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别的事情？”
“噢，一般的。丈夫、家庭、围着篱笆的房子。”
“这些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不排除它们。”
“可现在还没有。”
“没有。有一两个较接近的人，可是没有铜戒指或者钻石戒指。”
“彼得是谁？”
笑容消失了。“我给忘了。你看过那封电报。”
“对不起。”
“用不着。那事已经过去了…彼得？我崇拜彼得。我们同居了近两年，可是不成功。”
“显然他并不抱怨。”
“他最好别！”她又笑了。“他是部门的负责人，盼望不久能够得到内阁的任命。如果他不老实，我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可告诉财政委员会，那时他就得回去干他的二等机要秘书了。”
“他说他26日到机场去接你。你最好给他发个电报。”
“是的，我知道。”
她走的事他们从来不谈，好象这是遥远的事。它和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它是将要发生的事。玛丽已经说过她要帮助他，他也已经接受，假定她是出于虚假的感恩才同他在一起逗留一两天——而他对这点是感激的。但是任何其它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他们不谈这题目。娓娓清谈，相对的一瞥，淡淡的笑声，这些都带来精神上的宽慰。偶然也有短暂的热情流露，双方都理解，但都望而却步。其它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他们不断回头谈论那离奇的经历，那过去所发生的事物。更多谈论到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俩，因为他是构成他俩在一起的离奇的原因——一起在瑞士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离奇。它不是玛丽·圣雅克那种合理的、有秩序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它不是，她的有条理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受到了挑战。不合理的事物需要检验、澄清、解释。她在调查中不屈不挠，同杰弗里·沃士伯在诺阿港岛时一样坚忍不不拔，但是没有医生的那种耐心。因为她没有时间。她知道时间不多。她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常常逼得他好狠。
“你看报的时候，什么最吸引你的注意？”
“混乱。似乎是全球性的。”
“说正经的。什么是你熟悉的？”
“差不多全都熟悉，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给我举个例子。”
“有一篇报道说东德干涉波恩政府在华沙的联络处。东方集团，西方集团。我也懂。”
“你明白这种关系，是吗？你在政治上——地理政治方面——有接受能力。”
“或者说我对时事有十分正规的业务知识。我从来也不是一名外交家。联合银行那笔钱排除了我受任何政府雇佣的可能性。”
“同意。可是，你对政治敏感。地图怎么样？你叫我给你买地图。你看地图时想到了什么？”
“有些名字会触发形象，就象在苏黎世那样。建筑物、旅馆、街道…有时是人的面孔。可是这些面孔都没有名字。”
“你去过很多地方？”
“我想是吧。”
“你知道你去过？”
“是，我去过。”
“怎样去的？”
“‘怎样’指什么？”
“通常你是乘飞机，还是汽车？不是指出租汽车，而是自己驾车。”
“两种都有，我想。怎么啦？”
“乘飞机表示多数是较长距离的旅行。有人接你吗？有没有在机场、旅馆出现的面孔？”
“街上，”他不由自主地回答。
“街上？为什么是街上？”
“我不知道。面孔在街上同我会面…在僻静的地方、昏暗的地方。”
“餐馆？咖啡馆？”
“是的，还有房间里。”
“旅馆的房间？”
“是。”
“不是办公室？写字间？”
“有时，不太经常。”
“好。人们会见你。面孔。男人 ？[-3uww]女人 ？[-3uww]两者都有？”
“多数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可多数还是男的。”
“他们谈些什么？”
“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时间观念？同人会晤总要约定时间。他们期待着见你，你期待着见他们。谁来安排这些约会？总要有人来做。”
“电报。电话。”
“谁发来的？从哪里发来的？”
“不知道。它们会到我手里。”
“在旅馆？”
“多数是，我想。”
“你曾对卡里隆那个助理经理说你的确收到过信息。”
“那么他们到过旅馆。”
“什么七十一号？”
“纹石。”
“纹石。那是你的公司，是不是？”
“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找不到它。”
“集中思想！”
“正集中着呢。这个名字没有登记。我打电话问过纽约。”
“你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其实不然。”
“怎见得？”
“它或许是某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或许是一个充单方面的子公司，为母公司出面采购的子公司。如果母公司名气大，讲价钱不利。现在天天都有这样的事。”
“你要说服谁？”
“你。你很可能是美国某家金融机构的流动谈判代表。各方面都很象：随时可以提取的资金，机密文件经公司批准可以启封，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些事实，加上你本人对政治气候变化的敏感，表明你是个受委托的收购代理人，十分可能还是家母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合伙人。”
“你讲得可真快。”
“我讲的都符合逻辑。”
“有一两处漏洞。”
“什么地方？”
“账上没有提款记录。只有存入。我不是卖出，是买进。”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付款可以结余差额存入。”
“我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懂税收规章的财务人员明白。另一个漏洞是什么？”
“人们不会因为要压低买价而杀人。揭露，可能。杀人，不会。”
“也许完全弄错了。或者，也许把那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要告诉你，你既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就不是那种人！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这么相信？”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同你在一起三天了。我们的谈话我也留心听了。他们弄错了。可怕的错误。或者是什么阴谋。”
“与什么有关？针对什么？”
“那正是你必须搞清楚的。”
“谢谢。”
“跟我说说。在想到钱的时候，什么会在你头脑中出现？”
别说了！不要这样做！你不明白吗？你错了。我一想到钱就想到杀人。
“我不知道，”他说。“我累了，想睡觉。早上去发个电报。告诉彼得你即飞回。”
夜半已过，第四天已开始，可是仍然没有睡意。伯恩望着天花板，望着映着斜对面台灯灯光的黑沉沉的木板。在夜间，灯从来不关。玛丽让灯亮着。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说为什么。
清晨她将离开，他自己的计划将具体化。他要在这家客店再住上几天，请乌伦的医生来拆线，然后去巴黎。钱在巴黎，还有其它东西——他知道，他感觉到。最后的答案在巴黎。
你不会无能为力。你会找到你的路。
他会找到什么？一个名叫卡洛斯的人 ？[-3uww]谁是卡洛斯？他是伯恩的什么人 ？[-3uww]
他听见从靠墙壁的长沙发传来一阵衣服沙沙声。他看过去，吃惊地发现玛丽没有睡着。相反地，她正在看着他，真正地凝视着他。
“你错了，你也知道，”她说。
“什么错了？”
“你正在想的。”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我知道。我看见了你眼睛里的表情，看见了你对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并没有把握，可又担心也许是存在的。”
“存在过，”他回答。“请你解释斯德普得克大街的事，‘三家农舍’的那个胖子的事。”
“我不能，可是你也不能。”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在那里。”
“弄清楚为什么。你不能是你本来不是的人，贾森，去查清楚。”
“巴黎，”他说。
“是的，巴黎。”玛丽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她穿着近似白色的浅黄色睡袍，颈部是珍珠钮扣。她光着脚向床走过来的时候睡袍飘动着。她站在他旁边，垂着眼帘，然后抬起双手解开扣子，让睡袍垂落在地上。她坐在床上向他探过身来，摸他的脸，托着它，温柔地拥抱他，双眸象过去几天目不转睛地频频看着他那样凝视着他。“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她轻声说。
“也谢谢你救了我，”他回答，感觉到她的渴望，不知道她是否同他一样，渴望中伴随着痛楚。他脑中没有关于任何女人的记忆，也许正因为没有，她是他所能想象的最宝贵的，比最宝贵的还要宝贵得多。她为他驱散了黑暗。她终止了那痛苦。
他一直不敢告诉她，现在她却告诉他了。哪怕只是片刻，只是一个小时。在那一夜的其余时间里，她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她也渴望从暴力的压迫中解脱出来。紧张暂时停止，换来了个把小时的安慰。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只有上帝知道，他是多么需要她！
她掀起被单，在他身边躺下了。
她躺在他怀里，头靠在他胸前，小心地避开他肩部的伤口。她轻轻地向后挪了一些，用双肘支起身子。他看着她。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一起，微笑着。她抬起左手，用她的食指压在他的嘴唇上，温情地说：
“我有些事情想讲，不许你中途打断。我不打算发电报给彼得。时间还未到。”
“嗯，等一等。”他把她的手从他脸上拿开。
“请别打断我。我说‘时候未到’，那不是说不发了，只是暂时不发。我要同你在一起，同你去巴黎。”
他强迫自己说：“倘若我不要你去呢？”
她探身过去，用嘴唇擦着他的面颊。
“这话站不住脚。刚才电脑把它剔除了。”
“如果我是你，不会这么肯定。”
“可是你不是我。我才是我，而我知道你是怎样拥抱我的，知道你想讲许多你不能讲的东西，那些我想我俩过去几天都想说的东西。我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哦，我想总有什么我们闹不清的心理学原理吧。两个相当聪明的人一同给抛进了地狱，又一同爬了出来。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既然如此，我就不能逃避。不能从你身边逃走。因为你需要我，而且你救了我的命。”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需要你？”
“我可以为你做你自己不能做的事。这是我过去两小时思考的问题。”她身体又向上抬起一些，赤裸着全身偎在他身旁。“你的事涉及一大笔钱财，可我看你连借方贷方都分不清。可能过去懂得，可是现在不懂。我懂。还有其它理由。我在加拿大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有资格有门路进行各种询问、调查。还有保护。国际金融界尔虞我诈，加拿大遭到欺侮。我们在想法子保护自己，我参加的正是这种工作，所以才来到苏黎世。我是来观察拉帮结派的情况的，不是来讨论什么抽象的理论。”
“你能以你的门路和办法帮我的忙？”
“我想能。还有大使馆的保护。那也许是最重要的。可我告诉你，一看到暴力的迹象我就发电报，就走。姑且不说我怕，我也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你的负担。”
“一看到迹象。”伯恩喃喃说，端详着她。“何时何地由我来判断？”
“如果你愿意。我的经验有限。我不同你争辩。”
他继续盯着她的眼睛，长时间地，由于沉默显得更长。最后他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刚才说过，我们是两个一起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相当聪明的人。也许我们之间不过如此而已。那么，值得吗？”
她坐着一动也不动。“我还说过一些别的话，也许你忘了。四个夜晚前，一个本来可以继续逃命的人为了我回来了，要替我去死。我相信这个人，比他自己更相信，我想。所以我愿意这么做。”
“我接受。”他说，伸手去抚摸她。“我本来不应该接受。可是我接受。我非常需要这种信任。”
“现在可以打断我的话了，”她低声说，拉开被单，身体挨近他。“要我吧…我也有需要。”
又过去了三天三夜，充满温馨、激动的三天。两人都兴奋、紧张，因为都意识到变化将要来临，而且将来得迅雷不及掩耳，所以有些话必须赶紧谈，不能再遮遮掩掩。
香烟的烟云在桌上盘旋，同滚烫的清咖啡的水汽汇合在一起。那门房，一个热情的瑞士人，眼里看到的东西比他嘴里所透露的要多。他几分钟前才走开，送来了早餐和苏黎世的报纸，英文版和法文版两种。贾森和玛丽对面坐着，浏览着新闻。
“你的那份有什么消息吗？”伯恩问。
“那老人，贵山码头上守夜的，前天下葬。警方依然没有具体透露什么。‘调查工作在进行’，报纸上说。”
“这里内容稍微多些，”贾森说，扎着绷带的左手别扭地翻着报纸。
“手怎样？”玛丽问，望着那只手。
“好一些。手指活动多了。”
“这，我知道。”
“你不大老实。”他折起报纸。“在这里。他们重复了前两天讲过的事。枪弹壳和血迹在化验中。”伯恩抬起头。“可是他们添了些东西。衣服碎片。以前没有提到过。”
“这会不会出事？”
“对我不会。我的衣服是马赛商店里的现成货。你的衣服怎样？设计、材料有没有什么特别？”
“惭愧，没有。我的衣服都是渥太华一个女人给我做的。”
“这么说，是无法查到的？”
“我看查不到。那块绸缎是我们部门的一位同事从香港买回来的一匹料子上剪下来的。”
“你有没有在饭店小卖部买过什么东西？可能带在身上的。手绢、别针之类的东西？”
“没有，我并不太喜欢买那些东西。”
“好。你朋友为你结账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什么问题？”
“服务台没有，我对你说过了。只有你曾在电梯里见过同我在一起的那两人问过。”
“法国和比利时代表团的？”
“是的。一切正常。”
“我们再从头滤一遍。”
“没有什么可再滤的。保罗，就是从布鲁塞尔来的那个，什么也没看到。他从椅子里给打翻在地，以后就趴在那里了。克劳德，想拦住我们的那个，记得吗？他起初认为在灯光中是我在讲台上，可是还没有报告警方就在人群中受了伤，送进了医务室——”
“到他能说些什么的时候，”贾森插嘴主，想起她的原话，“他已不敢肯定。”
“是的。可我有个想法。他知道我这次来开会的主要目的，我的介绍信骗不了他。他如果知道，就更不愿意卷进去了。”
伯恩拿起咖啡。“请你再说一遍，”他说。“你在查…拉帮结派？”
“实际上是查这方面的苗头。没有人会走出来说自己国家有个金融机构在同哪个国家的金融机构通力合作打进加拿大原料市场或者其它市场。可是你能看到什么人一起喝酒，在一起吃饭。有时，也有代表笨得象从罗马来的那个，你知道他是由阿格纳里资助的——径直走进来问你，渥太华对于海关申报法认真到什么程度。”
“我仍旧不大懂。”
“你该懂。你自己的国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谁拥有什么？有多少家银行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资金所控制？有多少工业为欧洲和日本财团所拥有？有多少万英亩的土地被从英国、意大利和法国逃出来的资金所购买？我们都感到忧虑。”
“我们感到？”
玛丽笑起来。“那当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自己国家被外国人所拥有的这种想法更能激发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人们对战败迟早可以适应过来——那只意味着敌人比较强大；但是若在经济上输给人家，那就是说对手比我们高明。占领的时间更长，伤疤痛得更久。”
“你对这些事情动了很多脑筋，是吗？”
在很短的一刹那，玛丽眼睛的表情里失去了幽默。她严肃地回答说：“是的，我动过，我认为这事很重要。”
“你在苏黎世长子什么见识没有？”
“没有什么出奇的，”她说。“金钱到处飞，辛迪加在试图寻找内部投资，政府机构则反其道而行之。”
“彼得打电报说你的逐日报告是一流的。他指的是什么？”
“我发现几桩古怪的经济方面的搭伙关系，他们也许想利用加拿大人当傀儡去收购加拿大的产业。我不是要瞒你，只不过这些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不是想探听些什么，”贾森针锋相对说。“可是我认为你把我也算在内了。不是对加拿大而言，而是一般地说。”
“我并不把你排除在外。大体上象。你可能是某个金融组合的一部分，这个组合正在想方设法用非法手段收购产业。我可以进行秘密追查，可我要在电话上进行。不是在电报上写出来。”
“现在我可要探听了。你追查什么？怎样追查？”
“如果某处有家跨国公司的背后有家叫纹石七十一号的公司，我就有办法查到哪家公司，哪个门牌。我想在巴黎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彼得，告诉他我在苏黎世偶然碰到纹石七十一号这个名字，很伤脑筋，叫他暗地查一查，以后我会再给他打电话。”
“如果他找到了？”
“只要它存在，他一定找得到。”
“然后我就露面，去同被列为‘经证明的负责人’联系。”
“要非常谨慎，”玛丽补充说。“通过中间人。我自己，如果你愿意。”
“为什么？”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说由于他们还没做的。”
“哪件事？”
“他们有将近六个月没想办法同你联系了。”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银行知道。那么一大笔美元留在那里没人动，没人结算，可是谁也不问为什么。不明白的正是这一点。好象你已经给抛弃了。可能就是这里弄错了。”
伯恩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扎着绷带的左手，想起斯德普得克大街那辆汽车里的人在暗处用枪柄不断砸他的手的情景。他抬眼看着玛丽。“你是说，如果我给人抛弃了，那是因为纹石的董事长以假当真弄错了。”
“可能。他们可能认为你把他们卷入了非法交易，同犯罪分子的非法交易，那会叫他们还要白丢大量美元。也许整个公司有被忿怒的政府没收的危险。或许，你不知不觉同哪家国际犯罪辛迪加联合在一起了。什么都可能。所以他们没有靠近银行。他们不想犯同谋罪。”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你的朋友彼得了解到什么，我仍然回到起点踏步。”
“我们是回头，不是回到起点。好象在一个十刻度盘上处于四点五到五的位置。”
“即使在九字上也没用。有些人要害我，而我不清楚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出来阻止，可是他们又不愿意。‘三家农舍’那人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给我设下罗网，如果我掉进罗网，也不会得到任何答案。告我什么罪，我就是什么罪，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罪。没有记忆是不能作为辩护理由的，而且我可能完全没有理由辩护。就是这样！”
“我不相信，你也不能相信。”
“多谢你。”
“我说真的，贾森。别再说了。”
停止吧！我曾自己对自己说过多少遍了？你是我所爱的，也是我唯一认识的女人。你信任我。为什么我不能相信我自己？
伯恩站垭，习惯地试试他的腿。活动能力正在恢复，伤势也比他所想象的轻一些。他已约定乌伦那位医生当天晚上来拆线。明天，变化将来临。
“巴黎，”贾森说。“答案在巴黎。对这一点，我就象在苏黎世看到那些三角形的轮廓时知道得一样清楚。我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简直荒唐。我只能等待着出现一个形象、一个字、一个短句或者一板火柴来给我一些启示，或者指挥我该到什么地方去。”
“为什么不等到我从彼得那里听到消息以后再说？明天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巴黎。”
“这没多大区别，你还不明白？无论他说些什么，其中决没有我必须知道的事。由于同样理由纹石公司还没有接近这家银行。我。我必须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我，为什么有个叫卡洛斯的愿出…什么来着…一大笔钱作悬赏要我的尸体。”
他话讲到这里，给桌上一记碰撞声打断了。玛丽的杯子掉落在地。她张大眼睛看着他，脸色惨白，好象血突然从她的头部流尽了。“你方才说什么？”她问。
“什么？我说我必须知道…”
“那个名字。你刚才说卡洛斯。”
“不错。”
“我们谈了那么多钟点，在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是你从来没提起过他。”
伯恩望着她，努力回忆着。真的，他把他遭遇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他漏掉了卡洛斯…几乎是有意的，好象要把它封锁起来。
“好象没提起过，”他说。“你似乎知道。卡洛斯是谁？”
“你是不是想开玩笑？如果是，这玩笑可开得不高明。”
“我不是开玩笑，而且也没有什么可开的。谁是卡洛斯？”
“我的天哪——你不知道！”她惊叫道，探索着他的目光。“这是你失去的记忆的一部分。”
“卡洛斯是谁？”
“一个刺客，号称欧洲刺客——被追捕了二十年，据信已经杀过五十到六十个政界和军界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可是据说他从巴黎行动。”
伯恩顿觉全身一阵冷飕飕。
去乌伦的出租车是属于门房女婿的一辆英国福特。贾森和玛丽坐在后座，昏暗的乡村在窗外飞驰而过。伤口的线已拆去，缠上了胶布绷带。
“回加拿大去，”贾森轻声说，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寂静。
“我会的，我对你说过。我还剩下几天。我要去巴黎看看。”
“我不要你在巴黎。我打电话到渥太华找你。你可以亲自去查纹石公司，在电话上把情况告诉我。”
“我记得你说过没有什么区别。你必须知道‘为什么’。至于‘谁’，在你了解之前是没有意义的。”
“我能找到办法。我只需要我一个人，而且一定能找到。”
“可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只能等待出现一个形象、一句短语或者一板火柴。它们也可能根本不出现。”
“会出现的。”
“也可能有，只不过你没看见。我看得见。所以你需要我。我懂得语言的意思。懂得方法。你不懂。”
伯恩在掠过的阴影中看着她。“我想你最好少卷进去。”
“银行，贾森。纹石公司的联系是在银行。可不是用你所能想象的方式。”
一个穿旧大衣的驼背老人手里拿着黑色的贝雷帽，在巴黎南边十英里处阿泊桑村的乡村教堂里顺着最左边的通道走过去。傍晚安吉勒斯的钟声回荡在岩石和森林上空。老人在第五排停了步，等着钟声停止。那是给他的信号；他接收了，知道在这一阵钟声中另一个较他年轻但较任何人更残忍的人正环绕着小教堂细看里里外外每一个人。如果看见了任何他不想看见的人，任何他认为对他构成威胁的人，那么他将不加任何盘问，就采取处置手段。那就是卡洛斯方式。只有那些懂得自己只要被跟踪就没命的人才接受，才敢拿钱去为刺客当送信人。他们都象他自己一样，是旧时代的老年人，生命为时不多，剩下的时光受到年岁或疾病的限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卡洛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冒风险。唯一的安慰是如果谁由于为他服务而死，或死于他的手，钱一定会送到死者的老婆或者子女手里。必须说：为卡洛斯效命可以感到一种尊严，而且他出手大方。他这支由体弱老人组成的小型队伍懂得这个道理，他使他们在风烛残年有了生活的目的。
送信人抓住贝雷帽继续顺着通道走到靠左边墙壁的一排隔开的小忏悔室。他走到第五间，撩开帘子走进去，先让眼睛适应从另一端隔开教士与忏悔者的半透明的帷幕里照出来的一支蜡烛光，然后在小木板凳上坐下，看着神圣的暗洞里的黑色人影。它和往常一样，是个戴着关罩、穿着教士服装的男人形体。送信人努力不去想象这个人的相貌，这儿不是他想象这种事情的场所。
“安吉勒斯·多米尼，”他说。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戴着头罩的黑影轻声说。“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老人照规矩回答，“可是过得很安逸。”
“好。在你这种年纪要有安全感才行，”卡洛斯说。“谈正事，有没有从苏黎世得到什么准信？”
“猫头鹰死了，另外两个也一样，可能还有一个。另一个的手受伤很重，不能工作。该隐失踪，他们认为那女人跟他在一起。”
“事情变化很怪，”卡洛斯说。
“还有。奉命去杀死她的那个人至今没有音信。把她带到贵山码头去的是他，但是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保知道一个守夜的做了替死鬼。可能她从来不是什么人质，而是陷阱的诱饵。捕捉该隐的陷阱。这事要想一想。现在，听我的指示。准备好了吗？”
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头和一小片纸。“好了。”
“打电话给苏黎世，找一个见过该隐能识别他的人明天到巴黎来。同时，苏黎世要找联合银行的康尼希，告诉他把磁带送到纽约。他要使用乡村车站的邮政信箱。”
“对不起，”上了年纪的送信人打断说，“这两只老手写起字来不如从前了。”
“请原谅。”卡洛斯低声说。“我心事一重，就考虑不周，抱歉。”
“没什么，没什么。继续说。”
“最后，我要我们的小组在玛黛琳路的银行所在街区租几间房。这一回要那银行送该陶终。叫这狂妄之徒断送在他的狂妄上。一个便宜的价钱，象他一样不值钱…除非他是另外什么人。”
11
在伯尔尼机场，玛丽正向海关和移民局办过关手续，伯恩站在远处从法国航空公司候机室的人群中寻找有什么值得注意和自己认识的迹象。这是下午四点钟，飞往巴黎航班最繁忙的时间，也是富商巨贾结束在伯尔尼银行里枯燥的事务之后匆忙赶回不夜城的时刻。玛丽从门里朝外走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他点了点头，直到她身影消失，才转向瑞士航空公司的候机室。乔治·沃士伯订了四点三十分飞往巴黎奥利机场的机票。
他们将在玛丽所记得的一家咖啡馆会面，她在牛津上学期间去巴黎时到过那里，招牌叫克伦尼角，在圣米歇尔大街，离巴黎大学几个街区。万一已经不在那里，伯恩就在九点钟左右到克伦尼博物馆的石阶上找她。
伯恩将迟些到，虽然就在附近，但还是要到得迟些。巴黎大学的图书馆在全欧洲首屈一指，馆里还有供阅览的过期报纸。大学的图书馆不受政府雇员的工作时间约束，学生常在晚间使用它。他一到巴黎也到那里去。有些东西他必须了解。
每天我读报纸。三种文字的。六个月前有一个人被杀，他的死亡消息登在这里每份报纸的头版。苏黎世的一个胖子是这样说的。
他把衣箱放在图书馆的物品寄存室，走上二楼，向左拐进通向一个巨大阅览室的拱门。讲堂大楼在相连的建筑物里。报夹上的报纸刚好从一年前开始，一天不差。
他顺着报架走，倒着数了六个月，拿起那天算起半年前头十个星期的报纸，把它们带到最近一张空桌子上，还没坐下就从头一张头版到另一张头版逐期逐期翻阅起来。
几个伟大人物病逝的消息；一些人的言论；美元下跌，黄金上涨；罢工受挫折；政府在行动与瘫痪之间摇摆。但是没有值得刊登大标题的被杀害的人；没有这一类事件——没有这一类凶杀。
贾森回到报架那边，继续往后找，两周，十二周，二十周。差不多八个月。什么也没发现。
他忽然想起一个念头：他只是往后找，但没有从六个月前那天朝前数。两个方向都可能出现差错，几天或一星期，甚至两星期。他把报夹放回架上，拿起四个月和五个月前的报纸。
飞机坠毁；流血革命爆发；神圣的人发言，遭到同样神圣的人的驳斥；贫穷与疾病在人所共知可能被发现的地方发现了，但是没有重要人物遇害的消息。
他开始翻最后一个报夹。每翻过一页，怀疑与犯罪的迷雾消散一分。苏黎世淌着汗的胖子有没有撒谎？全是谎言？他莫不是生活在噩梦中，这噩梦可能消失在…
里兰大使在马赛遇刺身亡！
这行粗体字大标题蓦地跃进眼帘，刺痛着他的眼睛。它不是想象中的痛，不是虚构的痛，而是一种刺透心窝的烧灼整个头部的剧痛。他屏住呼吸，木望着里兰这名字。他熟悉它。他熟悉它。他能勾画出他的脸孔，真正地描绘出来。宽宽的前额下面两道粗眉，短短的鼻子，颧骨高耸，在奇特的薄嘴唇上面是修饰得非常整齐的灰色小胡子。他认识这张脸，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被岸边一所房子窗户里射出来的强力步枪的子弹所杀害。霍华德·里兰大使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顺着马赛的一个码头行走时遇刺。他的头给炸崩了。
伯恩不必去看第二段就知道霍华德·里兰本是美国海军上将，在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之前曾短期任海军情报局局长。他也不必从大段报道中去了解谋杀的动机。他知道。里兰在巴黎的主要作用是劝阻法国政府不要批准把大量军火——尤其是幻影式喷气机——销售给非洲和中东。他十分成功，激怒了地中海一些有关方面。据揣测他是由于干涉这事而被刺杀的，杀一儆百。死亡买卖的买方与卖方是不容阻挠的。
杀害他的是死亡的卖方，想必受到重金收买。动手时他们远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苏黎世。一个送信人去找没有腿的人，另一个去找法根大街一家拥挤餐馆里的胖子。
苏黎世。
马赛。
伯恩闭上了眼睛，此刻疼痛难以忍受。五个月前他在海上被人救起，他的离岸港口据推测应该是马赛。如果是马赛，那条岸就曾经是逃亡的路线，一条租赁的小船把他带到地中海广阔的水域。一切都非常吻合，拼板图的每一小块和它连接的一块恰巧吻合。如果他不是马赛港岸边窗户里那个死亡的卖方，他现在怎能知道他过去知道的事情？
他睁开了眼，疼痛抑制着思想，但不是所有的思想。在他有限的记忆中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决定。取消同玛丽·圣雅克在巴黎的会晤。
也许有一天他会写封信给她，把现在不能讲的事告诉她。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能够写信的话。现在他不能写。现在不可能用白纸黑字表示感激或爱情。什么解释也没有。她会等他，然而他不会去找她。他必须在他们之间隔开一段距离；她不能同死亡的卖方纠缠在一起。她错了，他最大的畏惧是正确的。
哦，上帝！他能描画霍华德·里兰的面孔，而他面前的那张报纸并没有照片在上面！这张带有恐怖的标题的报纸触发了这么多事情，证实了这么多事情。那日期。星期四，8月26日，马赛。他将记住这一天，只要在他曲折一生的有生之年还能够记忆。
星期四，8月26日…
什么弄错了。是什么呢？是什么？星期四？…星期四对他没有任何意义。8月26日？26日？26日错了！不知听过多少遍。沃士伯的日记——他的病历日记。沃士伯多次回顾他病中的每一事实，每一句话，每一天和每一点进步？次数多得不可胜数，多得不可能记不住。
你是8月24日星期二被人送到我门口的。8点20分。你的情况是…
星期二，8月24日
8月24日
26日他不在马赛；他不可能从海边的一个窗口开枪，他不是马赛死亡的卖方，他没有杀霍华德·里兰！
六个月前一个人被杀…但不是六个月；是将近六个月而不是整六个月。因此他没有杀害那人；他当时在诺阿港岛的一个酒鬼的房间里，半死不活。
薄雾在消散，疼痛在减轻，他兴奋；他发现有件事是撒谎！有一个谎，就会有其它谎！
伯恩看看手表，九点一刻。玛丽已离开咖啡馆，正在克伦尼博物馆石阶上等他。他把报夹放回架子，然后匆匆朝阅览室的教堂式大门走去。
他顺着圣米歇尔林荫道往下走，越走越快。他明显地感觉到一种临上绞架突然获得缓期执行的心情，他想与人分享这种罕见的感受。一时间，他脱离了暴力的黑暗，脱离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找到了片刻的阳光——就象在那间充满乡村小旅店屋子里的时刻和阳光。他必须找到把这些给予他的那个人。找到她，抱住她，告诉她事情有希望。
他看见她在石阶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顶着卷过林荫道的冰冷寒风。开始她没看见他，她的眼睛在搜索两旁栽着树的街道。她显得焦急和忧虑。一个焦急的女人，担心她会看不到她所要见的人，担心他不来。
十分钟前他是决定不来的。
她看见了他。脸上突然容光焕发，充满活力。她迎向跑上台阶的他。他们相会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站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感到温暖。
“我等啊，等啊，”她终于吸了口气说。“我害怕极了，担心极了，没出事吧？你没事吧？”
“我很好。比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好。”
“什么？”
他搂住她的双肩。“‘六人月前有个人被杀害…’记得吗？”
欢乐从她眼里消失。“是的，记得。”
“我没杀他，”伯恩说。“我不可能杀他。”
他们在蒙帕奈斯大街边找了个小旅馆。过厅和房间都很陈旧，但有点古色古香使人想起昔日的优雅，这里是闹中取静，知道时代在前进，但又不跟随时代，是个安静的休息场所。
贾森在关上房门前向头发斑白的侍者领班点了点头。在接到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之后，那人从冷淡转为热情。
“他以为你是内地的教会执事，急巴巴等着一夜消魂，”玛丽说。“我希望你注意到我一进屋就朝床走去。”
“他叫贺威，会巴不得为我们做事。他没有打算分享我们的财富。”他走到她面前抱住她。“感谢你救了我，”他说。
“任何时候，我的朋友。”她伸手捧住他的脸。“只是不要再让我那样等待。我几乎急得发疯，唯一能想到的是有人认出了你…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你忘了？没有人知道我的长相。”
“别这么指望。并非如此。在斯德普得克大街有四个人。包括贵山码头上那个狗娘养的。他们还活着，贾森，他们见过你。”
“不完全这样。他们看到的人是黑头发，头上和颈上绑着绷带，走起来一瘸一拐。只有两个人靠近过我：二层楼上的那个人和在贵山的那只猪猡。前一个一时还离不开苏黎世。他不能走动，手也不中用了。至于第二个，当时手电筒正照着他的眼睛，不是照着我的眼睛。”
她松开了他，皱着眉头动脑筋。“不一定，他们还活着；他们的确见过你。”
改变你的头发…你就能改变你的容貌。杰弗里·沃士伯。诺阿港岛。
“我重复一遍，他们在阴影中看到一个黑头发的人。你是不是用过氧化氢稀液把头发漂白？”
“从未用过。”
“那么明晨我去找一家店。蒙帕奈斯正合适。浅黄色的头发更有趣，人们是这么说的吗？”
她仔细地看着他的脸。“我正在想象你会是副什么模样。”
“不同。差别不会太大，但足够了。”
“你也许是对的。上帝保佑你如愿。”她吻了下他的面颊，这是她要讨论事情的前奏。“现在，告诉我你方才出了什么事？去了什么地方？了解了哪些有关那…六个月前的事件？”
“不是六个月之前，正因为不是，所以我不可能杀他。”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没有说到他再也不见她。他也没必要说，因为她替他说了。
“如果那个日期在你头脑中不那么清楚，你就不会来找我了，是吗？”
他摇摇头。“也许不会。”
“我早知道了。我感觉到了。我从咖啡馆出来走到博物馆石阶时，有一刹那简直不能呼吸，好象要窒息一样。你能相信么？”
“我不想相信。”
“我也不想，可真的是那样。”
两人都坐着，她在床上，他在旁边的单人扶手椅上。他抚摸她的手。“我还是不敢肯定我是否应该在这里…我认识那个人，我见过他，在他被害的四十八小时前我在马赛！”
“可你并没杀他。”
“那我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人们认为是我干的？天哪，简直是发疯。”他从椅子里跳起身来，眼睛又流露出痛苦。“可是过后我又忘了。我神志不清，是吗？因为我忘掉了…许多年。一生。”
玛丽直截了当说，声音里没有同情和怜悯：“答案会来找你的。从一个来源或另一个，最后从你自己那里。”
“也许不可能。沃士伯说过，这就好象重新搭积木，重开渠道…重开窗口。”贾森走到窗前，倚在窗台上望着蒙帕奈斯大街的灯光。“景色不一样了；它们永远也不会一样了。在某处有我认识的人，他们也认识我。几千里外有另一些我爱和不爱的人…或者，噢，上帝，也许有妻子和孩子——我不清楚，我一直在大风里旋转，转来转去不能着地。每次我想着地，结果又给抛了上去。”
“抛到空中？”
“是的。”
“你曾从飞机上跳下来过，”她说。
伯恩转过身来。“我从来没对你说过这个。”
“有天晚上你在睡梦中说过。当时你直流汗，脸通红发热，我不得不拿块毛巾给你拭汗。”
“为什么你没提起过？”
“在某种意义上我提起过。我问过你是否当过飞机驾驶员，还是你讨厌飞行。尤其是在晚上。”
“我当时不明白你说些什么。为什么你不追问我？”
“我不敢。你已经快要歇斯底里了，况且我没学过这一行。我可以帮助你回忆，可是应付不了你的下意识。我想除了医生以外谁也不行。”
“医生？我曾经同一个医生同住了差不多六个月。”
“从你所谈的他的情况看来，我认为你需要另外找医生。”
“不要！”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不，”玛丽从床上站起身来。“你需要帮助，亲爱的，一位心理学家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