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警察局的一份报告。”他嗥完回头就想走。
“跟我有关？”我恐惧地问。
“根本和你无关。是一起车祸通告。昨天夜里在机场路和谢尔比交汇的转角上，两辆汽车撞上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可能是酒后开车。那家伙像是闯了红灯。”他说完便瞪着我。
“我们是不是一方的代理——”
“目前还不是。这就是你要干的事。去找当事人把案子接下来。把情况弄弄清楚。把委托书签上名。然后进行调查。有人好像伤得相当可以。”
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而他却已离去。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听见他在大厅里一路走一路哇哇叫。
车祸报告上有种种信息：驾驶员和路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受伤情况，汽车损坏情况，目睹者的叙述等等。通告上还有两张图。一张表明了警察对两车如何发生相撞的见解，另一张则是说明他如何发现了这两辆车。开车的两个人都受了伤，被送进了医院，而那个闯红灯的人，明显是一直在喝酒。
读着倒觉得很有趣，但我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干？车祸是昨夜10点10分发生的，可布鲁索今天一早就已用他那肮脏的爪子一把将它抓住了！我又读了一遍，接着就茫茫然地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迷惘中惊醒。“请进。”我说。
在咯吱咯吱声中，门被慢慢推开了一条缝。一个瘦小的人，把头伸了进来。“鲁迪？”他的声音很高，有点神经质。
“是的，进来吧。”
他从门框与门之间窄窄的空隙中滑进办公室，像偷偷摸摸的样子溜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椅子旁。“我是戴克·希利夫，”他一边坐下一边说，既没有想和我握手，也没有露出一点笑意。“布鲁索说，有个案子你想谈一谈。”他回头瞟了瞟，生怕有人走进房间在他身后偷听。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很难说出戴克的年纪是40还是50。他的头发大部分已不知去向；剩下的几绺油光发亮，稀稀落落地贴在他那颗大头上。耳朵周围头发也很稀，而且大多已经灰白。他脸上那副用金属丝做支架的方形眼镜，镜片又厚又脏。同样难说的是，不知是他的头特大，还是他的身段太小，反正二者不成比例。他的前额分成了两个半圆，在正中附近相会，一条深深的皱纹穿过相会处，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尖。
可怜的戴克，是我见过的最缺少吸引力的男人中的一个。他的脸上有着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他的下巴简直就没有。他讲话时，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唇向上翻，露出了4颗大门牙，而且每一颗都是同样的尺寸。
他穿着一件两个口袋的白衬衫，上面斑斑点点，领子已经磨破。他系着一根红色针织领带，打的领结其大如拳。
“是的，”我说，尽量不看正从镜片后面打量我的那两只巨大的眼睛。“是个保险案。你是这里的律师？”
他的鼻子和嘴唇一起吱嘎作响，牙齿在向我闪光。“可以这么说。但并不精确。你瞧，我不是律师，目前不是。进过法学院，一切齐全，但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啊，一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哦！是吗，”我说。“法学院什么时候毕的业？”
“5年以前。你瞧，资格考试没有少给我麻烦。我考了6次啦。”
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话。“噢，”我咕噜了一声。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律师资格考试一个人可以考这么多次。“我很遗憾。”
“你什么时候考？”他边问边紧张地用眼睛在室内扫来扫去。他坐在椅子的边缘，好像随时都可能需要跳起来跑出去。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拉着左手手背的皮肤。
“7月。很难，是吗？”
“对，很难。我看。我有一年没有去考啦。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试试。”
“你在哪儿念的法学院？”我这样问是因为他令我非常不安。我拿不准是否要跟他谈布莱克案件。他将起什么作用？他将来要拿多大的一份？
“在加利福尼亚。”他回答时面部抽搐之剧烈，我前所未见。眼睛睁睁闭闭。眉毛上下飞舞。嘴唇激烈抖动。“夜校。当时已结婚，一周工作50小时。没有多少时间念书。念了5年才毕业。老婆离开了我。在这儿搬出去的。”他的句子变短，声音也跟着降低。他的话令我垂头丧气。过了好几秒钟，我才重又开口。
“呃，嗯，你为布鲁索工作多久了？”
“快满3年了。他对待我跟对别的律师一模一样。我找到案子，把它办好，把他的一份交给他。这样大家都高兴。跟保险有关的案子，他总是交给我研究。我在太平洋相互保险公司干了18年呐。后来厌倦了，才去念法学院。”声音又是越讲越低。
我看着他，等着。“必须出庭的时候你怎么办？”
他尴尬地咧嘴一笑，仿佛是说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呃，我本人出过几次庭，真的。从来没有被逮住过呢。孟菲斯律师多如牛毛，你知道，谁搞得清谁呀！不过，假如你我有个案子审，我会叫布鲁索去出庭。或者叫别的律师。”
“布鲁索说这个事务所有5位律师呢。”
“是有5位，鄙人、布鲁索、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雷奇。但是，我不愿意把这里叫做事务所。这里是各干各的活。你会学会的。你自找案子自找委托人，你得总额的三分之一。”
他的坦率令我惊讶，我于是又追问下去。“这对律师来说，是桩好买卖吗？”
“这就要看你想得多少，”他说，扭过头四面看了看，唯恐布鲁索正在偷听。“外面竞争非常激烈。就我而言，挺不错。因为我没有执照却从事律师业务，一年还能挣4万。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哪！”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人。
“那么你准备如何配合我办这种保险案子呢？”
“噢，这个嘛，案子结了以后布鲁索会给我钞票的。我帮他办理起诉的案子，他信任的只有我。别人谁都不准碰一碰他的案卷。以前有的律师想插一脚，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给他开掉啦。至于我，我不害人。我不得不呆在这里，至少呆到通过资格考试。”
“其他几位律师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哪。他们呆不久。你知道，他不聘那些顶尖儿的毕业生，而是从街上找一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在这儿干个一两年，找到了一些客户接上一些关系，然后就自己另立门户。律师总是在不停地流动嘛。”
告诉我怎么流动。
“我可以问你点儿事吗？”我说，虽然明知不该问。
“当然。”
我把事故报告交给他，他一目十行读了一遍。“是布鲁索给你的，对吗？”
“对。几分钟以前刚刚给我。他希望我做什么？”
“把案子抓过来。找到那个撞伤的人，让他在给J．利曼·斯通事务所的委托书上签字，然后把案子的头绪理理清。”
“我怎么找那个撞伤的人？”
“嗯，他大概躺在医院里。医院通常都是寻找他们的最佳场所。”
“你常去医院？”
“当然。我一直去。你知道，布鲁索在警察局有些关系。一些非常好的关系，是些和他一块长大的人。他们几乎每天早晨都给他提供事故报告。他把报告分发给我们，指望我们去把案子抓过来。这种事当然用不着火箭专家。”
“在哪家医院？”
他那碟子一般大的眼睛翻了翻，不屑地摇了摇头。“他们在法学院都教了你些什么呀？”
“不太多。不过，如何追赶救护车他们肯定没有教过。”
“那你最好快点儿学，否则就要挨饿。听着，这儿不是有被撞伤的人的电话号码吗？你只要叫通那个电话，对接电话的说，你是孟菲斯消防署营救处，或者类似的什么单位。你就说你要和伤员通话，管他叫什么名字。伤员当然不能接电话，他正躺在医院里啦。哪个医院？你需要把它输进计算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没有一次不成功。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嘛，人是很容易上当的嘛。”
我想吐。“那以后呢？”
“以后你就去医院，和某某人交谈。嗨，听着，你真是够嫩的，我对此十分遗憾。告诉你接下来我会怎么办。咱们去弄块三明治，带到车里吃，然后去医院叫那个受伤的朋友签上大名。”
我真的不想去。我恨不得走出这个地方，永不回来。但此刻，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迟迟疑疑地说。
他跳了起来。“大门口等我。我去打电话，搞清是哪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叫圣彼得慈善医院，是个以外伤病员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和动物园差不多的地方。这是一家市立医院，病员众多，条件很差，别的暂且不说。
戴克对这家医院了如指掌。我们开着他那破烂的小面包，歪歪扭扭地在市区穿行。这辆车是他离婚时有幸获得的唯一财产，离婚的原因是他多年酗酒。现在他可是滴酒不沾了，是嗜酒者与前嗜酒者互相戒酒协会的令人自豪的一员。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戒了烟。但是，他严肃地承认道，他特别爱赌。密西西比州旁边正在迅速出现的那些新开的赌场，真让人为他担心。
他的前妻和两个孩子还在加利福尼亚。
我嚼着一只热狗，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上述全部信息。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着热狗向嘴里塞，一会儿抽搐，一会儿摇晃，嘴角上沾着一粒鸡色拉，又说又笑地穿过了半个孟菲斯，那模样我实在目不忍睹。
戴克有张医生停车证，我们大模大样地在医生专用的停车处停好车。门卫跟他好像很熟，摆摆手让我们进了医院。
他领我径直走到主楼休息厅的问讯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但不到几秒钟，他就搞清了我们的目标丹·范·兰德尔住的房间号。戴克迈的是内八字步，而且腿还有点跛，但他走向电梯时，我要跟上他却还有点儿难。“别让人看出咱们是律师，”我们和一群护士一起等电梯，他压低嗓门悄悄对我说。
谁会想到戴克是位律师？我们默默地乘到8楼，随着人流走出电梯。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他这么干已经许多次了。
尽管他那个大头形状奇特，步子一跛一拐，长得又古里古怪，但我们却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走廊，快步走到位于两条走廊交叉处的护士办公室。对于886室的位置，戴克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转向左，从一群护士和技师以及一个正在研究图表的大夫旁边走过。几辆没有铺垫单的轮床靠着一面墙壁。铺着瓷砖的地板已经磨旧，需要擦洗。我们没有敲门，就推开左侧的第5扇门，走进一个半私用的病房。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位病人，床单一直拉到下巴。床顶挂着一台小电视，他正在看一部肥皂剧。
他用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想要从他身上盗取一只肾。我为来到这里而憎恨自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以这种冷酷的方式，闯进来破坏他的清静。
可是戴克却一步也不会走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面前这位无耻的江湖骗子，就是不到一小时前鬼鬼祟祟溜进我办公室的那个小人。那时候，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可如今，他却是毫无畏惧。
范·兰德尔大约二十七八岁。脸上裹着绷带，年纪很难准确估计。一只眼睛肿得已几乎张不开，另一只下面有一个伤口。一只胳膊断了，一条腿正在做牵引治疗。
幸运的是他没有睡着，这样我们就不必把他摇醒或大声喊醒。我站在靠门的床脚边，心里七上八下。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护士或者医生或者家属在这时闯进来，把我们当场逮住。
戴克俯着身子靠近病人。“你听得见我吗，范·兰德尔先生？”他像牧师一样热情地问。
范·兰德尔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想，他一定是想坐起来，或者调整一下躺的姿势，但我们把他按住。我可以想象，他此刻是多么震惊。一会儿以前，他可能还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边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一边木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而一转眼，他却面对一张生平看见过的最最古怪的面孔。
他眨巴着眼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你是谁？”他透过紧咬着的牙缝，含含糊糊地问。哦，他的牙齿不是紧咬着，而是用金属丝箍着。
这不公平！
戴克听后微微一笑，露出了那4颗闪光的板牙。“戴克·希夫利，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握十足，好像他在此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没有跟哪一家保险公司谈过，对不？”
戴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明确了谁是坏人。坏人肯定不是我们，而是保险公司里的那些家伙。他在增加信心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对他们。
“没有。”范·兰德尔嘟哝道。
“好。别跟他们谈。他们只想坑你。”戴克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已经开始提供建议啦。“我们已经看过事故报告。案情很清楚，是对方闯了红灯。我们大约1小时后，”他十分认真地看了看表，“去把现场拍下来，再找证人谈谈，你知道，通常的那一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在保险公司调查人员之前。他们会贿赂证人，让他们提供伪证的，这你知道。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需要迅速行动，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你的授权。你自己有律师吗？”
我屏住呼吸。假如范·兰德尔说他的兄弟是位律师，那我拔脚就走。
“没。”他说。
戴克开始进行关键的一招。“呃，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在孟菲斯，我的事务所办理的车祸案子比哪一家都多，而且得到的赔偿费也很多很多。保险公司可怕我们呐。而且我们不要委托人一分钱；不管赔偿费是多是少，我们只收三分之一。”他边说边已偷偷地从拍纸簿里取出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很短，只有1页，3段文字。能让他上钩就成。戴克拿着委托书在他面前不停地晃着，让他不想接也得接。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拿着委托书看得很吃力。
上帝保佑他！他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最糟糕的一个夜晚，侥幸活了下来。现在依然视力模糊头脑混乱，却要阅读一份法律文书，做出明智的决定！
“等我太太来了再说，好吗？”他几乎是在请求。
我们不是就要被人逮住了吗？我一把抓住病床的栏杆。在这一过程中，粗心地碰到一根绳索，绳索又带动了一只滑轮，一下子把他那条正进行牵引治疗的腿向上抬高了1英寸。“哇！”他痛得直哼哼。
“对不起，”我连忙说，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戴克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恨不得立刻宰了我，但刹那间却又变得若无其事。“你太太在哪儿？”他问。
“哇！”这可怜的汉子开始呻吟。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只好这样再次道歉。我头痛欲裂。
范·兰德尔害怕地望着我。我把两只手都深深地放到口袋里。
“她一会儿就回来。”他说，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吃力。
无论什么难题，戴克都是答案现成。“我以后再和她谈，在我办公室谈。我有许多事还想向她请教呢。”眼睛一眨，他已将拍纸簿垫在委托书的下面，并且拔掉了钢笔的笔套。
范·兰德尔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接过钢笔，在委托书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戴克把委托合同夹进拍纸簿，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这位新的客户。名片证明：他是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帮办。
“现在还有两件事，”戴克用权威的语调说。“除了医生，你不得和任何人交谈。保险公司的人会偷听的。事实上，他们今天就可能要来，强使你在表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上签字。甚至还可能想跟你私了。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他们说半句话。任何文书在我读过以前，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名。你有我的号码，24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名片背面是这位鲁迪·贝勒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案子我和他一起办。还有问题吗？”
“好，”他还来不及咕哝或者呻吟，戴克就接着说。“这位鲁迪明天上午会带着一些文书到这儿来。叫你老婆今天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要跟她谈一谈，这很重要。”他在范·兰德尔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上轻轻拍了几下。我们该走了，走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们将会给你搞来一大笔钞票的。”戴克向他保证道。
道了再见以后，我们立即退出。一到走廊上，戴克就得意洋洋地说：“把戏就是这么玩的，鲁迪。小菜一碟。”
我们闪过一位坐着轮椅的女人，又为躺在轮车上被推走的病人让路。大厅挤满了人。“那人要是原来就有律师怎么办？”我在呼吸恢复正常后问。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嘛，鲁迪。这一点你必须记住。我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即使他把我们从病房里赶出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又能失去什么？”
失去一点儿尊严，一点儿自尊。他的理论完全符合逻辑，我无话可说。我的步子又大又快，我不想看他一跛一拐拖拖沓沓。“喂，鲁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法学院是学不到的。他们只教你啃书本，只教你背理论，只讲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什么要把律师业务当成绅士与绅士交往的一种职业，一种受到书上写满几页纸的职业道德支配的光荣职业！”
“职业道德有什么错？”
“哦，没错，我想。我说的职业道德是，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你知道，那些基本的东西。”
戴克论职业道德！我们往往化几个小时，探讨伦理和道德的难题。而堂堂一部《职业道德准则》，就这样被戴克简化成3大原则：为委托人而战；不偷；尽量不说谎。
我们突然左转，进入一条新建的走廊。圣彼得医院是一座不断延伸不断增加附属建筑物的迷宫。戴克这时的心态是不吝赐教。“但是，法学院没有教的东西，可能会给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刚才病房里的那个范·兰德尔为例。我觉得你在那里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我是很紧张。”
“你不该紧张。”
“可是，这样拉客户是不道德的呀。这和明目张胆地跟在救护车后面追，有什么两样。”
“说得对。可谁管得着？与其别人来干，还不如我们干呢。我向你保证，今后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别的律师来找范·兰德尔，千方百计让他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人人都是这么干的，鲁迪。这是竞争。是市场。孟菲斯的律师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个人会守信用吗？”
“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走运。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向他发起了进攻。一般说当时成败的希望一半对一半，但他一在虚线上方签了名，那他和我们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过几个钟头，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老婆谈谈，说你今儿晚上回来跟他们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当然是你。这很容易嘛。我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让你过目。这是不需要劳驾脑外科医生的。”
“可我不知——”
“听着，鲁迪，别紧张。别害怕这个地方。他现在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吗？你有权会见他，谁都管不着。谁都不敢把你轰出去。放松点儿。”
我们在三楼餐室用塑料杯子喝着咖啡。戴克看中这家小自助餐厅，是因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区，而且又是刚刚改造过不久，没有几个律师知道这个地方。他一边打量着餐厅里的每个病员，一边低声对我解释说，律师们喜欢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逗留，其目的是为了猎取受了外伤的病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这一行为蔑视的味道。讽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为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我的部分职责将是呆在这里寻觅猎物。在两个街区外的坎伯兰医院的主楼，也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这家美国自愿者医院，还有3个自助餐厅。戴克当然知道它们位于何处，而且还把他的知识和我分享。
他建议我从圣彼得医院开始，因为这里的受伤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画了一张地图，向我指明了其他潜在热点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厅在二楼，靠近产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厅。晚上的时间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猎物对我说，因为那时候病人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喜欢而且自以为可以坐着轮椅下来吃个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鲁索手下的一个律师于凌晨1点，在那个最大的自助餐厅钓着了一个烧伤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结。问题是，那个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经炒掉了布鲁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师。
“上了钩的鱼，却没能钓上来。”戴克说，样子像个垂头丧气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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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包娣小姐在电视上重播的晚弥撒于11时结束后就寝。她曾几次邀请我晚饭后和她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婉言推辞。
我坐在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屋里的灯光熄灭。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在室内移动，检查门锁，放下窗帘。
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
他今天要去法院，就一件贩毒案进行预审辩论，因而十分紧张。我奉命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聆听他的指示。
“范·兰德尔的案子干得不错，”他说，头仍旧埋在一大堆文书档案之中。德鲁在他身后忙忙碌碌地转来转去，离他不远也不近，恰好处于危险范围之外。鲨鱼们用饥饿的目光盯着她。“刚才我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啦。投保的数额很大呀。看来责任也很清楚。那小伙子伤得怎么样？”
昨夜我在医院和丹·范·兰德尔及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一小时。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让我大绞脑汁。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能拿到多少。有几个问题我做了具体回答，大多数问题我都含糊其辞，表演的律师说话技巧很值得赞赏。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变卦。“断了一条腿、一只手臂、几根肋骨，身上有很多伤口。医生说他在医院要果上10天。”
布鲁索笑了笑。“抓紧点儿。调查一下。照戴克说的办。这件案子可以解决得很美满。”
美满是对他布鲁索而言。拿到的费用我可分不到一文。这个案子弄到的钱，不算是我的产出。
“警察要你弄个声明，谈谈那场大火的事，”他一边伸手取一份档案，一边丢出了这么一句。“昨天晚上跟他们谈过啦。他们将在这里和你谈，在这个办公室，有我在场。”
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一切已经决定，我别无选择。“我要是拒绝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带回去审问。假如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话，我建议你给他们这份声明。我在场，你可以跟我商量嘛。跟他们谈谈吧，谈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说他们认为是有人纵火？”
“这一点他们相当有把握。”
“他们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
“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时间，地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诸如此类的。”
“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答得出，我只能陈述事实真相。”
布鲁索笑着说：“那么事实真相一定会让你获得自由。”
“我把声明写下来行吗？”
“咱们下午两点一起来写。”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真怪，目前处境如此困难，我竟然对布鲁索·斯通深信不疑，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是决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的。
“我需要请一段时间假，布鲁索。”我说。
他那双动个不停的手凝固在半空中，眼睛瞪得老大地望着我。在一个角落里理着文件柜的德鲁，也停下瞧着我。一条鲨鱼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话，停在那里不再游。
“你才刚刚开始嘛。”布鲁索说。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资格考试的日期就要到了，我确实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
他的头歪向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布鲁索饮酒作乐的时候，目光总是变得很严厉，此刻他的目光却与激光差不多。“要多少时间？”
“呃，我想早上来上班，工作到中午左右。然后，你知道，再根据出庭和约会的时间表，在恰当的时刻溜进图书馆学习。”我本想幽默一下，但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谈。
“你可以和戴克一起学嘛，”布鲁索突然笑了一下说。他这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哈哈傻笑了一阵。“我告诉你怎么办，”他又严肃地说。“你工作到中午，然后带上你的书，去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你要拼命用功，啊，同时也要把眼睛睁大点儿。我当然希望你能通过资格考试，但目前我对搞几个新的案子来更为关注。带个大哥大去，我可以随时跟你通话。这够公平了吧？”
我干吗提这件事，提出资格考试，我等于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我皱着眉头说。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里的时候，我还梦想交上一点好运，可以不再去圣彼得医院。可现在，我却奉命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啦！
光顾过我的房间的那两位警察，出现在布鲁索面前，请他恩准对我进行审问。我们四人围着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两台录音机，磁带盘都已开始转动。
审问很快就变得令人犯腻。我重复着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小丑时就说过的那些话，而他们则把大量时间花在芝麻绿豆上炒冷饭，企图逼得我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上自相矛盾——“记得你说过穿的是件海军蓝的衬衫，可你现在却说蓝衬衫啦。”——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嘛。磨了1个小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
布鲁索听得很不耐烦，一再叫他们别老在原地踏步。他们也听他的话，但只有一会儿。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警察害怕布鲁索。
他们最后终于走了，布鲁索说事情到此为止。我不再真的是个嫌疑犯，那两个警察来此只是为了擦干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们的头儿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件事彻底了结。
我谢了谢他。他给了我一只巴掌大的大哥大。“随时都要带在身边，”他说。“特别是准备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须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个大哥大突然变得沉重了，通过它，我一天24小时，都要听凭他那异想天开的念头支配。
他打发我回自己的办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区的那个餐厅时，已经做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躲在角落里复习我的材料，把那该死的大哥大放在手边，但对周围的人则视而不见。
这儿的饭菜还可以。在大学食堂里吃了7年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会津津有味。我买3个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条。靠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资格考试的复习材料。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打量别的食客。多数人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医生们穿着消过毒的手术服，护士们穿着雪白的护士服，技术人员穿着在实验室穿的茄克衫。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的详情。这些公认为关心健康、营养的人，吃的却是差得不能再差的东西：炸土豆条、汉堡包、玉米片和比萨饼。我望着几个挤在一起吃饭的年轻医生，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身旁坐着一位律师，一个正忙着准备通过资格考试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起诉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有何感慨？
他们会不会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顾这个自助餐厅的权利。
谁也没有注意我。偶尔有个把病员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或者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进来。我没有发现有别的律师坐在旁边，随时准备扑向我。
我在下午6时买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专心致志地把头埋在合同和房地产这两门课的复习材料之中。复习这两门折磨人的课程，使我不仅又回想起在法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经无法再拖，我只有奋力向前。一小时后，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满。顾客已经稀稀落落，我看见在餐厅的另一头有两个伤员坐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裹着许多绷带和纱布。换了戴克，一定会迎面向他们走去，但我决不。
又过了一阵，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喜欢呆在这里。这里很安静，又无人认识我，是个理想的读书之地。咖啡味道不坏，而且把一杯重新加满只收半价。远离包娣小姐，我无需为体力劳动担心。老板叫我呆在这里，虽然是要我站岗放哨寻觅猎物，但我卖力与否，他做梦也别想知道。再说呢他又没有定下指标，规定我每周一定得签下多少个委托合同。
大哥大发出了一阵软弱无力的嘟嘟声。是布鲁索打电话检查来啦。运气怎么样？不咋的，我说，一边望着餐厅另一头坐在轮椅上比着伤势的那两个歪脑袋斜脖子的伤员。他说他和警察局的头儿已经谈过，情况看来很不错。他相信警察会寻找别的线索，查找别的嫌疑犯的。祝你钓鱼开心！他哈哈一笑便挂断电话。他准是要去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灌下几杯烈酒。
我又复习了1个小时，然后就离开餐厅，去8楼看丹·范·兰德尔。他依然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但并不反对和我交谈。我把已经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接触，对方投保数额很大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对我说的话向他解释道，他的案子一应条件齐备：责任明确（对方不折不扣是酒后开车），保险数额巨大，而且伤得很妙。所谓伤得很妙是指那些断了的骨头，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展成“永久性骨折”这种奇妙的状态。
丹吃力而又高兴地笑了笑。他已经在计算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费啦。可是这个馅饼怎么个分法，他还有得和布鲁索讨价还价呢。
我跟他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探视。我已经奉命常驻医院，我有足够的条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户，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回到餐厅，在原来那个角落重新坐下。这时，餐厅里又已经挤满了顾客。方才去8楼时我摊在桌上的书没有收起来，其中一本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名字：《伊尔顿法律评论》，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几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因而我明白他们已详细地讨论过我的书。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餐厅。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联邦审讯程序中遨游。
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