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追击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深刻地分析了敌情，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战略上的大迂回动作，达成了对国民党军大包围、大歼灭的目的。这就首次把迂回、包围，由战术、战役的范围，扩大到了战略的范围，并创造性地把近距离的迂回包围，发展到跨越数千里地域的远距离包围。这是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战略追击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作战指导原则的一个重大发展。
渡海攻岛作战中战略战术
在沿海渡海登陆作战中，灵活机动地运用近战、夜战的方法和集中兵力打小歼灭战的战术原则，赢得了登陆海南岛等攻岛作战的伟大胜利，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在分别向西北、中南和西南大举进军的同时，进行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登陆作战。参战部队针对国民党军所占岛屿设防与守备的不同情况，从自己的武器装备、运载能力等具体条件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利用夜暗进行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渡海登陆作战中，先后进行了漳厦战役、海南岛战役、舟山群岛战役、万山群岛战役，取得了以单一陆军实施渡海登陆的经验。
最初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作战，是在只有单一陆军的条件下实施的。当时，既缺乏现代渡海工具和空中、海上掩护以及远程炮火支援的能力，又不熟悉海情水性，没有渡海作战的技能和经验。而占岛的国民党军既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又依恃岛上坚固阵地工事，建立了完整的岛屿防御体系。对这一新的作战对象，不能照搬过去大陆攻坚战术，而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作战规律，解决运载工具，在敌人火力下航渡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等关键问题。为此，担负渡海登陆作战的部队，把立足现有装备、积极充分准备、稳扎稳打和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作为其行动方针。根据岛屿的距离、滩头条件和布防情况等，进行艰苦紧张的临战准备。即做好渡海物资器材和战术技术准备，进行摸索演练，研究制定编队、渡海和登岛作战的详细方案。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和近战夜战的方法，实施渡海登陆作战。以船作为基本战术单位，航渡时依建制成后三角队形，在两翼配置火力船队护航掩护渡海登岛。根据多数岛屿幅员狭小，地形起伏，守军多点守备，有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不便用大部队机动作战的特点，登岛部队采取先击弱敌、后打强敌、逐点围歼的战法，以连、营或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大胆向守军侧后穿插，或分进合击，打小歼灭战。当遇到守军的支撑点火力和坚固工事时，则充分发挥连排的独立作战能力和随伴火炮与炸药、手榴弹的威力，把以往大陆作战中运用自如的分割、包围和打、炸、阻等战术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守军既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又孤立无援，被各个击破。解放厦门岛、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实践证明，这种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对于海岛作战十分有效。在历次渡海登陆作战中，使用自己改装的“土炮艇”组成护航队，运用近战歼敌的打法，以土制洋，以小胜大，曾经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艇多艘，发挥了巨大威力。以木船为航渡工具而实施攻岛作战，这是解放军战争史上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也是一奇迹。
第五卷 热血铸固新政权
一、城市军事管制
新的考验
1949年，相继解放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大破坏，使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一座座城市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特务，反动的党团组织和大批的散兵游勇、盗匪、流氓、银元贩子到处为非作歹。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还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还有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如：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也往往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金融投机活动猖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等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时，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破坏和捣乱，好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人心惶惶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一是过去对解放区周围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边打边接，边接边交，战斗任务结束，部队即撤出城外，现在是既打又管，有的还要长期参加警备和建设，缺乏经验；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一进城，当务之急就要先抓好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农村；三是阶级状况复杂，还有一套庞杂的反动官僚机构，处理安置政策性很强；四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敌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斗争的手段更为复杂；五是将会遇到过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问题，这就需要按政策处理好外国侨民和外交机构问题，等等。
军管制度的确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全国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如何收管好这些城市，如何搞好这一战略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几乎是毫无经验而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施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文件提出了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一、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六、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八、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九、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军总部相继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对军管的性质、任务、方式、期限等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军事管制制度不断完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从此，军事管制制度以临时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军事管制制度，产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敌人的军事集团已被消灭，但残存的武装力量如特务、匪徒和持枪的散兵游勇还大批地存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人民的政权还没有系统地建立，尤其是革命的法庭、警察等专政工具还不健全。在这种非常的特殊时期，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就势在必然。所以，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管制的经验中指出：新解放的城市，成立军管会，执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
军管会的优越性有：第一，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种武装的集团，才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慑，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摧毁国民党政权，把城市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第二，军事管制又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它既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对人民实行民主。军管会的许多干部同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员。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双重任务的完成正是新解放城市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只有解放军的军管会才能担负这种双重的使命。第三，军管会作为初级的过渡性的政权形式，还具有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正如1948年11月《中央对新解放大中城市管制经验的通报》中指出的：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一方面可成立委任式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实行之。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行之不便需修改或废弃者，可以军管会命令改变或取消之；行之取得经验而须改进者，或即以军管会命令加以补充，或留待将来在法令上改进。
不久，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根据工作需要，军管会下设若干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步骤是：解放一个城市就接管一个城市；中央直辖市和重要的大城市的军管会领导人由中央和军委直接任命；省会城市及腹心地区和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市，都由所在各省、专区的兵团、军负责接管；其他中、小城市，则由驻该地区的师、团进行接管；各省会、专区市均成立军管会，由所在的兵团、军的主要领导，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城市接管工作均由军管会负责组织实施。
由于军管会对新解放的城市担负着紧急接管任务，因此往往在解放城市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开始了该城市的军管会的组成人选和筹划工作。如北平市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1948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了叶剑英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1948年12月中央和军委就任命了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在总结上海市军管会工作时说：我们在部署渡江解放宁沪时，即已着手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从事专门研究。由于军管任务之重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管会领导人的选任高度重视，军管会主任都是任命驻军的第一把手或重要军事领导人担任。如：南京市军管会，先是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尔后，粟裕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上海市军管会，陈毅任主任兼市长，粟裕任副主任；杭州军管会，谭友林任主任；西安市军管会，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北平市军管会，先是叶剑英任主任兼市长，尔后是聂荣臻任市长兼主任；太原市军管会，徐向前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任副主任；天津市军管会，黄克诚任主任，黄敬任市长兼副主任（后黄敬任主任）；武汉市军管会，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张平化任第二副主任；南昌市军管会，陈正人任主任；长沙市军管会，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福州市军管会，韦国清任主任；广州市军管会，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桂林市军管会，陈漫远任主任，何伟、钟伟任副主任；贵阳市军管会，苏振华任主任，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重庆市军管会，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任副主任；昆明市军管会，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兰州市军管会，张宗逊兼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西宁市军管会，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
由于接收和管理城市，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一个新任务，所以执行接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前普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根据陈云1948年11月在东北率领4000名干部接管几个大城市，特别是他担任沈阳市军管会主任，接管沈阳市的经验，军管会入城前，充分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搞好城市的接管工作，第一书记彭德怀和第二书记贺龙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即商量：由贺龙专门前往东北取经，学习东北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经验。贺龙在就任西安市军管会主任之前，专程前往东北一趟。入城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组织准备和思想政治动员。担任军管会的干部，挑选比较精明强干的干部，政治上、政策上等诸方面均较全面。为使干部懂得城市接管的重大意义，各部队军管会组建后，都十分注重抓好担负城市接管干部的思想工作。如北平市，早在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即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他们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按照党中央的通知，从各地抽调的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先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市委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接管北平，意义十分重大。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叶剑英对进城初期的主要任务作了简练的概括，这些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动员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迅速恢复生产。他特别告诫大家：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影响，防止少数人腐化堕落。12月下旬，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叶剑英和彭真又利用解放军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训练接管干部，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对全国形势与和平解放北平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军管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纪律。叶剑英给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势力，特别是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武力解决，一是通过和平谈判，将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消灭反革命军队是要消灭作为四大家族支柱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把他们个个杀掉。因此，用和平谈判、和平改编的方法，解决反动军队，一样可以达到消灭反动势力的目的，这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一致的。
熟悉城市情况。中共中央在转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各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按系统整套接收。西北局早在西安解放的前3个月，就开始了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西安市的各种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接管的各种条令、条例等。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提前20多天集中在丹阳集训。各部队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中共地下组织调查的和城市居民提供的有关城市的各种材料，如历史沿革、工商业和金融情况、国民党党政军机构设置、教育文化机构、物资储存，以及民情风俗、文物古迹等材料，收集整理出来，印发给干部战士阅读、讨论。
政策集训。各部队为把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同每个城市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办集训班，研究和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比如，如何对待国民党政权机构及其成员，管理市场、货币等，一项一项研究，制定出具体政策和措施。通过这样的集训，使干部掌握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各项政策，也使少数干部克服了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加强了请示报告；克服了急躁情绪，避免了把农村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机械地搬到城市中来。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前夕，对凡能想到的涉及政策的各种问题，都作了周密的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对如何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人民政府挂什么牌子、如何颁布政府法令、怎样清除垃圾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就连进城后怎样使用抽水马桶、开关电灯、乘坐电梯等，都派专人上课。一次，仅仅为了讲解保管城市档案的目的和意义，陈毅就给接管干部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
纪律教育。部队良好的入城纪律，对于稳定人心、打开局面起着很好的作用。所以各部队在入城之前，普遍都制定了《入城守则》、《城市生活注意事项》等规定，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如华东局对接管江南城市的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提出必须坚决遵守10项入城守则：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配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逮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方法。禁止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内的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或练习射击时，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众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资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入城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必须做好适当准备，才能进城。如入上海市时，1949年4月30日，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党军队未作适当准备草率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慎重、缓进”的方针。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1949年5月26日晚，上海市即将全部解放之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丹阳向上海市开进，顺利进入上海市。
接管城市的方式
各部队根据收复城市的不同方式和城市的大小等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接收方法。其基本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对以战斗方式解放的城市，迅速成立军管会，并力求尽快完成以下任务：肃清一切残敌和散兵游勇，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没收官僚资本，收缴一切违禁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建立工会、学生会和青年、妇女组织，作为城市人民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第二种，凡是以北平或绥远方式和平解放的城市，可按我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原则协议，协商具体办法，在适当时机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系统的接管，尔后再按政策要求建立政权。如：云南的昆明市1950年3月成立军管会时，经协商，吸收了三名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参加，他们是：曾恕怀（原昆明市市长）、安恩溥（原云南省民政厅厅长）、谢崇文（原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军管会十分重视团结起义人员。军管会主任陈赓要求接交人员都要“破除成见，不算老账，加强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员要“真正以民主的态度，和各界人士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部队严格遵守纪律，不能擅自进城或接收起义部队，特别要防止因对敌有仇恨情绪，而忽视统一战线和团结改造的政策。
第三种，因军事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逃跑放弃的中、小城市，在地方干部尚未跟上、政权一时难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及时支援前线，则采取解放军派出少数代表任专员，监督原政权人员令其为完成一定任务而暂时工作，或协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联合地方有影响的开明士绅，组成解放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先展开必要的工作，待后接管。如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在川东就采取这种方式，在有的专区解放军只派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懂政策的人去担任，仍能照常工作。
卓著的成效
军管会是城市实现新旧政权顺利过渡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机构，在城市解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直接担负起接收和管理城市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军队完成了对沈阳、济南、北京、上海、天津、太原、西安、武汉、福州、广州、南昌、长沙、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西宁、兰州等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接管的同时，还抽出了一部分部队到各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由于各级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接管城市的工作。军管会所担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迅速镇压反革命活动，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城市刚接管时，国民党残余势力趁机进行猖狂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抢劫，有的收编建立反动武装，有的纵火投毒进行暗杀活动，有的伪装成军管人员接管财物，还有的行凶作恶，制造混乱。各地军管会入城之初，当即命令：摧毁一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机构和反动党团、特务组织，收复并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从重从快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据此各地军管会迅速采取措施，认真履行对反动派的专政职能，肃清一切进行武装反抗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人员，镇压一切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管制少数反动骨干分子，逮捕战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违禁品等。
如：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提出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接着，陆续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以及“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和通知。在发布这一系列布告和通告的同时，他和彭真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肃清暗藏的敌特，捕捉劫盗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同时，开展号召反动党团人员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活动。到1949年秋仅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月里，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49万余个，拆除碉堡1.8万余座，收容散兵游勇2.2万余人（内军官2739人），逮捕特务、盗匪共427人，其中判处死刑者13人。天津市军管会在短期内就破获了重要特务组织40多个，逮捕首要特务分子306人。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面前，各城市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纷纷自首登记。军管会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了管制，并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和国民党官僚，各地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军管会坚决贯彻这一指示，由军管会军法处和已建立的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有关反革命案件。其中，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审理的1950年国庆炮击天安门检阅台阴谋案，影响最大。
第二，迅速接管政权和物资财产。入城以后，军管会的首要工作是迅速把领导权夺过来，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构。保证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顺利过渡，减少在通常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的大的破坏。各军管会对政权的接管高度重视，抓得非常紧。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北平旧政权机构的接管。在入城的一个多月时间，即把原旧政权下属的一些主要单位都顺利接收过来。其中，有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系统和伪中央系统在北平的党、特、军、政、警等机关；有四大家族掠夺华北人民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各银行在平分行；有作为华北交通、联络枢纽的铁路、邮政、电讯全部系统。有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兵工厂等重要工业企业。被接管的职工及一些技术人员等，共9万多人。南京市军管会很快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机构的749个单位，地方机构的174个单位。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多月间，仅市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即接管数百处单位、20余万人，在短期内稳定了这个中国最大工业中心的形势，为尔后的城市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没收其所有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对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
迅速接管军事设施。上海在两个月里，接收了原国民党陆军3万多人、营房38处、军事学校几所、两个政工队，接收了原国民党航空12个单位、2600多人、房屋3000多间，接收了原国民党海军18个单位、仓库14个、人员近400人。重庆市军管会刚成立不久，就接收了国民党海军江防司令部之军舰“民权”、“常德”、“永年”、“莫山”、“莫德”号5艘。北京市军管会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美国、法国等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并征用了这些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
迅速开展物资接管，防止转移流失。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一律接管。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物资接管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军管会均下设物资接管委员会（或称接管部、经济处等），具体负责物资接管工作。首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中了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没收官僚资本，对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具有战略意义。军管会入城之初，即将凡“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一律予以没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北平市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戎子和的汇报，及时掌握接管进度，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上海市在两个月中，财经接管工作，计接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共411个单位，重要资财计黄金2.46万两，白银36万元，金圆券21万亿元，台币2.4亿元，台糖3.5万吨，粮食47万石，汽车1.8万辆，汽油4887万加仑。在上述各机关服务的旧职员工共计15.3万余人。全国到1949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军管会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后，迅速将所接收的企业交有关部门管理和经营，有的还尽量使接收人员和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相一致，从而把企业的接收和生产的恢复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一方面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
第三，抓好市政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机构。城市刚解放时，摆在军管会面前的是一个百业待举的局面。如何创业兴业，使全市各项工作逐步建立与开展起来？首先应大力抓好建立人民政权，给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首先建人民政府，再建立市以下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军管之初，市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市长由上级机关任命或军管会任命。市政府内部一般设秘书、行政、人事、外事侨务等处。下属公安、法院、财政、民政、工商、教育、卫生、公用、工务等局。在市人民政府下，一般设区人民政府和街公所两级。城市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是巩固革命成果的根本保证。
其次是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最主要的手段。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现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帮助各人民革命团体迅速正式建立，使各界代表会议以各人民革命团体为基础，扩大其代表性。各界代表会的代表的任务是进行咨询和协商，因此，重视各界代表会议，发挥民主讨论和民主动员的力量，来协助政府进行接管和建设工作，以便逐步地由军事管理的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使人民民主政治更强有力地更健全地建立起来。代表会议既可以向群众传达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又可以反映群众意见，对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是军管会和市政府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发出重要指示并批转了华北局和北平市委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讲话，祝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解放的28个省有23个已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一个正在召开；8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已有7个召开过。有的还代行了人大职权。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四，抓好警备工作，搞好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必须整顿城市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各城市的警备部队加强城市警卫，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大量收容散兵游勇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人员。并采取紧急戒严与武装追捕、秘密侦破和公开搜查等方法，严厉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这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解放初期，警备部队实际上要履行某种政权的职能，有警卫（包括机关、仓库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有反特、剿匪和搜集遣送敌军的散兵游勇，有维护法令政策和交通秩序、纠察军容风纪、纠察缉私、打击黑市等等。上海警备部队在上海440多条街道，全长约820华里，设哨5000个，街道的交通卫兵每人监视区域在1000米以上，勤务时间每人每天有长达8小时者。在两个月内收容散兵游勇近3万人，资助疏散难民30余万人。并排除地雷2.4万个，拆除碉堡1.8万座。南京市军管会查获在南京的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非法隐匿国民党政府的财产笆斗山油池7座，令其全数呈交。重庆市警备部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先后于1950年1月18日和5月19日在全市两次实行戒严，协同地方公安机关收容散兵游勇，逮捕敌特。经过几次整顿，重庆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北平市在半年里处理流散军人3.7万余人，破获各种案件1.4万多件。西安市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西安市警备部队配合公安机关在20多天里就捕获了大批特务，破获了36起抢劫案。并对散兵游勇进行了分别处理，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了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处理。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同时，各地还加强同暗藏的敌人做斗争，摸清敌特活动规律，协同公安部门和依靠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这是防止敌人破坏城市，搞好城市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
安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改革城市的共街政权及公安局派出所。入城之初，由于和平接管的方式，匪特与散兵游勇已事先有计划地潜伏，而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尚无组织，庞大的旧警察机构和人员尚未来得及改造，伪保甲制度亦未摧毁。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联系群众，乃采取以少数老干部和大批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派到各保、各街进行工作，负责调查和了解情况，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反映市民要求，帮助兑换金圆券，发救济粮，肃清散兵游勇，清除垃圾，粉碎保甲制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粉碎了保甲制度后，建立新的公安派出所，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和建立人民民主革命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第五，接收和处理好反动党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这项工作直接牵动着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而且影响着社会安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活，因此，军管会坚决贯彻中央规定的“清除少数的首要坏分子，改造多数的有用人员”的方式，尽可能地量才录用，使之成为国家建设人才，防止和克服了那种认为所有旧人员都要不得的“左”的倾向，和不问什么人，一味迁就照顾的“右”的倾向，实事求是地搞好审查，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开除或处理回乡的也发给路费，给以生活出路。旧有人员的政治状况，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特别反动与特别进步的都不多，不大进步也不大反动的占多数，这些人是大部可以争取教育和改造的。采取的方式、原则：企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任用；行政机关的职员，量才录用；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分别录用，慎重处理。对于暂时不能任用或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则采用的办法：1、特务分子，送交公安部门处理；2、可以改造教育的，办行政干部训练班集训，或送革命大学训练，或者介绍转业；3、对一般无工作能力的冗员，可资遣回原籍或裁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