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技术、总务和其他保障，末发生过任何错误。
这在政治上也有其重要性。从我1991年9月"著名"的索契休假开始(那时有人骂我，说我末战胜叛乱分子就去睡大觉)，我就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我感觉到，我们的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谁也不了解。不过，我明白，今后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困苦和艰难时期，其间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们来说，政治上发生了新的剧变。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种转变就其急剧程度而论，是前所末见的。
克里姆林宫也成了这一转变的标志。如果深刻点儿说，那就是为了把某人从克里姆林宫赶出去，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现行政治路线稳定持久的象征，如果这条路线就是改革，那么，改革便将成为我的国家路线。这就是我要通过这个举动(指搬入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政敌说的话。
在搬迁前一个星期，我们就预先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这个期限足够他们收拾文件了。
但是，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办事人员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向来心平气和地作出处理。我既不想把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马"撵出"克里姆林宫，也不打算让他收拾一个月。时间拖得越久越伤心，此乃生活中的常事。
但是，这件常事却变得很不寻常。因为我不喜欢报界痘染的传闻，说我们把前任总书记的东西扔出了克里姆林富，更不喜欢某些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太相称的皮毛小事。当然，"搬出去的人"并没拧掉门上的把手，但却拉走了家具，甚至连代表统治权的插在墨水盒里的金羽毛笔也被拿走了……
唉，这大概是依照我们的惯例吧……
闲暇余话
1991年9月，我在索契休假，尽管外表上极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但实际上仍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眼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多么出人意料。
国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线条我是很清楚的：各共和国的新条约进程到了何种阶段？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新的任命对官员进行更选？但在此背景下，主要的是使自己周围的人确定方向，进行某种突击，大大加快俄罗斯政府的转向，启用其他关键人物。
我不满意部长会议的工作班子。但主要是我已明白，像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这样的人已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尽管我还是十分尊重他的。可能已经到了应该启用有自己的构想、有自己的班子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了，也到了不仅在政治范畴，而且在经济领域采取最坚决行动的时候丁。
早在1990年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一次我们曾试图选出一位总理，一位有自己构想的知识分子：博恰罗夫、雷若夫…。。·也提到了沙塔林、亚辛、亚夫林斯基，但当时未能如愿以偿。如果现在俄罗斯还不产生自己的经济改革的建筑师，就将犯战略性的错误。
我也明白，立即决定这个人担任政府首脑职务是办不到的，只好先给个副总理、经济部部长，以及诸如此类的角色。于是，我的办公桌上再次堆满各种各样的构想和计划。
我为什么会选中盖达尔呢？这与选拔许多其他关键人物不同，选择主要的"经济舵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视别人的意见行事。我必须深思熟虑地去做。
匆庸讳言，有过"别人的意见"，布尔布利斯就是盖达尔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世人所言，盖达尔是"他的人"。不过，我想请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么重大的任命不可能没人推荐就能决定。总统此时肯定从有人推荐的一长列候选人中挑选……
盖达尔首先以其坚定的信念使人大吃一惊。再说，这不是一个无赖之徒的信念，也不是一个强壮而精力充沛者(在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的信念。不，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信念，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盖达尔不是那种所谓的"粗汉子"，而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具有内在的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强烈的自尊心。也就是说，他是位与糊涂的行政官僚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不会隐瞒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弱点，但同时会在捍卫原则的路上走到底，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说'必须'、共青团回答'是"'的年代，这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和呕心沥血所形成的原则与思想。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耍滑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异常重要的一点，要知道，"休克疗法"的责任最终还是由总统承担。因此，使人们对我不仅毫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这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盖达尔善于直接了当地说话，这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迟早反正会与论敌对话。而不是我。盖达尔未把自己的构想简单化，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明事态的复杂性。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盖达尔的论据最使人信服。他善于用自己的思想感染人，使交谈者逐渐看清那条值得一走的道路。
最后，还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即盖达尔的科学构想恰好与我想尽快走完这段痛苦路程的决心相吻合。我不能再让人们等待，让主要事件和主要进程年复一年地延长。于是，我一下子下定决心：必须走这条路!
盖达尔示意说，他有一个很年轻的由备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套班子。这不单是一群鉴定家，恰恰还是一支很有个性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独立性强，极想干一番事业，从不和稀泥。我知道，除了饱经世故的苏联生意人。还必须把这么一伙"毛头小伙子"，请原谅我这么说，引进俄罗斯生意圈。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在实践中尝试尝试，看看他们的身手。
简而言之，把"另一种类型"的人放在这个岗位上一试高低，是非常诱人的。毫无疑问，在那之前国内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是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不过，他已为捍卫自己的纲领而疲惫不堪，已得了某种疲劳反应症。此外，单从心理上讲，也很难再次回到即便是经过修订的同一个"500天计划"及其制定者一边。
……总之，清晰地说明自己的选择并不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我对这种选择至今并不后悔。要知道，姓名的魔力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阿尔卡季·盖达尔，苏联有整整几代儿童与这个名字一起长大成人，其中也包括我，还包括我的几个女儿。
叶戈尔。盖达尔正是作家的孙子……因而，我也信任叶戈尔。季姆罗维奇身上那种天生的、遗传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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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动乱过后，我们错过了一个最主要的机会，这当然是指从根本上改变议会体制的机会。说实话，目前有时还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念头：那时社会是否已准备好推举出另外的"优秀"代表?
答案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但解散代表大会和确定新选举(也许还提出过新国家的宪法问题)的思想当时在社会上已有酝酿。不过，我们却未加以利用。
但是，民主派报刊认为我有罪的主要理由并不在此。主要罪状是我保留了国家安全体制，末颁布一条能使国家机关中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州党委会(有些人还提到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自动停职的命令。
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些疑虑。
摧毁一切的情绪当时在社会上是相当明确的。我就曾亲眼看到一伙人，他们聚集在苏共中央大楼前面，而且已开始砸大楼的窗户……
我的眼前出现一片10月的幻影——屠杀、骚乱、抢劫、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无政府状态，而那场伟大的革命就是伴随着它们而开始的。当时，只要做一个手势，签一个名字，1991年8月就能变成1917年10月。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而且至今对此也不感到遗憾。
70年来把人分成"清白的人"和"不清白的人"。已使我们疲惫不堪了。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与新俄罗斯之间的继承性：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顺便重复一句，这些根本没列入我的计划。我一方面把一批年轻的、果敢胆大的新人纳为政府成员，同时也认为可以在国家工作中启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经验的执行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国防工厂的厂长，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
我的这种态度错了吗？有可能。不过，时间证朗。装扮成民主派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尽管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但一般说来，民主派通常不善于做工作)并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来自"最密切的战友"，来自被"议会浪潮"报出来的并迅速爱上极力及其标志的新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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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重读这本笔记时，我总想给它补写点什么。
是的，有可能是我错了，不该把经济战线选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制度上为没完没了的妥协和政治游戏留下余地。我未解散代表大会，保留了各级苏维埃，并下意识地继续把最高苏维埃看作立法机关，认为它正为改革制定法律依据，却未察觉"代表大会"这一概念内容本身是越权代行的。
代表们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当然，这种无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过，我觉得，盖达尔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新的社会动荡。
其实，得不到政治支撑的盖达尔的改革，是没有依托的……于是，法律不充分通过、决议含糊不清的时代来临了。
正是这个时代，最终把国家领进了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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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旁观者看，可能觉得总统一忽儿把一些人放弃了，一忽几又不知从哪儿弄来另一些人……
实际上，国家"头号人物"周围的人不可能不更换。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家机关、议会、新闻界和法院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职权，都在业已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们这儿的情况如何呢?以布尔布利斯为例。
一开始我猜想，他的社会"面貌"和公开"身份"对担负某些职责并不重要(当时还曾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
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了解这些原委，但是，报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应是如此完全一致，却真的未预料到。让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出风头"不合身份，他当国务秘书，这可是个战略性职位，却又是一个不出头露面的参谋人员。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如此异口同声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时间，诸如"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过马克思主义教员"、"乡巴佬"、"一个不够味的红衣主教"等流言飞语不绝于耳。尼吉塔·米哈尔科夫导演找到布尔布利斯年轻时的研究生论文的复印件，在电视屏幕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请看看，统治我们的是什么人物!
一方面，人们敢骂政府，甚至向最高长官说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面，发动中伤人的活动，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欢吗？要知道，没人能客观地评价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工作，只是根据他的外表和言行来推断。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即国务秘书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再对形势作出相符的反映。
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搞政治，当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不过在我们这儿特别狂热。可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职业道德，没有政治品行传统。因此，经常发生主要不是看业务素质而是看人定好恶的现象。要知道，在新的情况下，即在拥有高度权力的情况下，一位职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现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来表现。
我认为，班子变化还有第3条主要原因：在西方那种政治生活中(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吧，一位新总统上台，就带来一批新人)。人被安置在准备好的位置上：对于几乎几个世纪形成的优先权人人皆知，程序也是现成的，"请坐，开始工作吧！"因为民主党人得把执行机关的相当一部分职位留给共和党人继承，或者相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不过，我末说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所有能够利用的我们都利用了。摧毁这么一个大国的整个国家管理机器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安排有经验的"旧"执行者的部门，我们都安排了。当然，有时人们也会犯错误。
鲁茨科伊三番五次地把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强拉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不是荒诞绝伦吗？还有人公开提倡军事独裁，自然是他个人的军事独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军事独裁，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错误，犯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而在那时候，总统究竟于什么，副总统究竟干什么。俄罗斯宪法法院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完全是"空白点"。那么，这个该怎么做，而那个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经常需要分析外国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同时又不能不明白：国外是一回事(也各不相同)，而在我们这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依据的不应是从某国就是这么做出发，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经验。
结果产生了一些华丽不实的机构，起了一堆美妙动听的名称，内里却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还有其他一些相当重要的原因：时局发展迅速，政治环境变幻莫测，近几年任何一个大国都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动荡。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换"渡河的马"，这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过程。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主要的不在这方面，我并不渴求走马换将，而是政权——崭新条件下的政极性质本身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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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