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后，政务院为了表扬中央公安纵队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中的警卫工作，由政务院办公厅在中南海请部分领导吃了一次丰盛的酒席，并发给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1) 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以及同斯大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之时，有许多的问题要同斯大林商量。所以，当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于1948年4月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时候，就曾经打算亲自去访问苏联，并组建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与苏联领导人会晤。当电报将这一计划告知斯大林时，斯大林从中国革命形势考虑，复电说：中国革命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泽东主席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果有重大问题需要商量，苏方将派一 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再次决定着手为毛主席访苏做准备。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毛主席临行前，斯大林又电告：“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
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打电话，找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这些天为了安排毛主席出访，罗瑞卿和杨奇清忙着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保卫毛主席访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稳定。对毛主席访苏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措施，但仍然不敢大意。按计划毛主席一行出访所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尚缺乏经验，铁路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中。而且，沿途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
周恩来对他俩说：“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在这之前，为了毛主席出访的安全，公安部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公安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了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帝国主义曾以暗杀共产党领袖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曾先后遇刺。”谈了一会儿，周恩来说：“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罗瑞卿问周恩来：“主席出访的日子定了没有？”
周恩来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刻通知你们。不过，这次重大行动属最高机密，无关人员一个也不要告诉，一定要严格保密。”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又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两位要将主席送到满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每4个小时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罗瑞卿说：“我们已经对沿线铁路警卫的部队进行了严格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警卫的公安部队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团，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值班干部都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这一点很重要，要发动群众，不要搞孤立主义。”
罗瑞卿说：“专列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周恩来说：“一点儿都马虎不得，就这样办。”最后对他们二人说：“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都要为专列设代号，公安部的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为专列规定为9002。第二，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从北京出发，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保卫工作由你们公安部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专列尽快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2)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毛主席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列车吐着团团的白烟，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驶去。车头上悬挂着金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毛主席。接到护送毛主席访 问任务后，罗瑞卿既紧张又感到光荣。党中央将护送的任务交给公安部队，是对这支部队的充分信任。这支部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以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以高度的责任心，谨慎细致地护卫了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参加了警卫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绝对安全，主席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全部实行戒严。公安中央纵队派出了一部分部队，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布置了警戒哨兵。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坐压道车，护送毛主席专列到天津。
吴烈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保卫战线上工作过，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和国家保卫局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在延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并兼任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对保卫工作很有一套。但这一次他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外面天气很冷，为了看清铁路路面，吴烈叫司机打开了车窗，凛冽的寒风冻得脸生疼，他认真细致地观看着铁路的路况，不放过任何可疑物。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1926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决定用武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是头目和喽啰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啰便会四散。”于是拟定在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的途中炸死他。由于事先得知张作霖所乘火车是蔚蓝色的钢铁车，车身坚固，便在铁路上连续安装了三个炸药包。因为这个颜色的车辆晚上很难辨认出来，他们又在交叉的地方安装了探照灯。6月4日凌晨，张作霖所乘的火车来到时，他们用电钮引爆炸药，当场炸毁了列车，张作霖不治身亡。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借鉴。
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行进着，公安部队沿铁路早已经开始警卫执勤，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专列上的服务员则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一一挑选的。专列一共三节，前面是前驱车和警卫人员，后面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稳。肩负着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重任的罗瑞卿、杨奇清和同往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正常工作，罗瑞卿下令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
毛主席的旅途生活并不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下午5时，专列缓缓地停靠在山海关附近车站站台上。毛主席走出车厢休息。雪已经停了，罗瑞卿和滕代远等人陪同毛主席走下火车。
望着那气势磅礴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毛主席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对随行的人员说：“你们看，天下第一关何等雄伟，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毛主席走到警卫列车的公安战士身边说：“你们辛苦了。”
之后，毛主席又沿着铁道两边走了一会儿，雪后乍晴，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了毛主席宽大的脚印，抬头望着茫茫一片的山峦，出神地凝思起来。
滕代远紧随着毛主席左右护卫。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毛主席中途休息都有严格的规定，每一次停车时间都很短。毛主席见他不停地看表，收回思绪对他说：“是不是时间到了？”
滕代远回答道：“我们已经下车20分钟了，是不是该走了？”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3) “你是保护大臣，这一次一切都听你的。”毛主席深吸了一口烟，扔掉烟蒂风趣地回答，说完，便径直来到车上。主席上车坐好后，罗瑞卿就下达了专列继续行驶的指令。
12月6日，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到达满洲里进行部署。满洲里车站是毛主席在国内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毛主席要停留一下。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等党政领导也陆续到达，视察准备接送主席的情况。 12月9日上午9时，专列停靠在满洲里车站站台南侧线路上。站台上迎接毛主席的有先期到达安排迎送事项的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等。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来自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也夫、七塔州苏维埃主席乌洛夫以及外贝加尔军区负责人等。在主席下车的地方，公安部队战士荷枪实弹警卫着主席，警卫的密度几乎达到了两步一岗，任何人没有特别通行证都无法通过公安军组成的铁墙。
一会儿工夫，上车会见的几位中苏负责同志陪同毛主席走下车，来到站台上。毛主席精神饱满，面色红润，头戴高顶皮帽，身穿大衣，笑容满面地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在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满洲里车站站长徐良晨引导下，毛主席一行进入车站贵宾室。
贵宾室是一座平房，离主席停车的地方并不远。室内摆放着一张精致的条桌，桌子上铺着绿色呢料台布，条桌两侧摆放着十几把皮椅，桌子上放有烟茶水果。毛主席坐下后，听取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关于换坐列车出境的安排汇报。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安排得很周密，按你们的计划进行，坐火车就要听从你们指挥。”
余光生把满洲里车站站长徐良晨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问：“全站有多少人？任务有多大？”
余光生先就总的情况作了汇报后，徐良晨用具体数字作了补充说：“每天平均有9~10对列车的工作量。”
毛主席关切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徐良晨说：“主要问题是宽轨来车少，大批积压了中国货。”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满洲里车站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大门，是重要口岸，一定要管理好。天气这么冷，设备条件差，任务又繁重，大家辛苦了，代我向职工们问好。”
大约一刻钟，罗瑞卿进来，告诉毛主席发车的时间到了。毛主席只吸了一支烟，便站起来。在徐良晨站长和苏方站长等人引导下走出贵宾室，来到候车室北面宽轨一侧。苏联铁轨比我方的铁轨要宽9厘米，进出的列车都要在这里换轨。公安部队两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成两排背对着毛主席。许多人都梦想亲眼目睹一下伟人的风采，现在只要转一下身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但为了主席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为此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这里停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列车，是派来专程迎接毛主席的。列车服务员都是苏联人，唯有餐车配有中国厨师，为的是给毛主席一行做中餐。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陪同毛主席登车，并为毛主席安排好座位。然后，拉夫伦捷夫、乌洛夫等又下车对送行的人们说：“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们保证一路照顾好毛主席。”
专列徐徐开动，离开了满洲里向苏联境内驶去。
毛主席访问苏联，整个铁路沿线像一根神经枢纽，动一发而牵全身。车上和沿途警卫的公安部队干部战士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前方的人紧张，后方的人员也不轻松。东北铁路公安军副司令员刘居英，比跟主席车的罗瑞卿压力还大。主席出国，安全问题非常重要，主席和斯大林一样不愿意坐飞机，从前门坐上火车到满洲里，铁路上一切都属于他指挥和调度。
中央开会部署他也去参加了。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他负责铁路列车的调度，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车辆不断进行调度，一共五辆车，主席的车一般不放在列车中间，那样目标比较大，一般情况就放在第二或第四的位置。毛主席的车到达苏联境内，刘居英得知后，对着主席列车的方向鞠躬说：“谢天谢地，阿弥陀佛，终算没有出事。”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4)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沿途公安军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主席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主席的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除了加强专列的警卫外，他们曾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内将五辆车来回调整了十几次后，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主席在哪辆车上了。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敌人知道主席的车辆位置而搞破坏。在一个小车站将车辆调来调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车来到莫斯科的北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毛主席在路上感冒了，身体不适，临时取消了在车站隆重的欢迎仪式。因天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要绕行一圈就可以。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子给报社发表。欢迎仪式后，毛主席来到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里是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斯大林当天晚上会见了毛主席，关心地问：“路上还安全吧？”
毛主席说：“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很关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给我点小动作，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七十诞辰祝寿大会。他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及5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他的贺词引起了全场如雷的掌声。在毛主席发表贺词之后，斯大林马上和他握手，把大会团结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非常成功，尔后便开始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工作。毛主席考虑此项工作以政府总理名义较为合适，便指示国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赶来苏联，参加中苏会谈并签订条约。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毛主席这次访苏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他同斯大林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了中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合作。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2月26日，安全抵达满洲里车站。毛主席原来准备在满洲里作短暂停留，参观一下市容，由于天气突然发生变化，风沙大作，寒气逼人，高岗请示毛主席后，主席说：“这次就不参观了。”在车站贵宾室里，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取了刘复初关于满洲里基本情况的汇报。
由于警卫非常严格，市长刘复初没有带特殊通行证，警卫人员起初无论怎样都不让他见毛主席，最后周恩来总理听到外面的声音，出来见是刘复初，警卫人员才让他进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说：“满洲里是祖国边境的重要城市，是中苏贸易陆路口岸，对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今后要注意执行外交政策，增强中苏友好。同时要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完成国家的外贸任务，并把地方建设好。”
这天周总理也特别高兴。22年前，他曾在满洲里车站下车，坐马车偷越国境去苏联参加党“六大”，而今天他是以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苏联归来。毛主席讲完话，周总理接着说：“满洲里任务很重，你们已经完成了巩固后方支援前方的光荣任务。同志们辛苦了，再接再厉，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毛主席又继续同在座的同志们谈话，询问了对中苏会谈的看法。傍晚，上车的时间到了，在公安部队警卫战士的护送下，苏方送行人员拉夫伦捷夫等人同毛主席和周总理握别，毛主席登上送他出访时的专列，手扶车门向送行的同志们挥手告别。
当时，公安部队战士都是背对着主席，脸朝外站着。天气很冷，气温达零下44度，滴水成冰，警卫的战士眼睛要不断地眨动，不然时间一长就要冻在一起。那时部队的服装同现在相比也差不到哪里，每个人都打着绑带，穿着厚厚的棉裤和牛皮大头鞋，戴着狗皮帽，即使这样，由于警卫时间太长，许多人穿着两条棉裤，还是把腿冻坏了。赵天顺是1947年参军的，主席回国时他是铁路局的，对主席回国时的有些情况比较了解。主席出国一事知道的人数不多，这件事情是绝密的，他们只接到一个任务，说有一个重要的警卫任务，叫他们把车站打扫干净，厕所也喷了香水。他当时就感觉可能有一个重要人物要来，但具体是谁想不出来，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主席来时的专列一共有三列，扳道工都是上面派来的人员，一个屋一个党员，除了上班的人，其余的都不准进出。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5) 50年过去了，历史尘封的东西大多已经解密，关于毛主席访问苏联前后，敌人破坏和暗杀的许多档案已经公开了。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敌特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毛主席暗杀。毛人凤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代完 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咬了咬牙说：毛泽东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毛泽东访问，绝不能让毛泽东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主席，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毛主席经过大兴安岭隧道时，陈全有负责勤务。大兴安岭那年特冷，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在大兴安岭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因为太冷，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将铁轨冻结，妨碍列车通过，他那时就负责每天将棉被悬挂和下摘。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毛主席的专车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打电话找来毛人凤，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毛主席的车炸毁。
毛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毛主席回国时在哈尔滨市颐园街1号住过一晚上，这座现在看来也不落伍的建筑，已经有80年的历史。
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来到住地后，见处处挂着一些西洋的画和雕塑，就问陪他的省委领导同志：“你住什么房子。”
省委领导同志说：“我住的是楼房。”
主席说：“我们进城了不要忘记人民群众。”
黑龙江省的领导同志提出要毛主席给题个字。毛主席想了想，写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毛主席视察了哈尔滨市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要把哈尔滨这座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毛主席一生中唯一在一个城市题写了五幅题词，这也成为黑龙江省人民的骄傲。在毛主席住过的宿舍里，还保持着50年前的样子。在毛主席的床上，堆放着他当初看过的书，有《鲁迅全集》、《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治通鉴》。为了这次出访，有关部门特意为毛主席做了两个箱子，一个放书，一个放衣服。毛主席出访回来以后，把其中一个箱子送给了警卫员李家骥。
当初毛主席来到哈尔滨市休息时，王化成在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外警卫。他坐在外面的沙发上，一个晚上也没敢合眼。
毛主席在哈尔滨吃饭时，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王化成命令宾馆所有的服务员都撤下，全部挑选了政治上可靠的公安部队的处长们，负责给毛主席端饭上菜。给主席做饭的厨师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老党员，但为了对主席的安全负责，厨师做饭时，警卫人员一直在旁边看着。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6)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毛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 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长春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火车晚了15分钟。晚点是为了迷惑敌特，火车又进行了调动。在东江桥下面，警卫人员发现敌人放的炸药和搞破坏的铁路路钉后，及时排除，列车按时通过。
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消息，后期是公开的。苏联为了表示对这次毛主席来访的重视，毛主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公布了各地欢迎的情况，这更增加了警卫工作的难度。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中央纵队继续担负路线警卫工作。这次访问消息公开发表后，纵队于2月22日接受京津路永定门站路段警戒任务，于26日下达命令，要求各执勤部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在技术、设备和治安上不能有任何问题，铁路不能受到任何阻碍、威胁与破坏，以确保毛主席返京列车的安全通过。
邹衍当时是政委，他和吴烈对两个师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工与规定。第一师负责永定门站至杨村站的警卫工作，全长58公里，4个车站。接受命令后，各师团领导沿铁路勘察地形。3月1日10时，第一师自海淀、清河，第二师自香山，分别徒步或乘车向指定位置开进。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干部沿途观察地形，划分任务段落，对各桥梁、道口、车站派出了警戒兵力。各级都开设了指挥所，纵队指挥所设在丰台，由邹衍负责。吴烈和杨奇清提前赶到天津，从天津接护毛主席返京。第一师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副师长蔡久负责，所辖第一团指挥所设在丰台，由团长周俭廉负责；第三团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团长郭季芳负责；第二师指挥所设在廊坊，由师长刘辉山负责；所辖第五团指挥所设在万庄，由团长聂成龙负责；第四团指挥所设在窦张庄，由团长惠金贤负责。
3月4日，执勤部队对铁路桥梁、道岔、道钉、枕木、信号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路基两侧50米范围内进行了搜查，邹衍亲自乘压道车沿途检查。当天14时，警戒部队全部进入执勤位置，兵力密度达到每公里28人以上。22时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24时撤销警戒。
在执勤中，曾发生敌特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上放石头、向桥下放炸药等事件，都被及时发现处理，未造成破坏和伤害。干部战士都为能执行这项任务感到无上光荣，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全纵队参加此项任务的干部有490多人，每个班都有1~2名干部。团营干部每人负责一个车站或掌握一个连队。执勤分队到执勤位置后，想尽一切办法调查了解铁路情况，沿路基搜查爆炸物。有些战士对桥梁检查一遍不放心，还不畏寒冷，一次次下到水里反复检查，车站每通过一列火车就检查一遍，唯恐出现漏洞。许多战士说，检查有无爆炸物炸到自己无关紧要，能完成任务就行。这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对保卫毛主席的高度责任感。部队当时也不太相信铁路处，当时刚解放，铁路上的人员混杂，乡村车站都有团里的干部负责，邹衍在丰台负责指挥，车站那里要怎么调度就怎么调度，一切都为了专列。主席坐的列车到了永定门就停下来了，然后下车坐上早已经等待在这里的汽车回去了。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7) 在毛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至此，敌人企图破坏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毛主席这次访问，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的签字，标志着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次访问，对加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当时中国由于内战，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将在中国被俘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
195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公安部队将押解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给华北军区。接到命令后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公安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这是一项责任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部队接受这项任务后，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押解做到“不跑一个”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不死一个”很难。一方面日本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绝望就会自杀；另一方面，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绝不会让他们活着。接到这个任务后，团长徐其富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些年他带部队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从没有一件任务令他这样为难过。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和其他领导认真分析了押解的形势，对押解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制定了严密的执勤方案：为防止战犯途中被发现，徐其富建议押解列车上的玻璃窗都用纸贴上；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将车门上的锁全部取掉；为严格保密，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暂不向部队传达。为加强领导，团长徐其富亲自带队参加这次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战斗力强、素质高的三营十一连担任这次押解任务。为确保万无一失，又从十连抽调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战士配合十一连执行任务。参加执行这次任务的干部战士共230人，部队出发之前，徐其富给战士作了简单的动员，动员中他说：“我们这次是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什么任务由于特殊原因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任务很光荣，责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听、不要猜疑，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部队以前执行任务，也有事先不告诉大家的时候，所以对徐其富的讲话，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动员之后，部队上了火车，列车一直向北开。途中列车除了加水几乎没停过。列车大约快到长春时，徐其富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这次千里押解日本战犯的特殊任务，他说：“我和大家一样，对日本战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了他们，但现在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上面要求我们这次押解要做到一个不能跑、一个不能死，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干部和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长途运行，列车到达了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这也是此次列车的终点站。部队下车后，押解部队住进了车站上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成立了战犯管理所，选派了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为管理所所长。执行这次接收战犯任务的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和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员，这次也和押解部队同车到达绥芬河车站。
一切安排好后，徐其富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战士会议，在会上徐其富向部队传达了这次任务的真实情况，并讲明了这次押解的意义，要求在此期间不准外出，不准同外人接触，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得借机发泄个人对战犯的私愤。徐其富最后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部队的荣誉，一定要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好上级交给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扣子，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传达之后，部队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有的战士家里亲人被日军杀害，在学习讨论中控制不住仇恨的心情，悲愤地哭了。经过讨论，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2) 1950年7月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布的特殊货车，车厢周围、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从头至尾每一节车厢顶部都拉了好多条电话线。这列特殊的火车就是押运日本战犯的列车。部队按着预定的执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到站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苏军指挥官和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中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经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带队的苏联军官指挥士 兵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一会儿工夫，战犯一个接一个地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战犯一个个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发出惊异的目光。执勤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站在列车的周围。苏军一名校官拿着名册呼点，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苏军点完名后，中方接收人员拿着苏方移交的名册，再次呼点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按照顺序上车。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上车后，执勤部队立即在每节车厢与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布不准他们打开车窗向外张望，不准他们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等规定。
一切准备就绪后，列车开始运行。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着预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太阳一落山，夜色很快拉下了帷幕，列车很快进入了夜间行车。战犯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鼾声。战犯睡觉了，但执勤哨兵却一点儿也不能懈怠，他们透过车厢里的灯光，警惕地注视着战犯的一举一动。一路上，战犯有的强装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有的惊恐万状。为了避开在车站上同客车相会，避免外界对战犯造成影响，列车走走停停，直到7月21日凌晨3点才到达战犯押解的目的地——抚顺车站。
抚顺车站戒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下车后，老弱病残的战犯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战犯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来到战犯管理所。
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滕美夫等。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做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时战犯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3)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当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 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转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这次北迁是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还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控告。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为了不使战犯产生错觉，这次转移押解，没有戒备森严，没有造多大声势，一路上不动声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车旅行。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观察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才逐渐放下心来。到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4) 这些战犯不可能轻易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闹监，但在暗地里却相互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一些战犯背后说：“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的命令，个人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可见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多么根深蒂固。要使他们认罪，单靠管理不行，必须攻破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我们采取了促使他们认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结合进行的方针，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根据他 们的表现，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的做法，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