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0日
克格勃专家们为克留奇科夫准备了一份材料。其中谈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犯的一些极大的错误。
莫斯科几家被查封出版物的记者们正在准备以传单的形式发行《大众报》。传单用计算机打印并复印成数干册发行。
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的紧急民意测验表明，仅有10％的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反对叛乱。
原总统委员会成员和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亚·雅科夫列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
白宫周围的数万人集会持续了数小时。集会通过一家地方电台转播着消息。其中的一份消息称：亚纳耶夫签署了关于逮捕叶利钦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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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巴克拉诺夫坐下来起草致亚纳耶夫的声明。声明的开头这样写道："尊敬的根纳季·伊万诺维奇』鉴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不能稳定国内局势，我认为已不能继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承认……"
他没有写完，放下笔便亲自前去劝说。
瓦连尼科夫从基辅发来密码电报："我们全体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冒险家叶利钦的党羽。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必须立即严密封锁，并切断其水源、电源、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等设施。"
一切表明，瓦连尼科夫的脑海中已经准备了一个明确的"消灭"计划。看来，他因呆在基辅而难受。
但整整一夜过去了，整整一个上午又过去了，面对大楼的进攻和封锁还没有开始。军队仍然一动不动，武器在大量地转移……这种犹豫不决意味着什么——难道克留奇科夫愚蠢到连这也不懂吗?
列别德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契卡洛夫斯克和库宾卡机场-片混乱。博尔格勒师在'热点'地区飞行了3年，就其飞行经验来说按理可以在任何地点着陆。但他们的许多飞机却打乱了飞行计划，各自为政地申请并降落在其他机场上。飞行团的各个分队混乱地掺杂在一起，控制台也遭到了部分破坏……可是在这一切混乱的背后能感觉到有某人的强有力的组织愿望。深夜12点多钟，格拉乔夫打来电话：'赶快回来！'于是我急忙赶了回去。司令员情绪激动。卡尔布辛打来电话说：'阿尔法'将既不参加封锁，也不参加对白宫的突击。但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师的态度如何，他们的车辆是否出动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他建议向师部通行检查站打电话。一位下士在回答共有多少车辆、什么时候出动的时候，用睡意正浓的嗓音反问道：'车辆？什么车辆？谁也没有向任何地方出动……'图技师也没有离开图申半步，'暖营'旅不知去向……"
对于那天笼罩在军营中的混乱，列别德将军试图解释为"黑暗势力"的某种巧妙而诡密的阴谋……但真正的混乱是不可能如此巧妙地组织和引导的。它的出现有着极为简单的原因。列别德前往库宾卡接收的空降师是第几支部队，是那些日子开进莫斯科的第几支部队？第四支、第五支还是第六支?
对白宫的突击，一个连就足以完成。但军人们没有预先筹划的任何计划，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人惯有的"猛攻"。
但主要的原因当然不在这里，还在军人们与我们接触之前，对所发生事件的摸棱两可的态度就笼罩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
军队知道。克格勃的行动整整晚了一昼夜。现在，正如列别德在回忆录中对格拉乔夫所说的，"最高苏维埃大楼附近的任何武力行动都会引起可怕的流血事件"。这对军人们将是无法愈合的最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他们只作出准备突击的姿态，模拟军事行动，拖延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最后决断的时刻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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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专家们在这天早晨给克留奇科夫的紧急分析中，罗列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近期可能遇到的事态发展的各种方案：
1。广大群众的反抗和左倾政变。重新回到8月20日以前的局势，但已处在对共产党人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恐怖制度下。
2。急转直下的右倾倾向。指责戈尔巴乔夫后的领导班子为戈尔巴乔夫的帮凶。权力斗争加剧并逐渐向正统的右倾势力过渡。原则只有一个——所有与戈尔巴乔夫有关的入都有罪。预计的期限——从两周到两个月。
1991年8月20日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签署声明指出，叛乱怀疑……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深刻改革的方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号召青年们。首先是士兵不要受叛乱分子的娩拔。
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吉洪诺夫号召合作社领导人和企业家们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的负责人的一切行动。
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从8月20日宣布罢工……
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在自己8月20日的声明中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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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终于苏醒了。昨天绝大多数人都还在悄声地议论各种传闻。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抗议：既有共青团，也有工会；既有科学院院士，也有院校、研究所、各个创作团体和劳动集体，乃至交易所……
所有这些信息都很快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桌上。
在错过采取坚决行动的一天里，他们确定方针，弄清关系，试图找到合适的"形象"并按照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和其他人的建议把整个事件纳入法律的轨道。但这一天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现在要镇压的已不仅仅是白宫附近越来越多的无所顾及的人群的反抗，不仅仅应当对付国际社会的明确立场，不仅是血流成河，而且……要实行比预先计划的更为严厉得多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军事独裁体制。所有今天表明抗议的人，明天都应当受到严惩——至少应当被捕。那该有多少人要锒铛入狱啊！么其他的人呢？他们将作出何种反应？大量的逮捕只好从报纸的编辑、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著名的演员、学者和作家开始——这样的事情只在斯大林的时代的国家才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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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不多的支持叛乱的政党领导人之一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还在8月19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就表示了这一点。日里诺夫斯基始终认为，自由一民主派们一贯主张建立俄罗斯帝国，主张铁一样的不可动摇的苏联边界。主张用军事方法建立秩序。就是说，他们主张"万岁"!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作一个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为时尚早的预言：在1993年的大选上，日里诺夫斯基将给我们揭开一些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和道德的脓疮。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俄罗斯人对法西斯主义缺乏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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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怂恿的军人们依然不得不确定突击的时间，并且召开制定近期行动计划的会议。
行动最初定于8月20日晚上，后来被推迟到夜间两点钟。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必须调入新的、没有受到莫斯科市民们宣传鼓动的部队。这次行动包括了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协同行动。
这个计划落在纸上是这样的：
由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领导的空降兵与内务部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密切配合，从美国大使馆和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沿河街方向封锁最高苏维埃大楼，包围白宫并从而切断通向白宫的通路。
特警分队和空降兵潜入保卫白宫的保卫者人群中，身质打开一条通路，"阿尔法"分队顾着这条通路向白宫推进，行动小组紧随其后，最后是由身强力壮的训练有素的特警组成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克格勃"波浪"分队。
"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筒炸开大门，冲上五楼抓获叶利钦总统。
"Ｂ"行动小组负责镇压反抗的腹地。
"波浪"分队分成"数十个"小组，与克格勃总局的其他力量一起对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实行"扫荡"：查清身份并拘留应逮捕的人员，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全部领导人。
几位编人"数十个"小组内的摄影师负责拍下白宫保卫者们反击的炮火，以便日后证明是他们打响了第一枪。
克格勃的专业人员封锁大楼的所有出口。
专用汽车应在街垒中打开一条通道。3个坦克连用大炮轰击恫吓白宫保卫者。
还有军用直升机大队从空中助攻……
"大使馆"行动
大约在深夜2点30分左右，我看了看表，然后闭上眼睛小葱了一会儿。当再一次枪声大作的时候，助手们把我推醒了。他们把我带到下面，就在车库里给我穿上了防弹背心。然后让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说了声："走！"当"吉尔"车的发动机发动后。我彻底地醒了，问道："去哪儿？"还在半睡半醒之中，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进攻开始了。
白宫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它的一佣面向一条大街，另一侧面向另一条大街，而且面向美国人在此前不久刚刚为自己使馆盖了一栋新居民楼的那条小巷。赶到那儿仅需要15秒钟左右。在我们几种撤离方案中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事前已经同美国人联系过，美国人马上同意在紧急情况下接受我们。此后他们还亲自打来过电话，甚至来到白宫提供自己的帮助。
当时还制定了其他撤离方案，但任何一个方案也没有向我报告。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预先准备的秘密计划。沿地下管道大约可以走到"乌克兰"饭店地区。人们计划让我换装、化装，然后用汽车在市内的某个地方接我。也曾有过其他的几种计划。
但我想再说一遍，同美国人的方案是最简单可靠的。于是。在响起头一阵枪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实施这个方案。
在我得知前往何处之后，我坚决拒绝离开白宫。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个方案无疑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谢天谢地，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得知我藏到了美国大使馆，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这实际上就是小规模的移居国外。也就是说把大家放在枪林弹雨之下，自己却躲到了安全的角落。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尽管我们非常尊重美国人，但我们国家的人们不喜欢外国人过于积极地参与我们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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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表明，第二天快结束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了进攻白宫的决定，开始向莫斯科调集新的兵力。
于是我们决定下到仓库。
这个现代化的防空掩蔽部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室，而从军事角度看是一个非常在行的建筑——离地相当深而且坚固结实。卫兵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两扇巨大的密封专用门。仓库有几个出口。一个直接通向隧道的地铁道。当然，必须经过约50米长的高高的铁梯。为防万一铁梯被布上地雷，第二个出口离通行证检查口不远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通过它可以直接去到大街上。还有经过地下管道的一些其他出口。
仓库内有几个房间以及睡觉用的双层床。有人给我们拿来了椅子。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熬的夜间的几小时。有趣的是秘书、汀字员、小卖部的服务员这些妇女们没有离开我们。不知为什么谁也没走，尽管当时已经下达了离开白宫的命令。
最艰难的时刻在凌晨3点钟到来了。枪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很显然，企图悄悄离开地下仓库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上面大概已经有人员伤亡……
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我决定回到楼上。
白宫内我们所在的楼层上的人们渐渐地开始走动起来，许多房间亮起电灯，响起了电话铃声。
有人向我报告：有3个人被打死了。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勉强地说了一句：有人员伤亡。
夜间絮语 父亲
一张发黄的、几乎完全腐烂的卷烟纸，一张办公用的马粪纸，不退色的紫墨水。我的面前是一份审理1934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几位农民的《5644号案卷》。我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28岁。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弟弟比他还小，那年22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怎么回事。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写道，叶利钦一家承租了5公顷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用富农，曾有一个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长期雇工。种植面积曾达15公顷。有自动捆扎收割机一台，5匹马，4头奶牛……"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1930年，我们家"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集、签字、仔细填写和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22岁的安德里安。叶利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从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不签字。体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紧密的联系，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书"。一共有6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58条第10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1／3尺寸的小纸片。"1934年5月2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12号记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的案卷。该犯1906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
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1934年5月23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利钦的签名。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3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3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5644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
垂死挣扎
白宫周围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妇女和孩子们已被请求离开危险地带。一个空降兵分队切断了"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发射机，广场上的人们已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们对邮电部长的强烈要求下，"莫斯科回声"又重新开始工作，广场上不停地播送着关于部队调防的情况简报。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在瓦连尼科夫的压力下仓促制定的美好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要实施这个计划至少必须亲自领导战斗行动，亲自带领各个分队冲锋陷阵，手拿冲锋枪冲向手拉手在白宫周围构成三道、四道、五道人墙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冲过无数老人和妇女，冲过绵延1公里的人群。
那就要对着俄罗斯的骄傲和希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对着俄罗斯的政治象征——议会和政府开枪。
军队当然不能迈出这一步。作战部队总是想紧随事件的发展、但总是试图跟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而矛盾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带着痛苦的耻辱退回自己的基地，关掉无线电发报机，在郊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静静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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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人们的所有的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总是固执地把装甲车队沿萨多夫环城从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调动称为对莫斯科街道的"巡逻"。但这决不仅仅是巡逻，面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曲举动，即试图用转移军车和武器恐吓，涣散和驱散白宫周围的人群。不管怎么说，在地下隧道内的一辆军车上被掩了一块帆布，一个人跳上装甲板，于是便从舱口响起了警告的枪声——一个小伙子倒下了。装甲车猛然朝后退去，车后拖着小伙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躯体。还有两个冲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迹久久地留在沥青路上。德米特里·卡马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们水垂不朽。
这是一件那个晚上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看来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本可以不发生——只要军车指挥官一声"原地不动"的命令就行了。然而这又是一件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人们数小时连续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一直在等待着最可怕的时刻的到来。
但这个牺牲毕竟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压力下，亚佐夫元口中发出了关于从莫斯科撤军的命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在众多的枪口保护之下昨天还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现在却处于命运他关的时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混乱不堪的会议一直在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进行，这一点从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说："最好给我一支手枪，我自杀了事。"
顺便说一句，现在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
8月21日早晨，整个国家都从恐惧和麻木中醒来。难道还要继续流血吗？难道一切还汲有结束吗？电台和电视台继续播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但被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吓得惊惶失措的紫急状态委员会在垂死挣扎，因此他们冒险的可能性依然极大。
但是亚佐夫元帅已经作出了决定——军事武装开始渐渐撤离莫斯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
1991年8月21日
14时15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乘坐的苏联总统专机起程前往"福罗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一同前往。
16时；3分，从"弗努科沃"2号机场一架图一134飞机起飞前往福罗期。帆上坐着西拉耶夫、巴卡京、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和10名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19时25分，载着叛乱分子的飞机在"别里别克"机场降落。
戈尔巴乔夫拒绝同叛乱分子们谈话，他只是对他们进行一番严厉的道德训斥。他们无言以对。原总书记面前站着的是一支自杀者的队伍：虽然他们身份不同、面目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已成为过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了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页。
看到身背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鲁茨科伊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惊恐地问道："您是来逮捕我们的吗？"为什么？"——鲁茨科伊奇怪地反问——"是来解放你们的！"赖莎泪流满面地嚎陶大哭起来。
尾声
当天深夜，"弗努科沃"2号机场，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戈尔巴乔夫，正如有人描述的，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同走下飞机的还有他的亲人。我从电视上看着这些镜头，心里想道：虽然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政治反对派，但这样一次可怕的事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然而，第二天，是举行送葬游行的最沉痛日子——难以数计的人群队伍从白宫一直排到瓦干科夫，气氛沉重而压抑，真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难堪而羞耻。戈尔巴乔夫经不住这一切，他走了，而我和由于痛苦而脸色发黑的母亲们留在了一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谁准知道这次葬礼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有人多次指责我在叛乱后立即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示威性地签署丁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是的，我是示威性的，但不是恶意的。谁也不能否认，这3天里所发生的最主要事件是共产主义政权在我们国家完全彻底地垮台了，政党留下了，思想留下了——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的、好战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
非常奇特的是，那3天的事件与1993年10月的白宫"保卫"战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似乎像照镜子一样互为反映。
我不想看这面"镜子"。但是必须看一看。
10月动乱期间白宫内也有妇女，她们也没有离开，也同样是自发的"保卫"白宫：用办公用具筑成的街垒、昼夜不停的岗哨，手待冲锋枪的老百姓试图争取军队倒向自己一面，还有利用地下管道的各种计划。
鲁茨科伊绝望地试图同外国使馆取得联系，以便获得国际社会的保护。我当时却是拒绝前往美国使馆，虽然人们提供过这种保护，而当时，西方国家的首脑们亲自同我联系。
但是，如果抛开成见面从更广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两次事件中那种寄希望于外来援助的馈形也同样是相类似的。
我们在1993年10月竭尽全力避免武力冲突。为此我们甚至迈出了我现在看来极其危险的一步：解除参与行动的所有警察和内务部部队的武装。部队在对付手持石块、铁管和燃烧瓶的人群时仅用塑料盾牌进行自护。
这种过于谨慎的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当开始流血和出现伤亡之后，莫斯科的警察部队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不想让身无武器的军官和士兵毫无意义地栖性。政府的要害部门无人守卫，尽管时间不长，但的确没有任何人守卫……
看来"镜子"也能撒谎：1991年8月，莫斯科曾重兵压境，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
1993年10月却没有军队。10月4日凌晨4时以前一直没有军队。我记得1991年8月事件的痛苦教训，那时把军队当作菜园稻草人来吓唬人，军人们非常害怕陷入那样一种境地——万一真的诚如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在自己的革命呼吁书中所写的那样，是人民起来反对一个反人民的政权呢(这些呼吁书很快就进入了各个军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万一这真的是一场人民革命呢?
在10月，我们竭力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不开枪。而在8月则是强迫人们开枪。但结果枉然。
1991年8月，总体情况始终从各个方面支配着事件的每一个参与者。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有那些可怕的分分秒秒中的体验，有形势每时每刻的变化都可以使政治家升入天堂或投入地狱的面临深渊的体验。
而在10月、白宫中的人们竭力重视两年前的情景，坚信白宫的又一次胜利。于是便一意孤行、执迷不误地挑起动乱。
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害怕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角色。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行动中的那种几乎导致灭顶之灾的笨手笨脚和优柔寡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觉得，俄罗斯似乎存在着一个非常独特的总体政权。
过去，政权始终被视为某种不可思议的总体力量的形象，这种力量令人生畏，坚不可摧，乃至任何关于政变、叛乱和动乱的想法本身都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
政权只能自己垮台，就像1917年10月发生的事情一样。
像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甚至像1993年10月险些发生的事情一样，这里由于我们不仅不善于巩固、甚至不善于保护这个作为国家安全心脏和国家控制台钥匙的政权，不善于保护这个有着具体的走廊、办公室和各个楼层的政权。
叛乱者们占领了白宫和市政府大楼，抢占了"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的两个楼层，夺取了全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夺取了海关委员会(从那里发出了封锁所有机场、火车站和不许从莫斯科放走政府成员、民主派新闻记者及社会活动家的命令)，占领了卡恰洛夫大街上的录音和无线电广播大楼，甚至还企图攻占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
攻占各大楼是按照详细制定的计划进行的。
看来，这的的确确是一面"镜子"，其中的反映也是镜子式的。一切似乎都一模一样，一切格恰又截然相反。因为镜予助反映是相反的。
我们对1991年8月紧急状态的消极的、实际上手无寸铁的反抗以军队的撤出而告终。
9-10月间的白宫"保卫"战——尽管给数百人发放了武器，动用数以干计的枪支，许多警察被杀，用火箭筒强攻"奥斯坦基诺"，引导人们进行目标明确的进攻，许多国家要害部门被攻占——以叛乱的失败而告终。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组成数以千计的人群保卫白宫，使国家避免了大型的流血和重返极权政治的命运。这是8月。
一些狂妄的、充满仇恨的示威者扑向手无寸铁的警察，挑起可伯的大血战，这是10月。
一下子开进莫斯科的庞大军队拒绝攻打白宫，因为军人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们拦在坦克前面，他们没有执行军令。这是8月。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时刻才进驻莫斯科的军队，在等待到命令后终于向暴乱分子开火，因为军队感到了那些号召士兵采取果断行动的莫斯科人的完全支持，而且士兵们也理解所接到的命令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这是10月。
克格勃的"阿尔法"特别分队拒绝进攻白宫。这是8月。
同样是"阿尔法"分队，在识破威胁我们大家的那个"白宫总体计划"和牺牲了一名战士(他是从背后被打死的)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占领了白宫。这是10月。
如同看一部荒诞片，同一卷胶片按相反的方向重放了一通。这是为什么?
看来，这是对意志的又一次考验，是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政权的又一次考验。
这次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假如政治家们表现得更聪明一些，假如他们不再企图去扮演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
而那些在8月和10月夜晚走上街头保卫民主的普通莫斯科百姓、记者、医生以及年轻的士兵们，都表现得勇敢和坚定。
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而且知道冒着怎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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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回想起8月叛乱的另一个相当晦暗的细节，我是怎样给亚纳耶夫打电话的。
我对他说，他们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申明是一个谎言，并要求他给我看医疗诊断或总统的声明。"诊断书会有的"，他声音嘶哑地回答道。
我感到害怕起来。
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还不会这样厚颜无耻。他们缺乏足够的决心，因为他们也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苏联人，尽管他们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没有"魔星"，这次叛乱的主要"引信"毕竟还在福罗斯。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以及叛乱分子对戈尔巴乔夫行为的反应。只要他们胆敢加害于戈尔巴乔夫，敢于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
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这已经不少了。1991年8月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我认为，在一贯被称誉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70年间，我们的人民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地雷不可能爆炸。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俄罗斯公民已变得更加正常、更加文明，也可以说更加善良，或许还可以说更加有教养。
因为一个人更富有就要杀死他吗？因为一家人有"异样的血统"就要将之全家诛灭？为了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宪法或共产主义就要去战斗，去牺牲，去互相残杀？不，我绝不相信这点。
总结
……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审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是一个令人厌倦、丑态百出、扑朔迷离的过程——审判机器怎样也嚼不烂这个庞大的案件。它首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拖再拖(有入寄希望于叶利钦总统的政权即将垮台)，然后又因为诉讼的原因，最后则因为医疗的原因(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始患病)而拖延至今。
现在他们已全部获得自由，他们写诗，参加游行示威，其中一些人已入选国家杜马。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些人占据了他们在狱中的位置。从而证明民主的政权还并不稳定。
在8月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民主、为自由而斗争，同时，也在为祖国而斗争。这对于他们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普通人为某种崇高的事业而献身的神圣愿望，不管多么奇怪，乃是苏维埃政权及其教育和生活方式留给我们的道德教训和遗产。
今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集权主义已经烟消云散了，但那些维护道德品质的禁忌、那些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也一去不复返了吗?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浑浊而模糊的时代，她令人绞尽脑汁去从各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寻找出路。这个时代还将不只一次让人们回想起于1991年8月21日结束的那个充满确切任务和明朗思想的透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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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打开口述录音机。
塔妮娅：……当有人转告我们说白宫发生了爆炸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刻。妈妈的双膝突然软得弯下去，她顺势坐下。我说了一声"这不可能"，就跑去打电话。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告诉我："没有，塔妮娅，这里一切正常，我们正在工作。这是造谣。"
廖沙：我们正听着"莫斯科回声"，突然间听到了加里宁大街的枪声，刚过一会儿、播音员就广播说那儿一辆坦克起火了，冲突已经发生……
列娜：在此以后的大约一个月内，只要听到运货卡车在行驶，我就要定睛地看一看——是不是坦克？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要看看。
8月21日是我的生日。大家决定给我简单地庆祝一下，但来的只有妇女。所有人的丈夫都在白宫。爸爸也不在，因为危险还没有完全消失。21日夜至22日，人们仍然在白宫周围值班。我们在家里逗留期间，卫队的卫兵们一直守卫在楼梯旁，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去给我一枚子弹。
爸爸5点钟又打来电话。他祝贺我生日快乐，并说道："请原谅，这一次我没有送给你任何礼物。"而我对他说："爸爸，你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你捍卫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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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这句书卷式的话语并没有让我意识到词藻过于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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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