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天，来得总是很急。
昨夜一场雨，把满城的银杏都染黄了。
《人民日报》评论版的那篇文章，比秋风更烈。
标题只有一行字，黑体，加粗，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从“张三”现象，看我国法制建设的挑战与机遇》。
没有点名批评，也没有声嘶力竭的辩驳。
文章仅仅是站在了国家发展的高度，轻描淡写地肯定了“普法”的重要性。
但这已经足够了。
那个一直叫嚣着要封杀《法外狂徒张三》的李老，据说当天下午就请了病假。
他在办公室里摔了一个搪瓷茶缸。
碎片崩了一地，没人敢进去扫。
圈子里的人都精明。
风向标变了。
以前那些对姜知夏避之不及的电话，突然热络了起来。
出版社的加印合同，雪片一样飞来。
姜知夏没空理会这些墙头草。
她正忙着数钱。
厚厚的一叠港币，那是张导演硬塞给她的顾问费。
香港那个案子，其实赢得并不费力。
对方那个所谓的“精英律师团”，在姜知夏眼里，漏洞多得像个筛子。
她只是指出了资金流向中一个不起眼的时间差，就足以构成“不诚实协助”的实锤证据。
廉政公署介入的那一刻，胜负已分。
五万港币。
在这个万元户都稀罕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姜知夏没有存银行。
她转身就去了后海。
霍老先生那套种着老槐树的四合院，她惦记很久了。
交钱，过户，拿钥匙。
一切快得像是在做梦。
直到站在院子中央，看着脚下青灰色的地砖，姜知夏才长出了一口气。
这是她在198X年的北京，扎下的第一根桩。
搬家那天，陆清淮特意请了假。
他和陈明几个人，光着膀子，喊着号子，把那张沉重的实木书桌抬进了东厢房。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男人汗津津的后背上。
姜知夏站在廊下，手里端着茶缸，看着这一幕，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陆清淮放下桌子，转身看来。
四目相对。
他看到了妻子眼中的光。
那种光，他在她写起诉书时见过，在她痛斥李老时见过，在她复盘香港案子时也见过。
自信，笃定，甚至带着一种让他眩晕的锋芒。
陆清淮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
他突然觉得，手里的毛巾有些烫手。
他是国家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是外人眼里的天之骄子。
可最近这段时间，他越来越频繁地感觉到一种无力。
当姜知夏在灯下翻阅那些晦涩的英文法条时，他只能默默地给她披一件衣服。
当她在饭桌上谈论“离岸公司”和“股权代持”时，他听得云里雾里，插不上一句话。
这种感觉，很糟糕。
不是嫉妒。
是一种恐慌。
他怕有一天，她飞得太高，高到他连她的背影都看不清。
他怕他们之间的话题，只剩下柴米油盐。
夜深了。
后海的风，带着湖水的凉意，穿过胡同，吹进小院。
两人坐在石凳上乘凉。
姜知夏在规划着要在墙角种几棵葡萄。
“知夏。”
陆清淮突然打断了她。
他的声音有些哑，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搪瓷茶缸，指节泛白。
姜知夏停下话头，侧过脸：“怎么了？”
月光下，陆清淮的轮廓显得格外硬朗。
他没有看姜知夏，而是盯着院墙上那抹摇晃的树影。
“我想学法律。”
这句话没头没脑。
姜知夏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陆大研究员，你的物理实验不做了？”
“做。”
陆清淮转过头，视线锁死在她的脸上。
那眼神里没有玩笑。
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
“物理是我的工作，但法律……是你的世界。”
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要把胸口那团闷气吐出来。
“这次张导演的事，我帮不上忙。以后你还会遇到更大的风浪，我不希望到时候，我依然只能站在岸上，干着急。”
他伸出手，覆盖在姜知夏的手背上。
掌心粗糙，温热，带着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
“知夏，我不想只做给你做饭的丈夫。”
“你跑得太快了。”
“我要是不再努力点，怕是连跟你并肩站着的资格都没有。”
“你教我吧。”
不是请求。
更像是一个男人对自己下达的战书。
姜知夏看着他。
看着这个在这个时代显得有些古板，却又赤诚得可爱的男人。
她反手握住了他的手。
十指扣紧。
“陆清淮，法律很枯燥的。”
“我不怕。”
“背法条很累的。”
“我脑子还行。”
姜知夏笑了。
眼底的笑意，比头顶的月色更温柔。
“好。”
她轻声说。
“从明天开始，陆同学，请多指教。”
风吹过老槐树，叶子沙沙作响。
像是为这场特殊的“拜师礼”鼓掌。
在这个不起眼的夜晚，这对年轻的夫妻，达成了某种并不宣之于口的契约。
她负责在前面开路，劈波斩浪。
而他，绝对不再只是守望的港湾。
他要造一艘船。
一艘能陪她去任何深海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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