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以后，军委工程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1960年11月将工程兵器材部并入后勤部，科学研究部与国防工程设计院合并，称科研设计院。又将特种工程指挥部改为工程部，并入解放军工程兵机关。1965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精简机关的要求，将工程部撤销，有关任务合并到工程兵司令部和科研设计院。调整后的工程兵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69年后，工程兵领导机关又进行过多次调整，精简人员，并调整三大总部下属机构。198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工程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工程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通过调整，更加适应诸兵种合同作战指挥的需要，加强对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工程兵部队的组建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国防工程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工程兵发展较快，到1952年中央军委批准在5年内建设40个工兵团。1953年9月，经军委批准，将全军工兵团按照工兵、舟桥、建筑3种专业加以区分整编。统一编制序列和区分性质任务，这对于加强专业训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有计划地装备和使用部队等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亦有利于工兵内部各种专业部队的建设。这是工兵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1959年11月，工程兵领导机关为适应大型国防工程和特种工程建设的需要，向军委、总参谋部提出增加定额，组建建筑师的建议。1960年至1962年，中央军委批准工程兵组建4个建筑师和1个工兵技术总队，批准武汉等9个军区各组建1个工程兵团。1964年和1965年，中央军委批准工程兵增加33万人。到1965年底，工程兵部队发展到4个建筑师、3个支队、19个工区、1个工程技术总队、114个团，共49万余人，工程保障能力有很大提高。1967年至1975年，工程兵根据任务的变化，逐步精简建筑部队，相应地发展了舟桥部队。中央军委根据全军国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外援工程相继完工的情况，决定抽调一批建筑部队用于加速重要国防工程建设，另将一批建筑部队改编为机动步兵或守备部队。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担负国防工业工程和民用机场、公路等修建任务的工程兵建筑部队移交基建工程兵。同时又新建一批舟桥团，并加强了舟桥团的装备。与1952年相比，一个舟桥团架设浮桥的能力提高了3倍。1976年至1985年，工程兵继续精简建筑部队，重点发展工兵和舟桥部队，相应发展伪装和野战给水工程部队。10年内工兵团增加2.5倍。1982年新组建特种舟桥部队，标志着工程兵已具有克服特大江河障碍的能力。1985年编制体制改革中加强了队属工兵，除部分工兵部队归军区和总部建制领导外，大部分工兵部队编入了集团军。经过改革，基本实现了编组专业化、行动摩托化、工程作业机械化，有效地提高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快速完成筑路架桥、构筑工事、设置和排队障碍物、实施伪装、构筑给水站等任务的能力。
工程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士榘、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黄志勇、谭甫仁、李真、王六生。
七、军中顺风耳--通信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是担负通信任务的兵种，包括通信、通信工程等部队。
通信兵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随人民军队的成长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通信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央军委十分重视通信兵的建设。通信兵部机关和部队的编制体制、隶属关系等曾多次变动，通信装备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通信保障能力日益增强。1950年5月，军委作战部第三局改称军队通信兵部，王诤任部长，刘寅任政治委员兼副部长。1951年2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各军区成立通信团。到1953年，各军区和军委通信部先后组建了通信团。1954年将军委通信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1954年3月，通信部队统一整编，又组建了若干个通信团、独立通信营，并将总部、各军区、各特种兵的直属通信勤务部队统一命名为各级通信枢纽部。这一时期，野战通信团各营由单一的专业分队编成。这种编组虽便于平时管理和组织训练，但执行任务时需要临时抽组通信枢纽，不便于战时的组织指挥。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作为兵种来建设，履行兵种领导机构职能，通信业务工作仍属总参谋部领导，王诤任通信兵主任，朱明任通信兵政治委员。1959年3月国防部决定将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仍行使兵种领导机关职权。50年代，为了发展通信兵部队，通信学校迅速发展，先后组建了10所通信院校。1961年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1975年3月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
通信兵部队的发展。通信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保障了作战指挥，为赢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1月，通信兵部队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精神，进行了整编，实行了平时编制。大量减少非技术兵员。从1958年9月起，随着通信任务的增多，通信兵部队也逐步增加。到1961年底，军委直属的通信兵部队有通信、通信工程、无线电接力及通信总站等部队。1964年以后又有几个军区组建通信团。1965年8月，为加强对直属通信工程部队和通信工程施工的领导和管理，组建了通信工程指挥部。在此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随着固定通信台（站）的进一步发展，相继组建了通信总站、分站。在这期间，野战通信团的编制体制也进行了调整，战备值班营编有各种专业分队，可开设通信枢纽。1971年1月以后，为加强对新建长途地下电缆的维护管理，重点发展了固定通信部队和总部、军区的通信总站，组建了军用卫星通信地球站。野战通信团调整为包括通信枢纽各要素的联合体，其下属的营都能开设完备的指挥所通信枢纽，便于执行战斗任务。1985年通信兵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撤销了部分通信团，新建了指挥自动化工程站，各军区的通信总站也根据军区的调整作了相应的调整，使通信兵部队的组织编制更能适应军事通信的需要。目前，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大通路载波设备、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程控电话交换设备、数字通信、散射通信、光纤通信以及卫星通信等都已相继建成使用，基本形成了以统帅部为中心、固定通信设施与野战装备相结合、有线电与无线电相结合、多种通信手段并用的独立的国防通信网络。通信容量显著增加，通信台站遍布全国，保障了通信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可靠性。通信联络达到了“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的要求。通信兵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的指挥，在作战、战备、训练、科研、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通信兵先后任主任（部长）的有：王诤、江文、周世忠，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朱明、黄文明、陈鹤桥。
八、年轻兵种--防化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是担负防化保障任务的兵种，包括防化（观测、侦察、洗消）、喷火发烟等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着手军兵种建设。为适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需要，50年代初，在解放战争后期组建的少量防化分队的基础上，相继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防化部门和防化部队。1955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防化学兵部。1956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部”，为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部，张遒更任部长。1957年5月，军委决定防化学部作为兵种来建设，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任命萧学林为政治委员。此时，防化学兵部机关设司令部、政委办公室、干部部、器材部。195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增设科学技术研究处。1960年10月对机关部门的编制作了较大的调整，设司令部、政治部、科学研究部、器材部，干部部并入政治部，后又增设后勤处。1961年1月军委又决定，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器材部、后勤部。1962年器材部并入后勤部。至此，防化学兵部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6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学部，成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防化学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1978年5月，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部。新时期，防化兵进一步加强了现代化建设。
防化兵部队的组建发展。1950年12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学校，为全军培训防化干部。从1951年开始组建防化分队并相继建立起各级防化部门和防化部队。陆军军、师、团设防化学主任，营设防化指导员；师编防化连，团编防化排；空军、海军在各场站，基地设立防化部门和防化分队。1955年4月军委决定，在部分军区和志愿军中组建防化营。从1959年开始，先后组建了一批防化兵部队。1960年以后，总参防化学兵部和部分军区先后组建防化团；全军防化部门和队属防化分队同时得到较大调整和完善，初步形成以专业兵保障为骨干的核、化学、生物武器防护体系。1962年2月至4月，中央军委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的建议，确定了整编方针和编制原则，制定了新的编制装备方案，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会后，全军各部队根据会议精神进行整编。防化兵保留了营、团建制，在编成上增加防化侦察分队，减少了洗消、地面消毒和服装消毒分队，撤销了发烟分队。1976年5月，总参谋部又根据防化兵部队参加核武器效应试验取得的经验，改进了防化兵部队的编制，防化分队实行混合编组；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队直属的防化团增编了观察队、工程防护队、轮训队；防化兵部队增编了观测分队，充实了装备器材，防化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78年以后，防化兵部队本着减少兵员、保留骨干、充实装备的精神，编制又进行了调整，从而形成了适应防化部队特点的编制体制。防化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在教育训练方面，初步形成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4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防化干部素质得到提高；防化专业部队、分队的保障技能和合成军队整体防护能力的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防化装备方面，陆军主要防化装备品种配套，形成系列；防化专业部队、分队拥有一定数量的自动化程度较高、适于机动作战的装备；部队群众性的自侦、自防、自消、自救手段趋于完善；空军、海军有了适合自身特色的专用防化装备。在防化保障方面，拓宽了新领域，建立了战区核观测监测报知网、配套国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防化设施，组建民兵、预备役防化兵和人防防化专业队伍，开展核、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此外，50年代还组建了防空军、公安军、铁道兵，1966年还组建了基建工程兵。防空军1957年5月与空军合并；公安军领导机关及番号于1957年9月撤销，部队分别交省军区和地方公安系统；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于1984年领导机关撤销，部队转交地方。
九、金色盾牌--人民武警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卷，有一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立下不朽功勋的部队，这就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完成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以执行内卫任务。于是，1950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陆军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下属22个公安师和4所公安部队学校，公安部队负责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后，公安部队的建制和隶属关系，先后经过8次变动，名称也多次改变。一共采取了五种形式：一是属军队建制，由军委领导；二是属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领导；三是分别领导，专区、县以下公安部队归公安机关，省以上公安部队归公安军；四是双重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部队建设方面受军委和总部领导，建制仍属公安机关；五是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第五种是1966年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制度，使军警不分，职责不明。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后，经中央同意，将原来由县、市公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地方部队的仍交给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之后，通过1980年、1982年的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将人民解放军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以及外国使馆的任务和担任这些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装警察部队的重新组建，适应了公安部队的性质和特点，理顺了领导关系。新时期对中国武装力量体制的重新调整，确定实行由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国家武装力量体制，这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继承和重要发展。
1983年4月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成立。李刚任司令员，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何鸿业，副政治委员娄殿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振军，参谋长张永堂。尔后，各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师级）、各地（市、州、盟）的武警支队（团级）、各县（市、旗）的武警大队（营级）相续成立。从此，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其任务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内卫部队；第二类，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第三类，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双重领导的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部执勤任务的部队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警察、边防警察和消防警察统一组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担负国家安全的内卫任务的武装组织。其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隶属公安系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从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结合本部队的特点进行建设。建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武警部队的主体是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和消防部队。内卫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警卫党政机关和外国使（领）馆；守卫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科研机构等重要目标；守护重要桥梁、隧道；担负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犯管教所的外围武装看押任务和押解罪犯，追捕逃犯；对大中城市和特定地区实施治安巡查警戒；应付各种紧急重大情况，如防暴、维护治安。边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负责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在对外开放的港口、机场、国境车站和孔道以及特许的进出口岸，对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实施边防检查；对国际国内航班飞机乘客及其携带物品实施安全检查；在领海线内实施海上巡逻。消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安全防火常识，协助有关单位采取防火措施，搞好消防监督和检查，扑救火灾，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武装警察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外，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业务领导；武警林业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原则。人民武警部队实行党委制。各级武警部队党委受同级公安部门党组、党委的领导，同时接受上级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委的领导。这样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适应了武警部队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履行职能。
武警部队的组建，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和使用更加合理，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功能更能充分发挥，对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武警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防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把担负内部保卫任务的部队从解放军中单独划出来，既减少了军队的编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发展军事高科技，又减少了非作战的任务；其二，把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单独列编，可以根据其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在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其三，军警分开，各司其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有利于处置带政治色彩的动乱、骚乱、暴乱，能够更好地争取外交主动，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武警部队的建设，在1997年精简整编中武警部队又得到了新的加强。目前，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正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努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落实江泽民“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指示而努力奋斗。
武警部队组建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不断成长发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全体武警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完成了各种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等任务，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武警部队担负了首都及全国各重要城市的治安和中央、各地党政机关及外国使馆、外宾住所等警卫任务；执行了节日、集会、外宾访问参观的临时警卫任务；守卫了重要的政治目标和战略设施；守护了全国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护送了大批战备物资；协助公安部门完成看押、看守犯人和城市武装巡逻等大量的任务。在这些工作中，广大武警指战员始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保证了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全，有效地打击了犯罪活动。仅1983年到1990年，武警部队圆满完成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重要会议、大型体育比赛等警卫任务9.3万多次，使用兵力296万人次。在举世瞩目的第11届亚运会期间，武警部队出动2.2万人，圆满完成了亚运会各比赛场馆、人员住所、全部赛事和一些重要的警卫任务，保证了亚运会的顺利进行。1988年以来，武警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门紧密配合，成功地平息了拉萨骚乱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全，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武警边防部队还担负了边境管理和边防检查任务。通过侦察、警戒及出入境检查，拘捕了一批非法越境分子，协助地方处理了繁杂的边境事务，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治安。近年来，武警部队共处置突发事件数千起，配合各地公安机关处置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在完成各项执勤任务的同时，武警部队还在抢险救灾、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武警黄金部队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732座山川，为国家提交黄金储量729吨，生产黄金20万两。武警森林部队保卫着祖国5870多万公顷的森林和草原。10年来共扑灭森林（草原）火灾3000余起，为国家挽回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武警水电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大亚湾核电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广西天生桥电站等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在全国各地建成水电站20多座，总装机容量达514万千瓦。武警交通部队以敢啃“硬骨头”著称，参与修建了青藏、川藏、秦岭、中巴、中印等几十条公路干线和100多座桥梁，为神州大地编织出壮美“经纬”。为了确保京九铁路、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驻铁路沿线的武警部队出动官兵10万以上人次，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处置各种妨碍铁路运行安全的事件，为京九、京广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保障。为了给各地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武警部队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创建文明安全村镇、街道、居民区，到目前为止，武警部队共建点已发展到11000多个，其中69%被评为县（市）以上文明单位。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武警官兵。在张北地震、那曲雪灾，云南、内蒙古森林大火，长江、嫩江、松花江特大洪灾面前，武警部队广大官兵以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锋在前，为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先后任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有：李刚、李连秀、周玉书、巴中倓、杨国屏、吴双战，先后任第一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的有：赵苍壁（兼）、刘复之（兼）、阮崇武（兼）、王芳（兼）、陶驷驹（兼）、李振军、张秀夫、徐寿增、张树田、贾春旺、徐永清。
第四卷 战略追击扫残军
一、毛泽东恢弘的战略部署
1949年夏，渡江战役以后，国民党还剩下在大陆的两个主要战略集团：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正准备分别向西南各省和华南边远省份撤退。此时，国民党还占据西北和南方16个省，总兵力约150万人，分布于新疆至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但是，残存的这100多万军队，已失去了统一组织抵抗的能力，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这时，蒋介石仍梦想，利用准备退往西南的胡宗南集团和退踞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凭借该地区之地形险要、物产丰富、回旋余地大等有利因素，以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还作了第二种打算，那就是一旦上述美梦破产，则退往云贵，或利用漫长的海岸线、国境线逃亡国外。为实现其美梦，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在战略上尽量收缩兵力，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和解放军决战。
退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约40余万人，有湘西、湘南的白崇禧集团约20万人，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约12万人，鄂西、湘西北的宋希濂集团约10万人。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队，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蒋介石打算依靠这些力量，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区，与解放军“持久作战”，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然后与驻台湾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实施反攻。蒋的另一手是，待迫不得已时，则向康、滇退却，或逃窜国外。
为粉碎蒋介石企图盘踞西南，借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迷梦，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即制定了作战方针和进行了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他从这一科学推断出发，并根据蒋介石收缩兵力，力避与我决战，向边远省份逃跑的企图，于1949年5月23日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在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7月16日，毛泽东指出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等中南的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针：“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以后，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对中南、西南的国民党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即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方，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在战役上，选择国民党军薄弱的中南地区，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其海上逃路，然后歼灭胡宗南等部。另对西北和华东沿海岛屿及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则采取多路追击、分割围歼的作战方针。
为实现其上述作战方针，毛泽东主席对渡江战役后的进军问题即提出了完善的战略部署：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18兵团）则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区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川、黔、康三省（7月16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确定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并经营川、黔、滇、康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同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
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于5月28日发出指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扰乱。”
为了不给国民党残余军队以喘息机会，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进军方针与预定部署，即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进军，日夜兼程，以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开始了“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①，继续实施战略追击。
二、林彪挥师驰中南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第四野战军在第二野战军的配合下，继续向中南进军，追歼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部。为迅速歼灭中南之敌，军委决定集中第四野战军主力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第5兵团共6个兵团50多万人，由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统一指挥，组织东、西、中3路大军向国民党“湘粤联合防线”展开突击，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远距离包围。进军中南的3路大军克服各种困难，按计划进占战役集结位置，作战装备就绪后，各兵团向中南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的攻势。
向中南进军的部队遵照军委的决定，于1949年9、10月间举行了衡宝战役。这次战役自1949年9月13日开始，至10月16日胜利结束，历时33天，歼灭白崇禧集团4个精锐师和宋希濂集团一部共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广大地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部和进军大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西路军发起衡宝战役的同时，东路军自赣南挥戈南下，发起了广东战役。这次战役从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历时34天，共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生俘4.2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17人，给余汉谋集团以歼灭性打击，解放了广东大陆，为解放广西和海南岛创造了条件。进军中南的部队在衡宝、广东战役结束后，在华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1949年11月6日至12月14日，举行了广西战役。历时39天的广西战役获重大战绩，共歼敌17.29万人，其中俘虏16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78人）。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及余汉谋集团余部，解放了广西省全境及广东雷州半岛。
海南岛战役，从1950年3月初开始，至5月初结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琼崖纵队的积极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这次战役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在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和世界现代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和部分炮兵部队，在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的指挥下，对盘踞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这次战役从5月25日开始到8月4日结束，历时71天。共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万山群岛战役是军队在50年代初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又一光辉战例。
三、王震率兵进驻新疆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给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布置任务，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9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遵照军委决定，命令第1兵团第2、第6军执行进军新疆的任务。
当时，中央和军委考虑陶峙岳、包尔汉起义后，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亟待接防，有7万多人的起义部队需改编。于是决定进疆部队火速挺进新疆。10月初，彭德怀到酒泉与王震一起拟定了进军新疆的方案，决定进疆部队主力于10月开始进军，第二年3月底以前完成接防和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
进疆部队在王震等首长的指挥下，经过充分准备，于10月间，以空运、车运和徒步的方式同时向新疆开进。战车第5团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队，7月31日从天津出发，9月到西北战场参战，10月上旬西出玉门关，10月20日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行程4000余公里。第1兵团在大力筹措陆地运输的同时，积极组织空中运输。由苏联民航派遣30架（实际为40架）运输机，从酒泉运送1.4万名进疆部队指战员到达迪化市。10月10日先遣人员乘坐第一架运输机抵达迪化，建立空运指挥机构，11月6日王震率第1兵团指挥部从酒泉飞抵迪化。这次空运累计出动飞机700余架次，没发生任何事故，苏联民航机组人员为军队进疆做出了贡献。徒步行军的部队于10月上旬先后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向新疆开进，广大指战员吃大苦，耐大劳，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行程1000多公里，胜利抵达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部边沿城镇。
正当军队向新疆急速开进时，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极少数特务和反动分子发动骚乱，破坏治安，危害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保卫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保障进军任务的圆满完成，进疆部队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平息了骚乱。
在新疆民族军的接应下，进疆部队至1950年3月底，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四、刘邓大军挺进西南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第二野战军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于1949年11月开始，向西南进军。
进军川黔作战的第一仗，一举突破宋希濂“川湘鄂边防线”，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同时，直插贵阳，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整个防御部署。之后，主力部队继续北上，进击川南，于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各部队乘胜前进，12月27日取得了成都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妄图背靠康滇、盘踞川西负隅顽抗的计划彻底破产。1950年初在滇南战役中，连续征战50余天，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打破了以汤尧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妄图建立“反共基地”的美梦。1950年3月，西昌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残部1万余人，解放了西昌地区18座县城，清除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据点。
至此进军西南，经过突入川黔的作战和成都、滇南、西昌等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连同地方武装约90万人（其中起义40余万人、投诚1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大部（西康省1995年撤销并入四川），以及与西南诸省毗邻的湖南、湖北、陕西、甘肃4省的50余座县城。进军西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西南为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遵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西南军区第18军、第14军一部和大批筑路工程部队、后勤运输部队以及西北军区一部，在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从1950年1月开始，进行艰苦紧张的进军西藏准备工作。同年10月，进藏部队通过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进军西藏的道路。1951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并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团谈判。4月29日至5月2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8、9月间，进藏部队依据《协议》，从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多路向西藏和平进军，经过四五个月的长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难，于12月1日前，进驻西藏地区，胜利完成了解放西藏的历史使命。12月20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军队进军西藏的胜利，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完成全国解放事业的历史性壮举，也是我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保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粉碎了国内外敌人妄图侵略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
五、解放闽浙沿海岛屿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奉命率部于1949年8月下旬取得福州战役胜利后，又于9月中旬发起漳厦战役，这是在福建漳州、厦门、金门地区举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战役从9月19日起到10月28日结束，参战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军近5万人，解放了闽南大陆和厦门、大嶝、小嶝等沿海岛屿。
1949年8月中旬，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发起舟山战役，到1950年5月中旬解放了整个岛屿。此次战役从1949年7月开始准备，到第二年5月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近万人。7月上旬，第三野战军又以淞沪警备区一部兵力解放了舟山群岛以北的嵊泗列岛、崎岖列岛。
在此期间，还解放了渤海湾之长山列岛、闽南之东山岛，歼敌3500余人。闽南大陆和华东沿海一些岛屿的解放，对于巩固海防和保卫华东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12月，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展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追歼国民党残军、统一祖国大陆的任务，解放了福建、新疆、广东、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和海南、舟山、万山等岛屿，共歼灭国民党军200余万人。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外，全国均告解放。
六、战略战术创新
战略战术是指导战争、战役和战斗的方法与原则。能否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决定战争、战役和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中国22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吸取古今中外战略战术的精华，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对残存在大陆的上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包围、迂回、打歼灭战的理论。
战略追击中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战术
1949年初，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基本瓦解，残存在长江以南的各个集团，已穷途末路，惶恐不安，其整个军事机器完全丧失统一指挥和组织抵抗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此，人民解放军以空前的规模向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全面进军。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之后，溃退到中南、西南的国民党正规军，主力只剩下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竭力避免与解放军决战，企图保住老本，盘踞一方，期待转机，卷土重来。于是，他们仓促布防，企图以空间换取时间，实现他们的如意算盘。如此之着不成，他们则准备退往云贵，或分别从海上、陆上逃走。对于这样的作战对象，如果采取从后面突击和尾后猛追的打法，就不仅不能将其全歼，而且有可能使其迅速逃走。为此，毛泽东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时指出：白崇禧“非万不得已还决不会和我作战”，对白部的作战方法，“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尔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这些部署和决断，形成了战略追击的完整作战方针。
第二，第四野战军创造性地运用遵照上述方针，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战术，首先抢占敌后方，迫敌最后在内线和解放军决战，将敌歼灭。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对白部采取了远距离迂回方法和分3路进击的作战布势：西路兵团经湘北的常德、湘西的沅陵下芷江，封闭白部逃向云贵的通道，协同东路兵团对其实施迂回、包围；东路兵团由赣南出粤北的韶关，进而夺取广州，从南面切断其以雷州半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尔后进入广西境内，与主力兵团一道，围歼白崇禧集团；北路兵团先示形于对方，牵制白部，待东、西两部兵团进入广西境内，构成钳击态势时，即沿湘桂铁路向白部发起进攻，配合主力作战。经过衡宝、广东两战役，相继切断白崇禧集团西向云贵、南向中越边境和海上逃跑的道路，达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外围的解放军部队作了一系列佯动，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亦于北线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在此情况下，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南西由苏、皖、赣入湘西，尔后以大迂回动作，分别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并割裂了白、胡两大集团的联系，迫使胡宗南集团在茫然中争相撤退四川腹地。接着，第二野战军又迂回到成都以西，堵死了胡宗南集团向西退入西康的道路，与向南推进的北线兵团一起，达成了对胡宗南集团四面合围战役态势。这样，两大作战方向上各个战役兵团的作战行动，组成为始终围绕总的战略意图的一个有机整体，使国民党军队最后残存的两大集团，完全失去战场行动自由，不可解脱地步入被围歼的境地。经过相继发动的广西、成都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赖以在大陆作最后挣扎的全部军事力量。共歼灭120余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的全部战略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