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呆。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象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诸如犬养裕仁、尻喜操、松下库带、妹尾让人作、鬼塜生仁、月静夹带、梅津小基郎等人，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已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笔者虽精通英、法两夷之语，但对武大郎同志漫不经心创制的倭文和鬼画符一样的朝文一字所通，不能阅读倭朝两国原始史料。白江口一役史料，绝大多数取自中国传统史料。）
武则天的嗜血一生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天下渐平，诸事晏安。一日，忽然太白星白天显现于天空，且一连多日不断出现这种天文景象。古人迷信，唐太宗君臣一边自我反省政事阙失，一面让主管天文的太史“勾沉典籍”，进行推占。不知是查了《易经》还是“扶乩”所得，太史奏报：“女三昌”。面对如此玄玄乎乎三个字，太宗君臣商量了半天，也没整出什么头绪。同时，民间又有谶言歌谣传入内廷：“当有女武王者”―――“女”了半天，李世民百思不得其解，“心多恶之”，总有不祥之兆的种预感。
唐太宗朝君臣关系十分欢洽，一天晚上，李世民在内廷宴请心腹武官多人，飞觞仰饮，大家好不痛快。喝到一半，为了使气氛更加融洽、欢快，太宗令诸将作酒令，各自报出自己儿时的小名，以此作引，以博戏乐。轮到左武卫将军李君羡，这位将军长身虎须，一脸络腮，自报小名：“五娘子”。
话言刚落，殿内的武将们笑成一片，东倒西歪。太宗初听李君羡的小名时也不禁发噱：“何物女子，如此勇猛！”
电光石火之间，太宗面色忽然一变，低头沉吟。当然，与宴的诸位武将，包括李君羡自己在内，均未注意李世民当时面部表情的变化。美酒醉人，皇帝又是主人翁，天大的面子，谁能不尽醉方休！
李君羡，洺州武安人（一个“武”），封武连郡公（两个“武”），时为左武卫将军（三个“武”），值守玄武门（四个“武”，玄武门是宫城最重要的咽喉要地，因此有数次宫廷政变都在此处发生，包括洛阳宫的玄武门，均是“制高点”），当然，最要命的，当属李君羡小名“五娘子”——“女三昌”、“女武王者” ——莫非正是这位身为皇家禁卫军的李姓武将？
太宗宴毕，退至寝殿，细思李君羡为人。此人也是武艺绝伦之辈，本属王世充贴身侍卫官（骠骑），因讨厌王世充的为人，潜结数人从洛阳城中潜出，投靠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太宗引为左右，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
就是这样一个武功盖世、一心事唐的壮士，神勇与尉迟敬德、秦数宝相匹的猛将军，恰恰因为自己当年的一个小名“五娘子”，使得太宗皇帝浮想连翩，夜不能寐。
“会御史奏（李）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相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史书为尊者讳，给人一种李君羡倒霉，有人牵告他。其实，肯定是太宗李世民杀心顿起，为后世天下计，派人诬引，杀掉了这个他认定符合谶谣中的“女武王”的将军。人要倒霉，祸从天降，李君羡将军正是这种倒了八辈子血霉的晦气包，一人被杀不说，株连三族。上百人头落地，起因竟在于两三句的“歌诗谶言”。
没过几年，听说工部尚书武士鷿女儿貌美，时年十四，太宗一时兴起，召小姑娘入宫破瓜。女孩圆脸大眼，媚笑动人，太宗名之为“媚娘”。尝了几口，也觉平平，胖丫头肉紧腮圆，双目炯炯，不是太宗喜欢的那种温柔类型，但毕竟是高祖李渊老友武大叔的女儿，怎么也得给个“才人”封号。恰恰是这个武才人，才真正是那个应谚的“女武王”。日后，数百上千李姓凤子龙孙，皆被这位当时的肥胖闺女弄死。她还化唐为周，差点让唐朝三世而亡。
茅庐初出——武才人与太宗、高宗的父子“情缘”
说起武则天，笔者想起那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少女刘胡兰。看客至此，可能大有晒然之意：武则天和刘胡兰有什么关系，难道这位女皇帝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当然不是，武则天吗，生的很胖，死的很差。老武与小刘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个人皆是山西文水县人，真正的老乡。文水县因境内有文峪河而得名，西依吕梁，东靠汾河，春秋时名平陵，战国时称大陵。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篡唐，自立“周”朝，便改自己老家为“武兴县”，武兴者，武氏由此兴也。中宗复辟，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仍改回文水县。可见，文水地气，总是养育女英杰，不是出乎其类，就是拨乎其萃，连十五岁小姑娘，铁血铮铮，楞是自己躺进大铡刀下为“主义”献身。
武则天当皇帝后，大肆宣扬其父武士鷿“兴唐”的功业，其时，武老头在隋炀帝大业末年只是并州文水小地方的一个“鹰扬府队正”，即当地派出所一个所长。由于“家富于财”，高祖李渊“行军于汾、晋，每休止其家。”也就是说，当李渊还是隋臣时，就常因公事四出巡视时，歇在这位武“所长”家。偏偏这位土财主“颇好交结”，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唐公李渊，乃当今圣上大表哥，往他身上使银子，肯定不会白瞎。
眼见武“所长”很懂事，每次住他家，又献银子又献当地好闺女来“孝敬”，李渊很喜欢这个土财主。隋炀帝诏命李渊为太原留守，这位唐公一高兴，就把这位小县的“队正”提拔为“行军司铠”，一下子捞到太原府内专管军事后勒的肥缺，由一个副股级干部跃升为“正处”了。
天下大乱，武士鷿“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此举，并非显示出这么个低级土豪多能“慧眼”识英雄，不过是乱世纷纷，人各思乱而已。推个头头出来，事成封侯，事败斩之，说不定也能封侯。李渊很高兴，但表面没有太多表示，淡淡言道：“幸勿多言。兵书、符瑞皆是朝廷禁物，你能拿来给我，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日后富贵，当与君分享。”
李渊起事前，派其手下刘弘基、长孙顺德分别以隋廷名义四处募兵。武士鷿当时不仅和李渊关系不错，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关系也不错。钱能通神，谁和银子都没仇，老武深知世路难行，以钱作马，自然和几个上司都热火打成一片。一次，三人饮酒、高、王二人就对老武说：“刘弘基等人假借诏命，四处征兵，我们得把他抓住，仔细鞠审。”武士鷿作惯了老好人，闻言，便从中斡旋：“那几个人是唐公李渊的心腹门下，如果真把他们抓起来，会惹出大乱子呵。”
王威、高君雅一听，也觉有理，“由是疑而不发。”
不久，几个人又在一起吃吃喝喝，留守司兵（军区司令手下的主力军长）田德平在座，也提起刘弘基等人四处募兵的“怪事”，劝高、王二人抓捕刘弘基，审问他到底由谁指派，敢私下募征。宴后，武士鷿私下对田德平讲：“讨捕之权，应该都由唐公李渊说了算。王威、高君雅二人，毕竟是副手，他们怎能越权抓唐公手下人呢。”田德平一想，也觉老武好心，就不再“多事”。
虽多方回护李渊，但李氏父子、裴寂，刘文静等人密谋定大事，根本没告诉这么一个人微言轻的老武。起事后，见老武人还不错，李渊任他为大将军府铠曹，仍主管军事后勤。由于从征长安有功，李渊称帝后，封这位老友为太原郡公，拜光禄大夫。副股长级的土豪忽然成为部长级官员，老武喜望外，开始口无遮拦，逢人就讲：“我从前一直做梦，梦见高祖入长安，自为天子！”
李渊听见老武大嘴巴，忙命人把他唤至内宫，灌他几杯老酒后，笑着数落他：“你这个老东西，当初你也是王威好哥们。今天赏给你官做，正因为当时你劝阻王威等人没有深查刘弘基募兵一事。如今事成，你天天四处瞎白乎说自己早有识人之鉴，梦见我做皇帝，是想胡咧咧当更大的官吧。”老武脸一红，忙跪下自称“死罪”。
李渊对老武这种低出身没啥政治头脑的老友并无深忌之心，看见他在殿上叩头如捣蒜，自己心中反到不忍了，又进封他为应国公，授以大州刺史。老武活得不错，贞观九年病死在任上，赠礼部尚书，谥曰“定”。不仅武士鷿一人得以优遇，他两个哥哥也得很好待遇。大哥武士棱，也从李渊太原起义，官至司农少卿，封县公，常在皇宫内殿搞后勤，“委以农囿之事”，怎么也是皇帝家的花农，很牛。贞观中卒，赠潭州都督；二哥武士逸，在唐朝屡有战功。有一阵子，他被刘武周俘获，敌营好几年，仍暗中派人向唐朝送报敌情。刘武周败后，武士逸归唐，累受李渊表扬。贞观初，武士逸为韶州刺史，卒于官。
可见，武则天父亲一辈，看准时机，太原从龙；李唐一家投挑报李，对这一大家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太宗在世时，武才人虽被开苞，却并非深受皇帝爱幸之人。倒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偶见武才人那丰腴的“胖倩影”，深记于心，所谓“各花入各眼”，言不虚也。
太宗驾崩，武才人削发为尼，在感业寺的青灯下熬了数日。已是皇帝的李治拜佛为名，在寺庙里搂住这位小妈就是一顿乱亲，互诉衷肠。召入宫中之后，武“才人”成为了武“昭仪”，不久，进号“宸妃”。此后故事，耳熟能详，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莫过于武氏为了搞掉对手王皇后，竟然忍心亲手掐死自己粉雕玉琢的小女儿，然后向高宗哭诉是王皇后所为，残忍心机，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废掉皇后在高宗时代是天大的事情，看似“皇帝家事”，实际涉及当时关、陇大族与庶族地主间的勾心斗角与暗中角力。唐太宗时，对山东士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但对以武川军阀为主的“自已人”关陇大族却竭力维护、提携。高宗正妻王皇后，名门大族之女，又是高祖李渊同母妹同安长公主的侄孙女，是太宗当时为儿子“御选”的“佳妻”。长孙无忌作为帝舅，与韩瑗、于志宁（此人虽首鼠两端，其实也是反对武氏为后的一派），褚遂良、来济等关陇士族派系，明确反对高宗废后。出身于庶族地主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属于长期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寒族”，名义上是拥立武则天为皇后（其实武氏本人也属关陇家族），其实是想籍此提高自身的势力，在政治上想来个大翻盘，如果“押宝”成功，就不仅仅是扬眉吐气的事情，而且是扳倒敌对势力的倾力一击。
恰巧，唐高宗李治又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惧内虫，对武氏宠幸正浓，怎么看王皇后怎么不顺眼。当然，高宗素来懦弱，亲舅与一帮重臣皆持反对意见，他还真不敢马上就施以“龙威”。但李勣一句话，一下子让高宗“茅塞顿开”：“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深谙宫廷政治之道的李勣老好人一个，自然不愿得罪皇帝。有这么一个重臣表态，高宗、武氏大喜过望，终于心中意决。
永徽六年十一月，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没过几日，奉承上意的“百官”一齐上表，请立中宫。水到渠成，武氏被立为皇后，“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武媚娘终于尝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按理讲应是二人“之下”，太宗、高宗是也）。
高宗遂愿之后，眼见武后天天兴高采烈，总算满足了这位挚爱妇人的心愿。懦人易生怜悯，笑语之闲，李治有时也念起被囚于深宫后院的王皇后与萧妃，毕竟曾经云雨枕席，结发情深。趁武后不注意，高宗带几个小内侍，溜至王后、萧妃的囚所，发现二人的牢室连窗带门都被封闭死，只在墙上凿出一个小洞“以通食器”，见此，李治不觉“恻然伤之”，低呼道：“皇后、淑妃，你们俩在里面吗？”
王后闻听是高宗的声音，哽咽不自胜，泣答：“妾等得罪，已为宫婢，怎敢劳陛下以昔日位号称呼我们……希望至尊您看在往昔情份上，让妾二人能重见日月，得以在院子里活动就可以，当改此院名为‘回心院’”。
高宗声中有颤，说：“朕会有处置。”
这位懦君“慈悲”，反而为王皇后、萧淑妃招来立时的杀身之祸。
武后闻听消息后，登时大怒，马上派去一队身强力壮的太监，把王皇后与萧淑妃按在小里屋，各击大杖一百，并断去两人的手足，放在两个大酒瓮中，阴险笑道：“让这两个婆娘骨醉！”可怜花月美人，玉肌天眷，遍体伤痕，四肢被剁，被浸入于宫殿美酒之中，一时间受尽折磨，求死不得。酒精有杀菌、收敛、止血作用，故而二人“数日而死”。其中煎熬，令人想起都不寒而粟。就这样，武后仍旧不依不饶，“又斩之”。如此阴毒妇人，高宗册封她为皇后的诏册中竟然称其“誉重椒闱，德光兰掖……嫔嫱之间，未尝迕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处死两个“情敌”，武氏又下令改王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
当时，即使是跪受杖刑、斩刑的“诏令”，王皇后娴淑女人，仍旧起身再拜，声称：“愿皇上万岁，武昭仪承恩日隆，此去一死，本为吾命。”萧妃则大骂：“阿武（武后）妖滑，是她陷我们于此地！愿下辈子我生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食其肉！”
武后听闻两人死状，高兴之余也怀惊恐。毕竟刚开始做坏事，心里也不安稳，便下敕宫中不得养猫。“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除掉情敌，武后计谋长远，又在李义府、许敬宗二人帮助下，陆续把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于志宁等人贬僻远之地。诸人没能在半路病死的，到了当地就被武后党人活活弄死，斩草除根。
武后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屡屡得手，其中出力最大的，当属许敬宗、李义府二人。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其父许善心是隋朝礼部侍郎。隋炀帝被弑，宇文化及滥杀朝臣，许善心自然不免。当时，身为儿子的许敬宗“拜乞求哀”，为时人所耻。许敬宗乞得一命，投在瓦岗李密手下，当时与魏征“同为管记”，都是中下级幕僚。武德初年，秦王李世民知其有文名，召为秦府学士。贞观十年，太宗文德皇后葬礼，追悼大会上，百官萧穆，屏息悲哀（不装也要装）。大臣欧阳询“状貌丑异”，从许敬宗面前过，这位爷竟然“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贬至洪州。贞观十七年，因他修撰唐朝《武德实录》、《贞观实录》有功，又调回京城。唐太宗在驻跸山大破高丽，许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并得到日后成为皇帝的皇太子李治叹赏。高宗嗣位，许敬宗代替于志宁为礼部尚书。不久，由于嫁女与岭南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所司弹劾，贬为郑州刺史。老小子外放心急，千方百计活动回城，力赞高宗废王皇立武则天，并相继谗构长孙无忌等人，深获高宗、武后宠信。许敬宗晚年，主修国史，谁得罪过自己就编排谁家的“罪恶过失”，谁给钱就给谁的先人大作“赞歌”，收银无数。同时，老许头好色无度，临老又收其母婢为妾，此妾又与他的长子许昂私通，一家乱伦，颇多秽声。不过，坏人好报应，高宗显亨三年，许敬宗善终于家，年八十一。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太宗时代，也是因其文笔不俗，为刘洎、马周（三人是同性恋伙伴）等人所荐，入朝中为监察御史。进京后，李义府又除太子舍人，得与日后的高宗相往来，关系甚密，因参撰《晋书》有功，被太宗“优诏赐帛”。高宗时，迁为中书合人，加弘文馆学士。为了更加飞黄腾达，李义府不遗余力，力襄武氏成为皇后，出了不少非常好的“坏主意”。事成之后，擢拜中书侍郎，赐以男爵。李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嘻怡微笑，而褊忌阴贼”，笑里藏刀的典故，正是出自这位李大人。“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时人称其为“李猫”。由于恃宠无惧，一次看见大理寺监狱中有一个犯通奸罪的妇人淳于氏貌美，他竟敢让大理丞（典狱长）毕正义把这妇人弄出来“昭雪其罪”，自已置个大宅把这淫妇养起来。他舒服不要紧，事泄，皇上下诏按问，毕正义倒因惶惧“自缢而死”。李义府一点事没有。高宗夫妇为感激李义府，“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诏为造甲第，荣宠莫之能比。而（李）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可见，这一大家子上上下下都不是好东西。
其后，李义府外任，也是贪污受贿，肆无忌惮。一次入朝，高宗都亲口劝他：“听说爱卿您的儿子、女婿多为不法，做事应谨慎些才好，我也替您多方回护，希望您嘱诫他们小心点儿，别太过份。”李义府闻言，“勃然色变，腮颈俱起”，反问皇帝：“谁和您说的？”高宗说：“我只是说说而己，您也别问谁告诉我的”。李义府不快，也不道歉，“缓步而去”。到这地步，“上亦优容之”，估计也是武后爱臣，高宗不敢拿他怎么样。李义府自惭自己祖上不是士族，便上奏改窜太宗时修编的《氏族志》，把自己家描写成“世代清贵”。
也是合该有事，有占卜者为李义府“望气”，说李家大宅“有狱气，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李义府闻知心急，“聚敛更急切”，并不时出城，白天黑夜登古坟四处瞭望。此举怪异，被不少人告发，说他“窥觇灾祸，阴怀异图”。这可正触皇家痛处，高宗夫妇不再容忍，审讯过后，把他一家子长流延州。毕竟有大功于皇帝皇后，以武后阴毒，竟能饶他一命。后来，因遇赦也未能放还，李义府“状愤发疾卒”，死年五十余岁。“自（李）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及闻其死，于是始安。”
从许敬宗，李义府两人的人品以及他们所受的“宠遇”，可以想见高宗、武后两人的喜恶爱憎及卑下格调。
“二圣”在朝——唐高宗时代的真正“皇帝”
唐高宗在位，长达三十多年（公元649至公元683），虽属庸劣之君，又有悍毒之妇，但唐朝在这三十多年中仍旧按照惯性前进不辍，尤其是对外扩张的武功，赫赫扬扬，值得大书特书。
高宗永徽初年，唐将高侃击降东突厥余部，生俘车鼻可汗，东突厥土地皆隶唐朝；接着，唐军又数次发大军击破西突厥叛军，活捉自称“沙钵罗可汗”的阿史那贺鲁，再把西突厥分为两部，弱而治之，基本上角决了突厥问题；显庆年间，唐军又击灭野心勃勃的百济；龙朔二年，铁勒九姓合众十多万叛唐，唐将薛仁贵征讨。铁勒部族挑选数十位军中最骁健的战士出阵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射穿三人。见势不妙，十几万铁勒人一齐滚落下马，叩降请死。“（薛）仁贵悉阬之，度碛北，击其余众”，手段虽属残忍，但谱就了中国军事史上一曲至为传奇的篇章。为此，唐军军士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大将李勣不久又攻克高丽，隋炀帝、唐太宗地下有知，这两位表叔侄当举杯相碰：终于一伸恨怒之气！由此，朝鲜半岛基本处于大唐控制下，并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右武卫大将军薛仁贵率唐军两万人驻守当地；西域方面，唐朝更是在早些时候已经把在高昌的安西都护府移至中亚的龟兹国，并设濛池、昆陵二都护府。
武后真正掌握国政，当在麟德元年（公元664）。
武后登上皇后宝位初期，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高宗觉得她既有大志又贤惠，喜欢得不得了。得志之后，武后“专作威福”，高宗想自己决定几件朝事，都会被武后制止，“上不胜其愤”，正应了那句话：“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王夫之）。高宗生气之余，又听说有妖道郭行真常出入武后卧内，行厌胜之法，更加大怒不止。于是，他密召西台侍郎上官仪谋议。上官仪“工于五言诗”，是个词客文官，回奏说：“皇后专恣，海内不服，请皇上废掉她”。高宗点头，马上命上官仪起草废皇后的诏书。
这边君臣二人正密谈，早有武后安排的宫女、宦者撒丫子飞奔，密报武后。武后也不慌，乘辇直入高宗寝宫，诉说自己无罪。“上（高宗）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好一个怯懦绿帽皇帝，面对悍妇，羞、惧、畏、忍，一齐涌上心间脸头，惟惟之余，他还把上官仪给“卖”了：“我本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
武后冷笑。
从高宗处回到自己宫内，武后马上唤来得力走狗许敬宗，让他上书诬称上官仪与高宗长子燕王李忠谋反，不仅杀掉了上官仪父子，顺带弄死了李忠。李忠是高宗的刘妃所生长子。李忠当年降生，太宗李世民闻讯，高幸得亲自来贺李治，“酒酣起舞”，感染得在座群臣“遍舞”，可见当时满朝君臣的高兴劲儿。贞观二十年，太宗封这位皇孙为陈王。由于当时高宗王皇后无子，就养李忠为子，并经长孙无忌等人拥举，于永徽三年立为皇太子。永徽六年，王皇后被废，许敬宗等人“希旨上奏”，要求废李忠的皇太子，立武后之子李弘为皇太子。由此，李忠被废为梁王，封房州刺史。由于日渐长大，李忠“常恐不自安”，一日数惊，有时在自己家里身穿妇人衣服，以防刺客杀他。同时，他因多次作梦，常召巫士来其占卜。武后等人正要解决他，便以此为罪，把他贬为庶人，流放至黔州穷山恶水之地。由于上官仪早年作过李忠 “陈王”时的谘议，武后便乘机把这位“继子”也弄死了事。一石数鸟，可见武后的妇人之毒。
武后杀掉上官仪、李忠后，气焰更炽。“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后（武氏）垂簾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盛年皇帝，完全成为自己老婆的傀儡，这也是天下一奇。
不仅杀继子，武后连亲儿子也照杀不误。武后生有四子，依次为李弘、李贤以及后来时而为帝时而被废的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李弘仁孝，喜读书，善待人，并曾谏阻高宗刑杀太过，很有仁德之风。咸亨年间，李弘亲见自己两个异母姐姐义阳公主、室城公主三十多岁的人，仍旧幽禁于掖庭牢室，“见之惊恻”，上表父皇，奏请放出这两个姐姐嫁人。武后听闻，杀心顿起，愤恨李弘意敢把自己死敌萧淑妃的两个女儿释放，恨记在心。过了一年多，趁李弘在合壁宫拜见自己，武后下毒，把自己的长子毒死，时年二十四。同年，她又立自己的二儿子李贤为皇太子。
李贤“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但武后宠臣明崇俨密奏说李贤“状类太宗”，武后很害怕这个儿子日后不好控制。同时，宫内的宦者、宫女又都私下议论李贤实际上武后姐姐韩国夫人所生，众议纷纷，李贤“亦自疑惧”。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明崇俨在京中被人暗杀，武后怀疑是李贤所为，便借事把他废为庶人，迁于巴州看管。后来，酷吏丘神勣承武后旨意，逼令李贤自杀，时年三十二。李贤长子李光顺，也被祖母诛杀；二子李守义病死；三子李守礼，“以父得罪，十数年不出庭院”，直到玄宗继位，这位王爷才有了好日子过，封为邠王。诸位宗室王爷宴饮，这位邠王有“天气预报”之称。数日连阴，李守礼会忽然说：“要晴天了”，果然一会儿就晴；艳阳高照，李守礼会高言：“马上要下雨”。话落不久，乌云顿起。诸王以为戏笑，在一次宗室大宴上，大家奏称邠王有“特异功能”。唐玄宗奇怪，就询问李守礼何以如此预验天气。守礼回答：“臣并无预晓之术。当年我父亲（李贤）被贬放后，我被囚禁于宫中十多年，每年都会被武则天数次下敕加以杖打，浑身布满伤痕。如果要下雨，臣背上即感沉闷。天要转晴，臣即感轻健，依此预知天气，并非有什么异术。”言毕，李守礼涕泗沾襟，唐玄宗也为之悯然。
除李忠、李弘、李贤被武后杀害，高宗八个儿子，原王李孝还算病死善终，另外两个儿子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也被武后杀掉。
许王李素节是萧淑妃所生。其母被杀后，李素节被贬外放，任申州刺史。不久，又被陆续转贬，一刻也不停。武则天天授年间，思起其母旧恶，她派人把李素节和泽王李上金召入京师。临行，李素节听见城内有人送葬哀哭，感叹说：“想病死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怎么还如此哀哭呢！”连京城都未入，李素节就被武后派人在龙门驿用带子勒死，并杀其九子。泽王李上金与许王一同被征召入朝，听见四弟被杀，惶恐之下，也自缢而死，他七个儿子也被武后于流放途中弄死。
笔者二十岁时，趁放暑假曾去洛阳的龙岗石窟游玩。北方秋日，空气澄明，艳阳高照，卢舍那大佛屹立于山前，庄严肃穆，结跏跌坐，令人顿起崇穆之意。大像头束高肉髻，涡状纹发型，双耳重肩，眼帘微垂，嘴角隐含意味深长的笑意，既有天国的高尚，又有人间的慈祥。据说，此尊卢舍那大佛，作于公元675年（上元二年），是仿摹武则天本人的相貌雕刻而成。笔者当时年青，还不知武则天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残忍“事迹”。由此，当时倒可以真正怀有“无暇”之念对佛教艺术进行最深刻的审美
变唐为周——真正过了“皇帝瘾”的女性第一人
公元683年底，窝囊废王八头高宗李治“驾崩”，时年五十六。“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唐中宗李显即位后，“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为了暂时稳住唐朝宗室，武后加韩王李元嘉等人以“三公”的座位，“恐其为变，以安其心”。
唐中宗也是倒霉自找。当皇帝才两个月，他就想把自己老婆韦皇后的爸爸韦玄贞升为侍中。老哥们刚刚从普州参军被超升为豫州刺史，现在又因是中宗岳父要再提至“国家领导人”级别，中书令（宰相）裴炎表示不赞成。中宗大怒，高声说：“我以天下让给韦玄贞有何不可，怎会可惜一个侍中职位！”
裴炎生惧，忙向武后宣诏。武后大怒，转天上朝，大集百官，并命羽林将军程务挺等人勒兵入宫，当廷宣诏，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去。李显还嚷嚷，“我有何罪？”太后亲妈在殿上高言：“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接着，又下诏把韦玄贞流放于钦州。这老哥们也倒霉，天上地下，何其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