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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食货八

钱币上（周　秦　汉　后汉　晋）

货币之兴远矣，夏商以前，币为三品。（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白金为银。）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权。秦用黄金铜钱为上下二等。汉兴为八铢，或为荚钱，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铢五分，迭废迭用。王莽又设错刀金银龟贝凡数十品。公孙述始作铁钱。魏文帝穀帛相贸。刘备以一当百。孙权以一当千。理道陵夷，则有鹅眼、线环之别；王纲解纽，又有风飘、水浮之异。名目繁杂，不能遍举，缅徵损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於为器为饰，穀帛又苦於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历代钱货，五铢为中，一品独行，实臻其要。今钱虽微重於古之五铢，大小斤两，便於时矣。

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齐，曰：“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也。”又管仲曰：”三币握之，非有补於温饱也，舍之非有切於饥寒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於仁寿，岂止於富国强兵者哉！”（具轻重篇。）

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於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况当今人疲赋重，康俗济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货币者，在於图史，无之，皆不达其要，唯汉贾生、国朝刘录事秩，颇详其旨。）

自神农列鄽於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制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如泉。）布於布，（布於民閒。）束於帛。（束，聚也。）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钱者金币之名，先曰泉，后曰钱。大於旧钱，其价重也。班固以为文曰宝货。唐注国语云：“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未详孰是，故两存焉。）大夫单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戾，恶气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於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於民，民不给，将有远志，（谓去其本居而散亡。）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原谓水泉之本。潢音黄，洿音乌。）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内郭为好，外郭为肉。韦昭曰：“肉，钱形也。好，孔也。”）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单旗虽有此言，王终自铸钱，果有便，故百姓蒙利。）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於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恶音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米亶〉，（〈米亶〉，糜也。〈米亶〉，章延反。）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米亶〉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汉，珠起於赤野。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讬用於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食之则非有补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穀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於上。）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也。

荀卿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缯菁焉，然而中国得而赋之。东海则有紫蛤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纯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宝者六，圣人能制议百姓，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穀，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献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

秦一中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钱重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秦钱文曰“半两”，即八铢也。初，汉以其太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径五分，所谓荚钱。）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顾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微谓精妙也。其术精妙，不可觉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轻犯之，奸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操造币之势，（操，持也。）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报，论也。）夫悬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下，报也。积累下报论之也。）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赖，利也，恃也。）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若干，且设数之言也。干犹个，谓当如此个数耳。）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用重钱，则平称有馀，不能受也。）法钱不立，（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呵，责怒也。）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镕，形容也，谓作钱模也。）奸钱日多，五穀不为多。（言皆采铜铸钱，废其农业，故五穀不为多。）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则人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黥人日繁，一祸也。伪钱无止，钱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祸也。采铜者弃其田畴，铸者捐其农事，五穀不为多，则邻於饥，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类为灾，故人铸钱不可不禁，四祸也。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则盗铸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其祸五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铜积谓多积铜。）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铜为兵也，秦销锋镝铸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奇，残馀。羡，饶溢。）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末谓工商之业也。）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七矣。（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实，布帛有馀，则招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弃财也。弃财，谓可弃之财。逐，竞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铸文字与四铢同，微重耳。）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文字秤两同四铢。）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平民七十万口於新秦中，用度广，出御府钱以赡不足，而冶铸或累万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閒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铸钱者多，故钱轻，轻亦贱也。）物益少而贵。（民但铸钱，不作馀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文为半两，实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鋊，（民盗磨钱质而取鋊。鋊，铜屑也。磨钱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铸钱。西京黄图叙曰”民磨钱取屑”是也。鋊音浴。）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一作“紫缋”，绣绘五采而为。）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请天子号令诸侯，以石璧贺献。”此亦鹿皮银锡为币之义也。诸具轻重篇。）又造银锡为白金，（杂铸银锡以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为三品，此重六两，则下品重四两。）三曰复小，橢之，其文龟，直三百。（橢，圜而长。）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周匝为郭，文漫皆有。）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抵，归也。大归犹言大凡也。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也。）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时张汤用事。初，帝既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会有人告异以他议事，下汤理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遂诛。）於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今钱见有赤侧者，不知作法云何。）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赋及给官用，皆令以赤侧。）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办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宣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於是始造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钱今并尚在，形质及文与汉书相合，无差错也。）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岠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岠，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布亦钱。）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链锡，（许慎云：“链，铜属也。”然则以链及锡杂铜而为钱也。链音连。）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放，依。）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

其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於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於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

莽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閒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迺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迺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璅，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皇甫谧高士传曰：郭泰过史弼，送迎辄再屈腰，泰一传揖而去。弼门人怪而问之，弼曰：“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后汉光武除王莽货泉。自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曰：“富国之本，在於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於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

及章帝时，穀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穀贵，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百物皆贱矣。”帝用其言，少时复止。

和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於货，在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於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帝竟不铸钱。

及灵帝作五铢钱，而有四出道，连於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非京师破坏，此四出散於四方乎？”

至董卓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穀一斛至钱数百万。

曹公为相，於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穀贱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穀帛为市买。至明帝代，钱废穀用既久，人閒巧伪渐多，竞湿穀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於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蜀先主刘备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易耳，但当铸钱，一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吴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而使吏人输铜，计铸毕，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閒患之。后权令曰：“往日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人意不以为便，其省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帝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穀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穀，工自务器，各肄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於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穀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自致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计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穀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穀也。魏明帝时，钱废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穀帛而用钱，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试也。代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取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代之益。於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穀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穀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人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於农皇，十朋兴於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异同。一夫躬耕，则馀餐委室；疋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贸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币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也。於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采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且不疗饥於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渴於汤代。其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於怀璧；万斛为市，未易於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兴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於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无遗，立制垂统，永传於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觉其终，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卷九

食货九

钱币下（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閒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也。凡创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议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溃乱，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夫钱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人巧虽密，要有踪迹，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於上古，泉刀兴自周代，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人者也。但采铸久废，丧乱累仍，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鏹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適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於是人閒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閒，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镕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閒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鹅眼、綖环，其馀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穀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人不习淄染，不复行矣。所卖鬻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钱已布於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疋才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东閒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於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穀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荆州，今巴东、夷陵、云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齐安、竟陵、汉阳、富水郡地。江州今浔阳、鄱阳、章郡、庐陵、临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汉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广，今岭南道之地。）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文则重一斤二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於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於馀钱。又有对文钱，其源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於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铸，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疋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贾不通，贸迁颇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是。）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时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馀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今郡地。）旧有金户千馀家，常於汉水沙淘金，年终输之。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孝明帝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於荆郢之邦者，则碍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来年末悉令断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鹅眼、环凿，更无馀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行使。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犹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今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鏹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代之宜，便利於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馀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於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屋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祕书郎杨偘奏曰：“昔马援在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入为武贲中郎，亲对光武，释其趋向，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偘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逾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馀，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偘计。

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於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时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筴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贻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於太仓，藏朽贯於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国用。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徵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说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於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馀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於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鑞，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穀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