”
“对，嗯，你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得去录一个证词，接着还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着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却是个好人，一个轻信别人的好人。或许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处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边用目光向他恳求，一边伸出手去把简历和信递给他。
“好。嗯，当然，进来吧。不过，只能呆一会儿。”
“我10分钟以后按响蜂鸣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来弥补自己刚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师一样，仔细看了看表，严肃地对她说：“对，最多10分钟。你给布兰奇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钟。”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们将为我提供方便，但同时却又已做好安排，让我迅速离开。
“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