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日本时，正是大正天皇时期。日不落帝国没有能够留住我，或者说是父亲和父亲的生意，促使我们跨越相当大一部分的亚欧板块，回到母亲的故乡——母亲么、母亲教我习了很多年的日本剑术，在那些阴流教派的学徒已经在使花绞刃的时候，我还在用笨重的木剑。会有谁喜欢质地粗糙又沉重的木剑？我当然不会要求那种有铜鎏金贝母装饰的正装佩剑。然而母亲却不顾我的意愿，宁愿将那把木剑一遍一遍地打磨、涂上清漆，然后说：瞧，它一点也不硌手。
……有一说一，它确实不硌手，但也确实很扫兴。
父亲站在甲板上，橘色的海浪翻滚，像短剑一样轻击黑白色的船身，他握着画笔的手轻轻颤抖。我叫他：父亲。他便抬起头，画纸上站立着一位握着长剑的少女，正是我的母亲。直至今日她看起来也仍旧很年轻，英姿飒爽，不过偶尔也像中心公园的小鸟，扑棱棱地飞进我父亲的怀里。我弯腰看画，噘嘴道：呀，我可不开心了。
父亲笑起来，笔尖轻蘸颜料，抬手在母亲身旁画了一个小黄点。
我今天正穿着黄色的裙子。
我佯装生气地跺脚，转身回了船舱。炉火烧得不够旺，整个房间都很湿冷，仿佛能听见愤怒的海浪钻破船体间铁块的间隙的声音。我想象外祖父拄着拐杖站在码头，从他背后缓缓延伸出漂亮的日式建筑、灯光、人群，身着和服的女人，从海面上走出一条狭窄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