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谈礼品。礼品在访问期间纯属于象征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们仅仅代表文化价值，基本上是一些我国民间手工艺品。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挑选礼品，不仅仅是从爱好和送件有意义的作品出发，而且要考虑到预定受礼人的个性、性格和兴趣。要知道，这尽管是一种礼节性的礼品。但毕竟是礼品！乔治·布什曾当过海军航空兵。赠给他的礼物是一些骨制小舰艇，这是些体积不大但雕刻精致的玩具模型。安德烈奥蒂是个棋迷，我们就送给他一副特制象棋作礼物。送给赫尔穆特·科尔的礼物是我国的山地矿石，因为我知道他酷爱各种小石头。
每次出访迎送我的人，比过去要少得多。那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一大帮人，都得到机场迎送。这一套一直使我感到厌恶。人必须工作，面他们却被拖拉着去弗努科沃机场、现在，我请去机场的人，都是在起飞前必须跟他商讨那些刻不容缓的急事的人。
就隆重的程度(似乎有人说过，这是一种豪华)而富，最使我永志不忘的，也许是在白色汉宫对英图文王的拜访。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本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同时兼有自然、温柔、朴实、娴雅等美德，与她一起感到舒适，轻松，与此同时，我和娜依娜一刻都未忘记我们是在英国女王那里做客。
这次拜访已不能用"礼节"这个枯燥的词来称谓了。
当然，我也牢记那次对韩国的访问。看来我还是第一次充分体验到什么是东方文雅，什么是东方情调，这是一种含蓄的捉摸不透的美……
我觉得。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应该多出去走一定。据我看来，她坦率、自然，有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文静，并以此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她对装束并没有极强烈的嗜好，但看起来总是那么出色，那么引人注目，而且是她亲自打扮自己的仪表，不用助手。
真正的妇亥运动是与慈善事业、关心儿童和争取男女平等密切相关的，它具有良好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我们这儿还处在萌芽时期。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她作为"第一夫人"，显然不应当老呆在家里。
当我们与娜依娜一起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时，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但仍旧用眼角观察妻子在那种场合的表现。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她竟然能有机地溶入到那个对她似乎格格不入的官方政治和礼仪世界中去。
娜依娜从不把自己装扮成政治活动家，从未干涉过政治，也从来没给我提过政治性建议。她在国外的访问计划只与家庭、妇幼保健等问题有关，与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有关。她凭直觉捉摸透了她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她始终保持自我，这一点连我都很赞赏。
还有，她对待礼节极其认真：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她从不迟到一分钟。老实说，我以前甚至都末料到她在最复杂的情况下竞能如此自然地使自己保持从容的举止。去博物馆参观，她会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位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知道，我喜欢他。关于这个人我只听说过。这是我喜爱的一张画。就连别人对我说的那些赞美她的话，首先也都是说她是个不怕自然表露自己的非常自然的人。她由衷地赞赏那些令她神往的东西，但如果谈起某种丑陋的行为，她也会生气。凡接见过她的人都喜欢这种真诚，它能帮助人们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
在国外，我不可能像在俄罗斯一样大量地不慌不忙地会见普通人，也不可能谈他们的日常生活、烦恼和各种问题。结果是妻子为我收集这些信息。她有一双非常敏锐的女性的眼睛，能洞察男性有可能忽略的许许多多的小事。正是她会向我讲述自己对我们去过的某个国家的感受，比专家讲得更有意思。这使我自己对在那里曾解决的某个问题的印象再次立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突然开始明白：有的我们尚未谈妥，有的我们忽略了，有的我们还做得不够。也就是说，在这些似乎非常隆重而又脱离正常生活的出访中，妻子能给予我实际的帮助。而在家里，她便平静地重新拾起自己那些平平常常的家务事。
温哥华日记
一般说来，如何准备对某个国家的访问呢?
首先是搜集材料。这可能是书、杂志、报纸，或各种历史资料。然后在所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逐个编写出每位国家领袖——国家元首、总理，以及反对源领袖等人的立体性资料。
这种资料相当详尽，除了简历之外，还包括每个人的"心理肖像"。甚至直到对其妻子儿女的描述。接着，我就逐步研究这些资料，并在想像中开始进入该国现实情况，在想像中与未来的谈话对手交往，与他们就可能意外提出的题目进行对话。我重温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更准确地了解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种种细节。
这一切都必须记在脑子里，因为在当地会经常用到这些资料。
接着，列出将签署的正式文件清单。例如，我们在美国签署了20份文件，在匈牙利签署了9份文件。这都是需要两国政府和政府部门共同实施的条约、经济协定和重大项目的协议。
在出访之前，双方互换先遣代表，讨论访问的全程路线，确定所谓的正式代表和随行人员、护卫人员、专家和顾问。我随身只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那些人，这自然是礼宾处、外交部和安全保卫人员，也经常带着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人。
我们分乘两架伊尔一62型客机前往，一架主机和一架先头飞机。
还要准备一份会谈和谈判的问题清单，其中某国家的内部情况，对有争议问题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交部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事务助理一般都力争使有争议的条文尽可能提前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则由我们领导人自己在访问过程中找到接触点。
在启程之前，所有的材料都积存在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箱子里，为了唤醒记忆，在飞机上我还要再次把它们浏览一遍。我不喜欢在谈判时看稿子，哪怕它们就放在面前也不看，我对数字的记忆力还是不坏的。
访问前夕，向被访国派出负责最后准备的先头小组；它由外交、礼宾、安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将与对方商定访问计划和最终方案。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多数国家的首脑不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来宾。只有外交部长等在那里。法国的礼仪虽然最"薄"，但第一个在舷梯旁迎接外国首脑的却是总统。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也就是说，访问从这儿开始。法国的欢迎仪式总的说来是相当有意思的。
例如，我下榻的官邸位于凡尔赛的特里安诺恩宫，为了参加有500人出席的正式宴会，从宫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步行几十米就足够了。但是遵照礼宾规定，我得乘坐汽车到另一个入口。还可再举一例，按礼宾规定，两国首脑要向所有被邀请的人表示欢迎，于是，500名宾客排着队进入大厅，而我们则站着，并必须跟每位来宾握手。在其他国家通常没有这种礼节。一般在总统和夫人进人大厅时，所有应邀出席宴会的客人都已就座，于是，他们站起身来，向总统夫妇表示欢迎。
以前在家里有人问我："给讲讲外国都有哪些名胜古迹？"但遗憾的是，我通常既不看城市，也不游览名胜古迹，从早到晚就是正式会见、宴会、会谈。有时候我多么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不引入注目的旅游者啊』只要我一退休，就带上妻子，跟她一起走遍我们曾去过的、可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未看到的所有国家。到那个时候再欣赏个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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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
天气暖和，下着小雨。我们飞抵那里已是晚上6点钟。当乐队奏完我们的国歌，雨点就变成了毛毛细雨。但是，加拿大国歌的第一组音符刚刚奏响，倾盆大雨突然从天而降。这时，有人举着伞走到我的身边，我却矩绝了：这样不好，听自己的国歌没打伞，听主人的国歌却要打伞，这多不合适！淋湿就淋湿吧！到宾馆后，我们不得不更换了西服、衬衣，甚至连皮鞋和领带都换了，因为浑身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市政府的游艇游览了港口。游艇非常漂亮，当然，海员也很阔气：船长、女服务员都身穿一套非常合体的新缝制的制服，船上的一切都闪闪泛光。船确实是一流的，简直是没得说。
我们还观看了大型粮仓，那里正装载著名的加拿大小麦。据说这些小麦将运往我们国家。
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在一座小山丘上建有一家当地有名的餐厅，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外貌。正是在这里。我们才与美国总统真正相识，第一次友好地共进午餐。在这之前，我是在华盛顿认识比尔·克林顿的。那时他还是总统候选人，举行过一次简短的早宴，我们只说了几句客套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相互了解。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取决于两国总统之间的个人相互关系如何。
我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大约需要5-7分钟，到底讲多少，要根据克林顿的讲话时间而定。我知道，克林顿讲话向来也是不用讲稿的，都是郧席而谈。
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午宴期间，我几乎不吃什么东西，总是不停地谈话，提问题，回答问题，而吃东西就会妨碍交谈。
我必须跟美国新总统接触，因为我很想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那次达到了这个目的。
午宴结柬后，我们一行人首先离去。那里的晚上很安静，很温暖。天已经黑了，我们看到了夜色中的温哥华。
人们沿着我们经过的街道站着，我觉得他们从早晨就一直站在那里。许多人都领着孩子。牵着狗。看得出来，狗在这里极受人宠爱，那些狗都很安样，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主人们摇晃着五光十色的小旗，喊着、甚至跳跃着，而那些狗却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无动于衷。
……我们言行举止正确吗？在表露自己的愿望时有没有过分？我经常这样自问，但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克林顿正确地理解了我说的一切。总之，我喜欢他。
俄、美、加三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次友好的早宴。出席的人有马尔罗尼、克林顿和我。我们合影留念，尔后又进行会谈。与马尔罗尼告辞后，我和比尔·克林顿来到一块小草坪上，一面欣赏海景，一面散步。这是为报刊和电视台记者安排的活动。散步只有15分钟，一分钟也不多。翻译留在远处，这样一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应当能看到，两国总统的交往是多么轻松自在，多么无拘无束。在这之前，安全部门已把那块草坪整个检查了一遍，行走路线也用浅蓝色的丝带标了出来。这些丝带旁观者很难发现，只有我和克林顿能看清，并严格地沿着这些丝带散步。我们面对镜头谈笑风生，保持着一副愉快而又自然的神态。
温哥华的一些儿童送给我几张自己画的画。我们将很快在克里姆林宫开办一个俄罗斯总统受赠礼品展览馆，这些可爱、天真的图画也将出现在那些珍贵的礼品中间。
我们坐上汽车，回到下榻官邸后，立即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出席者只有总统和翻译。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这次我们谈得很轻松，因为我们找到了个人的接触点，抓住了基调，这个基调后来也成为这次会谈中的主调。'
会谈结束时，记者招待会已等待着我们露面。很显然，记者们准备了一些尖锐的阅题。美国舆论界感兴趣的问题是，克林顿能否从布什手中接过美俄关系的接力棒，美国政府打算如何帮助我国的经济，等等。记者招待会使克林顿感到有点儿不安，他建议共同做好接见记者的准备。备代表团分开活动了约40分钟，重新集中后，又分成8个最重要的专题联合组，每个专题组再协调出共同的立场。在记者招待会进行期间，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与这8个专题有关。当然，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成功的即席解答。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上的协调一致和对答案的周密思考，对我是极其宝贵的。记者招待会期间未发生一次令人难堪的停顿，有时这比任何回答都更有说服力。我们得心应手地一唱一和，回答着各种问题。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那表示赞许的掌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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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回到饭店后，我觉得很累，很疲劳。心理负担太重——各种仪式、交往、记者招待会，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我总想使自己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以免"发福"。过去我们的活动家在计划讲20分钟的场合，一说就是50分钟：让那些该死的资本家听听我们的声音!而我在这种情况下却力争讲18分钟，而不是20分钟。
访问是项繁重的工作。旁观者会觉得我周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有人帮忙，有人挠着胳膊，有人送上要签署的文件，有人提示我。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只会因此而加重。因为，参加上述重大活动的这一大帮人，似乎都在把自己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
无目标的出访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劳动，一种应当带来具体成果的劳动。
因此，我睡眠很不好，刚睡着不久，又会在半夜里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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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