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易经》上说‘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和天地相似而不违背’，又说‘装载了一车鬼’。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答：“禽呀、兽呀，这是飞和走的区别。人呀、鬼呀，这是明和暗的区别。至于人死变鬼，鬼消灭了又变人，这是我无法想象的。”
问：“懂得了精神消灭的道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答：“佛教妨害国家政事，和尚败坏社会风俗，像狂风迷雾般到处散布着影响。我痛心这种弊害，想把人心从这种弊害的深渊里挽救出来。为什么人们宁愿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却不肯照顾亲戚，不同情贫穷的人呢？就是由于自私的打算太多，救人的念头缺乏，所以送给穷朋友一撮米，吝啬的心情就会立刻表现在脸上，而捐赠给豪富的和尚千石粮，就连毛发尖也会流露出欢畅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和尚有慈航普渡的美丽诺言，而穷朋友却难指望有丝毫的报答么？施舍不是为了救人急难，做点好事指望立刻得到好报。何况佛教还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来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来欺骗人，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所以人们脱下儒者的服装，披僧人的袈裟，丢掉祭祀祖宗的礼器，拿起和尚、尼姑的瓶和钵。家家抛弃了亲爱的人，人人断绝了后嗣。以致使得军队中缺乏作战的士兵，官府中缺乏管事的官吏，粮食被游手好闲的人吃光，财物被寺庙的兴建耗尽。因为这样的缘故，佛教的流行如不加以阻止，它的祸害就没有止境。应知万物的生成都是出于自然，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有它自己的原因，忽然间自己发生了，又忽然间自己消灭了，要发生的不要去阻碍它，要消灭的不去挽留它，让它顺着自然的规律，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展。劳动者安心田亩生产，统治者减少奢侈浪费，种田吃饭，饭是吃不完的；养蚕穿衣，衣是穿不尽的。在下的把多余的产品奉养在上的，在上的不专靠严刑峻法来对待在下的。这样可以保全性命，可以孝养父母，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别人，可以安定国家，可以完成霸业，都是运用这个道理啊！”这篇文章一出来，官员和老百姓都议论纷纷。萧子良召集僧侣来诘难范缜也没有能够说服他。
范缜在南州多年，被朝廷强行召回京城。到了京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死在官任上，留下文集十卷。
何逊传
何逊，字仲言，是东海郡郯县人。他的曾祖父何承天官至南朝宋御史中丞。祖父何翼官至员外郎。父亲何询官至齐太尉中兵参军。
何逊八岁时就能吟诗作赋，二十岁左右州里举荐他为秀才。南乡人范云见了他写的策论，大加赞赏，于是二人结为忘年之交。从此以后，何逊每写一篇文章，范云见了总是赞不绝口，还对他所亲近的人说：“近来看了一些文人写的东西，要么太朴实而显得不高雅，要么太浮华而显得俗气。其中既显朴实而又不失文采，能够融汇古今的好文章，我还只看到何逊的。”沈约也喜欢何逊的文章，他曾经对何逊说：“我每次读你的诗文，即使一天反复读三遍，还是余兴未尽，停不下来。”何逊就是这样备受当时文坛名流称赞的。
梁朝天监年间，何逊开始担任奉朝请，后来升为中卫将军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建安王喜欢有文学才华的人，他天天和何逊在一起交游宴饮，后来，他调任江州刺史，还是任命何逊掌管书记之事。不久，何逊又担任安西将军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因母亲去世而离任。服丧完毕之后，何逊被授予仁威将军庐陵王记室之职，再次随同庐陵王到了江州，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东海人王僧孺把他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共八卷。
当初，何逊的文章与刘孝绰的文章一并被人们看重，世人称他们为“何刘”。梁元帝萧绎曾写文章作过这样的评价：“诗文写得多而取得成就的是沈约，诗文写得少也同样取得成就的要数谢月兆和何逊。”
当时有个会稽人叫虞骞的，擅长写五言诗，名气与何逊相当，官至王国侍郎。其后又有会稽人孔翁归、济陽人江避，两人一起担任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孔翁归也擅长作诗。江避博学多才，思维敏捷，条理清晰，还注释了《论语》、《孝经》。两个人都有文集。
钟嵘传
钟嵘字仲伟，颍川郡长社县人。钟嵘同他的哥哥钟山元、弟弟钟屿都很好学，有见识和思想。钟嵘，齐朝永明年间为国子监生，通晓《周易》，卫军王俭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很欣赏他。后为本州推举为秀才。最初任王国侍郎，迁任抚军行参军，出任安国县令。永元末年，任司徒行参军。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陽王元简出守会稽，引钟嵘为宁朔记室，专门负责文书工作。
当时隐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居室，山洪爆发，树和石头都被洪水卷走，而惟独何胤的居室安然无恙，元简让钟嵘写《瑞室颂》以记述它，文词特别优美、规范。选用为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钟嵘曾品评古今五言诗，论述各自的优劣，名为《诗品》。其序言说：
“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又感动人，所以被激荡起来的感情，就表现在舞蹈和歌咏中。想用来照耀三才(天、地、人)，辉映万物，祭祀神灵，阐明幽深微妙之旨，感动天地鬼神，莫过于诗歌。从前的《南风歌》、《卿云歌》，其意义是深远的。夏歌中有‘郁陶乎予心’的诗句，楚辞中有‘名余曰正则’的诗句，其诗体虽不都是五言，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诗的开端。到汉代李陵，开始创立五言诗这一体裁。古诗年代久远，作者与创作年代都很难详细知道。从体裁推断，必是汉代而非周末的作品。汉代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皆以辞赋著称，没听说有诗歌传世。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间，除了一个女作家，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东汉两百年中，只有班固著五言《咏史》诗一首，议论缇荥救父之事，枯燥而没有文采。到了建安年间，曹操父子很爱好文士，成为文坛领袖。陆云、陆机兄弟，俨然文界栋梁。刘桢、王粲可算是曹氏父子左右辅佐之人。较次一等的人物，攀附曹氏父子，可作他们的部属的更多，数以百计。建安时代文学大盛。建安以后文学逐渐衰微，这种颓废局面直到晋代才停止。太康年间，张载、张协、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及左思等人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使文学得以中兴。永嘉时期，尊崇黄老学说，崇尚清谈玄学，诗的内容多谈玄学的道理，使议论这些玄言诗味道平淡，没有诗歌的意味。到东晋，玄言的余波仍在流传，孙绰、许繤、桓温、庾亮等人的诗像玄学论文，丧失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调和富于现实性的内容。郭璞、刘琨已开始在改变玄言诗体，只是挡不住写玄言诗的人多，在当时影响不大。到义熙年间谢益寿继起创作，很有文采。元嘉初年，谢灵运才高词丰，文学成就很高，超过了刘琨、郭璞，压倒了潘岳、左思。所以说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代表，谢桢、王粲是辅佐人物；陆机是太康时期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人物；谢安是元嘉时期的首脑，颜延年为之辅佐。这都是五言诗的首要人物，文辞名高一世。
“四言诗体文辞简约而含义广泛，学习《国风》、《离騷》便可获得很多，但每每苦于文辞繁多而写出来意思较少，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娴熟四言。五言在诗歌中很重要，是各种诗体中最有味道的一种，所以很适合于世人的口味。世人爱好五言，是因为它用来抒情写景最细致贴切！所以诗有三种不同的写法：一是兴，二是比，三是赋。文字已写完而意义还没有完称为兴；借物喻志称为比；直书其事，用寓言反映事物称为赋。兴、比、赋的作用很大，作诗时斟酌运用三种手法，以风力作骨干，加以文采的润色，使人玩味到它的诗意而觉得余味无穷，听到它的吟诵则心中深受感动，这是写诗的最高造诣。作诗若专用比、兴，则必然产生意思深奥、文辞生硬的毛病；若只用赋体，则意思肤浅，文辞松散，轻浮油滑而无所归依，必然产生芜杂散漫的毛病。就好像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四时气候影响诗歌一样。欢聚的诗亲热，别离的诗哀怨。至于屈原受谗言所害被放逐，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外交。或者横尸朔野，或者魂入蒿丛，人民在战乱年代流离死亡，无所依归；或者挥戈戍边，驰骋疆场，征战边塞，保卫国土；征夫思妇心情哀怨，这些题材的诗篇很多。又有的抒写士人辞官，隐居山林的情志，解去..绶，一去不返；女子有的因容貌姣好入宫得宠。上述放逐、和亲种种事情很感动人，这些思想感情不用诗歌不足以表达出来。所以说：‘诗歌可以表达友爱，也可以表达怨恨。’若要使穷困贫贱的人得以心安，隐居者没有烦闷，更加悠闲，就没有比‘陈诗’、‘长歌’更好的了。所以文学家没有不爱好诗歌的。现在读书人中作诗之风盛行。儿童稍微长大、身体能够承受得住衣服，刚刚入小学，便一心为写作诗歌而奔走努力。至于富家子弟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平，就整天写作，整夜苦吟，这些作品，作者独自看看以为很不错，但众人一看，就觉得平庸鲁钝。更次的是，当时有些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朴笨拙，而说鲍照和谢緿的成就超越古今。而学习鲍照，最终赶不上他‘日中市朝满’的诗句，学谢緿而学不到他的好处，勉强得到‘黄鸟度青枝’这样的句子。上述这些人，白白地抛弃了高尚的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是未入流的门外汉。
“我看上层人士，当官之人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他们谈论诗歌时，随着各自的爱好，意见也各有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以依照参考的标准。近人彭城的刘士章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想品评当代诗歌，有所标榜。刘士章的著作没有完成，我有感于此而作《诗品》。过去班固品评人物分为九等，刘向的儿子刘歆著《七略》分七类评论作家，若从名与实两方面加以考核，确有不恰当的地方。至于说诗歌也是一种技艺，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类相推，几乎和棋戏相同。当今皇上怀有不学习便知晓的天才，体察深幽的文思，文学成就辉煌，赏析精深广博。齐竟陵王开西邸，招延文学之士，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緿、王融、萧琛、范云、任日方、陆亻垂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他们在当时号称“竟陵八友”。况且奄有天下，作了皇帝后，有很多人出来辅佐君王，涌现出很有才学的作家。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超过汉、魏、晋、宋(指刘宋)，这的确是我这像农人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粗浅的著作所不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我在这部著作中收录的只不过是流传于民间，与一般谈笑相同的作品而已。”
不久，死于官任上。
刘峻传
刘峻字孝标，是平原郡平原县人。父亲名王廷，是宋始兴王内史。
刘峻生下来刚一个月，母亲就把他带回乡下。宋泰始初年，青州落入北魏手中。刘峻八岁时，被人抢到中山去了，中山的有钱人刘实很可怜刘峻，用五匹丝帛把他赎了出来，并教他读书。北魏人听说他在江南有亲戚，又把他转移到桑乾。刘峻好学习，家里很穷，居在别人的廊檐下，自己给自己规定读书的内容和分量，经常点燃用麻干扎的火把，从晚上直到天亮，有时太困昏睡，火把就烧他的头发，等到发现后醒来又继续读书，一整夜不睡觉，其精进力学如此。齐永明年间，乘机从桑乾逃回家，自己认为看书不广博，又寻找没有看过的书，听说京师有的，就前去哀求借来看，清河的崔慰祖称他是“书婬”。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学士，刘峻托人请求当萧子良的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压制他不让他去，任命他做南海王的侍郎，他没有去就任。到明帝时，萧遥欣任豫州郡守，刘峻担任府刑狱，萧遥欣待他很好。萧遥欣不久死去，刘峻很久没有调动。天监初年，应召到西省，和学士贺踪一起点校官府的典籍。刘峻的哥哥刘孝庆，当时是青州刺史，刘峻请假去看他，因私下运载禁止的物品，被有关部门告了，撤去了官职。安成王萧秀欣赏刘峻有学问，任荆州郡守时，引荐刘峻任户曹参军，给他提供书籍，让他分类抄摘故事，书名叫《类苑》，没有等到完成此书，又因病离去。于是到东陽紫岩山游玩，建了间房屋居住在那里，写了一篇《山栖志》，文章写得很漂亮。
梁武帝招揽文人学士，有高超才华的人，大多被收进去，并依次提拔。刘峻凭个性办事，不愿和大伙一起随波逐流，梁武帝很讨厌他，所以不任用他。刘峻便写了篇《辨命论》寄托他的心怀说：
“皇上曾经和几位有才有名的人谈及管辂，感叹他有超众的才华却做不了大官。当时有人在皇宫的台阶之下，听到了这一议论，回来后告诉我。我认为文人的穷困与通达，只不过是命运的安排而已。所以试着论述天的意志，铺陈其大略于下。
“我看管辂，有天生的才华，长相英俊，品质像皀、璋一样高美，实在是人间的英杰，绝非是算卦、巫祝之流。而官只做到少府丞，死时只有四十八岁。上天的报答与施舍，怎么会这样少？不过才华出众的人没有做高贵的官，像饕餮一样贪吃的人却居在重要位置上，只有管辂是这样吗？所以本性与命运的关系，穷困与通达的道理，彼此违反各不相同，难以了解其中奥妙。王充概括它的源头，司马迁阐发它的疑惑。而那些隐士和贫寒的儒生，则认为命有一定的先天性；新贵和富贵者认为命运听人使唤。争辩吵闹，各种见解都出来了。李康在《命运论》中讨论了命运的本源，而没有疏通它的流变；郭象在《致命由己论》中论述了命运的流变，但没有详述它的本源。我姑且来论说它：能成为万物来源的就称为‘道’，不知道怎样发生的称自然。自然就是能看得见是什么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相同的都能得到，但不知为什么会得到。引发万物的运动，使万物各有一定的形式，又不是它的作用。万物的混合生成，也不是它的力量。活着没有安定的心，死后怎会有杀害的志向呢。鱼类生活在水中不是因为它发怒，鸟类飞翔在天空也不是由于它高兴。命运好宽好大啊，万物随之变化；多精确纯真啊，万物都是变化而有规律的。变化而不固定，就称为命运。命运就是来自上天的命令。人未出生时就已注定，并终生不变。鬼和神不能预测，圣人哲士不能谋划。有共工氏用头触断不周山的力量也难以和命运抗拒，能使太陽倒着转的诚心也不能感动它。短不能有一寸光陰的延长，长不能有更漏一刻的缩短。道德修养达到极点的人也不能超越它，特别聪明的人也免不了它的限制。所以帝尧的时候，洪水漫过了山，商汤的时候，天大旱，金石都要融化。晋文公进退两难，宣尼断水绝粮。颜回短命，像兰花被风吹败，冉耕有德行而染上了恶疾。伯夷、叔齐隐居首陽山，不吃周朝的粮米，靠野菜维持生命，一个妇女说：‘野菜也是周朝的呀！’于是伯夷、叔齐绝食饿死。圣贤尚且如此，更何况平庸的人呢！以至于伍子胥尸体浮在江中；屈原在湘水自杀；贾谊被排挤，降为长河王太傅；冯唐到老还是个郎官；桓谭逐步升进，飞上天空，美丽的翎毛被毁掉了；冯衍好像凤凰一样，美丽的翅翮也被摧毁了。这难道是才华不好而行动有错吗？
“近代有刘王献和他的弟弟刘王进，都是当时有名的优秀学者。刘王献是关西的孔子，通读六经，循序渐进，善于有步骤地进行教导。刘王进则志气刚烈像秋霜，心地贞洁像昆仑山的玉，高高耸立世间，不沾染尘世的俗念。都是在卑陋的门户里从事于道德修养，天地间留下了声名。可是官比侍郎还低微，官位还不到持戟宿卫殿门的郎中，先后早死，宗祖无人祭祀。借这两位贤才来论说古人，那么过去一些具有玉的品质、金的相貌、英俊秀美的人，在当时都受到排斥，蕴藏着超人的才华而不被重用，像草木一样凋谢，像麋鹿一样死亡。肉抛在地上，尸骨埋入山谷大川，被埋没而没有声息的，又怎么说得完呢！这就是说宰相、阿衡与衙门里差役的差别，容成子和彭祖这样的长寿者与短命的人的差别，猗顿这样的富人与黔娄这样贫穷的隐士的差别，陽文这样的美人与敦洽这样的丑人的差别，都是自然造成的，而不是凭借个人的才智形成的。所以说‘生与死是命定了的，富贵由天决定’，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命行游不定，变化也一个模式，或者让人先哭后笑，或者让人开始吉利，最终凶险，或者不召唤它自己找了来，或者因人不同来接济。错综复杂，循环往复，福隐藏着祸，祸也能变成福，不能用一种理论来证明，也不能用一条途径来验证。而命的影响周密细微，疏而不漏，没有形状可以看见，没有声音可以听到，一定要表现在实物上才能显示灵验，也可以通过人来显示形象，比如帝王的冕旒，任百官的职位。有人说看商汤、周武王的作为，认为平定叛乱是由于神的功劳；听说孔子、墨子的超出常人，称为英明聪慧造成不同凡响；看到彭越和韩信这样贫贱的人做了高官，又称为像鸷一样勇猛换得了官爵；看见张禹和桓荣都因讲经而封侯，又说读懂书经也能够做大官。难道知道命运发展的趋势吗？所以说话否定命运有六大弊端，我请求陈述一下大概的意思。
“美丽的容貌，柔滑的身体，口大而歪，鼻梁多皱纹，这是容貌上的差别。有的事物白天生机旺盛，第二天清晨便衰亡了，龟、鹄却能活到千年，这是寿命上的差别。听别人说话就知道他的用意，头脑糊涂分不清稻和麦，这是智慧上的差别。容貌、寿命、智慧这三样都不决定于人力而独以为荣辱决定于人，是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这是否定命运的第一个弊端。额上有龙纹、眼中有日影是做帝王的相貌，眼睛平正又长，脚底有龟纹，是做王公宰相的相貌。三国时蜀汉的张裕懂相术，常照镜子看自己的面貌，自以为要受刑而死；春秋时楚恭王要在五子中选一人做太子，把玉璧埋在地上，谁压在璧上就当选为太子。少昊出生时，有颗星像彩虹一样流逝，黄帝生时，有大电绕枢照耀郊野，这是显示大德的符瑞；刘邦斩蛇后，有一老妇人在晚上哭，说赤帝子杀死白帝子，而刘邦所居的地方，上面常有云彩，这是表明要做君王的祥瑞。都是开始只是一些征兆，到后期这些符瑞就像流汗一样逐渐散开。如果说驱逐貔虎、拔剑斩蛇，靠人力取得皇帝的位子，就与玄冥的情形不符，显示不了神明的作用。这是否定命运的第二个弊端。伊尹的家乡变成大河；历陽县被水淹没变成湖泊。项羽在睢水上大破汉军，杀死很多汉兵，睢水因而不流；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流血成河，沸声如雷。昆仑山着火，砾石和琬圭、琰圭都被烧掉；寒霜夜间降临，蒿艾和芝兰一起都凋零，虽有冉游、子夏的才华，伊尹、颜回不同于庶人，怎么能抗拒它呢？这是否定命运的第三个弊端。有的说：虽然珍珠像明月一样明亮，难免有瑕疵；像夏后的璜玉，也会有不平滑的地方。所以崔鈒在县令的职位上死去，司马相如死时是孝文园令。才华不是不杰出，君主不是不圣明。然而打破了结绿的光辉，残碎了悬黎的夜光，难道是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吗？如果是这样，主父偃和公孙弘，论对策不能升官，凭游说不能入仕，在平原上养猪，被地方官所摈弃。假如他们像奔马过隙一样快，像霜花、露水一样短就死了，造成羞愤耻辱，难道还能和崔鈒、司马相如是同类吗？等到公孙弘做了丞相，开辟东阁招收儒士，主父偃吃饭时排列五个鼎的食物，像电一样耀眼，像风一样流行，声名传遍海外。到底是先愚笨而后智慧，先错了而后来对了呢，还是荣耀、羞辱有一定的气数，命运有极限呢？使得美好与丑恶颠倒，这是否定天命的第四个弊端。猛虎长声吼叫树风也停下来，蛟龙抬起头，云便聚集起来。所以舜为王时八元八凯得到提升，商纣上台时，飞廉受到重用。然而天下善良的人少，凶恶的人多，昏暗的帝王多，贤明的君主少，而香草和臭草不能共处一个花盆中，枭鸟和鸾凤不会比翼齐飞。因此浑沌、..杌这样不才凶恶的人相继在高位上耀武扬威；像仲容、庭坚那样有才的贤良就只好在岩石下耕田种地。无理地说兴起和废除都是由人决定，与天无关，这是否定天命的第五个弊端。那些戎狄未开化的民族，长着人脸，藏着兽心，设宴招待，却在酒菜里放毒药。把诛杀当作道德，把婬乱当作仁义。虽有大风这样的鸷鸟站在山丘上，凿齿这样的恶兽在旷野里奔跑，但和狼的嚎叫相比，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自从晋朝衰弱，天地废坏，北方左衽的野蛮民族，乘机像闪电一样南下，于是攻占洛陽，踏平五都，占领了父兄的故乡，在中原地区建树名号，与三皇的子孙争夺百姓，同五帝的后代抢占居所。亡国灭种的纷乱充满神州大地。嗳！埃、祸、善、婬，只是一句空话罢了。难道不是太平与纷乱相互更替，长与短互相取代吗？一切变化都是自然的，假若认为人力可以左右，那就错了。这是否认天命的第六大弊端。
“然而所说的命，不过是生与死、贵与贱、贫与富、治与乱、祸与福，这十个因素，都是上天给予的。愚蠢、聪慧、善良、丑恶，这四个因素，是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舜和禹不是神，他们的儿子丹朱和商均的心也不一样，才干与平常人相同，都是学习的结果。所以白色的丝不会总是不变，而会变成黑色或黄色，进入鲍鱼行中就会变臭，走到芳兰室中就能变香。所以季路向孔子学习，磨砺出风霜一样的气节。楚穆王向潘崇求计，干出了杀父篡位的祸乱。商臣虽恶，却能让他的后人继承大业；仲由虽善，不能免于战死。这就是邪恶与正直是人决定的，而吉利与凶险则是命决定的。有人认为鬼神能克服骄傲自满，上天能辅佐德行。所以宋景公说一句话，荧惑星后退三舍，商汤剪下白头发求雨祭天，天便下大雨。如果说善与恶没有一定的征兆，那就和这里所讲的不符合。而且于公治狱不冤枉好人，自认为陰德很好，让人加高院门，等待子孙受封。严延年的母亲见他杀戮囚徒，便说：‘你太残忍了，不久会遭刑戮，我回老家替你扫除坟地吧！’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被处死刑。这是君子不停地自己努力向上。假如仁慈没有好报，谁还愿意行善事、立名节呢？这是不近情理的说法。圣人的话，既明显又隐晦，既微妙又委婉，幽深遥远难得听到，意义深远，广如河汉无际无涯。有时创立教化以促进平庸懒惰的人，有时论述命运寻求性、灵的尽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创立教化；凤鸟不来，这是论说命运。现在用它的几句话去辩论它的基本意义与趋向，跟向晚上就死去的人论说春季、秋季的变化有什么两样呢？楚昭王说过有德行的话，红色的云彩也没有收卷；周宣王求雨，王圭璧已经用完了，雨还没下来。于公积下陰德，不如勋华的陰德高；严延年残忍粗犷，不会比盗跖死在东陵更残酷。行善都一样，作恶也差不多，福与祸显出不同的流向，兴趣与废弃呈现不同的轨迹。广阔无边的上天，怎么会这样呢？《诗经》说：‘世道昏暗如长夜，百姓被迫去偷去抢。’所以善良的人做好事，哪里有停止呢？
“吃大米、高粱和家畜的肉，穿狐狸、貉的皮衣或洁白的绢衣，看美妙的舞蹈，听云和山的音乐，这些都是活着的人所必需的，并不是有一定的目的才做的。修研人道和德性，学习仁与义，敦化孝与悌，树立忠与贞，受到礼乐的洗礼，遵守先王制定的规则，这是君子必须做到的，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才做的。不过君子行为端正，体察人道，敬天认命，知道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懂得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决定的。走了就不留，来了就不拒，活着时不过分喜悦，死了也不忧戚。高屋大厦，不能让他的心情喜悦；土造的房子、蓬做的门户也不能让他思虑忧郁。在富贵面前不屈气节，不被自身的欲望弄得不安宁。怎会有司马迁的《悲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呢？”
《辨命论》写完后，中山刘沼写信来诘难他，这样反复多次，刘峻每次都回信申述，分析回答刘沼提的问题。不巧刘沼死了，刘峻没有收到回信，刘峻便写一篇序文说：“刘沼既然提出诘难，正是我有些悲观失望的时候，竟然没有表述出来。不久刘沼永远地离去了，没有说完的言论只有被埋没而不能流传下来。也有一些从他家里知道而告诉我的，让人伤心的是音容笑貌还未消失而人却已亡故了。我只有悬剑于他的坟上，满怀遗憾说声奈何奈何。”
刘峻还写过一篇《自序》。大意是这样的：“我自己与冯敬通相比，有相同之处三点，不同之处四点。为什么呢？冯敬通有超人的才华，金石般坚强的志向，我虽不如他，然而为人慷慨，光明正大，这是相同之一。冯敬通正遇上盛世的明君，而最终不受重用，我也遇上英明的君王，也被摈弃不用，这是相同之二。冯敬通有一个很凶的妻子，以至于亲自打水舂米；我也有位泼辣的老婆，也是家运不好，这是相同之三。冯敬通正值改朝换代的时候，手里拿着发兵的符令，跃马杀敌；我自幼到大，常常是没有欢乐，只有忧愁，这是不同之一。冯敬通的儿子冯仲文，做了官，成了名。我的灾祸与邓伯道一样，没有后继人，这是不同之二。冯敬通臂力很大，老了还很健壮，我病魔缠身，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死去，这是不同之三。冯敬通虽然当时没有受重用，但很多名人贤士都敬慕他，这种美名和声望时间越久越大，我一生平淡，世人不知道我，人一死就像草木枯谢一样无人记起，这是不同之四。所以自己写一下自己，留给好事的人去说。”
刘峻居在东陽时，吴郡、会稽不少人都跟他学习。普通二年(521)死去，终年六十岁。他的学生追谥他为玄靖先生。
刘勰传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县人。祖父名灵真，是宋朝司空刘秀之的弟弟。父亲名尚，曾任越骑校尉。
刘勰幼年时父亲便早死，成为孤儿，专心勤奋好学，家境贫困没有结婚，在定林寺里跟着和尚僧..一起居住生活了十几年，因而对佛教的学说和经义的解释十分通晓熟悉，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排。现在定林寺中有关佛教学说和经义解释的大丛书，说是由刘勰编成的。
天监初年，开始做官，任奉朝请、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让刘勰以奉朝请兼记室，提升为车骑仓曹参军。后出任太末县令，政绩很好。任仁威南康王的记室，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祭祀天子祖庙的供品已经改用疏菜和水果，而祭祀天地、社稷(即谷神与土地神)却仍然用动物的肢体，刘勰便上书说祭祀天地所用的供品最好和祭祀皇帝祖庙的供品一样，改用疏菜和水果，皇帝下诏让尚书来讨论这件事，同意了刘勰的建议。改任步兵校尉，仍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萧统喜欢文学，很欣赏刘勰。
最初，刘勰写了《文心雕龙》五十篇，评说古今文体，在序言中写道：
“‘文心’是讲写文章的用心。从前，涓子写过《琴心》，王孙写过《巧心》，‘心’这个字的确太美妙了，所以用它来做书名。自古以来的文章，靠修饰和文采来构成，难道是仿效驺..修饰语言像雕刻龙纹一样吗？宇宙广阔无涯，平凡的人和有才的人混在一起，拔尖的、超出众人的只不过是靠才智罢了。时间过得飞快，人的才智不会永存，要想声名与功业广泛流传，就要努力去创造。人的容貌像天地，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天性，耳目好像月亮，声气好似风雷，他超出万物，也已经算是灵智。可是他的形体比草木更脆弱，而声名比金石更坚固，因此君子在世时，要立德立言。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实在是不得不这样做。
“我过了三十岁，曾经在晚上做梦拿着朱红漆的礼器，跟着孔子向南方走去。早晨醒来，感到很高兴欣喜。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竟然降临到小子的梦中！自从有人出生以来，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人。要阐明圣人的意旨，最好的办法是注释经典，可是马融、郑玄等许多大儒，已经发挥得很精辟了，我即使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不能自成一个门派。文章的作用，实际上是经典的一些枝条，五种礼制靠它来完成，六种法典靠它来施行；君臣的政绩得以煊耀，军国大事得以显明，追根求源，无非来自经典。然而，离开圣人太遥远，文章的体制遭到破坏，写文章的人爱好新奇，推崇浮靡诡异的语言、风格，在羽毛上涂抹颜色、画画，在皮带上刺绣，离开根本越来越远，就要造成乖谬和错滥。所以《周书》讲到文辞，重在体会要义；孔子陈述教训，憎恨异端。要从孔子的教训里辨别异端，应该从《周书》的论说中体察文章的要义，于是提笔调墨，才开始评论文章。
“细看近代论文章的人已很多了。像魏文帝曹丕写的《典论·论文》，陈思王曹植写的《与杨德祖书》，应王易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他们各自都只看一个角落、一条缝隙，很少看到四通八达的大路。有的褒贬当时的才子，有的注释品评前贤的文章，有的一般性地谈雅和俗的旨趣，有的约略地指出一篇或一节文章的意义。《典论·论文》论点严密，但不完备；《与杨德祖书》善于辩论，可是不够恰当；《文质论》有文采，可是显得粗糙疏略；《文赋》巧妙，但是太琐碎杂乱；《文章流别论》精粹，可是不切实用；《翰林论》浅薄，而且不得要领。再如桓谭、刘桢之流，应贞、陆云之辈，泛泛地讨论文章的意义，往往夹杂在别的文字里，都不能从枝叶追寻到根本，从观察波浪中找到源头。不叙述前辈的教训，对后辈思考问题是没有帮助的。
“《文心雕龙》的写作，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经书为构架，以纬书作为参考和修饰，在变化上参考《离騷》，文章的关键，也说到了极点。至于论述有韵文和无韵文，那是按文体区别，探索各体的根源，叙述它的流变，解释名称，阐明它们的意义，选取镑文体的文章来确定它的篇目，讲述各种文体的理论以突出各自的体系。上部分的各篇，纲领已经很明确了。至于剖析情理，分析文采，统筹安排，有分有合，推论《神圣》和《体性》，考虑《风骨》和《定势》，包括《附会》和《变通》，观察《声律》和字句；从《时序》里看文章的盛衰，在《才略》中褒贬历代作者，在《知音》里惆怅感叹，在《程器》里发抒感慨，在《序志》里写出远大的抱负，用来驾驭各篇。本书的下部各篇，眉目明显了。按照理论排定各篇的名称，明显地合乎《周易》的大衍之数五十，不过其中说明文章功用的只有四十九篇罢了。
“注释评论一篇文章容易，总论历代文章比较困难，虽然注意到毛发那样细微，探索到骨髓那样深入，有的用意曲折，根源细密，看似浅近，却很深远。这些在本书中没有涉及到，甚至多得无法估计。至于评价作品，有的话说得跟前人相应，不是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实在是不能不相同；有的话讲得跟别人不一样，不是随意标新立异，按理是应该不同。有的相同，有的不同，不要顾及这些说法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分析文章应力求恰当。在文学的园地里停留，在词汇的海洋里游玩，也差不多都做到了。但是，语言不能把用意完全表达出来，这是连圣人也难办到的，加上见识短浅，怎么能讲出通行的标准呢！遥远的古代，已使我沉陷在各种知识里，渺茫的将来，这本书也许要迷惑后人的眼光。”
书写成后，没有得到当时名流的称赞。刘勰很看重自己的文章，想让沈约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当时沈约富贵显赫，没有办法让沈约自己知道，刘勰便背着书，等着沈约出来时，把书放在车子前，像卖货的人一样。沈约派手下的人拿来一看，极为看重，称刘勰抓住了文章的道理，经常摆放在茶几书桌上。
然而刘勰最擅长写有关佛学理论的文章，首都、寺院佛塔和名僧的碑文、墓志铭，一定请刘勰来写。梁武帝下诏让他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重新修订经藏。编撰完了后，请求出家当和尚，并事先把头发烧掉发誓，梁武帝下诏同意他的要求，于是在定林寺改穿和尚衣服，改名字慧地，不到一年就死了。有文集流传于世。
王籍传
王籍，字文海，是琅笽郡临沂县人。他的祖父王远官至南朝宋光禄勋。他的父亲王僧..官至齐朝骁骑将军。
王籍七岁时便会写文章，长大后又很好学，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乐安人任日方见到他后称赞不已。王籍曾和沈约闲坐，作了一篇赋，名曰《咏烛》，深受沈约欣赏。齐朝末年，王籍担任冠军行参军，多次调任外兵、记室。梁朝天监初年(502)，又被授予安成王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等职。此后，王籍历任余姚、钱塘县令，都因放纵而被免官。很久以后，才被任命为轻车将军湘东王萧绎的咨议参军，随同湘东王到会稽郡。郡境内有云门、天柱山，王籍曾到这些地方游览，有时数月不归。他到若邪溪写了一首诗，主要有这样两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文坛奉为绝唱。不久，王籍担任大司马从事中郎，调任中散大夫，更加不得志，就行走江湖，广交朋友。后来，湘东王出任荆州刺史，任用王籍为安西府咨议参军，兼作塘县令，他不理县中政事，天天饮酒作乐，碰上有人告状，他便命令手下用鞭子把他们赶出去。任职时间不长，王籍便去世了。他有文集流行于世。
王籍的儿子王碧也很有文学才华，可惜先于王籍离开了人世。
刘杳传
刘杳字士深，平原郡平原县人。祖父刘乘民，刘宋时任冀州刺史。父亲刘闻慰，齐朝时任东陽郡太守，政绩清廉，事迹记录在《齐书·良政传》中。
刘杳只有几岁，征士明僧绍见到他，抚摸着他的头说：“这小孩真是一匹千里小马。”十三岁。父亲去世守丧，每次痛哭，哀伤得让过路人也感动不已。天监初年，任太子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参军。
刘杳年少时十分好学，博览群书，沈约、任窻等人，每遇到有些遗忘、记不起来的史事诗句，都来问刘杳。曾与沈约坐在一起谈到宗庙祭祀用的酒杯，沈约说：“郑玄曾回答张逸，说在酒杯上画凤凰尾巴摇曳的样子。现在没有这样的器皿，所以不仿照古代。”刘杳说：“这话未必有参考价值。古代的杯子器皿，都将木头刻成鸟兽的形状，在其背部或头部凿一个洞，以便倒出内装的酒。前不久魏朝鲁郡地下发掘出齐大夫子尾送给女儿的器物，有酒壶呈牺牛形状。晋朝永嘉年间盗贼曹嶷在青州挖齐景公的墓，又得到相同的二只樽，形状也像牛。这两处都是前人留下的器物，想必不是假的。”沈约特别同意他的看法。沈约又说：“何承天的《纂文》奇异广博，书中记载了张仲师和长颈王两件事，出处在哪里呢？”刘杳说：“张仲师身长一尺二寸，出自《论衡》。长颈指毗骞王。朱建安在《扶南以南记》中说：‘从古至今这里的人长寿不死。’”沈约随即找来这两本书查对，完全和刘杳讲的相同。沈约在乡间修的居宅落成时又新建书房，刘杳写了两首诗祝贺他，并将诗文给沈约。沈约立即让擅长书法的人将他的诗题写在墙壁上，还专门写信回谢说：“我生平爱好嗜欲不在于常人所盼的荣华富贵，喜欢山川林泽，自然山水，又多被世事夺挤。老之将至，这种心性快没有了，但仍然有些闲情逸志，留恋清静的旷野，在乡下修建居室，不是为了停止工作，而是为了了却夙愿，偶尔能得到休息。仲长游居的地方，休琏记述的美景，盼望、羡慕很久却不能亲临其境，怎能相比。你寄情山水，惠寄两首诗，文采丰富妍丽。叙述议论并举，字里行间，音韵对仗工整，有声有色，经你这一写，此地似乎真的变美了十倍。我深知华丽的辞章让人受益不浅，这种事的确很多，所以应当放在高处，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都能吟诵观赏。其他几篇文章，也都是极好的作品，加上寒舍既有了这样的好诗，诸贤士来访时自然有高见奇论，治病解闷，都可做到。他日叙谈会面，再一起讨论赏析。”沈约对他竟如此赏识。又有一次与任窻在一起，有人招待任窻螦酒而误作木展字。任窻问刘杳：“这个字对吗？”刘杳回答说：“葛洪在《字苑》中写作木旁的..。”任窻又问：“酒能让人醉千日，肯定是假话。”刘杳：“桂陽程乡有千里酒，喝了后回到家里便醉了，也是这样的例子。”任窻大惊说：“我自己一定是忘了，的确不记得这件事。”刘杳说：“此典出自杨元凤所写的《置郡事》。元凤是魏朝人，此书还记载了这样的赋说：三重五品，商溪揆里。”任窻当即找杨元凤的书查对，与刘杳讲的一字不差。王僧孺受命撰写家谱，问刘杳的血缘关系。刘杳说：“桓谭在《新论》中说：‘太史《三代世表》旁系都有记载，都仿效周谱。’以此类推，当发源于周代。”王僧孺感叹地说：“真是前所未闻。”周舍又问刘杳：“尚书官穿紫衣，戴橐帽，相传称‘挈囊’，究竟典出何处呢？”刘杳说：“《张安世传》说：‘手持橐握笔，侍奉孝武帝几十年。’韦昭、张晏注释说：‘橐，囊也。近臣持笔，以备顾问。’”范岫撰写《字书音训》，也求教刘杳。他博闻强记，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不久皇帝又让他帮助周舍撰写国史。出任临津县令，政绩很好，任期满后，临津县三百多人到朝请求他留任，皇帝下诏同意了百姓的请求。刘杳因病请求离职，回京后任云麾晋安王府参军。詹事徐勉推举刘杳和顾协等五人进华林院撰写《遍略》，该书完成后，以原任职官兼任廷尉正，又因脚疾解职。因此有闲暇著《林庭赋》。王僧孺看了后赞叹地说：“沈约的《郊居》以后，便没有这样好的作品。”普通元年(520)，又任建康县令，提升为尚书驾部郎，几个月后改任署仪曹郎，仆射徐勉将台阁文议交由刘杳负责。出任余姚县令，在任期间清正廉洁，有人给他送礼，全都没有接受，湘东王对他大加称赞和褒奖。回京后任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母亲去世后去职离任。服丧期满，恢复王府记室官位，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大通元年(527)，提升为步兵校尉，仍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对刘杳说：“酒不是你所喜欢的，但任酒厨之官，完全是为了不愧古人。”不久有诏令让他代替裴子野负责著作郎的事务。昭明太子死后，新立太子，按旧例原东宫人员都要离职调任，皇帝下诏特留刘杳仍在太子宫任职。继续注释昭明太子的《徂归赋》，人称他知识广博。仆射何敬容奏请刘杳转任王府咨议，高祖说：“刘杳必须先经过中书。”于是任命他为中书侍郎，不久任平西湘东王咨议参军，仍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和著作郎。提升为尚书左丞。大同二年(536)，死在官任上，年龄五十岁。
刘杳为人清廉俭朴，没有过多的嗜欲。生性不自暴自弃，不评论别人的长短是非，看了佛家的经典后，时常做善事，忍让克己。天监十七年(518)，自从为母亲守孝，便长期不食荤腥，专吃素菜。临死时，遗言用僧服装殓，用敞车运载，还乡安葬，随便选择一片墓地，只需安放下棺材就够了，不要设灵台祭筵。其子按他的遗愿办理了丧事。
刘杳从小到大，著作很多。撰写《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都流传在世。
陶弘景传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郡秣陵县人。起初，他的母亲梦见一条青龙从她怀里出来，并看见两位仙人手里拿着香炉来到她的家里，于是怀孕，生下陶弘景。小时候就不同一般人，十岁时，看到葛洪的《神仙传》，日夜研究推理，立志要当神仙。他对别人说：“仰看高空，观看太陽，不感到很遥远。”长大后，身高七尺四寸，清秀而有神采，眼睛很亮，眉毛很少，身材很长，耳朵较大。读了一万多卷书。会弹琴下棋，草书、隶书写得很好。不到二十岁，齐高帝任宰相时，任诸王侍读，为奉朝请。虽在官府中，一个人关在屋里不与外人交往，只是批改翻阅文稿，朝廷礼仪事务多由他决定。永明十年(492)，上书请求辞职，皇帝同意他的请求，赏赐他五匹丝帛。临行时，公卿官员在征虏亭设宴为他送行，为饯行而设的帷帐很多，车马太多堵住了道路，都说刘宋、萧齐以来没有这样的事。朝廷和民间都以此为荣。
在句容县内句曲山停下后，他总是说：“这座山的下面是第八洞宫，名叫金坛华陽之天，方圆一百五十里。过去汉朝咸陽的三茅君修成仙后来掌管这座山，所以称它为茅山。”于是在半山腰建一座房子，自称华陽隐居。开始跟东陽人孙游岳学习符图经法。游遍名山，寻找仙药。每经过两山间的流水，一定要坐或躺在水中，徘徊吟颂，不能自已。当时沈约任东陽郡守，敬仰他的志向气节，多次写信邀请他，他都没有去赴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