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节

会聚在一起举行了[1]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会议[2]后，鼠儿年[3]七月[4]，帐殿群驻扎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5]的朵罗安孛勒答黑[6]与失勒斤扯克两山之间时，写毕（此书）。注释：

[1]会聚在一起举行了—原文为“忽里周”。在《秘史》古蒙文原文中，带有后缀“周”（-u）或“抽”（-u）的副动词常表示“进行着”的动作（汉译时可加助词“着”，但也常表示“完成了”的动作）。例如，《秘史》第247节：“其后，成吉思汗于羊儿年（辛未年，1211年）出征金国，先取了抚州，越过了野狐岭，又取了宣德府，派遣者别、古亦捏克把阿秃儿二人为先锋，到达居庸关。”在这段话里，“取了抚州”和“取了宣德府”的“取了”，古蒙文原文都是“阿卜抽”；“越过了野狐岭”的“越过了”，古蒙文原文为“答巴周”；这三个副动词，都表示一个接着一个地完成的动作，而非同时进行着的几个并行动作（这段话的意思并非同时分兵四路：一路攻取哀州，一路攻取宣德府，一路越过野狐岭，一路由者别等充当先锋进向居庸关）。

由此可见，在《秘史》十三世纪古蒙文中，带有后缀“周”或“抽”的副动词有时为正在进行时，有时为过去完成时。

《秘史》本节此处之“忽里周”为过去完成式副动词，表示完成了的动作，应译作“会聚在一起举行了”。

[2]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会议—《秘史》古蒙文原文为“忽里台”，拉施特《史集》作“忽里勒台”。古蒙语愿意为“聚会、会议”。十一、二世纪时为蒙古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贵族议事会议，凡部落、氏族贵族们推选领袖、举行军事行动、订立誓约等大事，均需召开忽邻勒塔议决。参加忽邻勒塔者主要为部落、氏族贵族，有时还有贵族的得力心腹人员列席参加讨论（但无权参与议决），至于一般牧民、奴隶等均无参加议事的权利。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忽邻勒塔为蒙古国的最高国事会议，其主要职能为：推选蒙古大汗、议决重大军事征伐行动、颁布法令等。参加者为成吉思汗家族各系宗王、贵戚、大臣、大将。

在蒙古国扩展为世界大帝国后，忽邻勒塔制被推广于统治中亚、西亚、东欧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在蒙古帝国的宗藩四大汗国中，推选蒙古汗、议决军政大事、订立各汗国间的盟约等均需召开忽邻勒塔。

“也客”，蒙古语“大”之意。被称为“也客忽邻勒塔”或“也客忽里勒塔”者，在史籍中仅有1240年窝阔台被推选为大汗，1251-1252年蒙哥被推选为大汗及接着处置反叛的宗亲所举行的忽邻勒塔等极少数几次。一般推选大汗、议决重大军事行动、颁布法令及四大汗国举行的忽邻勒塔，均仅称“忽邻勒塔”，而不称“也客忽邻勒塔”。“也客忽邻勒塔”实为特别隆重盛大的“忽邻勒塔”。因此，应译为“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会议”。

[3]鼠儿年—《秘史》本节明确记载了本书写毕于鼠儿年七月举行“也客忽邻勒塔”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区时期（举行“也客忽邻勒塔”之时或举行之后不久）。因此，这个鼠儿年关系到《秘史》成书的年代。

中外学者均根据本节的记载，以致认为《秘史》成书于某一个鼠年（子年）。于是关于《秘史》成书年代，有1228年（戊子年）说，1240年（庚子年）说，1252年（壬子年）说，1264年（甲子年）说，等等。

过去大多数学者都主张这一鼠年为庚子年（1240年），这些学者有我国的徐松、李文田、屠寄等，国外的那珂通世、巴托儿德、符拉基米尔佐夫、伯希和、柯津、海涅什、服部四郎、达木丁苏隆、普哈、岩村忍等。但这些学者谁也没有提出过具有充分根据的论证。他们只是根据《秘史》的内容写到窝阔台在位晚年为止，但尚未述及窝阔台之死，便认为《秘史》本节所说的成书之年为窝阔台去世前一年的鼠年，也即庚子年（1240年）。

庚子年说的致命弱点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也不符合当年历史实际情况。因为，中外史料均未提到过这一年召开过忽邻勒塔，这一年并无重要大事需要召开忽邻勒塔，而且这一年鼠年七月或七月以前，众多主要宗王（如贵由、拔都、蒙哥等）、大将（速不台等）均在数万里外的西征战场上，尚未返回蒙古，怎么可能召开“也客忽邻勒塔”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大会呢？

由于庚子年（1240年）说的没有史料根据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致命弱点，后来，一些学者（如丁谦、植村清二、李盖提、罗依果等）提出了戊子年（1228年）说，认为《秘史》

蒙古秘史第1至268节或第1至246节写成于戊子年（1228年）七月推选窝阔台即位的也客忽邻勒塔时，其余13节（第269-281节）或35节（第247-281节）是后来续补的。尾跋第282节原挨在第268节或第246节之后，后来被移置到第281节之后。

戊子年的致命弱点是将窝阔台即位、举行也客忽邻勒塔之年误认为是《秘史》误记的戊子年鼠年。而实际上，根据《元史太宗纪》、《圣武亲征录》及大量其他汉文载籍的记载，窝阔台即位、举行也客忽邻勒塔为已丑牛年（1229年）七至八月。如果《秘史》确是戊子鼠年（1228年）七月写毕，并加上尾跋，那么怎么可能在已丑牛年（1229年）窝阔台即位、也客忽邻勒塔举行的整整一年之前，就写出“举行也客忽邻勒塔，鼠年七月……写毕”的跋语呢？如果《秘史》作者是在戊子鼠年的第二年已丑年七月举行也客忽邻勒塔时写毕，并加上尾跋的，那又怎么可能在当年当时就把牛年错记成鼠年呢？

其他甲子（1264年）等鼠年说，都缺乏史料根据，提不出有充分根据的论证，因此，都难以站得住脚。

1941年，法国学者格鲁塞在其所著《蒙古帝国》（博卡德编《世界史》丛书卷八之三，1941年巴黎版，近年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中，对大多数学者所主张德《秘史》成书庚子年（1240年）说表示怀疑。他认为《秘史》可能成书于下一个鼠年，即壬子年（1252年）。他所提出的理由是：《秘史》第281节所记窝阔台对其在位时功过之反省辞，似乎源于窝阔台死后人们对他德议论（见《蒙古帝国》第303页注1），其次是《秘史》第255节暗示了皇位将从窝阔台后裔转移于拖雷后裔（见《蒙古帝国》第230页注）。格鲁塞在该书中关于秘史》成书于壬子年（1252年）的看法很简短，他只是简单地表示了以下他的看法，并没有详加具体论证，因此数十年间没有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充分重视。

大钧于十多年前发表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德《<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根据《秘史》本身的记载及中外史料进行充分分析研究，具体论证了《秘史》成书于壬子年（1252年）。

根据对《秘史》及中外史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秘史》不可能成书于戊子年（1228年）、庚子年（1240年）、甲子年（1264年）及1264年以后的其他任一鼠年（子年）的七月，而壬子年（1252年）七月是唯一可以得到合力解释的《秘史》成书年月。

蒙古大汗之位从窝阔台后裔转移于拖雷后裔，推选蒙哥为大汗的也客忽邻勒塔，从辛亥年（1251年）夏六月开始，一直延续到壬子年（1252年）春才结束，共延续了约十个月之久。为什么这次忽邻勒塔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蒙哥于辛亥年六、七月时被推选为大汗后，不久便发生了窝阔台、察合台后裔诸王及其党羽诸将、僚属逮捕、审讯，并陆续通过尚未散会的忽邻勒塔，议决对参加叛乱的窝阔台、察合台后裔诸王、那颜的惩治、处理办法，为巩固政权，还议决了对所有未参加叛乱的窝阔台、察合台后裔诸王的处置措施。因此，直到壬子年（1252年）春，这次持续十个月的也客忽邻勒塔才告结束，从各地来赴会的各系宗王才陆续回去。这次也客忽邻勒塔结束约三个多月后，《秘史》写毕于举行这次也客忽

蒙古秘史邻勒塔的阔迭额阿剌勒地区（原成吉思汗大斡儿朵所在地区）。

《秘史》的撰写明显地带有巩固蒙哥新政权的政治目的。

《秘史》第255节写出了1219年成吉思汗出发西征前预定窝阔台为大位继承者后，窝阔台与成吉思汗的对话。窝阔台说：“今后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吧！但是如果今后我的子孙中出了尽避裹上草，牛也不吃，裹上油脂，狗也不吃的不肖子孙，出了麋鹿敢在他面前穿越，老鼠敢在后面走的无能子孙，那又怎么办？”成吉思汗说：“斡歌歹（窝阔台）的子孙中如果出了即便裹上草，牛也不吃即便裹了油脂，狗也不吃的不肖子孙，难道朕的子孙中连一个好的也不会有吗？”

《秘史》所记述的这样的对话，与窝阔台即位时，诸王、群臣对他所立下的誓词恰好相反。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在推选蒙哥为大汗时，窝阔台后裔的忠实追随者札剌亦儿部人额勒只带表示反对说：“（窝阔台即位时，）你们曾全体一致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包上草，牛也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不会瞧它一眼，我们仍要尊奉他为大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位。（如今）为什么另搞一套呢？”（《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54页）又据《史集》记载，窝阔台之子贵由即位时，全体诸王、那颜对他一致立下了同样的誓词：“只要你的家族中还留下了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史集》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7页）

将《史集》的这二段记载与《秘史》第255节所写成吉思汗所说的话（如果窝阔台子孙中出了裹上草、油脂，牛、狗都不吃的不肖子孙，难道朕的子孙中连一个好的也不会有吗？）对照起来加以分析，应当认为《秘史》所载成吉思汗说的这段话是后人蓄意伪造的，因为据《秘史》第254、255节的记载，成吉思汗说这段话时，有拖雷、察合台、窝阔台及众多那颜在场，如果成吉思汗真的说过这段话，那末在成吉思汗去世不过二年、窝阔台即位的1229年秋时，包括拖雷、察合台等当时在场的人的诸王、那颜们怎么敢全体一致地向窝阔台立下完全违背成吉思汗金言的誓言呢？窝阔台这个素来顺从其父成吉思汗意志的谨厚者，怎么会接受违背其父成吉思汗金言的誓言呢？

后人蓄意伪造这段成吉思汗金言，是为了达到重大的整治目的。窝阔台在位时以及贵由汗在位时，当然不会有人伪造这段成吉思汗金言。在窝阔台去世后，尤其是贵由汗去世后，拔都大力支持拖雷之子蒙哥对窝阔台后裔、察合台后裔诸王展开斗争夺取大汗之位，为了对抗窝阔台即位时、贵由即位时诸王、群臣全体一致立下的大汗之位永远属于窝阔台子孙的誓词，蒙哥的亲信蓄意伪造了这段成吉思汗金言，蒙哥即位后不久被写进了《秘史》。

《秘史》中多处记载了蒙哥即位之前围绕着争夺大汗之位的斗争，拙赤、拖雷两系与窝阔台、察合台两系之间的尖锐矛盾。

《秘史》第275节记拔都从钦察草原遣使奏告窝阔台，说贵由、不里（察合台之孙）在西征结束的宴会上狂妄地辱骂了他。第276节记窝阔台听到拔都的奏告，对贵由大为恼怒，

蒙古秘史不许贵由觐见他。第277节记窝阔台当面训斥贵由暴躁骄横、无能而逞能。这三节所记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反映了拙赤子孙与窝阔台子孙、察合台子孙的尖锐矛盾。从故事中极意贬低、丑化贵由来分析，故事的编造不可能出自窝阔台或贵由在位时他们的亲信及御用文人。故事的许多情节显然是适应拔都支持蒙哥夺取大汗之位的政治需要，由蒙哥的亲信编造的，在蒙哥即位后不久被写入《秘史》。

在《秘史》中，蒙哥之父拖雷是成吉思汗诸子中唯一被描写为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的人。《秘史》第251、259节记叙拖雷的辉煌战功，第272节记窝阔台得了重病，拖雷发扬了无比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顾全大局，代替作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死去。

与拖雷的高大光辉形象相比，在《秘史》中，成吉思汗其余诸子的形象都显得暗淡无光。例如，《秘史》第254节记拙赤与察合台在成吉思汗预立继位者时发生争吵，表现出两人，尤其是察合台的粗鲁、暴躁。《秘史》第260节记拙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人攻下兀笼格赤后，把各城百姓们分取了，一点也没留下给成吉思汗，以致成吉思汗对三人发怒，三天没让他们觐见。《秘史》第281节记的窝阔台嗜酒、娶其叔斡惕赤斤所属部众的女子、暗害忠于成吉思汗的朵豁勒忽等过错。

根据《秘史》中渲染拖雷的战功、美德，突出拖雷形象，贬低窝阔台、察合台及其子孙的多出记叙来分析，《秘史》应成书于蒙哥即位后的次年鼠年（壬子，1252年），而非窝阔台在位时的鼠年（庚子，1240年），也非窝阔台即位前一年的鼠年（戊子，1228年）。

根据上述研究分析，本节所记本书写毕的鼠儿年，应为壬子年（1252年），而非庚子年（1240年）、戊子年（1228年）及任何其他子年（1264年等）。

[4]七月—原文为“忽阑撒剌”，旁译“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