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
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去，上海滩的报刊亭前已经排起了长龙。
《上海法制日报》发售了。
头版头条，加粗黑体字，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王老板的烦恼》。
这不仅仅是一篇小说。
这是一枚扔进平静湖面的深水炸弹。
南京路，繁华的街角。
卖纽扣的陈老板手里攥着报纸，指关节泛白，眼睛死死盯着那一行行铅字。
周围围了一圈小商贩，脑袋挤着脑袋。
“我的老天爷……”
陈老板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都在抖，“这王老板不就是我吗？上个月那个温州佬拿假合同骗了我两百块货款！原来这叫合同诈骗？原来能报警抓他？”
十六铺码头。
搞批发的刘大姐一边看报纸，一边抹眼泪。
“写得太好了……这妹子写到我心坎里了！咱们个体户不是投机倒把，咱们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她猛地站起身，把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贴身口袋。
“阿发！收摊！去工商局！今天就把咱们店名给注册了！谁以后再敢说咱们是黑户，老娘把这报纸糊他脸上！”
没有晦涩难懂的法条。
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
姜知夏用最朴实、最辛辣的笔触，撕开了商业江湖的一角，把法律变成了老百姓手里的刀。
……
筒子楼，姜家。
邮递员的一声吆喝，让整个楼道都静了一瞬。
“302室！姜知夏！汇款单！”
姜知夏拉开门。
陆清淮正站在门口换鞋，手里还拎着刚买的一把青菜。
他看着妻子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
拆开。
一张薄薄的汇款单，滑落指尖。
陆清淮下意识伸手接住。
目光触及那串数字，他的瞳孔骤然收缩。
壹佰贰拾捌元整。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被抽干了。
陆清淮是个七尺男儿，在车间里扛几百斤零件都不带喘气，此刻捏着这张纸，手却抖得像筛糠。
一百二十八。
他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五。
不吃不喝，要攒三个半月。
而知夏，只用了半个月，坐在这张破旧的方桌前，用一支钢笔，就赚回来了。
“清淮。”
姜知夏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子让人安定的力量。
她从丈夫手里抽走汇款单，手指在他掌心轻轻勾了一下。
“走，去换钱。”
“然后，去友谊商店。”
……
友谊商店。
这年头上海滩最体面的地方，进门得要外汇券或者特殊证件。
姜知夏手里正好有上次帮那个华侨翻译文件送的几张券。
柜台里的售货员眼皮都没抬，正忙着织毛衣。
直到姜知夏把一叠大团结拍在玻璃柜台上。
“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我要了。”
售货员手里的针线停了。
陆清淮站在妻子身后，看着那台泛着红木光泽的收音机，喉咙发干：“知夏，太贵了……这要八十多……”
“买。”
姜知夏回答得干脆利落，“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以后要把这收音机摆在床头，听新闻，听政策。咱们不能当睁眼瞎。”
她又指了指旁边的柜台。
“那盒酒心巧克力，也拿一盒。”
“还有那件的确良的白衬衫，男款，一米八的尺码。”
陆清淮彻底愣住了。
那是给他买的？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工装，眼眶一阵发热。
走出友谊商店时，陆清淮昂首挺胸，手里提着崭新的收音机盒子，腰杆挺得笔直。
路过的人纷纷侧目。
那种羡慕、嫉妒的眼神，让陆清淮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扬眉吐气”。
回到筒子楼。
刚进走廊，隔壁孙家的门就开了条缝。
孙科长老婆探出头，一眼就看见了陆清淮手里的东西。
红灯牌收音机！
那可是紧俏货！
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酸溜溜地开口：“哟，清淮啊，发财啦？这不过日子的啦？买这么贵的玩意儿？”
姜知夏停下脚步，转过身。
她笑得云淡风轻，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楼上楼下都听见。
“不算发财，就是我写文章赚了点稿费。不多，一百来块钱，给清淮买个响儿听听。”
砰。
孙家的门关上了。
屋内传来孙科长气急败坏的骂声：“一百多？写几个字能赚一百多？这还有天理吗！”
姜知夏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她关上门，把喧嚣隔绝在外。
这一仗，赢得漂亮。
但她知道，这只是开始。
当晚，姜知夏铺开新的稿纸。
台灯下，她的眼神比夜色更亮。
个体户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更庞大的群体——工人。
《工厂纪事》。
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加班费……
每一个字，都将是一颗射向旧制度的子弹。
然而，树大招风。
就在《王老板的烦恼》红遍大街小巷时，上海滩的法学界，也掀起了一股暗流。
复旦大学的一间书房里。
退休的李教授把报纸重重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乱颤。
“荒唐！简直是有辱斯文！”
他指着姜知夏的文章，对周围几个学生痛心疾首：“法律是庄严的，是神圣的！怎么能写成这种市井小说？满篇铜臭味！这是在把法律庸俗化！”
“老师说得对。”一个学生推了推眼镜，附和道，“这种文章，缺乏理论深度，完全是在哗众取宠。我看，这是在煽动那些小商贩闹事，破坏经济秩序。”
“我要写文章驳斥她！”
李教授铺开宣纸，提笔蘸墨，眼神阴鸷，“这种歪风邪气，必须刹住！”
几天后，一篇题为《警惕法律娱乐化倾向》的评论文章，出现在了学术刊物上，言辞犀利，直指“某位青年作者”不知天高地厚。
风言风语传到姜知夏耳朵里时，她正在削苹果。
陆清淮听得满脸怒容：“这帮老顽固！他们懂什么？厂里的工人都说你写得好！”
“让他们骂。”
姜知夏把削好的苹果递给陆清淮，神色平静得可怕，“骂得越凶，说明我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他们高高在上惯了，受不了泥腿子也懂法。”
“等着吧。”
姜知夏擦了擦手，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很快，就会有人求上门来。”
仿佛是为了印证她的话。
第二天下午，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缓缓停在了筒子楼破旧的大门口。
车门打开。
一位穿着中山装、神色焦急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
他是国营无线电元件厂的张厂长。
他手里攥着那份被翻烂了的《上海法制日报》，抬头看了看眼前破败的楼房，深吸一口气，大步走了进去。
厂里那堆烂账，还有那帮闹事的刺头，快把他逼疯了。
这位“知夏”老师，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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