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背后对“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之前，许多战犯议论：“古海忠之能向中国认罪吗？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华战争决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吗？也许他会‘杀身成仁’为部下做出榜样。”猜测纷纭。根据一些战犯的揭发，古海忠之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曾颁布了“治安矫正法”，设立了“矫正辅导院”，从此监狱林立、警察横行，残杀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以千万计，甚至集体屠杀、刀劈示众。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我们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发动思想改造，开展政治攻势。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坦白交代后会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提出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5)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1943年底，袭击湖北省向阳寺村时，使全村化为火海，成千人被杀绝，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的战犯有所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但是少数将校级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日本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从此开始，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开始坦白交代。
为了促使日本战犯转变，管理所从人道的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战犯吃得比部队好得多，日本战犯按将、校、尉，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在看管上撤掉明岗，换上暗哨，把每天放风的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允许他们在室外散步、做操，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对患病的战犯给予最好的治疗。起初，管理人员和战士想不通。面对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艰巨复杂的任务，部队领导认为，如不及时对部队进行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决定，组织部队进行政治学习，由团、营领导亲自给部队讲课，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学习中，重点讲解对战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们，不是消灭他们。要消灭的是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肉体。要消灭他们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而要改造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叫他们低头认罪，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这样做不是我们表现软弱，而是说明我们强大。过去在战场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他们，今天我们把他们抓住，关进监狱，反倒惧怕他们不成!日本战犯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骄横傲慢，迷信天皇和鬼神，敌视中国人民，我们今天要使他们觉悟，恢复人的良知，需要有一个过程。教育中还如实告诉大家，生活上对战犯予以照顾，让他们适当吃得好一些，也是一种改造策略，是周总理的指示，是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唤醒他们的良知。通过政治教育，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战士们知道是周总理的指示后，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浅，从而端正了思想，坚定了完成好看押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使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战犯们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积极贯彻，先后创办了战犯农场和制瓦厂，组织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这样部队的任务加重了，看押难度加大了，战士们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再累再苦也愿意。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部队事先察看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实地演练。头几天上下工，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想伺机复仇。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战犯。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6)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管理所和战士们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流动哨，并要求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 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次制止了战犯的自杀企图。
战犯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之后，恢复了人的良知，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执勤哨兵鞠躬。这时，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伟大，认识到周总理“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指示的英明。 毛主席特赦女匪首(1) 土匪古已有之，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是过去所没有的。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民国军队中，不少军队头目是从土匪首领起家，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 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时，曾达到200多万人。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这一年的头三个月，仅广东地区就有4座县城、62个区政府、86个乡政权被土匪破坏。同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妇女干部10名。第六○军第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剿灭匪特。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开始，先后调动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又20个团，共计150多万兵力，开展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剿匪斗争。
解放前贵州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在众多的土匪中，有一个匪首因为受到毛主席的特赦而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朝一个方向奔去。那里既不是庙会也不是赶集，更不是看什么大戏，而是人们闻讯前去目睹名噪全省的女匪首陈大嫂。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陈大嫂原名叫程莲珍，乳名程伊妹，系长顺县广乡顺朝摆村人。少女时由于长得窈窕高挑，皮肤细嫩白皙，面容清秀，被当地群众称为大美人。由于名声在外，就被该县水波龙乡板沟寨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知晓，经过多方促合，将程伊妹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由于陈正明家中有枪有家丁，程伊妹跟着他走村串寨，就成为出入各种场合的压寨夫人。她天生聪明，不但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打枪。陈正明在世时她生有一女孩，陈正明病死后，陈姓近房为抢夺陈正明的千顷良田，纠集了一伙人围攻程伊妹的住处，并乱枪射击。程伊妹知道来者不善，便和家丁一起关上大门，在院内和楼上进行还击，凭着有利的地形和过硬的枪法，程伊妹手拿双枪，带领着家丁打死了三个围攻的歹徒。围攻的人见同伙有死有伤，况且程伊妹已有防备，再围攻也占不到便宜，便抬着尸体撤退了。从此，陈大嫂“双枪女人”的名声远近闻名。
陈正明留下大量的财产，虽然程伊妹打退了抢夺财产的人，但仍有许多人在伺机准备抢夺她的财产。陈大嫂为保住财产，就与惠水县白日乡乡长、原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的一个营长罗绍铨攀亲结友。程伊妹和罗绍铨同是布依族，陈大嫂想利用罗绍铨的权，罗绍铨想利用陈大嫂的钱。罗绍铨在陈大嫂处借钱，要多少给多少，却有借无还。为侵吞陈大嫂的财产，罗绍铨就暗地动员其弟罗绍凡与陈大嫂结婚。罗绍凡是罗绍铨的随行副官，早就看上了程伊妹的美貌，以前之所以没有跟程伊妹交往，主要是由于罗绍铨跟程伊妹的关系暧昧，他不好插手。现在见罗绍铨对程伊妹并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按罗绍铨的授意，有事没事去找她玩。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罗绍凡不久在惠水县城关镇上马路陈大嫂所买的住宅中，和她过起了同居生活。两人还不断地到水波龙乡下去收租、处理家务。 毛主席特赦女匪首(2)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紧接着惠水、长顺两县解放。但由于五兵团三个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参加成都会战，当时一个县只有几十个接管人员，部队少、武器也少。
1950年3月21日，惠水匪首董全和、韦殿初、罗绍铨等纠集匪众，攻打县城。罗绍铨、陈大嫂率匪部进攻县城的北门，后被解放军守城部队击退。各路土匪头目见守城部队不多，便聚集在距县城五公里的雅羊寨开会，企图再次攻打县城。这一消息被村民得知，并报告了解 放军守城部队。解放军将这个村寨包围，经过两夜一天的战斗，土匪被全歼。
这次战斗中，罗绍铨、罗绍凡和陈大嫂听到枪声后，从外围紧急赶来增援。他们还没有到，就被阻击在红番、紫油寨一带并被击退，他们的得力干将匪连长罗锡恩被当场击毙。
此战结束后，各路土匪大伤元气，匪团长罗绍铨和罗绍凡、陈大嫂一起，带着残兵100多人返回老巢。在距县城15公里的惠水与长顺两县交界处进行活动，有时住山洞，有时又分散回家。后经过我军多次围剿，在马脚坡战斗中将匪首罗绍铨击毙。混战中罗绍凡和陈大嫂见势不妙，逃走了。
当时，乡、村政权逐步建立，剿匪指挥部又先后组织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拉网大围剿，剩下的罗绍凡、陈大嫂溃不成军，由原来的100多人，只剩下七八个追随者。
1952年6月，组织上考虑到吴开荣是本地人，又当过侦察员，便决定由吴开荣配合贵阳分区情报科杨科长共三人，组成一个追捕小组，任务是侦察罗绍凡和陈大嫂的下落，一旦发现及时歼灭。
吴开荣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走访群众，在陈大嫂的老巢安插“耳目”，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这期间又连续发生了几起抢劫案，有人怀疑是陈大嫂所为，吴开荣经过认真调查核实，认定抢劫案件并非罗绍凡和陈大嫂所为。
经过吴开荣几个人共同研究，一致认为罗绍凡和陈大嫂一个可能是隐藏在亲戚家，吃住都没有暴露目标，群众不易察觉；另一个可能是，由于基层政权不断巩固，民兵不断设卡搜山，在无法躲藏的情况下，他们已逃离老巢。
吴开荣将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经批准同意，三个同志暂时撤回原单位。
在大军压境，部队民兵搜捕的情况下，其他土匪和随从见势不妙都逃走了。只剩下罗绍凡和陈大嫂二人，他们已经无处藏身了。经过商量，陈大嫂决定去贵阳二戈寨投奔她的姑妈。为了防止被发现，陈大嫂和罗绍凡两人商定分开出走，这样目标小，并约定罗绍凡过一段时间到贵阳她姑妈那里找她。
陈大嫂潜逃不久，罗绍凡也化装潜入贵阳。到贵阳后他不敢到处乱跑，就住在城基路一个小客栈内，同黔西、普定来贵阳找活干的几个人去抬河沙，挣钱维持生活。一个多月后，他被惠水到贵阳的群众认出，群众将情况向县公安局举报，县公安局将情况向贵定分区作了汇报，立即组织人员将在工地上抬沙的罗绍凡抓获。刚开始罗绍凡死活不承认他的身份，直到认识他的人出来，叫出他的小名后，他才低头不语。
在讯问陈大嫂的下落时，他起初不讲，后来公安人员对他进行了轮番审讯，最后他坚持不住，说出了陈大嫂曾告诉他躲藏的亲戚家的地址。
分区立即组织了由军队、地方相结合的追捕小组，搞清了二戈寨陈大嫂姑妈龙三奶的住处后，追捕组直奔二戈寨找到了龙三奶，但陈大嫂早就跑了。经过讯问，龙三奶交代，陈大嫂已嫁给四方河的班永华。
追捕组又连夜赶到班永华家里。
班永华交代说：“我老婆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落地后就死了。第二天就不见她的人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追捕组的线索中断，又返回将龙三奶抓起来严厉审问，龙三奶见这次不彻底交代肯定过不了关，最后只好说，陈大嫂嫁给班永华后住了一段时间，见村里有人对她的身份开始怀疑，就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利用一个雨夜，跑回龙三奶家里。当时追捕她的风声很紧，龙三奶也不敢把她藏在家里，就把她隐藏于龙里县混子场乡侄儿龙德稳处。追捕组找到龙德稳后，龙德稳交代，陈大嫂已跟随贵定县水田寨的韦汤巴走了。追捕组经过不辞劳苦的奔波，找到贵定县，韦汤巴说陈大嫂已转移到离他家40多里远的龙里县大新乡韦万书家。 毛主席特赦女匪首(3) 韦国元当时是大新乡的民兵，那时他们也经常配合上级抓土匪。他跟韦万书家相隔只几步远，由于年龄相当，没事的时候，就爱到他家里去玩。有一次到韦万书家，陈大嫂正在做针线活。聊天时，他说，现在贵州土匪头子都抓起来了，只有一个女土匪陈大嫂还没有抓住，听说上面已经知道她的下落，正组织人员抓她。
陈大嫂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白了。韦国元当时并没有往这方面想，但他这无意间的 一句话确实吓着了陈大嫂。
陈高英是这个村子见陈大嫂最多的一个人。韦万书的妈妈和陈高英到集上卖豆腐时，认识了陈大嫂。那时她儿子韦万书的妻子生孩子难产刚死，在集上碰到一身农妇打扮的陈大嫂，聊天时韦万书的妈妈得知陈大嫂想找一个出身成分好的人家下嫁时，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陈大嫂则谎称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小叔欺负她。韦万书的妈妈把儿子的情况一说，陈大嫂当时就同意了。
来到村子后，陈大嫂平时很少出门，陈高英因距离她家近常到那里去玩。陈大嫂手脚麻利，手又特别巧，一天能缝一件长衫，而且对人和蔼，不笑不说话，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都很好。抓陈大嫂那天，陈高英不在，她到别人家里吃酒去了。这里有一个习俗，办喜事要请亲戚朋友和全村人吃三天。她一个远房侄子结婚，前一天用毛驴将她接去，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回来后才知道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晚上，陈大嫂被抓走了。
赵化一参加了抓捕，那年他才20岁，是龙里公安局侦察股长。他当时组织了一些小分队，专门剿匪，人称“飞虎队”。他权力很大，到哪个县如果哪个县长不配合，就可以就地将这个县长免职。
得知陈大嫂在龙里的消息后，省里有关部门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立即召开有关方面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以防万一，先要摸准陈大嫂所在地的环境、地形。到龙里基本摸准了韦万书的情况，最后决定用“飞虎队”将陈大嫂抓获，因为她当时还有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作组决定将村里的男人调到乡里开会，然后又找来绝对可靠的民兵，配合“飞虎队”捉拿陈大嫂。赵化一将几个人分了一下工，为了确保不走漏任何风声，所有人只准进村不准出村。“飞虎队”悄悄地潜入村里，韦万书正在家做饭，“飞虎队”的几个人冲进去却没有发现陈大嫂。陈凤美便用枪指着韦万书问陈大嫂哪里去了。
韦万书惊恐地说：“她到邻居家里吃酒去了。”
见事情没有暴露，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赵化一连忙把人员重新分布了一下。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名队员听到狗叫，大声对韦万书说：“把狗管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陈大嫂刚好从邻居家里出来，听到陌生人说话，她马上意识到不好，转身要跑。这时陈凤美一下子扑上去将她抓住，赵化一几个人也一起上去将陈大嫂按倒。
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陈大嫂。陈凤美叫出了她的小名后，陈大嫂知道再隐瞒也没有用了。抓到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枪。陈大嫂交代，她的枪逃跑时放到桥下。后来没有了。
抓到陈大嫂，怕夜长梦多，几个领导决定连夜将她送到省军区。赵化一把她捆起来，雇了一辆马车。
当年张循敏是县公安局局长。那天刚好到省军区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布置剿匪的事。开完会见天色还早，便雇了一辆马车向县里赶，那时马车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走到半路上，见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宁学良认识他，便告诉他说：“局长，陈大嫂被抓住了，在车上。”
张循敏停下走到马车旁看了一下。陈大嫂仍是一身布依族打扮，当时低着头，看不清她的面貌，但从轮廓看得出她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陈大嫂被抓，来看她的人人山人海。因为这以前陈大嫂被传得神乎其神，大家都没有见过，许多人就是怀着这种好奇心赶来的。陈大嫂先关在长顺一段时间，本来省里要召开汇报会，后来改成庆功会，当时一千多人的大操场上聚满了人，她自己也感到必死无疑。 毛主席特赦女匪首(4) 陈大嫂是土匪的一个大队长，相当于团长。对于陈大嫂是杀是留，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她是个女匪首，罪大恶极，理应处死。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她是一个女豪杰。
怎样处置这个女匪首，省军区专门召开了会议。当时，凡拒不投降的中队长以上匪首，只要抓住就枪决，而且批准权限也放得很宽，一个区长点头可以立即处决。像陈大嫂这样的 匪“团长”就更必死无疑了。
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意见：长顺、惠水、紫云一带，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特别是几个少数民族的匪首还没归案，为了弄清他们的下落，陈大嫂能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过了几天，在省军区党委会上，有人更进一步阐述了“不杀”的理由：她是少数民族妇女，虽然卷进匪乱，但是所起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得那么严重，如今大股土匪已消灭，留下还可用她去争取散逃的土匪向政府自首，在新的形势下，也许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于是贵州省军区把杀与不杀的理由及陈大嫂的详细情况均呈报给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要启程赴朝鲜参观，他指示把陈大嫂一案暂且放置一下，等回来时再研究处理。
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
毛主席手中的烟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领悟了毛主席的话，非常认真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来到贵州省军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陈大嫂的指示。在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李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又谈了他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比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贵州的剿匪斗争虽然已是尾声，但工作更加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宽、严有度，这才有利于尽快消除隐患，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长顺县做工作，后来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会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为什么不杀，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宽大处理，不允许任何人动她，有困难还要帮助她。共产党是有政策的，陈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她不愿意回长顺县，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乡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陈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个布依寨给她分了一套房子，两层的，锅碗盆也都是共产党送的，陈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落草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毛主席特赦女匪首(5) 以后，不仅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匪徒们，还有几个匪“首”，也闻风回头，相继向政府投降了。
陈大嫂经常说，她的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她要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毛主席逝世了，陈大嫂得知后，在家里为毛主席设了灵堂，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到贵阳来调研。陈大嫂知道后，就坐车到了贵阳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诉陈大嫂，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在大学学习，他想多读一些书，准备将来把中国历史写出来。第二天早晨邵华请陈大嫂一同吃了饭，叮嘱陈大嫂要注意身体，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陈大嫂回来后对她女儿陈大莲说：“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孩子又关心着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陈大嫂的女儿陈大莲1969年结婚，当时别人送给她一尊毛主席像，陈大嫂就把那尊主席像供起来。由于底座上有林彪题词，林彪死后，陈大嫂就把那些字刮掉继续供奉。后来陈大莲一共搬了十次家，供奉主席像的那张桌子和主席像成了一体，怎么也拿不下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陈大嫂活着时有一个心愿，想到北京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拍摄《蒙阿莎传奇》时，她跟剧组提过，剧组的同志也同意了。就在剧组准备请她去北京了却她的这一心愿时，她的胃大出血，下了病危通知，最终未能成行。
陈大嫂去世后，2000年8月，陈大莲到了北京，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了却了陈大嫂的心愿。
陈大嫂在世时是惠水县政协委员。县政协主席陆世明说：“每一次开政协会议，陈大嫂都积极发言。她文化不高，但对党、对毛主席很有感情，政协各种会议，她都积极参加，每一次组织活动，她都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她常到街上巡视，见有些部门到个体户那里要这要那，她在一次开会时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县里很快下通知要求改正，个体户都很感激她。”
秘书长刘豫鸣说：“陈大嫂在世时，县里组织政协委员到茶城视察，她已经70多岁了，不顾年老多病也到了茶城，听了茶城的同志介绍后，在如何创名牌上，她提了不少意见，这在当时很难得。有一次政协开会举办活动，是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知识竞答比赛的，问她的几个问题，她都答上来了，最后得了两个纪念奖。”
陈大嫂去世后，省里给她开了追悼会，对她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评价，这恐怕是她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保卫APEC会议(1) 2001年APEC会议地点定在中国上海。上海召开APEC会议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这并不是因为有小布什、普京、小泉等出席，而是因为人们关注的是中国有无能力保卫这些要人的安全。各国把关注的目光投在上海的同时，在脑中也留下了大大的问号。
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新世纪的曙光尚未退去，几声巨响使得高耸云端的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灰飞烟灭。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在恐怖主义者的发动下撕开了帷幕。美国“9·11”事 件的发生震动了全世界。这一特殊的恐怖事件，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战争观念和人们常规的思维格局，对战争的含义和理解提出了新的注释。在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位列世界人为灾难的榜首。早在20世纪60年代，恐怖活动就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恐怖分子对世界和平发出挑战。从此以后，恐怖便像影子一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爱好和平的人们。“9·11”事件以后，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对恐怖分子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但恐怖分子并没有就此妥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重建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恐怖袭击活动，令各国政府头疼不已。
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亚太地区各国首脑、政要云集上海，出席大会的外宾总人数达13000多人，整个会议包括近20场次的会议和活动，重点保卫目标多达100多个。
APEC会议是“9·11”事件后，全世界首次各国政要的聚会。上海安全吗？这些国际政要能够安全进出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吗？
非常时期，世界聚焦上海，全球瞩目安全。这次会议保卫涉及到方方面面，要求高、标准严。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疑，APEC会议是中国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次盛会。中央经过认真考虑，将任务交给了公安和武警部队。如何应对新的形势，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登峰造极的今天，要确保APEC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对武警部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接到任务后，武警部队党委两次专门听取上海总队关于APEC会议保卫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吴双战司令员、徐永清政委为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0月4日，安全保卫准备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吴双战司令员亲临上海总队，对主会场、机场、路线卡点进行现场考察。
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武警部队非常重视。中央将任务下达后，武警总部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会后朱曙光副司令员就带着工作组来到上海。对于警卫工作朱曙光副司令员可以说驾轻就熟。他曾经担任过很长时间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参与过多项大型的警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经验，但这一次，他警惕的心始终绷得很紧，中央决定将保卫APEC会议的任务交给武警担负。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上海安全吗？”徐匡迪说：“中国上海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各经济体宾客的安全一定能得到保证。”
在全世界人们注视的目光中，APEC会议一天天临近了。用忐忑不安、兴奋等情绪来形容担负警卫任务的上海总队一点儿也不为过。总队长辛举德、政委李俊谦那些天忙得没日没夜。保卫工作事无巨细，来不得半点马虎，警卫工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次APEC会议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总部党委的领导下，总队党委和全体官兵开始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训练。
为了能以世界一流形象出现在国际贵宾面前，保卫上海的社会稳定，武警上海总队组成检查组，对全队进行突击检查考核，主要检查部队在各种情况下处置突发事件和紧急出动的能力。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每年都有许多大的活动。对于警卫，武警上海总队这些年参与了多项大的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警卫经验。但这一次他们却丝毫轻松不起来，这毕竟是美国“9·11”事件后，在我国召开的第一个世界性的大会。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万一出现差错，不仅影响武警部队的形象，更主要的是影响国家的形象。 保卫APEC会议(2) 世界各国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都组建了适合本国的特殊部队，如法国的“国家干涉队”、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队”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
为了加强与国际接轨，适应形势的需要，2001年3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反恐怖研究中心。5月底，对照法国的“国家干涉队”、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队”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上海总队瞄准高技术条件下反恐怖作战的新特点，探索 “反恐”、“制恐”之道，着手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快速反应部队。
为了尽快跟上国际反恐步伐，反恐领导小组在全总队范围内挑选队员，对参加报名的数千名武警官兵，严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身体健康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考核，百里挑一，精挑细选，使每一名战士都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超强的军事素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强壮的身体素质，以适应随时可能发生的反恐怖斗争。
作为武警部队第一支“反恐”快速反应部队，其担负的任务与常规部队有很大的区别，“反恐”快速反应部队主要对持枪、持爆、持毒的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的恐怖分子实行机动有效的捕捉；对武装劫持飞机、轮船、火车、人质及金融抢劫等所有恐怖活动给予最快速、最有力的打击。
就在外国注视中国的这支特殊部队的行踪时，另一支与之相关的特殊部队也应运而生。这支部队一亮相便令人耳目一新。
6月18日上午，女子特警小分队在武警上海总队训练基地正式成立。
人们最初认识女子特警部队是从香港电视剧《霸王花》中认识她们的。她们个个身手不凡、身怀绝技，在执行反恐特殊任务中起着男特警无法替代的作用。
曾风靡一时的美国西点军校以严格而闻名。在那里的学员淘汰率高达近一半以上。在这里训练的女子特警队员的淘汰率和训练强度一点儿也不比西点军校差。
在没有遮盖的、地上冒着热气的空旷的操场上，一顶顶红色贝雷帽在人们的面前晃动。
这是上海武警总队女子特警队在现场训练。
一个身穿迷彩服、头戴红色贝雷帽，身高1.75米的武警女少校正在威严地向面前一字摆开的12个队员下达口令。
张烨是位优秀的女教官，还是一位“神枪手”，无论是冲锋枪、手枪，立姿、跪姿，只要一扣扳机，就弹无虚发，曾经获得过全国公安系统射击比赛冠军。她刚30岁，可已有15年的军龄。前不久，她接受了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把11个上海姑娘、1个山东姑娘，强化训练成为合格的特警队员，也就是说，使这12位姑娘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的突击集训，不但要像她一样能够个个成为射击能手，还能够像男子防暴队员一样擒拿格斗、攀登高楼，身怀绝技，像电视连续剧《女子特警队》中的四川武警姑娘一样，成为能够称职地单独执行防暴任务的女子特警队员。
第一个训练日，张烨便带着队员进行5公里越野跑，结果队员们跑得溃不成军，连曾在中学校运动会上夺得过800米冠军的黄瑛都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完5公里。上午的科目是擒敌训练，操场上对面站着的是一个个魁梧的男兵，阵势摆开，男兵们毫不怜香惜玉，直把她们摔了个七荤八素；下午是更难的攀登训练，一个个要爬上令人头晕目眩的高楼；晚上稍有歇息，还要观看资料片，一天下来一个个都叫苦连天，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第三天、第四天训练难度越来越大。大劈叉，比上老虎凳还难受；插裆扛摔，五脏六腑都挪位了；男女双打，更是羔羊入虎口。身上的伤痛越来越多，不少人身上紫一块、青一块，但是咬咬牙还是挺过来了。
走进饭堂，两臂麻木，她们用扳机的力气去捏筷子，但是为了训练，她们还必须大口大口地吃饭，而且要吃好的。走回宿舍，两膝僵直，她们要倒着走上楼梯；晚上睡觉，腹肌疼痛，她们喊着号子齐刷刷一齐倒下。 保卫APEC会议(3) 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本来就够苦够累了，可姑娘们还不满意。一个个在床下藏起了“秘密武器”：拉力器、哑铃、砖头。晚上还要互相交流、彼此促进，然后各自给自己开“小灶”，她们戏称之为“甜美的宵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短短两个月的强化训练的时间过去了，她们已经脱胎换骨。 12名队员当中，8人原为电话接线员，4人原为医务兵。但是，“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们原本就有一股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须眉之气，她们当武警的初衷就是要跟男战士一样摸爬滚打、一拭身手，“欲与男儿试比高”。
一个女兵叫金烨敏，论年纪，她是特警队的12位姑娘中年纪最大的，今年24岁，来到特警队前是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警务中队女兵排排长。
她个子不高，身材婀娜，长得秀秀气气，是个典型的上海姑娘，跳舞、唱歌样样都很出色。军校毕业后，她本来应该当一名医生。可她不愿意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她喜欢带兵，喜欢训练场上龙腾虎跃的训练气氛，后来听到特警队招人，她就报了名。真是不谋而合，医院和总队训练部门的领导也已经想到了她，她是一个将才，应该把她放到特警队合适的岗位上去。当时，经过政治审查，她被录取了。她对自己说，锻炼的机会来了。果然，她过关斩将，顺利入围，并成了领头羊，当上了特警队小分队的队长。
上海女子特警队是继四川女子特警队后、全国武警部队中的又一支巾帼之旅。女子特警除了训练，再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外语。小分队请了一个外语教师，每天教这些女队员。小分队不仅仅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武警部队，她们的形象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声誉。这样大强度的训练和学习，许多人都吃不消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训练不好、英语不过关就不让上哨。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训练，警卫局和市里的领导来验收后非常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