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鲁茨科伊未能成为亲朋好友。
＊＊＊
除了时利钦以外，在最初的总统选举中还提出了哪些候选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吧。
有戈尔巴乔夫的前总理雷日科夫。
投票支持雷日科夫的是那部分不愿意要新东西、愿意苏联保持旧样子和要计划经济、要依赖国家补助金的宁静生活、要稳定的起码的生活的居民。雷日科夫过去总是积极地捍卫所有这些优先权。而由于帕夫洛夫实行的改革，由于卡拉巴赫与南奥塞梯冲突的不断发生，由于私营企业家时代的开始，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保住这些优先权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位候选人，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直接安插的亲信——巴卡京。他也是一个退伍军官，一位进步人士，一位可爱的人。一个颇受新闻界关注的人。其实，投巴卡京票的选民并不多。然而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在人们的头脑里造成混乱，使得一些人动摇不定，而有一部分人则陷入众多候选人的云里雾中，根本就没有去投票。
最后，还有一件"礼物"：这是3个十分令人厌恶、但异常积极活跃的人物。他们拼命反对整个民主思想，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本'人，主张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他们就是马卡绍夫、图列耶夫、日里诺夫斯基，一员将军，一个代表，一位独立的政治家。这是3个相当现代的(即严厉的、坚决的、富有攻击性的)人物、3个有那么一腔恨意怒气和一股凶狠劲头的人物，最主要的——这是3个危险的人物，因为黑暗的蒙昧主义每天从电视荧光屏上向四面八方扩散，欲使整个社会麻痹和瘫痪。这一道理是我依据竞选几周的体验明白的。
马卡绍夫一图列耶夫一日里诺夫斯基的口号异常可怕，同时又因其简单平常面团为诱人。禁止、监禁、取缔、驱逐、冻结、停止、没收、分散等类似的话语能对社会意识产生蛊惑作用。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投票的结果表明，日里诺夫斯基信心十足地位居第三。这个人在电视屏幕上以一种疯狂的速度抛出一个又一个荒谬的论题，竟然还有数百万人投他的票！诚然，他有一个口号对选民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口号是：解除共产党官僚分子、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和"给律师们让路"的时候到了。但是，主要的还在别的方面。在我们这样的如此复杂而又备受政治折磨的社会里，具有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立场的"疯狂"的领袖常有不少的机会。既然其他政治家垮台了，那么这个人就会"一路绿灯"。要知道，在经济衰败崩溃的条件下，野蛮、无知和黑暗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
当然，"鹰派"在所有方面都责难戈尔巴乔夫(连雷日科夫也时不时地批评他)，不过，他却不参加选举。实际上，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为他而工作，即反对我。他呢，通过自己的这些人帮助我的一切敌人，也许日里诺夫斯基除外。有些人帮助雷日科夫和巴卡京组织竞选运动，俄罗斯议会中各种派别的代表为图列耶夫工作。波洛兹科夫和他的共产党则支持马卡绍夫。
还有这样一些情况对我不利：两年内(自我参加竞选苏联人民代表起)我赢得了一个"永久反对派"的名声；"500天"计划仅仅是一个许诺而已；我支持一种新的莫名其妙的关于俄罗斯主权的思想。
以响亮的民主口号而令所有人向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民主使人联想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清谈馆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财戈尔巴乔夫的悲观失望情绪似乎对叶利钦有利。但是，就算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由于这么-个陈旧的政治题目。人民早就感到厌倦了。
分散投票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转过来反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突然领悟到：啊，这么多的候选人——都是对付叶利钦的。我们的叶利钦再一次受人欺负!
我很难客观地说，主要的是什么影响了我在初期自由选举中的成功。我仍然认为，关于"受欺负的"叶利钦的无稽之谈、现制度的敌人形象所起的作用并非最为重要。
我认为，这些选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角色的不同分工：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代表一个大帝国，代表一个旧的超级大国；而我则代表俄罗斯，代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代表一个新的甚至尚未存在的国家。大家在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国家的出现。
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人在接近1991年6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苏联历史时期的终结。"苏联"的这个词本身已不可能说出了，它已耗尽了自己的寿命。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全球战略范围里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给我们的坦克盖上护套之后，他继续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社会主义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啊，苏联生活方式的成就哇，需要发展和丰富这些成就呀；结果，他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死胡同。
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
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
我们的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苏联"断绝了。全国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和以这样的思想来看待选举新领袖人物这件事的。
我抱着从"苏联"遗产中最彻底地解放出来的思想走来。这样的彻底解放不单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是通过改变俄罗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国职能来取得的。
新奥加廖沃 第一次行动
谈判通常在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进行，其进行方式大致一成不变。
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讲话，长篇大论，圆满完整，从容不迫。他讲完后要求我们讨论。
快结束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照例就得发起争论，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应当看到在那座内部闪现出政府的富丽堂皇和气派的小礼堂里的情景：当长桌子旁边出现沉重的间歇气氛时，与会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两个极端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其他所有人就便于选择自己的立场，宜能随时应变。我和戈尔巴乔夫则负起解释争议问题的全部道义重任。
……无论如何令人觉得奇怪，这儿从未导致荒唐胡闹的行为，从未引发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为什么?
这是因为就实质而言，我们多次商定要限制联盟中央的极限。
限制权力——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这里应该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
其一、表面上看，他处于这一进程中的首脑地位；至少在社会舆论界看来是保持着"父亲的"立场、主动精神和领袖地位。任何人都没有侵害苏联总统的战略作用，一切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防的全球性问题及大部分财政系统均归他负责。
其二，戈尔巴乔夫一下子卸掉了对民族冲突应负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这种疯狂的血腥混乱状态的过程中，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带枪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和平的维护者、一个公断法官。
其三，他喜欢在世界的实际活动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即充当许多(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供灵活机动地扮演世界领袖角色的最佳演习场。
最后一点是心理状态背景。当时的情形迫使(和容许)我和戈尔巴乔夫在谈判的过程中都必须做正常的人，必须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大家发言的每句话价值都很高。除此而外，当专家们和一组组成员提前说明一切冲突因素的时候，当你在心理上准备好进行困难的谈话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政治局会议了，因为那里人们所采取的每一个离题的步骤都被视为逃避话题。
谈判之后，我们通常来到另一个大厅里，等着我们的是亲切友好的晚餐、戈尔巴乔夫爱喝的"纪念牌"白兰地酒。在经历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晚饭之后，我们精神振奋地步出大厅。
我在谈判桌旁捍卫俄罗斯利益的时候，我的小伙子们正在其他开心好玩的场合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总统的汽车通常尽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个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车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轿车的末尾。我的警卫不安起来，难以想象地转了一个弯，绊在一片新奥加廖沃花园草地上，最后汽车还是停在原来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罗斯更主要些！……当然啦，这是耍孩子气。新奥加廖沃警卫长气得发疯，威胁说。轧坏一块草地，要予以罚款。不过，不知何故，他们后来没再理会这件事。
也许，有如此数量的实际上并无实权的"总统"，那时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这样的会见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毫无难为情之感，而是觉得悲哀。
还有什么可能性没有利用呢?!
现在很难说这次新奥加廖沃会议能取得何种结果。也许，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自主独立，俄罗斯与联盟政府之间的磨擦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与苏联的告别毕竟是比较和平的，没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新闻界称新奥加廖沃条约为"文明的离婚"，但此事并非简单如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任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
我们终于开始非正式地会晤，而纳扎尔巴耶夫有时也参与这些秘密的会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会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到福罗斯休假。新的联盟条约签订仪式安排在他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即于8月20日举行。目前，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每个人认为尚未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
在一座公馆的一个厅里，我们开始了谈话。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时，我突然缄口不语了。
戈尔巴乔夫吃惊地说："鲍里斯，你怎么了？"我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过，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死缠不放地偷盯着你。于是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不太肯定地答道："你别胡扯了。"不过，他还是跟着走出来。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更新的联邦的话，那么只有在他哪怕是撤换一部分他周围的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的情况下，各个共和国才能加入这一新的联邦。倘若对立陶宛事件负有罪责的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的主席，那么谁还相信新的联盟条约?！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或者说那个国防部长亚佐夫吧，难道说新的联合体里能让这样一头来自陈旧过时时代里的"鹰"存在吗?
看来，这次谈话对于戈尔巴乔夫真不容易，他很紧张。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说，务必撤换掉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接着他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我们要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职。"我开始劝戈尔巴乔夫不要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两个职务。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回他第一次没有拒绝我的建议，并且还与我商量道："也许，我应该参加全民选举吧？"
3个人一致决定，签署条约后一定换掉当时的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看谁能担任这个职务？"我建议由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新联盟内阁总理职务。戈尔巴乔夫始而吃惊，继而迅速地评价了这一方案，最后他说同意。"8月20日以后我们讨论其他候选人"，他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次会晤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想，如果我们3个人商量好的事情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出现另外的结果，历史也就完全可能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
没过多久，我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谈话的译密内容。8月叛乱之后，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里找到成堆的文件夹，里边有叶利钦的许多谈话记录，记录了我几年的谈话——早晨、白天、晚上、夜间，昼夜24小时的任何时候的谈话均记在案。
对这次谈话也作了记录。
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