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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以后，其诸色举选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者放及第，以下不在放限。其有散、试官能通者，亦依正员例处分。”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后，诸色人中有习三礼者，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例，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於朝官、学官中，拣择精通经术三五人闻奏，主司与同试问。义策全通为上等，特加超奖；大义每经通二十五条以上，策通两道以上为次等，依资与官。如先是员外、试官者，听依正员例。其诸学生愿习三礼及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常式。”九年五月，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以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馀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

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其职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并朝堂册。讫，皆拜庙。册用竹简，书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

凡吏部、兵部文武选事，各分为三铨，尚书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选，旧制尚书掌六品、七品选，侍郎掌八品、九品选。景云初，宋璟为吏部尚书，始通其品员而分典之，遂以为常。凡选，始於孟冬，终於季春。（先时，五月颁格於郡县，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状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罢免之由，而上尚书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资绪、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齿形状、优劣课最、谴负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为联，以京官五人为保，一人为识，皆列名结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贾殊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之徒。应选者有知人之诈冒而纠得三人以上者，优以授之。其试之日，除场援棘，讥察防检，如礼部举人之法。）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其六品以降，计资量劳而拟其官；五品以上，不试，列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敕处分。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厌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听冬集。服者以类相从，攒之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駮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於兵部。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幹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谢恩。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则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以为便。十九年十一月，马周为吏部尚书，以吏部四时提衡，略无休暇，遂请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省，三月三十日毕。）

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中，行俭子光庭为侍中，以选人既无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馀年而不获禄者，复作“循资格”，定为限域。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自下升上，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材之方失矣。（此起於后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按：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劳满，唯曹司试判，不简善恶，雷同注官。”此则试判之所起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徵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

初州县混同，无等级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迁小，或始近而后远，无有定制。其后选人既多，叙用不给，遂累增郡县等级之差，（郡自辅至下凡八等，县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冲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馀员。（弘文、崇文馆学生五十员，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凡二千二百一十员，州县学生六万七百一十员；两京崇玄馆学生二百员，诸州学不计；太史历生三十六员，天文生百五十员，太医童、针、祝诸生二百一十一员，太卜卜筮生三十员；千牛备身八十员，备身二百五十六员，进马十六员，斋郎八百六十二员；诸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员；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四员；诸折冲府录事、府、史千七百八十二员，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员，执仗、执乘每府六十四员，亲事、帐内一万员；集贤院御书手一百员；翰林药童数百员；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吏，及上州市令、录事，省司补授者约六千馀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使劳、徵辟、奏荐、神童、陪位，诸以亲荫并艺术百司杂直，或恩赐出身受职不为常员者，不可悉数。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万姓安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吏曹乃移牒州府，课人应集，至则授官，无所退遣。四五年閒，求者渐多，方稍有沙汰。

贞观时，京师穀贵，始分人於洛州选集，参选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时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独举其言辞刀笔，而不详才行，或授职数年，然后罪彰，虽刑戮继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对曰：“昔两汉取人，必本於乡闾选之，然后入官，是以称汉为多士。今每岁选集，动逾数千人，厚貌饰辞，何可知也。选曹但校其阶品而已。若抡才辨行，未见其术。”上由是将依汉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议行封建，事乃寝。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贤。今公等不能知，朕不遍识，日月其逝，而人远矣。吾将使人自举，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则智，自知者明。知人诚难矣，而自知岂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丑行，是长浇竞也。不可。”复寝。是时，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馀年，虽已为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辅弼或有未之觉者。（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十八年独知选事，太宗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於永徽中，官纪已紊，迨麟德之后，不胜其弊。

及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又以邓玄挺、（有唐以来，掌选之失，无如玄挺者。时患消渴疾，选人因目为“邓渴”，作邓渴诗以谤之。）许子儒为侍郎，无所藻鉴，委成令史，依资平配。其后，诸门入仕者猥众，不可禁止，有伪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远人无亲而买保者，有试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滥，不可悉数。武太后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详求故实，灭革其弊，（神功元年敕：“自今以后，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而乃繁设等级，递立选防，苟以抑之。

及神龙以来，复置员外官二千馀人，兼超授阉官为员外官者又千馀人。（时李峤居选部，引用权势，以取声名，故尔其员外官悉凭恃与正官纷竞，至相殴击者。及峤复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请惜班荣，稍减除授。）时中宫用事，恩泽横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敕斜封便拜。於是内外盈溢，居无廨署，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时以郑愔为吏部侍郎，大纳货贿，留人过多，无阙注拟，逆用三年阙员，於是纲纪大紊。

及先天以后，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方革前弊，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而非才实者，并罢选。当时选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职复理矣。自有唐以来，居吏部者，唯马载、裴行俭、崔玄暐、韦嗣立最为称职。

开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选试不公，乃置十铨试人。（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长史韦虚心，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丘，各掌其一。时左庶子吴兢上表，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实百王准的。伏见敕旨令韦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铨选，及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虽有吏部尚书及侍郎，皆不得参其事。议者皆以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则居上临人之道，经邦纬俗之规，必在推诚，方能感物。抑又闻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汉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尝卒至尚书省，尚书令陈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矫曰：‘此是臣之职分，非陛下所宜临。若臣不称职，则就黜退，陛下宜即还宫。'帝惭而返。又，陈平、丙吉者，汉家之宰相也，尚不对钱穀之数，不问斗死之人。故知自古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况我大唐万乘之君，卓绝千古之上，岂得下行选事，顿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铨分选，依旧以三铨为定也。”）明年，复故。（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书李暠奏曰：“伏见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行用参杂，难以区分，请准司勋、兵部印文，加‘告身’两字。”从之。）

至天宝八载六月，敕“旨授官宜立攒符，下诸郡府”。十一载，杨国忠为吏部尚书，以肺腑为相，惧招物议，取悦人心，乃以选人非超绝当留及蓝缕当放之外，其馀常选，从年深者率留，故憃愚废滞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铨注官，皆自专之，於尚书都堂与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毕，不复经门下省审，侍郎不得参其议。

其内常参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并停使郎官御史丁忧废省者，旧制中书、门下便除授，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举荐”。至五年六月，敕：“在外者，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者，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荐闻。”至八年正月，敕：“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馀官，不得过一人。”至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成者宜令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疏定为三等，并举主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考绩（周　汉　魏　晋　后魏　大唐）　　

周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其训曰：“三岁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

汉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蚀，又久青无光。召京房问，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代以毁称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晋灼曰：“令、丞、尉理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者，尉事也。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罪。率相推如此法也。”）帝令公卿与房会议，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帝召见，令房晓以课事，诸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言善。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议论相非。时充宗嫉房，出为魏郡太守，唯许房至郡自行考课法。

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赐爵焉。至於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

是时大议考课之制，散骑黄门侍郎杜君务伯（名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文具无益。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要未立。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掇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至於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理，臣以为未尽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一体相资而成也。”后考课竟不行。

晋武帝泰始初，务崇理本，诏河南尹杜君元凯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后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颂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访，敷纳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纪远而求於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彰，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於累细，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均，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

后魏孝文帝太和中，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於贤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时否臧必举，赏罚大行，其薄赏者犹赐车马器服，以申奖劝。后帝临朝堂，顾谓录尚书兼廷尉卿、广陵王羽曰：“凡考绩，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发之美恶；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谓尚书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谓羽曰：“汝居枢端之任，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於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自尚书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馀人，皆略举遗阙。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后，任官如初。

宣武帝时，太尉、侍中、高阳王雍上表曰：“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閒冗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忝兹高选。以勤以能，进之朝伍，或征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卅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乃於考陟，排同閒伍。检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而考閒以多，课烦以少，上乖天泽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复寻正始之格，汎后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进一级。三年一考，自古通经。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阶，检无愆犯，倍年成级。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

徐州刺史萧宝夤又论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轻。及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於东西两省、文武閒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弦朔止於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内，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

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将大考百僚。散骑常侍、领三公郎中崔鸿以考令於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王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年岁数迁。岂拘一阶半级，阂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其职，或超腾转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称，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馀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龚、黄，儒学如王、郑，史才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时不从。

大唐考课之法，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镇防，并据职事目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弗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及贪浊有状，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别有可嘉尚，及罪虽成殿而情状可矜，或虽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事量定。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增户口，谓课丁，率一丁同一户法。增不课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户口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为分。苦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课及不课，并准上文。）其劝课农田能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此谓永业、口分之外，别能垦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劝课以致减损者，（谓永业、口分之内有荒废者。）每损一分，降考一等。若数处有功，并应进考者，并听累加。

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今流内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所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於异代也。纵使朝廷实无好人，犹应於见在之内，比校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皇朝士人遂无堪上下之考。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臣谓宜每年选天下政术尤最者一二人为上上，其次为上中，其次为上下。则中人以上，可以自劝矣。”

神龙中，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闻孔子曰：'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书云'三载考绩'，校其功也。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窃见比来州县官佐，下车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考。或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企踵而睹，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宣风布化、求瘼恤人哉！户口流散，百姓凋弊，职为此也。何则？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吏；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能。偷安苟且，脂韦而已。又古之为吏者长子孙，仓氏、庾氏即其后也。臣请都督、刺史、上佐、两畿县令等，在任未经四考，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阙，则擢以劝能。政绩无闻，抵犯贪暴者，放归田里，以明赏罚。致理救弊，莫过於此。”

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论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曰：'何迟？'伯禽曰：'变其礼，易其俗，难，所以迟。'太公理於齐，三月而后报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简其礼，易，所以速。'故孔子论之曰：'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由是而言，劳不甚者理不极，功不积者泽不深。故尧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尽其智术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尧舜；礼正乐和，未愈於虞夏；官贤吏能，未称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岁时便迁，或旬月升擢令长。今日既上，明日部内有犯名义者即坐之，不其速欤？”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永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允协大猷，以劝天下。比来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循名，或乖古义。自今以后，诸道使更不须通善状。每至三年，朕自择使臣，观察风俗，有清白政理著闻者，当别擢用之。”

卷十六

选举四

杂议论上

齐景公问晏子任人，对曰：“地不同宜，任之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不能赡也。”

汉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匡，正也。正其乖失。）时丞相王嘉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与！'（才难，谓有贤才难得。）故'继代立诸侯，象贤也'。（象其先父祖之贤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国也，累代尊重，然后士人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拜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於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张敞为京兆尹，免，亡命数十日，宣帝徵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庾氏则仓庾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无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又数以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悉，尽也。言无大小，尽皆举劾，过於所察之条。）吏或居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群下。）下材怀危内顾，（常恐获罪，每为私计。）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人慢易之，或至上书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众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倾危。）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素夺，谓先不假之威权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所以优之。）遣使者赐金，慰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爱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会赦一解。（不即下理其事，恐为扰动，故每留中；或经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理，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宁告者之辞，绝其相诬。）惟陛下留神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不求备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当宽恕其小罪。）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谓苏令初发起为盗贼。）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谓见在大夫皆不堪为使。）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后汉光武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韦彪上议：“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於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於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张衡上疏曰：“古者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代，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於是名臣皆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於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於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於石渠，章帝集学士於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远者也。”

魏文帝时诏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其后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阙。时刘寔乃著崇让论以矫之，其辞曰：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阙，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於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让贤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贤人相让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於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县在职之吏，临见授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也。议者佥然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称，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阙，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

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言所举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於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塞其路，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察之无已，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於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於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代作则。季代所用，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阙，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阙，三公已先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阙，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阙，四征已先选之矣，必详於停阙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阙，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令诸尚书共选一尚书，详於临阙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阙，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於任主者，此为令百郡守共选一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於胜己。故代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夫贵让则贤智明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贤智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则无由进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议，而天下自化。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晋始平王文学李重又以为等级繁多，又外官轻而内官重，使风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选，简阶级，使官久。议曰：“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经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损：舜命九官，周分六职，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内，事任尚轻，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赐爵进秩，谅得为理大体，所以远比三代也。及於东京，尚书虽渐优重，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国让、（国讳改称字。）胡质等，居郡或十馀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节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代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著，黜陟不得彰，此为理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书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计群吏之理，而行其诛赏。汉法，官人或不真秩。魏初，用轻资以先试守。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又简法外议罪之制，明试守左迁之例，则官人之理尽，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职者日久，则政绩可考，人心自定，务求诸己也。”帝虽善之，竟不能行。

齐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彦回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彦回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代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代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

武帝天监中，约又上疏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於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迁，非直愚贱。且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

鸿胪卿裴子野又论曰：“书云'贵贵'，为其近於君也。天下无生而贵者，是故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礼坏，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继及，非夫嗣嫡，犹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见礼侯伯，轼闾拥篲，无绝於时。其后四方豪势之家，门客千数，卑身折节，比食同袍，虽相倾倚，亦成风俗。迄於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祸作，非所以敦弘退让，励德兴化之道也。”宋明帝聪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读书奏，号七行俱下。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讬请不暇，困於课限，或买以应诏焉。於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於时矣。又论曰：“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而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夫徘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歌诗颂，百揆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於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於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徵，文章匿采。'而斯岂近之乎？”（萧子显曰：“自宋以来，谢灵运、颜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仰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五经文句，无复通其义者。”）

后魏孝文帝时，高祐上疏云：“今之选举，不采识理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巧劳，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则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帝善之。

韩麒麟子显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有门地，不复弹坐。如此则可别贡门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门地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虽屠钓奴虏之贱亦用之；苟非其人，虽三后之胤，自坠於皂隶矣。或云，代无奇才，不若取士於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代无周召，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孝明帝时，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祕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祕著本为起家之官，今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於乡国，才德允於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