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17日，他们以“西藏独立人民会议”的名义，连续给在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孜本发去两封密电，声称藏历2月1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予宣布，让一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观察，以设法谋求其支持”。17日晚，他们把达赖喇嘛劫持出拉萨，经山南出逃。19日，叛乱分子在拉萨达到7000人，抢占了市内各要点和坚固建筑物，并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把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以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分裂包围。他们在市郊割断电线，破坏桥梁，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开枪射击。
当晚至次日凌晨，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及其他机关单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至此，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全面爆发。
平息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和平解放的路堵死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对为非作歹的叛乱分子深恶痛绝，他们强烈反对违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叛乱分子，纷纷要求解放军早日平息叛乱。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再三规劝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改弦更张，不要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他们利令智昏，不听忠告，错误地估计形势，依仗着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一意孤行，拒绝党中央的警告和挽救，执意要破坏民族团结，分裂与背叛祖国。
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严重情况下，在叛乱分子发起全面进攻数小时之后，才奉命进行反击。平叛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指挥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在西藏劳动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下，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叛乱武装实施进剿和清剿。
经过1959年的平息拉萨市区、山南地区、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区的武装叛乱，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沿线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但边沿地区还有叛乱活动，尚有叛匪2.5万余人。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空投武器弹药给予接济，在空投特务的操纵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于是从1960年起，平叛部队对边沿地区开展平叛斗争。对无大股叛匪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肃清叛匪，实行民主改革外，乃集中优势兵力对重点地区实行进剿。部队以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方法，控制主要要道，切断叛乱武装逃路；运用先包围后争取、争取无效后再打、边打边争取的原则，对投降者一律宽大处理，实行不杀、不斗、不关、不判的“四不”政策，扩大了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叛乱武装中大多数人员投降。
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3年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共俘、降、毙叛乱武装9.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3.5万余支、各种火炮70门、电台41部，击毙、俘空投特务25人。平叛斗争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斗争，所以得到了渴望翻身解放的西藏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得到了广大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据不完全统计，藏族同胞支援解放军平叛斗争的人数达1.58万余人次，计43.9万余工日；畜力支援10.4万余头（匹）次，计286.6万余工日。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援，是取得平叛斗争彻底胜利的保证。平叛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第六卷 东南沿海军事斗争
一、攻台准备与中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中央军委就将解放台湾的任务交给了第三野战军。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曾派部队进攻金门，后因准备不足而未成功。此后，中央军委确定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为对台战役的负责人，集中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进行了精心准备。至1950年6月上旬，第三野战军已集中了16个军约50万的兵力，为进攻台湾的第一梯队。当时对台战役已箭在弦上，台湾当局十分惶恐，曾一度认为：9月台风到来前三个月是最危险时期。然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一面表示要干涉朝鲜内战；一面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根据形势的巨变，为避免两线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将战略重点由南向北转移，将主要兵力转移到中朝边境，在东南沿海暂时采取守势。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原定指挥攻台的两位负责人粟裕、萧劲光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员（后未到任）。在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入侵台湾后，中共中央中止了攻台战役的计划，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表。这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选择。
二、粉碎台军进犯
1950年夏，台湾国民党得到了美国的公开庇护和扶持后，从绝境中振作起来，曾企图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和依靠美国武装“反攻大陆”。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台湾国民党军得到美国援助的可装备20个师的武器。美国名为使台湾“中立化”，实际上鼓励国民党军袭扰大陆。但是当时蒋介石只对出兵朝鲜表示兴趣，美国的军政首脑经研究后认为，起用台湾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遭英国等盟国的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新中国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要颠覆新中国，而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及沿海的一些岛屿是进攻大陆的最好跳板。为此，美国政府不仅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策划、指使国民党军不断从海上、陆上、空中对大陆进行袭扰、破坏，妄图趁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尚不稳定，国防尚未巩固的时候，破坏和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复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重新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以实现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入侵台湾和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和复杂，为了伺机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从6月份起，对台湾、澎湖、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全面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还组成了以金门、马祖和大陈为中心的3个守备区。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解放的20多个岛屿部署了7万余人的兵力。加强了设防，配备了海军。国民党在美国指使和支持下，曾策划以金门为跳板，与福建省内残存的匪特相配合，企图在福建、广东沿海发起所谓“局部反攻”的进犯计划，妄图对大陆进行破坏和骚扰活动。蒋介石还拟制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大肆狂叫“趁共产党立足未稳，加紧反攻，收复失地”。
美蒋共同策划的阴谋大略是：①大力培植、发展大陆的匪特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人民政权的巩固，以其为“反攻大陆”的内应；②加强在沿海盘踞岛屿的军事力量，加紧对大陆及沿海地区的袭扰，伺机进行“局部反攻”；③配合美国对新中国封锁、禁运政策，以海空军劫掠商轮、渔轮，破坏新中国国际、国内的海上航运交通和渔业生产；④轰炸、炮击袭扰大陆沿海城市，破坏生产建设和人心安定。
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沿海地区发动冒险的军事进犯都出于这一复辟计划。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猬集在台、澎、金、马及沿海岛屿的残部，不断偷袭占领大陆沿海空白岛屿十余处，窜扰渔区和沿海村庄进行海盗活动，抢劫船只。仅1952年就抢劫、扣留大陆商轮28次。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拦劫外轮39艘。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秋至1953年7月，国民党军对大陆进行的上百人至上万人的中、小规模登陆窜扰活动达70余次，出动的总兵力达4.7万余人，被大陆沿海军民歼灭7900余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窜扰，解放军不断加强了沿海地区的斗争。仅从1951年至1953年间，相继解放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被国民党占领的横沙、余山、黄大岙、平头山、洞头山、半面山、积谷山、鸡冠山、大小鹿山、台山列岛、福瑶岛、浮阴、西洋、南澎等20余个大小岛屿，极大地缩小了蒋介石残匪的袭扰范围。
三、三军大战一江山岛
1952年夏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相对处于平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保障浙、闽两省的安全，决定先解放这两省的沿海小岛，曾授权华东军区参谋长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张爱萍，研究制订解放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至1953年春季，陆续解放了一些小岛，后来张爱萍建议攻打金门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后，积极开展了准备工作。1953年7月朝鲜停战，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远东形势趋向缓和。为了维护这一缓和形势，同时也考虑到人民解放军缺乏海陆空联合渡海作战的经验，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暂时放弃解放金门的计划，而采取从北向南、从小到大、逐岛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方针，并确定离台湾较远、国民党军队守卫比较薄弱的大陈岛为第一攻击目标，以一江山岛为突破口。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除加紧扶植和控制台湾当局外，还采取被称为“放蒋出笼”的政策，使台湾当局对新中国的骚扰破坏活动更加频繁。1954年，美蒋开始谈判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为防止美蒋用“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将两岸分裂的局面固定化，1954年7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为引起全世界注意，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9月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第一次炮击金门，共持续12天。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为反击这一条约的签订，中央军委决定于1955年1月，解放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面积1.7平方公里，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是大陈岛的北部屏障。国民党军企图把该岛变成反攻大陆的跳板、袭扰大陆的基地、护卫台湾的屏障。该岛地理位置重要，地形险要，台湾当局对它倍加关注，蒋介石提出“保卫台湾，要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其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保，台湾垂危。”于是，他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进行防御部署。岛上设有3道防御阵地和4层火力网，筑有明暗地堡150多个，形成了以永备和半永备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守军为“一江山地区司令部”所属的1000余人。宋美龄和蒋经国亦亲自登岛“慰问”、巡视。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地区的袭扰破坏活动，1954年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指示华东军区组织部队解放一江山岛。
1954年8月，华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聂凤智、彭德清、马冠三任副司令员，下设空军、海军、登陆3个指挥所。参战部队为步兵4个营，炮兵2个团另2个营，飞机近200架，各类船艇180余艘。这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缺乏经验。领导机构组成后，即组织各参战部队加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包括动员教育，侦察敌情，拟制三军协同登陆作战计划，进行军种分训和三军合练，扩建机场，抢修舰艇，调集物资器材，组织通信、气象、测量等各项保障。地方党政机关大力支前，浙江省动员3.3万余名支前人员、征集5900副担架和一批海上救护船，上海市动员110名海员、抢修77艘舰艇。在作战准备过程中，浙东前指还特别重视隐蔽作战企图，如对大陈、一江山、披山、渔山等岛进行不规律的轰炸和炮击，以一部兵力对披山方向实施战术佯攻等。
12月2日，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为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这一侵略性、非法性条约的严正立场，华东军区浙东前指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在条约出笼前后（1954年11月1日～1955年1月10日），按照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第1阶段计划，从空中、海上对战场实行了封锁。参战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空军不作大编队出动，海军选择有利时机，以快艇突然袭击或伏击国民党军舰的作战指令，首先夺取战区的制空权制海权。从1954年底开始，以空、海军在附近空域、海域，分别采取多批次小编队低空出航和突然隐蔽出航的战法，打击国民党军的飞机和军舰。海、空军出动飞机226架次，海军鱼雷艇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中权”号、炮舰“洞庭”号，击伤舰艇7艘，击落击伤飞机19架。削弱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能力，迫使其舰艇白天不敢在大陈锚地停泊，飞机不敢飞抵大陈上空。海岸炮兵则运用依托岛岸近战突袭战术，配合海空军争夺制海权。以上作战行动有效地打击了对方的海空军活动，达成了对一江山岛守军的封锁围困的目的。这样，首先夺取了战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以保证了渡海攻岛战斗的胜利实施。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登陆作战。首先集中海、空军和炮兵火力，猛烈突击主要登陆地段。8时开始实施第1次火力准备。3个轰炸机大队和4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飞临一江山岛上空猛烈轰炸扫射，同时，1个轰炸机大队和1个强击机大队在大陈岛上空袭击“大陈防卫区司令部”、炮兵阵地和通信设施。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守军陷于瘫痪，阵地混乱。9时起，50余门火炮对一江山岛进行射击。
12时许，登陆部队乘70余艘登陆艇从高岛、雀儿岙、头门山岛起航，在40余艘作战舰艇掩护下，分两批成3路防空队形向展开区驶去。14时，当登陆部队航渡编队接近岛时，船载的10门火箭炮和轰炸机3个大队又1个中队、强击机2个大队对守军阵地进行第2次火力准备。当登陆舰艇编队向登陆地段冲进时，又以火力支援登陆部队上岸突击；当有的登陆突击分队遭到守军复活火力的威胁时，强击机编队及时临空俯冲攻击；另外，以歼击航空兵则轮番巡航警戒，迫使对方的飞机、军舰始终不敢出动。整个火力突击作战中，步兵、炮兵、海军和空军之间，密切协同，衔接自如，发挥了整体作战威力，压倒对方，使守军无还手之力。
渡海登岛部队，根据岛岸峭壁多、滩头少、上陆难度大的特点，实施多点同时登陆突击，击守军于不意，顾此失彼。14时20分，登陆部队在南江、北江两岛7个登陆点实施登陆突击，迅速突破守军防御前沿阵地向纵深发展。各突击分队在航空兵，炮兵火力的支援下，运用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术，迅速占领守军一线阵地，巩固登陆场，做到一次登陆突破成功。由于支撑点内守军的凭险顽抗和受地形限制，登陆部队战斗队形被割裂，伤亡增多。登陆部队随即采取灵活的小群战术，主动协同，勇猛穿插，逐点逐地进攻，以手榴弹、喷火器摧毁暗堡，并开展战场喊话及利用俘虏军官喊话。残存的守军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17时50分，浙东前指命令登岛部队清理战场并转入防御。此役，共毙俘国民党军1086人。
陆海空三军联合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给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宝库又增加了三军协同登岛作战的新内容。
美国政府因摸不透人民解放军意图而甚为恐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为阻止新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一面发出战争叫嚣和进行原子讹诈；一面操纵联合国斡旋停止战斗，一时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成为世界热点。美国政府既想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又不愿为大陈岛等小岛与新中国直接冲突，故于2月5日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自大陈岛撤退。2月7日，美国第7舰队出动了100多艘舰艇，几千架飞机，4.8万余名海空人员，到达大陈海域准备协助蒋军撤离，并劫运居民前往台湾，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逃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万余人，及大陈居民1.4万余人，共3.2万余人，在美国第七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麂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军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炮击金门和解放大陈岛等岛屿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防止美国政府将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和保障浙江沿海航运和渔业生产的安全。
四、“8·23”炮击金门岛
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初，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关注。为了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和消除某些国家的疑虑，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公开表示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讨论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经过英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努力，美国表示愿意谈判。7月，中美大使开始日内瓦会谈。依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除积极准备在必要时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还要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同时向一切跑到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号召。
中美大使日内瓦会谈开始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坚持维持台湾现状，不愿撤出在台的武装力量，拒绝中国方面多项建设性建议而使会谈毫无进展。1957年12月，美国单方面中断了会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依然奉行遏制和孤立政策，在国际上进一步推行“两个中国”，散布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军事上继续武装台湾，在台湾部署导弹，建立B-52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强化金门、马祖防御等。1958年7月，发生英、美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向伊拉克施压事件。在台湾海峡，美国政府也加强了军事力量。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也企图趁火打劫，公然叫嚣“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军队亦加紧骚扰破坏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17日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金门岛，位于福建厦门东部约七八海里处，是连接台湾与大陆的枢纽。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曾组织攻打金门，因作战准备不足和组织指挥不力，未能成功。此后，台湾当局加强了金门防务。国民党军在金门设有防卫部，在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东碇等9个岛屿上驻有6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共8万余人，配备有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80余门，在海、空军配合下组成防御体系，妄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57年底，该地区国民党军向大陆炮击1000余次，抢劫渔船、商船1000余艘，抓走、打死、打伤渔民6000多人，飞机轰炸扫射200余次，空投300余次，加上规模不等的武装窜犯，给福建沿海群众带来了极大灾难。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窜犯，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从1953年1月起，即不断对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实施炮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中东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局势，决定加强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领导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对炮击金门作战作了明确指示。毛泽东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同时指出，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根据上述决策和部署，人民解放军立即展开了战前准备。经中央军委批准，福州军区组成了以叶飞为首的前线指挥所；调任聂凤智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组成福州军区空军前线指挥所；海军组成了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到8月21日晚，从四面八方增调的参战地面炮兵、海岸炮兵和其他保障部队，克服重重困难，极迅速隐蔽地进入了指定位置，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参战兵力共有：炮兵36个营6个连、450门火炮，海军5个大队4个中队、80余艘舰艇，航空兵9个团2个大队1个中队、200余架飞机。
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万余发炮弹，揭开了这次炮击金门的序幕。开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借以逼迫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退。在炮击过程中，美国政府曾调集军舰支援第七舰队，为国民党军队护航，并发出战争叫嚣，但在国内人民和同盟国的压力下，美蒋间发生了矛盾，美国政府主张放弃金门、马祖，确保台湾、澎湖。这样既可使台、澎从我国分离出去，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又可避免直接发生冲突。蒋介石则主张坚守金门、马祖，以保持国民党政府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象征（因金门、马祖原属福建省管辖），并希望美国下水，以便使冲突升级，借美国力量实现“反攻大陆”。鉴于美蒋上述矛盾，为扩大美台矛盾，反对美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复权衡后，为了“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防止“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产生，决定暂缓收复金门、马祖，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将金门、马祖、澎湖、台湾一揽子解决，执行“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故于10月6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宣布暂停炮击7天。13日，再次发布暂停炮击两周。至1959年1月7日，福建前线部队共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数十次中小规模炮击、近千次零炮射击，并进行13次空战、3次海战，共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击落击伤飞机36架，击沉击伤舰船27艘，给予国民党军以有力惩罚。
1959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福建前线部队炮击次数逐渐减少，只是在1960年6月17、19日，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夕和离台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性炮击，发射炮弹数万发。由于精心观测和射击，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未造成伤亡。1961年12月中旬起，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福建前线部队只在单日以宣传弹进行射击。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即告终止。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的炮击即告停止。
通过炮击作战，既严惩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袭扰，又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国际上，有力地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
五、粉碎台湾当局窜犯大陆阴谋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当局趁大陆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在进行小规模骚扰破坏的同时，加紧了“反攻大陆”的准备。1962年春，台湾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3月，下达了“征兵动员令”，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强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时间。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被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成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以策划、实施战时动员，并于4月间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做好了登陆后建立伪政权的人事准备，频繁举行以反攻大陆为背景的各种规模和样式的军事演习。
针对台湾当局窜犯大陆的阴谋，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战备工作。5月下旬，中央军委采取了八项紧急措施：对部队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召集有关军区主管开会，讨论研究作战方针和备战措施；命令部分陆军师和部分特种兵部队做好出动准备，为预定参战部队抽调、补充了9.5万名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按新编制和作战基数补充弹药；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支援作战等。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地区的准备，决不让台湾当局的阴谋得逞的指示。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军民严阵以待，国民党军队没敢进行军事冒险。
但是，台湾当局窜犯大陆的野心不死。1964年春，他们“绝望之余，不惜一逞”，企图孤注一掷，再向大陆进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做出了加强战备的部署。1964年4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指示全军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做好战斗准备。鉴于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经常到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上空侦察骚扰，驻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部队，在加强战备的同时，不断在空中、海上和陆地打击来犯之敌。1962年9月9日首次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此后又多次击落击伤敌之侦察机和战斗机。在陆上歼灭小股武装特务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在驻地广大人民群众和民兵的大力支援下，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初，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入窜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击沉和缴获各种船艇24艘，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弹药数万发。通过紧急战备活动和一系列作战的胜利，终于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企图窜犯大陆的阴谋。
第七卷 赤诚报国血洒边关
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之战
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军队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宝贵经验和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光辉范例。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玛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玛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英帝种下边界纠纷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划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玛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划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划出的，而仅标划在比例尺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诿、迟疑不决时，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2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东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浙江省，有着丰富的矿产、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玛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玛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
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
在中印边境西段，1846年英国吞并查谟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865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该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印度挑起边境冲突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印度政府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趁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将非法“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口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军队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爱尼山口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恩来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在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也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月，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叛、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我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1950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对于尼赫鲁在信中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的问题，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同时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驻朗久附近的中国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中国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中国巡逻队，巡逻队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击毙印军9人，俘7人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1961年至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解放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解放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解放军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人民解放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走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哨位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国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方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方各哨所。到20日，共打死打伤我方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方巡逻小组，伏击我方运输人员，射击我方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反击作战 酣畅淋漓
印度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放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这样，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1962年10月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