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两个信封。记住这一点。
“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可能是马格纳斯爵士威胁要揭发这位提携过的后辈。也许他答应报警前考虑一下。我可以想象马格纳斯爵士送客的时候，罗伯特正是最有魅力、最有说服力的时候。但当马格纳斯爵士走进门厅时，他准备袭击他。他先前已经注意到了那副盔甲，他从剑鞘中拔出那把剑。剑悄无声息地出鞘，他轻而易举就拔了出来。因为马格尔斯爵士最近在破坏他妻子那幅肖像画的时候刚用过它。罗伯特不能冒险。他不能暴露身份。他还要和乔伊·桑德林结婚。于是，他从后面砍下了马格纳斯爵士的脑袋，然后回到书房毁灭证据。
“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他把他妈妈写的那封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壁炉里。同时，他设法让纸沾上了马格纳斯爵士的几滴血，这就是我们之后发现的物证。但是更糟糕的是——他烧错了信封！我立刻就发现这不对劲，不只是因为韦弗太太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而留下的那个信封是手写的。不是这样。信封上的落款非常正式，而里面的内容却完全不符。写信的人称他为‘你这个浑蛋’。她威胁要杀了他。那她转眼又在信封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不这么认为。我打算向韦弗夫人询问这件事，但不幸的是，在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病倒了。不过不要紧。我们手上有信封，我们有玛丽·布莱基斯顿写的日记。正如我对弗雷泽先前所说，两者的笔迹一致。”
庞德慢慢停下来。没有戏剧性的结尾，没有最终的宣布。这从来不是他的风格。
丘伯摇摇头。“罗伯特·布莱基斯顿，”他用低沉的嗓音严肃地说道，“我要以谋杀罪将你逮捕。”下达了正式的拘捕命令后，他补充了一句：“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在最后几分钟里，布莱基斯顿一直盯着地上的一个固定的点，好像他能在那里找到他全部的未来。这时他蓦地抬起头，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那一刻，弗雷泽轻易就能想象：那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时激愤杀害了他弟弟，自那之后就一直隐瞒犯下的罪行。他转头看着乔伊。他只对她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亲爱的，”他说，“遇见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事，我知道，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能真的感觉幸福。我不会让任何人把它从我生命中夺走，如果必须要让我做出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我会为你这么做。”
4
《泰晤士报》报道，一九五五年八月
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了阿提库斯·庞德的死讯，但是我想我也许可以补充几句，因为作为他的私人助理，我与他共事过六年时间，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我第一次见到庞德先生，是因为回复了他在《旁观者》杂志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广告上说，最近刚从德国归来的一位商人需要一名私人秘书协助他打字、打理行政事务、履行相关的职责。很显示他没有提及自己是一名调查员或私人侦探，即使他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特别是在他寻获了失窃的鲁登道夫钻石、随后又破获了多起案件之后。庞德先生总是很谦逊。虽然他协助警方办过无数起案子，包括最近在萨福克郡的埃文河畔的萨克斯比村庄，一位富有的庄园主被人谋杀的案子，但他更愿意留在幕后，很少因为自己取得的成绩居功自傲。
人们对他的死因有一些猜测，我想要再次澄清。庞德先生确实在调查最后一起案子期间得到大剂量的毒扁豆碱，当然，他应当将其归还警方。他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死前留下的那封遗书里说得很明白。在他的遗体火化之后，那封信寄到了我手上。虽然我之前没有察觉，但是庞德先生被诊断患有恶性脑瘤，不管怎样这很快会终结他的生命，而他选择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他是我认识的最善良、最睿智的人。二战及战争期间他在德国的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视角，这对他的工作大有裨益。他对邪恶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解力，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将它根除。虽然我们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但他几乎没有朋友，我不能假装我完全理解这种绝顶聪明的头脑是如何思考的。他明确表示，他死后不需要任何纪念，但是他要求将他的骨灰撒在埃文河畔的萨克斯比村庄的丁格尔幽谷中——那片树林被拯救下来，他也有一份功劳。
即便如此，他留下了一本专著，已完成的部分、笔记和素材都在我手上。这部作品占据了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书名为《犯罪调查之景观》。不幸的是，它没有完稿。但是我已经把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转交给了牛津犯罪学研究中心的克瑞纳·胡顿教授，我非常希望，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可以尽快和广大读者见面。
詹姆斯·弗雷泽
克里特岛，圣尼古拉奥斯
没有太多要补充的了。
三叶草图书公司折了——这大概是你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描述，用来形容一个破产的出版公司。查尔斯身陷囹圄，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整栋大楼都付之一炬。我们成名的作者以最快的速度跳下了贼船，这让人有点失望，但并不完全意外。换作是你，你也不想找一位也许会要了你命的出版商出书。
当然，我还没有开始工作。出院后，我就坐在家里，惊讶地认识到我要为所发生的事承担一部分责任。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查尔斯·克洛弗的影响在出版业根深蒂固，而大家普遍感觉是我背叛了他。毕竟他给格雷厄姆·格林、安东尼·伯吉斯和默丽尔·斯帕克出过书，但他只杀害过一位作家——艾伦·康威，一个众所周知的讨厌鬼。他反正就要死了，真的有必要对他的死大惊小怪吗？事实上，没有人能把这句话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当我最终一瘸一拐地参加了几场文学活动——一次会议、一场新书发布会——时，我产生了这种感觉。女性小说奖最终决定不让我担任评委。我真希望他们能看到查尔斯的真面目，就如同我最后看到的他，计划活生生地烧死我，狠狠地踢我，把我的肋骨都踢断了。我不打算马上回去工作。我再也没有强大的心脏面对周遭的误解，而我的视力也一直没有恢复，还是老样子。我不像是《简·爱》里可怜的罗切斯特先生一样双目失明，但要是阅读时间太长，书上的字会四处乱跑。这些天，我更喜欢有声书，我重温了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我避免看侦探小说。
我现在住在克里特岛的圣尼古拉奥斯。
最终，我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伦敦没什么好留恋的。我的很多朋友都背弃了我，无论如何，安德鲁都要离开。我如果不跟他走，那我就是傻瓜。我妹妹凯蒂至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告诉我这一点。最后，我爱上了他。独自一人在埃文河畔的布拉德福德镇等车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而当他身穿闪亮的盔甲出现在我面前，在大火中奋力搭救我时，我更加确认了这一点。如果要说有什么想法，他才应该是那个该三思而后行的人。我一句希腊语也不会说，还不太会做饭，视力也受损了。要我有什么用呢？
我确实对他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他听到之后带我去了伏尾区的那家希腊餐厅，拿出一枚钻戒（远远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当着所有食客的面单膝跪地。我吓坏了，答应得简直不能更快，只为了让他恢复正常，重新站起来。最后，他没有从银行贷款。我卖掉了我的公寓，尽管他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但我坚持拿出一部分钱投资波吕多洛斯旅馆，让自己成为合伙人。这么做也许很疯狂，但经历过种种之后，我真的不在乎了。不只是我差点丧命，而是我所信任和笃信的一切都被夺走了。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阿提库斯·庞德的名字一样，被拆得七零八落。这样你能理解吗？就好像我的新生活是旧生活的一个异位字谜，我只有在开始生活时才能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
我离开英国已经两年了。
波吕多洛斯实际上还没有盈利，但客人们似乎很喜欢这里，我们的房间这个季度大部分时间都是满员，所以我们一定做对了什么。这家旅馆坐落在圣尼古拉奥斯的边缘，那是一个明亮、破旧、色彩斑斓的小镇，镇上有数不清的商店出售小饰品和旅游纪念品，但它足够原汁原味，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你想要生活的地方。我们的旅馆就坐落在滨海区，我从未厌倦凝视那片海，目眩神迷的蓝色，让整个地中海地区看上去就像一个水洼。厨房和接待区可以通到石头露台，我们在外面摆了十几个桌子——早餐、午餐、晚餐全都开放——我们提供简单、新鲜的当地食物。安德鲁在厨房工作。他的表弟雅尼斯几乎什么都不干，但他人脉通达（他们那里叫“关系”），应付起当地的各种公共关系如鱼得水。而且还有菲利普斯、亚历山德罗斯、吉奥吉欧斯、妮尔和其他亲朋好友，白天会一窝蜂地来帮忙，晚上会和我们坐在一起喝拉克酒，喝到半夜。
我可以尝试书写这样的生活，也许，有一天我会的。一个中年女人孤注一掷，搬到这里和她的希腊情人、性情古怪的家人、不同品种的猫、各种各样的邻居、供货方还有客人住在一起，在爱琴海的阳光下努力经营着一家旅馆。这种东西以前是有销路的，不过我当然不能道出实情，如果我想有销量的话。我心里还有一个角落在想念伏尾区的生活，想念出版这个行当。安德鲁和我总是为钱发愁，这让我们很有压力。
奇怪的是，《喜鹊谋杀案》最终还是出版了。在三叶草倒闭后，我们一些书的版权被其他出版商买走了，其中包括整个阿提库斯·庞德系列，碰巧被我之前的公司猎户星购得。他们换了新封面，同时还推出了《喜鹊谋杀案》。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知道了侦探名字背后那个可恶的真相，但短期看无伤大雅。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了这起真实的谋杀案和案件审判，这进一步勾起了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所以看到它出现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我丝毫不感到惊讶。罗伯特·哈里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给了它出色的评价。
有一天，当我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了一本《喜鹊谋杀案》。一个女人正坐在折叠躺椅上津津有味地看着这本书。封底的艾伦·康威死死地盯着我。看见他，我心中腾起一股怒火。我记得查尔斯是怎么评价艾伦的，他是何等自私、毫无必要地破坏了成百上千万喜欢阿提库斯·庞德系列小说的读者的阅读乐趣。他说得没错。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就在那一刻，我想象着自己，而不是查尔斯，站在格兰其庄园的塔楼上，伸出双手，把艾伦推向死亡。我仿佛亲眼看见自己在做这件事。他是罪有应得。
我以前是侦探，而现在是凶手。
你知道吗？我想，我更喜欢现在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