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葫芦当年是梁大牙的老子梁山泡的把兄弟,俩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姚葫芦贪了昧心钱,被梁山泡削掉了两只耳朵。后来姚葫芦当了土匪,竟然派人把梁山泡两口都杀了。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了洛安州,姚葫芦就跑出了凹凸山,听说到什么地方当什么鸟毛灰司令去了,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撞见了。狭路相逢,梁大牙分外眼红,心里琢磨,一旦瞅准姚葫芦,先手刃了老贼,报了杀父杀母之仇再说。凭他这一身功夫,月黑风高,不愁跑不脱。
不知是侥幸还是缘分使然,梁大牙在那支队伍里没有发现姚葫芦。那支队伍也没有发现他和朱一刀。五六十人的队伍行动起来迅疾无声,看起来像逃命,飞天遁土一般,转眼就没有了踪影。
钻出树丛,朱一刀拍拍屁股问:“咋办?”
“啥咋办?”梁大牙还在懵懂,反问道。
“咱们还往前走吗?”
梁大牙想了一下,说:“当然还得往前走。”
梁大牙寻思,虽然没有见着姚葫芦,但是看见队伍里那个人像秦一飞,这支队伍八成是姚葫芦的了。再一琢磨,这支队伍急急如丧家之犬,八成是被什么人追着,说不定就是刘汉英的队伍撵在后面。前几年,刘团长的队伍既打共产党,又打姚葫芦,要缴姚葫芦的械,曾经开过几仗。跟在后面的假使是刘汉英的队伍,那可真是老天有眼了,一来他从军有路,二来他可以给刘团长的队伍带路去逮姚葫芦,于公于私都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朱一刀却不这么想,朱一刀说:“这会儿过的是咱中国人,说不定撵他们的是日本人呢。再往前走,没准要撞鬼。”
梁大牙一拍腰刀:“怕个卵子。是日本鬼子咱就跑,跑不脱咱就拼,拼不过就算了。不是要抗日吗,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鸡巴倒。你要是怕鬼子,尽可以回头去撵姚葫芦。但是咱们有言在先,往后再让我撞上,你恐怕就成朱葫芦了。” 朱一刀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梁大牙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当然也清楚,梁大牙说话向来是作数的。朱一刀不敢继续说三道四了,只得跟在梁大牙的屁股后面,悻悻地继续往前走。约莫又走出二三里地,还是没见有人追过来,乱糟糟的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走了一程,梁大牙气壮山河地说:“朱一刀你把腰杆挺直了,别阴死阳活的。再走五里地,就到蓼城了。见到刘团长,咱先要一盆红烧肉。”
经过一路惊吓,朱一刀就没有梁大牙那么乐观了,脸色沮丧地说:“鬼子都打到蓝桥埠了,刘团长他们还能在蓼城吗?说不定早就跑 ? 了。”
梁大牙想了想,说:“就算他们跑 ? 了,到了蓼城也好打听他们的去处。”
朱一刀仍然信心不足,说:“找到了刘团长,他要不要咱们还是两说。”
梁大牙有些光火,他最看不起光说泄气话的娘娘腔,最讨厌人家翻他的眼皮子。梁大牙一梗脖子说:“他凭啥不要?咱两个壮汉去抗日,又不是去白吃饭,他欢喜都来不及,岂有不要之理。再说眼下吃没东西吃,睡没场子睡,这山野又冷得要死,家伙都冻缩了一大截,不去蓼城,又能去哪里?”
朱一刀可怜兮兮地叹了一口气,说:“大牙哥,道理我都明白,我只有跟着你走了。走吧,反正是你走到哪里我也走到哪里。咱俩是一条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
梁大牙嘿嘿一笑,说:“这就对了。”
再往前走,实在是饿得心慌腿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朱一刀才后悔起来。逃出蓝桥埠那阵子,真不该听陈墨涵的怂恿,跑到凹凸山来找甚么卵子队伍。早知道要受这份死罪,还不如跟乡亲们一起跑河东呢。
梁大牙说:“还想听故事么?”
朱一刀说:“能当饭吃么?”
梁大牙笑笑,说:“不能管饱,却能解渴。”于是清了清嗓子,张嘴要讲,却又停住了,想了想才问:“前头讲到哪里啦?”
朱一刀皱着眉头也想了想,说:“好像是讲到儿媳妇看见公爹用屁股画寿桃。”
“噢,对了。”梁大牙咂咂嘴,又津津有味地讲了起来—— “这一下,儿媳妇快活了,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家传秘诀,学会了画寿桃的窍门,回到房里就往洗脚盆里倒墨兑水,然后学着公爹的架势,脱掉裤子泡屁股。泡了半个时辰,也往席子上挪,在宣纸上坐了一个屁股印。嘿嘿,别说,还真有些像。第二天,儿媳妇欢天喜地拿到街面上卖,可是卖了一个晌午也没有人买。倒是有人来看她的画,看完了,笑笑,就走了。儿媳妇心中纳闷,都是一样的货色,怎么公爹的画别人抢着买,咱的画就没有人要了呢?
比起公爹,自己的屁股又嫩又白又厚实,印出的寿桃富态又圆满,咋就偏偏卖不出去呢?于是就截住人问。起先人家不肯讲,问急了,人家说了,这位大姐,你这寿桃画得好倒是好,就是有两个毛病,一是太肥,肉乎得淌油,怪腻味的;二呢,少了件东西。你看你家公爹的画,寿桃中间还有个把儿,可是你这寿桃中间却没有把儿。”
朱一刀没听明白,迷迷糊糊地问:“儿媳妇的画,怎么就没有把儿呢?”
梁大牙回头看了朱一刀一眼,说:“你真是个傻卵。你想啊,儿媳妇是个女人,裤裆里少了个物件,往下一坐,能坐出那个把儿么?”
朱一刀这才恍然大悟,想了一会儿,挠挠头皮又问:“那位老先生和他的儿媳妇是谁呀?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蓝桥埠有这么个人家啊。”
梁大牙耸耸鼻子,怪声怪气地笑笑,说:“是陈墨涵的爷和陈墨涵的娘。”
朱一刀起先还当是真的,龇着牙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对劲儿,说:“不像。陈墨涵他爷是举人,不是画画的。陈墨涵他娘是县太爷家里的千金,也是不画画的。你这故事……怕是假的。” 梁大牙哼了一声,嘿嘿一笑说:“狗日的陈墨涵不跟老子走一条道儿,老子编个瞎话窝囊他的爷和他的娘。”
直到天色启新,东方已经泛白了,梁大牙和朱一刀才摸进蓼城东门外的榆林寨。没等他们去找队伍,队伍却先找到了他们——刚刚进寨,就被两个庄稼汉模样的人跟上了,两杆硬火抵着屁股根,把他们送进一所农家小院。押解他们的汉子管这里叫支队部。
后来就来了一个官长模样的人,头上戴着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梁大牙从前见过,那叫红军帽,可是官长身上穿的却是灰色的八路粗布制服,二十多岁年纪,中等个头,右肩斜挎着
一个牛皮包,左肩上挎着一把盒子炮。
梁大牙认得几十个字,眯眼一看那官长臂上佩戴的小牌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妈那个——蛋!遇上八路了。
八路官长模样的人倒很随和,虽然没有亲热的意思,但是脸上表情也没有显出敌意。八路官长在大方饭桌旁边扯过一条凳子坐下,摸出一片旧报纸,一边卷烟卷,一边问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梁大牙是见过世面的人,此时并不怯乎,愣愣地看着八路官长,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八路官长抬起头来,很注意地看了梁大牙一眼,说:“我们是八路军凹凸山抗日游击支队。”
梁大牙点点头,这才大大咧咧地介绍自己:“我是蓝桥埠瑞泰米店的前门掌柜梁大牙,他是蓝桥埠篾匠朱大财的儿子朱一刀。”
“哦——,”八路官长嘘了一声,站了起来,说:“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原来是梁大牙梁先生呵……”说着,就向梁大牙走了过来。
梁大牙有点意外,又有点得意,感到自己名气很大,连八路军官长都晓得。得意之中又有点犯糊涂——他的确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识过眼前这位八路官长,便傻呵呵地问:“你是谁?”
“梁先生不记得啦,前年我在蓝桥埠被人追捕,挂彩后,钻进瑞泰米店,就是你梁大牙梁先生把我藏在条案下面,救了我一条命啊。”
梁大牙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那时节他还以为那个人是个逃命的贼呢,没有想到竟然是个八路军的长官。
“梁大牙先生同情革命,有正义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八路官长又说。
梁大牙心里想笑,暗想,啥叫同情革命有正义感呢,咱梁大牙就是这样的人,谁软了咱拉谁一把,谁横了咱踢他一脚。那天被追的是你咱帮你,被追的要是别人,咱也照帮不误。
还有,这位八路官长一口一个梁先生,叫得梁大牙多少有点难为情。自己琢磨,咱一个籴米粜粮的伙计,算什么先生呢?从小到大,咱只有一个名字,就是梁大牙。再一想,梁先生就梁先生吧,反正比叫梁大牙受用多了。 八路官长此刻已是笑容满面了,让人给梁大牙和朱一刀各上了一碗洛安州瓜片茶,然后问道:“二位这是要往哪里去呀?”
梁大牙一仰脖子,咕咕咚咚一阵牛饮,喝完,捋起袖子抹了抹嘴巴说:“我说长官,能不能给咱弄点饭吃?咱一天一夜没沾水米了。”
八路官长一拍脑门,说:“我倒是把这茬子事给忘了。”扭头向一位端着盒子炮的汉子挥了挥手。那汉子掖起盒子炮出了门,不多一会儿,便托着盘子端进来两只粗瓷大盆和两只蓝花海碗,一盆萝卜炖肉,一盆大米干饭。
跟着汉子进来的还有一个人,白净面皮儿,个子不高不低,身子骨有点单薄,也戴着八角帽,胳膊上还挎着绷带,有新渗出来的血迹。 八路官长跟白净面皮儿打了个招呼,说:“张主任,你怎么出来了?别伤了风。”
那个被叫作“张主任”的白净面皮儿说:“这点轻伤算什么,不妨事。”说着,向梁大牙和朱一刀看了看,问道:“新来的?”
八路官长说:“这两位是我的老相识,这位梁先生还救过我的命,是条好汉。” 张主任“哦”了一声,冲梁大牙和朱一刀点了点头,便坐到长凳上,很有兴趣地看着梁大牙和朱一刀。
梁大牙和朱一刀却顾不上旁人了,连一句多话也不想说了,扑上前去,各自盛了冒尖一大碗,噼里啪啦猛往肚子里填。趁着吃饭的功夫,梁大牙动开了心思。他记得这位八路官长那次在蓝桥埠挂彩,正是国军刘汉英的队伍打的,眼看他和姓刘的是仇人了,万万不可跟他讲明自己要去投奔刘汉英。
吃饱喝足了,梁大牙对八路官长说:“蓝桥埠被日本鬼子占了,大伙都跑了,咱们二人也是跑反。”
八路官长笑了笑,说:“蓝桥埠人跑反都往河东跑。我看你二人昼夜兼程来蓼城,想必是要找刘汉英投军吧?”
梁大牙吃了一惊,心想认了吧又觉得不妥,再说不认吧也不妥。暗自琢磨,这个八路官长了不得,是个火眼金睛,可不是好糊弄的。真人面前不能说瞎话,说了就露馅。
见梁大牙不吭气,八路官长又说:“蓼城也被日本人打下来了。昨晚半夜我们配合刘团长的部队打了一阵,没能挡住,刘团长他们就撤退了。我们奉命留下游击几天。”又问:“刘汉英的部队也是往西走的,分成好几拨呢,你们一拨也没遇见?”
梁大牙嘴里应答说没遇见,心里却懊悔不已——他娘的,昨晚分明是遇上了,却以为是姚葫芦的人马,要找的队伍肩碰着肩,偏偏让自己给误了。转个念头,又犯疑惑——敢情这位八路官长跟刘汉英不是仇人么?听他口气,昨晚他们还联手打仗呢。
像是看透了梁大牙的心思,八路官长笑了笑,说:“梁先生恐怕还不晓得,刘汉英虽然同我们闹过摩擦,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如今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我们就结成了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不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成了弟兄,齐心协力跟日本人打。你看,张主任就是昨夜在蓼城挂的彩。我看二位也是无家可归,梁先生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壮士,如果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十分欢迎。”
梁大牙现在对“梁先生”这个称呼已经感到习惯了,并且觉得很受用,觉得八路官长待人很有礼节,把人心里弄得怪舒服的,因此问道:“你们有多少条枪?”
八路官长的眼皮跳了一下,和那个叫张主任的人对视一眼,说:“我们全支队眼下只有三百多条枪。不过,我们计划下半年搞到一千条枪。”
梁大牙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八路官长还没有说话,一直默默观察他们的张主任悠悠地开腔了,不冷不热地说:“怎么,梁先生看不起啊?实话说了吧,我们眼下人是不多,可是全中国抗日同胞都是我们的人。梁先生掰着手指算一算有多少?四万万五千万啊。”
一直没有吭气的朱一刀这时候冷不丁横着插进来一杠子,愣头愣脑地问:“有军饷么?”
八路官长说:“我们游击支队的军饷是由日本人发的。能发多少,那就要看仗打得怎么样了。自然,当八路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当八路做的事,要比发财要紧得多。”
梁大牙不满地横了朱一刀一眼,问道:“朱一刀,你说说看,这个八路咱当还是不当?” 朱一刀愁着脸想了一会儿才说:“大牙哥,我听你的。”
朱一刀正在说着话的时候,门外暗了一下。
梁大牙抬起头来,往门边瞟了一眼,看见进来的是两个青年女子,其中的一个穿着灰布制服,跟八路官长穿的制服一个样子,但帽子不是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样子跟国军的帽子有点像,上面缀有青天白日帽徽,腰里还扎着一根宽宽的牛皮带,精神气儿很足。
这一瞬间,梁大牙就有了一个新奇的发现——同样是灰色的粗布制服,穿在那位青年女子的身上,就要比穿在八路官长和那个张主任的身上要好看得多。这个八路官长脸黄不说,也太瘦了一点。那个张主任像个书生,穿上灰不溜秋的粗布制服,肥大且臃肿,更是显得松松垮垮的。可是人家女八路就不一样了,制服穿得得体,小皮带把腰一束,身段子苗苗条条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红,让人看着心里舒坦。
这么一比较,一个临时性的念头就在梁大牙的脑子里出现了,于是转过脸去,对八路官长说:“也好,这个八路咱就先当着试试。”
八路官长说:“那太好了,我们欢迎。”
梁大牙说:“不过咱把话讲在前面,当八路打鬼子咱没二话说,砍他个龟孙咱不带眨眼的。可是我听说你们红军八路军的队伍管人管得死,咱可是自在惯了,不稀罕让人在头上安个紧箍咒,要是弄得咱不自在,咱小腿一就跑他娘的。你说行么?”
显然,这个问题八路官长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八路官长的眉头皱了皱,又转过脸去看了看张主任,张主任的脸上却没有表情,无所谓的样子。八路官长说:“打鬼子抗日是第一要紧的,别的事情往后再说。”
梁大牙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杨庭辉的人?”
八路官长淡淡一笑说:“本人就是杨庭辉。”
梁大牙吃了一惊,倏然后退一步,很认真很全面地从上到下看了杨庭辉几眼,嘴里嘟嘟囔囔:“我的个天,你就是杨司令啊?人家都说杨司令有三头六臂,是个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人物,跺一跺脚,半个凹凸山都是抖的,你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么?照我看来,你就像个教书先生呢,未尝有那么神吧?”
除了那个一直板着脸的张主任,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新进来的两个青年女八路笑得把嘴都捂上了。杨庭辉也是满面红光,走过来拍拍梁大牙的肩膀,说:“那些都是人家瞎传的,吓唬日本鬼子的,越传越玄乎。别说刀枪不入了,个对个,我连你也打不过。像你这样学过武功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一句话挠到了梁大牙的痒处,梁大牙得意地向四周瞟了一圈,看见两个青年女八路冲着他笑得尤其灿烂,心里顿时一热,一句话便冲口而出:“那好,他娘的这个八路咱就当上了。”说完,并且站起身,出其不意地把杨庭辉头上的八角帽摘了下来,扣在自己的头上,戴了一下,不合适,又摘下那个青年女八路头上的军帽,这下觉得合适了,便把杨庭辉的那顶军帽捂在朱一刀的头上,大大咧咧地说:“不过呢,咱还是先当着试试,合适了咱就当到底,不合适了再说。”
对于当八路,梁大牙最初的想法是当着试试,而且还是看在那个青年女八路的面子上,可是一试就试上了瘾。
参加八路后的第一仗,别的新八路大都吓得哆嗦,梁大牙却跟着那些老八路抡着大刀片子往上冲。他觉得杀日本鬼子跟揍地痞无赖二混子没啥太大的区别,杀人这个活计没多少大学问。
十多天后,游击支队里又陆续来了百十个跑反的难民,杨庭辉挑了二十几个凹凸山乡亲交给梁大牙,让他当上了小队长。
自然是如鱼得水。
但梁大牙人粗心不粗,当了一阵子八路,就看出一些蹊跷了,在八路的队伍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杨司令那样对他客气和重用,譬如在榆林寨见到过的那位挂了彩的张主任张普景,对他总是不咸不淡的,不像杨司令那样先前称呼他梁先生,也不像杨司令那样后来称呼他梁大牙同志,张普景就叫他梁大牙,有一次还板着脸把他训了一顿。 那次是因为梁大牙命令本小队的一名弟兄把新鞋子换给他。那个弟兄不干,梁大牙就骂骂咧咧,说反了你狗日的,本队长穿的是旧鞋,你配穿新鞋吗?两个人于是吵将起来,梁大牙还差点儿动了手。 这事恰巧被张主任看见了,就训梁大牙,说梁大牙你已经是八路军的小队长了,不能搞军阀作风,欺压士兵。 梁大牙对这个张主任早就看不顺眼,总琢磨这狗日的对自己不阴不阳的,便没好气地说:“我是小队长,大小是个官儿。我穿旧鞋,他就不能穿新鞋。我就搞欺压士兵,你咬我的蛋。” 张普景的脸当时就气白了,指着梁大牙的手哆哆嗦嗦直抖,说:“岂……岂岂岂有此理,梁大牙你哪里像个八路军啊,简直是个土匪!”
梁大牙的心眼儿多得的确是个地方,张普景委实很不欣赏他。还不仅是不欣赏他梁大牙,这个游击支队里的很多人张普景都不欣赏。这其中的背景,梁大牙自然不摸底细。
这就要说一说凹凸山根据地的历史了。
杨庭辉原先是江西红军一个团的政委,四年前在红军大迁徙的途中被派到江淮之间开辟根据地,刚到凹凸山的时候,别说队伍,整个凹凸山区民众中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共产党,除了杨庭辉和他带来的姜家湖等三名干部,能够跟他们一起闹革命的只有洛安州里一个搞地下工作的教书先生王兰田。
队伍是杨庭辉拉起来的,原先叫红军凹凸山游击支队,归某某方面军领导,抗战爆发之后才改成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划归江淮军区管辖。
江淮军区是鄂豫皖红军转移到川陕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组建的,过去同凹凸山根据地接受的指挥系统不同,为了加强和控制这支武装,军区和党的江淮分局派遣张普景、窦玉泉、江古碑和李文彬、朱疆等人到凹凸山,这个安排多少有些改组的意思,杨庭辉心里自然明白,便专程到江淮军区和分局汇报了想法,说自己这几年主要精力都用在建立武装上,远离组织,学习上有些跟不上形势。现在面临新的任务,恐怕难以适应,要求到陕北抗大学习,把队伍交给窦玉泉和张普景二同志,把特委的工作交给江古碑和李文彬二同志。 杨庭辉表了这样一个态,江淮军区和分局反而有些歉疚,一时竟难以决断。
恰好此时东条山战役结束,在此役配合国民党军武培梅部作战的程度旅长和李志坚政委率主力部队进驻江淮,程度担任江淮军区司令员,李志坚政委兼任江淮分局书记,而程度和李志坚都是红军时期杨庭辉的老上级,在对待凹凸山的问题上,李志坚很慎重,说:“杨庭辉这个同志我了解,是经过严酷考验过来的同志,有勇有谋。凹凸山这几年形势发展得很好,呈上升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里的组织没有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新去的同志都有文化,可以用起来,但还是要杨庭辉同志扛大梁,他有威信,能够服众,便于开展工作。”
如此一来,张普景的政委就没有当上,只当了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杨庭辉仍然身兼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凹凸山特委书记三职。
原凹凸山根据地和苏区的联络员、洛安州地下工作负责人王兰田回到支队担任副政委,实际上履行政治委员的职责,而在当时,政治委员是有最后决定权的。这些年来,杨庭辉在明处,王兰田在暗处,两个人也可以说是老搭档了,让王兰田以副政委的身份行使政治委员
的权力,杨庭辉是比较放心的。平心而论,没能按部就班地当上政委,张普景并没有什么牢骚,这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即使是高官,也绝不可能有厚禄,这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事业,要当官享福,他就不来参加革命了。
他的平民生活经历使他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无产阶级,他对于革命的向往使他有理由认为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进的一员。他能够读书读到中学,得益于武汉铁路工人劳工总会,
他的父亲就是工人大罢工的领袖,是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的,他张普景是武汉铁路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抚养长大的。革命,在他的少年时期就是跳动在他血脉里的火苗,他既然是为革命而生,也必将为革命而死。他是满怀着一腔革命的热血参加了红军从而投身了革命,并被江淮军区和江淮分局作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派到凹凸山的。
可是,来到这里之后不久他就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像他理想的那样,这里的革命方式有问题。
部队也不像他想象得那样纯洁,前些日子配合刘汉英的队伍撤退,他带了一个中队守黄门集,仗还没打完,战士们就去商行扛东西,他差点儿没开枪毙人。显然,这支部队的纪律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
打从见到梁大牙那天起,张普景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同志。在张普景的心目中,像梁大牙这样的人,就算他参加八路了,他也是一个投机分子。梁大牙知道什么叫信仰吗?他有革命的理想吗?风马牛不相及嘛。在榆林寨初见梁大牙的时候,这个人的丑恶表演给张普景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那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让这样的人来革命,那革命成了什么了?
梁大牙的“换鞋事件”发生之后,张普景很不客气地向杨庭辉提出了批评,说:“那个梁大牙实在不像话,一个野汉子,没有纪律观念,没有阶级觉悟,这样的人跟鬼子打仗敢拼命,跟自己人也敢拼命,是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我们的队伍不能要这样的害群之马。”
杨庭辉却不以为然,说:“他刚刚加入队伍嘛,一个人的进步是有过程的。”
张普景说:“有问题就迁就,那我们的组织还有什么力量可言?老杨我实话跟你讲,我发现我们的队伍纪律很松弛,梁大牙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不改造好,对革命是有害的。”
杨庭辉说:“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造梁大牙他们,而是抗日。培养人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老张你不要急,还是得发挥他们的长处,慢慢来。”
尽管政治部目前只有四个人,但张普景作为主任,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要给干部们上政治课,要宣讲《共产党宣言》,要让干部们明白革命的性质、纲领和目标,要让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杜绝诸如强迫战士换鞋子之类的行为。
杨庭辉对张普景的工作并非不支持,但杨庭辉说:“老张你别忘记了,国民党叫我们是土八路,我们就是土八路。《共产党宣言》要讲,要长期讲,要永远讲。但是,还有一些小道理也要讲,讲了就管用。怎么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这些人都是种田的,你告诉他,到了共产主义,他就有田种了,不用租别人的田了,他就明白了。
日本人到中国来,掠夺我们的财富,杀害我们的兄弟,糟蹋我们的姐妹,这些实际的东西要多讲。培养信仰要靠长期工作,但激发仇恨很快就能见效。共同的利益可以使我们的部队团结一致,共同的仇恨也可以使我们的部队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是战斗力。”
张普景细细分析杨庭辉的话,虽然说得天衣无缝,但其实是告诉他,少讲理论,多讲实际,少谈主义信仰,多讲利害关系。张普景对杨庭辉的观点很不满意,说:“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觉悟是什么呢?把个人利益同信仰混为一体,甚至用低级的个人需要取代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是实用主义,甚至是机会主义。” 杨庭辉说:“凹凸山的革命还在低级阶段,我们应该有的放矢。你现在就跟梁大牙他们讲这个信仰那个主义,他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就不买你的账。你想让大家一夜之间就成为有思想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者,那是不可能的。革命的路很长,革命的思想只能一点一滴地灌输。不认识这个道理,就要走弯路。” 杨庭辉有这样的态度,张普景就有些灰心。是啊,跟梁大牙之流去谈什么理想信仰之类的东西,不就是对驴弹琴吗?看来只能这样了,凹凸山的革命也只好按这些土包子能够接受或者能够施展的方式进行了。
就在梁大牙和朱一刀在凹凸山南接受张普景“革命信仰”教育的时候,陈墨涵和韩秋云却进入到另外一个天地。
那天在庄子岭分手之后,韩秋云和陈墨涵一路辗转,等他们饥肠辘辘地赶到三岔渡口时,已是天色刚刚见亮的时分,这才发现渡口的桥板已经被拆掉了。
三岔渡口在二道河和漫流河的汇合处,也是河东河西河北三个方向往蓝桥埠赶集的必经之地。往日的这个时辰,河西岸总是挤满了人,有抱鹅挑菜的,有扛竹席子的,也有大姑娘小媳妇挎一篮鸡蛋到镇上卖了买盐扯花布的。五尺宽的木板桥不够用,往往还要加上王老三的渡船来回摆渡。可是眼下,这里却空空荡荡,只有一层薄薄的氤氲在河面上飘动。陈墨涵望着宽阔的河面,顿时感伤不已。一夜之间,物是人非,真是恍若梦幻俨然隔世了。
没有了桥,也没有了船,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望河兴叹,只见几只船顺流而下,船上的人见岸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便把船靠了过来。船上载的,是一些穿着黄衣裳的兵,起先看不真切,待看清楚了,陈墨涵的脸色就变白了——天啦,这是国民党的队伍。
“快跑——!”陈墨涵一把扯过韩秋云,撒腿就往河湾里跑。岂料在此紧要关头,韩秋云却筛了糠,两条腿好像是赘上了湿柴捆,死沉死沉地拖不动。
“站住,不要跑!再跑就开枪了!”
船上的人跳上岸来,一边追赶一边喊叫,还噼里啪啦地拉枪栓。韩秋云被陈墨涵拽得跌跌撞撞,脚下绊了一块石坎,嘴里惨叫一声娘,一头栽进河边的芦苇丛里。 黄军装们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腰里别着手枪的军官,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陈墨涵这当口心里也是噗噗乱跳,竭力保持表面镇静,打起精神回答:“东洋鬼子打进了蓝桥埠,我们两个是跑反的。”
“跑——反?”军官模样的人似乎不大相信,说:“蓝桥埠昨天都烧了,你们该往河东走,怎么走到这里啦?再往前走就是梅岭了,你们知道吗?”
陈墨涵见这几个官兵虽然严厉,但是还没有开枪的意思,稍微放了心,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了吧。 “我们就是要去梅岭。”
军官有些意外,问道:“梅岭住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你们知道么?”
陈墨涵坦然回答:“我的国文先生王兰田也在那里,我就是去找王先生的。”
正在说话之间,河中心的船上有人喊话:“张营长,团座让你把人带过来。”
军官模样的人一挥手,几个荷枪的士兵便拥过来,推推搡搡地押着陈墨涵和韩秋云上了一条大船。
功夫不大,一个士兵从船舱里钻出来,挑开了布帘,随后跟出来一个高挑个儿军官。军官戴大沿帽,穿毛料军服,约莫有三十多岁年纪,方正脸,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手上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
迈出舱门后,这位军官就不走了,一只手拇指卡在腰间的宽牛皮带上,另一只手五指并拢举在胸前,稍微分开两腿,很稳地站在不断摇晃的船板上,目光平平地上下移动,冷冰冰地看着陈墨涵和韩秋云。
这个军官的作派把陈墨涵镇住了。好家伙,真是一派将者风范啊。其实陈墨涵也知道,凹凸山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官儿就是上校团长刘汉英,想必就是眼前这位了。
陈墨涵猜对了,此人正是刘汉英。那位张营长上去报告:“团座,他们说是从蓝桥埠跑反出来的,要去梅岭。”
刘汉英“唔”了一声,把两个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冷冷地问道:“你们是要到梅岭去吗?”
陈墨涵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长官。”
“梅岭有你们的熟悉的人吗?”刘汉英又问,声音更冷了。
陈墨涵揣摸不透这位团长大人是个什么意思,只得如实回答:“我的国文先生王兰田在梅岭,我们有约在先。”
刘汉英取下手套,在手背上漫不经心地敲打了一会儿,又看了看陈墨涵和韩秋云,扭头对张营长吩咐:“拉远点——毙了。”
陈墨涵这一惊非同小可。两个大活人,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说毙了就毙了呢?
到梅岭投奔八路,也是参加抗日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毙了,不是草菅人命么?再转过脸去看韩秋云,早已经吓得脸色如土筛糠成团了。
尽管自己一条魂魄也已经吓飞了一大半,但是陈墨涵觉得在此生死关头不能坍下读书人的脊梁,于是提一股虚劲,斗起胆子说:“且——慢。敢问长官,我们犯了何罪?”
刘汉英说完话,本来已经准备进舱门了,听见陈墨涵的质问,转过身来,一只脚站在门里,一只脚站在门外,有点诧异地看了陈墨涵一眼,说:“噫——你好像还有点胆量?”
陈墨涵琢磨,事到如今反正是豁出去了,便挺了挺腰杆,一脸正气地说:“我们从军抗战无罪,毫无被杀道理。刘团长乃抗日军官,滥杀无辜必陷于不义,愧对国人的将是刘团长。我们虽死不耻,有何惧哉!”
刘汉英一怔,耸耸鼻子,像是在嗅着什么东西,随即笑了起来:“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秀才,不是庸才,看来是喝过红墨水的。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不是日军的奸细呢?” 陈墨涵不卑不亢地反问道:“长官又有什么依据说我们是日军的奸细呢?”
刘汉英的眉头跳了跳,揪着手套擦了几下手,又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军官,问道:“你们说呢,毙——还是不毙?”
这时候站出来一个独眼军官,挺了挺身板说:“团座,国难当头,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把这个秀才交给我吧。” 刘汉英沉吟片刻,挥了挥手说:“也好,让他到补充营里当一名学兵。但是,得严加防范,这个人的脑子里有点共产党的味道,一旦发现有不轨行为,就地枪毙。”
说完,又扭头对旁边一名身着戎装的女军官说:“既然不杀,那就都不杀,这个小女子交给你了,在战地服务队加一个名额。”
五天以后,刘汉英的七百人马在凹凸山北侧的舒霍埠汇齐了。有从水路来的,也有从山路来的,还有几十号人已经被日军俘虏了,就在拉出去活埋的路上,被杨庭辉的部队打了伏击,这几十号人也逃了回来。
舒霍埠是洛安州西南重镇,四周峰峦叠错,山谷溪流交汇,原始森林遍布,多年积累的树叶沤烂成泥,形同沼泽,阴森森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确是一块可供残兵败将休生养息的天
然妙地。长官部对刘汉英特别交待,日军自中国军队发起平型关战役以来,报复心切,其焰正炽。长官部要刘汉英注意保存实力,避敌锋芒,暂不出战。八路军捅的马蜂窝,让八路军去对付好了。国军宜在凹凸山站稳脚跟,扩大队伍。刘汉英的顶头上司师长方阜阳甚至断言,只要在凹凸山上有了三千队伍,日军没有上万兵力,断然不敢贸然进犯,向前推进也只能绕道而行。
这时候,刘汉英就不再是国军第二四六团团长了,在舒霍埠安稳营盘之后,他就一跃而成了国民革命军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少将旅长兼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刘汉英派出十几路人马,到周围十数个县境收罗散兵游勇,并且联络各县原政府公务人员,建立区乡保甲,抽丁征税。不到一个月,又补充了二千兵员,并在舒霍埠紫云观东边盖了一所速成学校。为了体现重视教育,刘汉英自兼校长,从凹凸山区近百个集镇选拔优秀男女少年前来就读,免费提供膳宿。这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向老百姓多征点捐税也就什么都有了。
从舒霍埠往西三十里,有一个乌龙集,从地形上看,是舒霍埠地区西部边缘。乌龙集南头有几幢灰墙灰瓦的大房子,原先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因为惧怕日军逼近,族长倚仗有钱,早已逃往西南。族人也少了许多规矩,祠堂基本闲着不用,刘汉英手下独眼军官的七十九大队便驻扎在这里。
几天之后,陈墨涵从老兵的嘴里知道,这个七十九大队原先并不是刘汉英的部队,而是前不久在东条山事变中被蒋文肇的部队击溃后收编过来的,本来是一个团的建制,团长就是那个救他一命的独眼军官石云彪。副团长名叫莫干山,是东条山事变主将、原第七十九军军长武培梅的贴身警卫。
在所谓的东条山事变中,由于蒋文肇等部队的大举围剿,武培梅和七十多名高级将领战死,一万多部队溃同流沙。石云彪和莫干山等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和一千多名弟兄的身家性命,最后放下了武器,由蒋文肇指令手下师长方阜阳负责整肃。后来因为日军向华东后方进逼,战事吃紧,方阜阳才把石云彪残部编入刘汉英团,降格为大队,石云彪降级当了大队长,莫干山当了副大队长。其余赵无妨、李三元、潘众兴等几个营长均降为中队长。
对于七十九大队以上经历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同蒋文肇、方阜阳和刘汉英等人的恩恩怨怨,新入戎马的陈墨涵自然不甚了了,他没有从石云彪等人的表情上看出半点蛛丝马迹和丝毫的不满和委屈。他们的脸色都是铁板一块,对他们的经历讳莫如深。陈墨涵从他们那里所领教的是对肉体和意志极尽鞭挞的训练。
这是晌午。太阳如同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球,无情地烤灼着山峦,无数尖利烫热的钢针穿透了没有云层的三伏天空,无遮无拦地扎进了学兵陈墨涵的肌肤,又将皮肤深处的水分一点一点地挤出来,堆积在毛孔的周围。大颗大颗的汗珠落在眼前的红沙地上。
身置此境,一向鄙视粗鲁而极其珍惜面子的陈墨涵也难保读书人的礼教了,常常在心里恨恨地骂娘。他娘的实在不是个滋味,真正是斯文扫地。
大队长过来了。
独眼大队长一步一顿,步伐沉稳有力,咄咄逼人。厚重的皮鞋在地面上踩出隆隆的声响,透过地皮,从一个地方渗到另一个地方,又从脚心传到陈墨涵的心肺处。
陈墨涵惧怕这节奏分明一声重过一声的脚步,他尤其厌恶跟在大队长身后的那条短腿的白毛狼狗。那狗吐着猩红的舌头,显然也是被炎热烤灼得心烦意乱,一双圆乎乎的小眼睛贼溜溜地东张西望,不时低下头,鼻子贴着地嗅来嗅去,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狗的毛躁好动同大队长的威严板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是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独眼大队长也是一身厚厚的军装,风纪扣一丝不苟,脚登一双货真价实的马靴,站在那儿,任凭汗水湿透全身,也定然纹丝不动。只要操练场上还有一个兵,大队长就不会离开操练场。
陈墨涵听老兵们说,大队长石云彪是北方人,出身军人世家,曾就读于磁县讲武堂,后来又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少年时自以为是军中骄子,必定能够成为栋梁之材,故骄矜自负,诸多同僚在他眼里如同草木。此公与人相处不苟言笑,笃奉守时、守信和苦读之军校精神,崇尚孔明之智,云长之忠,子龙之勇,翼德之猛,每战必定督部勇猛拼杀。前几年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日本先遣特务机关派出浪人潜入华北腹地制造事端,一个浪人团伙跟七十九军的一个营打起来了,石云彪时任连长,因防御阵地被敌突破,率残部同倭寇展开白刃格斗,左眼被倭寇的刀尖扎破,战后在医院里摘了眼珠子。
没有了左眼,剩下的那只右眼便格外精明,寒亮的眼珠子往往在几丈开外就能洞悉学兵陈墨涵的小把戏——譬如那双在肥大的军裤筒里稍微打弯的膝盖。
同独眼大队长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的,还有那只幽灵一般跟在石云彪身后的白狗。本来,有一个阴冷深沉的独眼大队长,就已经让学兵们心惊肉跳了,那只独眼防不胜防,再加上两只狗眼,学兵们绝对不敢半分偷懒了。那只狗像是受过专门的训练,既能揣摩主人的喜怒,也能窥伺学兵们的隐私,谁要是在训练中偷奸耍滑,或者是在向右转向后转转错了方向,或者是在开步走中走错了步子,它就会嗷的一声大叫,然后猛扑过去。
当真是狗仗人势。它并不咬人,它只是冲着你呜哇乱叫,你越是担心,它就越是叫得凶,直到石云彪把他的那只独眼调整过来,盯住了你的那只犯了错误的腿脚,它才会悻悻住嘴,得意地摇摇尾巴,蹭蹭主人的腿,一副得意洋洋邀功讨赏的样子。
往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有几个学兵曾经暗中发狠,要把这只可恶的狗弄到锅里去,但是,阴谋尚未实施便自动流产了——没有谁当真敢去翻独眼大队长的眼皮子。
这条狗不是一般的狗,它是很有来历的。知情的老兵说,它原来是七十九军军长武培梅夫人的宠物,在东条山事变中,武培梅将军曾经将一封密信绑在它的脖子上,它于枪林弹雨之中冲出重重包围,将密信送到舒独山,经由石云彪之手,呈交七十九军的创始人之一陈上将,从而为保存七十九军残部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这只狗是怎样回到七十九大队、并且成为石云彪主要助手之一的,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显然,这只狗是七十九军的重要功臣之一。武培梅将军既然身亡,那么它就将作为一个象征留在石云彪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段历史,一个魂灵,一种不屈的精神。
有着这样不凡历史的狗,谁敢下手?
在陈墨涵的印象中,石云彪的脸色永远是阴沉的,这张阴沉的脸也似乎永远晃动在七十九大队的训练场上。而惟有操课间隙,石云彪与狗独处时,那张阴沉的脸才会稍微放松,掠过一丝温情。那一短暂时刻的大队长,仿佛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会伸出坚硬的手臂怜爱地抚摸身边的狗。狗呢,此时也是极其乖顺,静卧在侧,歪起脑袋,目光里充溢着甜蜜的满足。
每当这个时候,陈墨涵又会蓦然心颤。他隐隐约约地觉得,那个貌似凶狠的大队长其实很可怜,甚至包括那只经常穷凶极恶的狗。
现在,陈墨涵面对的又是一张阴沉的脸。
石云彪一步一踱,慢腾腾地走到陈墨涵面前,低头打量他的双脚,再往上移动目光。陈墨涵感到有一只冰凉的大手滑过脚面,刮过脚髁,然后,在他的大腿和小腿之间的那块地方,石云彪的独眼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