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裁并重叠机构，精简机关。三总部机关精简50%以上。将军委直属的陆军各特种兵机关缩编为总参的业务部，减少了层次，精简了人员，加强了合成，有利于对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建设。全军裁减了团以上单位共5900余人。军区由11个合并为7个。提高了军区独立作战能力，作战区范围扩大；兵员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利于后方布局，统一调整，避免因部署重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加强了战区集中统一指挥。同时，军分区上机关人员也进行了精简，精简后的总人数比整编前减少53.6%。机关比整编前精干了，指挥更顺畅了。
第三，加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将直属中央军委和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改编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后，有利于各级司令机关对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领导和指挥，有利于兵种部队的全面建设，有利于统一组织战备训练，也较好地解决了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在编制体制、领导管理、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协调问题。加强了军兵种合成，更适合现代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的要求。陆军编组集团军，将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使集团军的各兵种在体制编制上达成了合成编组，与原陆军军相比，加强了火力，增加了突击力，提高了机动能力。海军形成了包括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合成军种，综合作战能力不断提高。空军的航空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空降兵部队、雷达兵部队编组更加合理，提高了作战能力。战略导弹部队形成了适合导弹部队特点的编制，建立了比较完善配套的作战和保障体系。军队指挥院校形成了高、中、初三级培训体制，健全了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体制。国防科工委成为既是中央军委统管全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统管所属各军事工业部的科研和国防工办的领导机关。
第四，军队的质量提高。由于压缩军队规模，腾出钱来研制和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使人民解放军装备得到了一定改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总之，通过上述精简整编，改革体制，理顺关系。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编制体制更合理、更科学、更完善、更能适合现代战争的要求。
三、江泽民领导50万精简整编(97～99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关心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在3年内，将军队由300万人减到250万人，精减员额50万。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把握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次精简整编，从1997年开始，当年即完成了第一期的精简整编任务，第二期整编，即大规模精简整编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从1998年开始，至1999年底，裁减员额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也已基本结束。
压缩规模，完成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通过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裁减编制员额50万。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目前，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精简机构，精干军以上领导机关。军以上机关通过调整职能，撤并部门，减少了内设机构和人员。总部和军区、军兵种机关撤并了部分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下属的局（处）和编制员额均减少了20%左右。调整后，全军军以上机关共减少1500余个机关部门，机关人员精简20%。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趋向精干、灵敏、高效。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2900余个生产管理机构和地区性企业管理机构全部撤销或移交地方。
调整编组，优化部队编成结构。陆军野战部队撤销部分集团军军部和师、团，部队编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部队，通过淘汰落后装备、调整编组，撤并了一些建制单位。调整后，陆军野战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方面取得进展；军兵种技术含量较高部队的比例有所提高，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改革体制，进一步理顺关系。成立总装备部，调整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全系统、全寿命管理。调整后勤保障体制，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使后勤保障向三军一体、集约化保障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改革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减少院校数量，扩大单所院校办学规模，提高军官培训层次和调学比例。军队院校开始走上规模化办校、现代化教学、正规化管理、社会化保障的新路子。
经过此次精简整编，减少数量，优化了结构。使步兵进一步精干，技术军兵种继续加强，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合理，现代化水平更加提高，在“精兵、合成、高效”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更能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军队的质量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陆军的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已占70%；海军建立了5大兵种，作战舰艇增加；空军航空兵从单一机种发展为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加油机等多机种，具备了现代空战能力；第二炮兵已形成核常兼备、远中近配套的双重打击能力和威慑力。在三军战斗力构成中，高技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把一支更加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引入21世纪，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3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250万人的基础上，再次精简整编，这次减少员额20万人，预计2005年完成。
四、精兵之路秘诀
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兵之路走了一条大弯路，两头搞得比较好，中间膨胀。如何才能解决越减越多的怪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9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已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丰富经验与规律。其主要有：
第一，确定适度的军队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进行战争的工具，国家的安全环境需要军队来保障。军队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组织体制的建立与战斗力的强弱。军队的规模主要指军队的总人数、总体结构、组织编成和武器装备的数量等。国家军事战略的需要和所担负的任务是确定军队规模的基本依据。军队建设必须确定合理适当的目标和规模。“兵多民不胜养，兵少则不足卫。”彭德怀在1953年12月指出：“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总数也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既不宜定得太小，以免减弱我国的防御力量；也不宜定得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因此，合理适度地确定军队的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需要建设一个积极防御型的军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具有现代条件下善守能攻、卫国戍边的作战能力，能制止敌人“蚕食”中国领土和侵犯领海、领空的能力，能打赢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及必要时收复被外国侵占的领土（领海）的能力，并保障社会稳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是确定军队规模的重要依据。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一个幅员广大、以大陆为主且海域辽阔的国家。在边界问题、领海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领域，与有的国家存在争议。为了防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完整，保障安全环境，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适当规模的军队。
第二，正确认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军队的规模与质量所决定的。军队建设取决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数量的增加可以弥补质量的差距。但是，当质量的差距难以用数量的增加来缩小时，则必须减少数量，强化质量。否则，在经济建设水平还不高，军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数量越大，越影响质量的提高。
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及其发展，是确定军队数量的重要内容。军队主要是由人和武器所组成的武装集团。武器装备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确定军队规模大小的重要内容。武器装备先进、质量高，战斗力强，军队的数量少一点、规模小一些，同样也能完成所担负的职能任务。否则，军队数量多，规模大，也可能难以适应需要。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促使军队的规模缩小，以往惟数量代替质量，以规模谋取功能的做法，已不适宜。世界各国军队都在发展装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质量差、数量多、规模大已不能够构成威慑。现代化战争的实践证明，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数量虽不多，却有强大的战斗力。早在1957年，彭德怀就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方针：“裁减数量，加强质量。”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数量裁减到237万人，武器装备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个方针后来未坚持下来。军队数量扩大，影响了质量建设。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曾指出：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深刻地说明了武器装备与军队规模的关系。80年代裁军百万，减少了数量，发展了武器装备，提高了质量。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泽民指出：“现在，我军规模仍然偏大，‘肿’、‘散’的问题仍然存在，国防费的开支中生活费占的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此，他提出再精减军队员额50万，再次说明了缩小规模，发展武器装备对加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武器装备的发展将是制约中国人民解放军数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时，必须同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相称。
第三，正确处理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和平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一支战时所需要的庞大常备军。和平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军队的任务是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形势，支撑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地位，为减少军费的负担，国家应将军队规模压缩到尽可能小的限度。和平时期应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邓小平根据世界军事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人民解放军的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明确地表述了必须建设高质量的精兵的思想，指出了新时期军事改革所要遵循的根本途径。要做到精干高效这一点，既能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改善武器装备，又可提高效能，增强战斗力。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需要有一支高质量的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数量已经代替不了质量，在军费有限的条件下，军队的数量过多，势必直接影响质量的提高。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这是人民解放军50年代和80年代后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因此，今后一定要坚持这一重要原则。
为了减轻国家对军费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国家平时都只保持一支规模较小、质量较高的军队。但是，为了战时的需要，也都保持一支精干的、应变能力较强的基干军队，并建立完善的后备力量动员体制，以适应局部战争、突发事件和战时扩编的需要。平时与战时，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军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同，军队规模的差别也必然很大。实践表明，平时军队的规模同战时的需要总是有一定的差距，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随着未来高技术战争突然性的增大，这个特点愈加突出。从世界一些国家武装力量建设的情况看，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并强化快速动员机制，是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基本办法。只能在保持一支精干常备军的同时，以寓兵于民的办法，保持相当数量的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后备兵员，以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问题。军队建设的规模应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
第四，科学判断战略形势，及时做出精兵之策。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将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中心错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对形势估计不足，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必将危及国家安全。5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的消长和现实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正确认识和判断。多次明确指出，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必须抓住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加速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同时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最根本的准备，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人又担心不久将发生新的战争。毛泽东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一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精简整编提供了重要依据。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在指出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又指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彭德怀在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机，紧缩军政费用的开支，加速经济建设以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我们就可能犯丧失时机的错误。”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坚决地连续四次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由600多万人减到300多万人，是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分不开的。
后来，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认为已经迫在眉睫，军队员额又达到600多万人，这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国防和军队的根本建设。
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透彻分析，依据战争运动规律和相关因素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世界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考察，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新判断。早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做出了大仗在近期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1975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压缩解放军的定额，准备精简全军总人数的26.2%。1985年，他做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轨道上来，抓紧进行军队的根本建设，提出了裁军100万和军队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两项重大决策。这样人民解放军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600多万人减到300万人，军队人员裁减了一半多。
90年代，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宣布：我国在三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是半个世纪中军队员额最少的时期之一。
纵观几十年人民解放军走过的这条精兵之路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就是对世界战略形势的科学判断，精心捕捉与把握好战略机遇，及时做出精兵之决策，是提高军队的质量建设的关键因素。
第五，精简整编的目的是增强现代作战能力。邓小平下决心精简整编军队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军队要能够打赢现代战争。通过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军队具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对部队整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减人，而是要建设一支现代作战素质很高的军队，使之成为一支可以抗击现代强敌的精兵。为此，他特别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了提高人员素质，他指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①，并对这一方针具体化，强调要从两方面去做。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个方面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把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作为提高军队质量和进行现代战争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实践证明，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富国强兵之路。世界上近年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表明，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军队建设的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新时期军队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还比较落后，军费开支相对较少。讲质量、建精兵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军事装备的现代化。走精兵之路，符合当今世界军队建设发展的走向，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军队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打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必须精干，只有高度重视军队的质量建设，建设一支精兵，才能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
军队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国内情况变化，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只有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瞄准和研究高标准，寻找军队改革的捷径，才能建设一支高质量的精兵。军队改革和精简整编，必须站在世界军事发展的最前沿和最高点来思考问题，瞄准和研究强手，确定自己的精简整编的目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先进的建军和作战的经验。使军队的改革、整编更加符合现代战争需要，使军队应付现代战争的能力不断提高。
第六，精简整编决心要大，工作要细，步子要稳。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是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决策，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的大事。历史反复证明，能够跟上时代和军事革命步伐的国家和军队，往往高人一筹，克敌制胜；反之，往往被动挨打，以至军败国亡。回顾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几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之所以搞得比较好，首先是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开拓精神，大胆、科学的制定决策分不开的。决策者不仅有很强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高瞻远瞩，战略眼光，无私无畏，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军队未来发展，大胆决策，敢于试验，同时又具有科学严谨的精神，把精简整编的措施建立在适合国情军情的可靠可行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扎扎实实地推进军事改革。邓小平在谈精简整编工作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工作要细”①。
所谓决心大，就是有卓越的战略眼光，认识到的、看准了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该撤的要撤，该并的要并，该减的要减，不要怕得罪人，使精简整编方案得到彻底贯彻，实现精简整编的目标。邓小平说：“下了决心，坚定不移”，“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②。”他还指示：搞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不行。他把精简整编看作是一场革命，要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姿态来对待这项工作，那种舒舒服服、修修补补、前怕狼后怕虎或安于现状等精神状态，是不可能搞好改革和精简整编的。他要求，在宏观指导上要制定一个“革命性”的精简整编方案。
工作要细，就是对精简整编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感，科学决策，部署与实施要慎重。因为精简整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事，不仅关系着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亦产生深远影响，决策失当，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对精简整编的方案，要充分研究论证，力求科学合理。50年代，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工业基础的可能条件和军队建设和实际情况，经过充分地酝酿，多次召开会议，集体决策，做出精简整编，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对军队规模的确定、各军兵种比例的调整，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国防需求，又照顾到国家经济上的可能，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对部队的编组，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发展；既注意借鉴外军的经验，又注意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当前和发展、学习外军经验与继承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注意整体优化，提高效能。对一些精简方案的制定，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修改完善，慎重出台。
步子要稳，主要抓好如下几项工作。第一，要统一领导，分步实施，工作深入细致。精简整编关系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局，任何疏忽草率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积极稳妥扎实细致地进行。80年代，采取分批裁减的办法。第二，军队与地方共同解决精简整编中的问题，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精简整编中突出的问题是干部问题，妥善安置转业干部的工作、生活等问题，使干部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第三，制定妥善安置转业、复员军人的方针政策。中央明确规定转业干部的工作安排、职务、待遇等，对转业军人要“负责到底”，“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保证他们的工作、生活，为他们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创造良好的条件，绝不允许推出去了事。第四，加强精简整编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把广大官兵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使指战员树立高度的全局观念、大局观念、纪律观念，强调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提倡顾大局，讲团结，保证搞好单位的合并，搞好干部的进出调整，妥善安排好编余干部；严格财物管理制度，防止公有财物流失。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全军在精简整编中，顺利完成整编、撤并、移交许多单位，安置数百万干部的工作。无论是对单位的撤、并、降、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圆满完成精简整编的各项任务。
第三卷 诸军兵种回眸
一、蓝天卫士--人民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50多年来，人民空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体经历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全面建设、“文革”10年曲折前进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取得了建军、作战和建设祖国等光辉业绩。人民解放军空军已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航空兵为主体，包括高炮、地空导弹、空降兵等作战部队以及雷达、通信等保障部队、多兵种合成的技术军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为建立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空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筹建人民空军
1、筹划创建人民空军
富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深知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渴望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早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少数干部去苏联学习航空，1939年又派了40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到新疆盛世才的部队学习飞行和飞机维护，1946年3月，在中国东北的解放区牡丹江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惟一的一架高级教练机就有125个补丁（机身在作战中被打穿的地方打上补丁）。飞机起飞要先烧柴火给发动机加温，再用手摇惯性起动机才能起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训练出了100多名飞行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骨干。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向全党发出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最早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指示提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东北老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在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具备了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1949年3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听取汇报，了解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1949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等分析认为，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亦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毛泽东于1949年7月10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据朱德建议，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召有关同志商酌。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进一步提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做出建立人民空军决策的同时，即着手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2、组建军委航空局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军委航空局的机构，开始设有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渡江战役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遂于1949年5月增设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扩编为172人。
军委航空局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在各野战军的关怀和支持下，接管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器材等工厂32个；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这样初建时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83人，飞机159架。军委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修复机场，迅速开辟空中运输线。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军委航空局于1949年8月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20多架飞机，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并组织该中队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
军委航空局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缘的红带，它标志着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在陆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征着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它象征着人民空军的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为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领导机关的前身。
3、筹建空军司令部
1949年六、七月间，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拟议中的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8月19日，第14兵团机关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共2515人由武汉抵达北平，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华未到职），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初，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两个方案。毛泽东看后圈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暂时按兵团一级。11月9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空军领率机关正筹备就绪，空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诞生
1、空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从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人民空军的成立日。经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等5大部。并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原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不久，刘亚楼司令员提出空军领率机关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表，经毛泽东批准，首先建立司令部（开始称参谋部，王秉璋任参谋长，何廷一任副参谋长）、政治部（萧华任政委兼主任）、训练部（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部长，薛少卿任第二部长）、工程部（王弼任副政委兼部长，谢唯进任政委）。后勤部和干部部由于第14兵团无相应的组织机构，当时暂缺。为了解决空军初建时期后勤方面繁重的保障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月，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6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4月22日任命谷广善为部长（原四野后勤部运输部部长）、杨尚儒为政委（原四野后勤部第2分部部长）、石忠汉为第二部长（原四野后勤部第6分部部长）。9月7日正式成立空军干部部，吴法宪任副政委兼部长，杨春甫任副部长（原四野第五十一军政委）。
与此同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甫、方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因故未到任；后由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担任）、王集成（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李世安（空军第四混成旅政委）、刘风（空军第二航校校长）、吕黎平（空军第4航校校长）、黄玉坤（空军第三航校政委）等15人组成。刘亚楼任党委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至此，空军领导班子基本配备齐全，领率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空军领率机关组成后，在加紧领导机关本身和业务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等方面建设的同时，全力大办航校，组建军区领导机关和组建部队。
2、成立军区空军领导机关
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航空处属军区建制，在业务指导及航空器材、航空人员的调度上，接受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其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的事宜。
为适应空军初建时期的迅速发展，中央军委决定把军区航空处机构扩建为军区空军司令部。1950年8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辽西军区、陆军第171师部分机构合编组成。第一任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治委员王德贵，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赵正洪。不久，由于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调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又调周赤萍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并调步兵第205师师部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部分人员加以充实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徐德操，政治委员漆远渥，参谋长油江，政治部主任李克如。
1950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而成。第一任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王集成，副司令员张藩，参谋长蒋天然。
1950年9月24日，在武汉成立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51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王建中。1955年7月，中南军区空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广州。
1950年9月22日，成立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傅传作，政治委员余非，参谋长欧阳挺，政治部主任陈浩。
1951年7月，西北地区开始筹组空军部队和学校，12月，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六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罗元发，副司令员张贤约，副政治委员赵光远，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张孝德。
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军委空军和大军区双重领导。
（三）空军的全面建设
人民空军诞生至60年代中期，空军建设全面展开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军委首长对空军建设精心谋略，全面规划，在空军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在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空军建设取了辉煌的成就。
1、空军建设方针和任务的确定与初期发展计划的拟制
人民空军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要创建一支空军，决非轻而易举，需要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需要有机场、飞机和各种复杂的装备器材。但是在当时，这些条件都非常差，可以说几乎没有。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并着手培养了航空人员，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这方面还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只有40多名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航校，也只培训了很少一部分飞行和技术人员。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接收了国民党空军留下的烂摊子，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飞机只有88架。
空军是一个掌握复杂技术装备的新军种，应该怎样进行建设，确立什么方针，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首长高度重视，在1950年三、四月召开的空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上，探讨了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会后，刘亚楼又对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1951年2月空军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其基本指导思想包括：空军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基本制度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的方针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党委制，集体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在业务上，以苏联空军为榜样，尽快把技术学到手，等等。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保证了空军各项建设的顺利发展。
人民空军的任务是什么？朱德和毛泽东作了明确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朱德总司令指示说：“我们建设空军，要达到和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消灭残匪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4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一题词，对人民空军的任务作了完整的表述。
根据空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1950年8月，空军拟制了1950年至1953年的《建设大纲》。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空军担负作战任务的需要，1953年底的主要发展目标：从1950年11月起扩大已建立的7所航校的培训规模，四年内毕业三期学员2.54万名；组建航空兵部队97个团，即：以航校第一期1950至1951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3个航空兵团，第二期1952年毕业的学员组成45个航空兵团，第三期1953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9年航空兵团；装备飞机4507架，其中作战飞机2640架；组成1个空军陆战旅；建立11个飞机修理厂；修建机场107个；培养干部，选送80～90人出国留学，在陆军大学内开设一个航空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一个航空工程系，这两个系积累经验后，再组成单独的航空大学，空军总员额29万人。
2、第一支飞行中队的组建和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5月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4型轰炸机6架，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投下炸弹30枚，毁伤飞机4架，炸坏机库1座，炸毁房屋196间，伤亡24人。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预定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于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装备相应数量的战斗机，组建一个飞行中队，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飞行中队的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由军委航空局负责。1949年8月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各分队的分队长是：第1战斗机分队长赵大海，第2战斗机分队长杨培光，第3轰炸机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禹庆荣、王玉珂、任永荣等。为了加强作战力量，9月上旬，又从东北老航校选调飞行技术较好，飞过P-51战斗机的林虎、孟进两人参加飞行中队。地面分队长为刘平凡，机务人员40人。飞行中队最初有飞机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飞行中队经过短时间恢复技术后，从9月5日起，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10月，为了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又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了一批骨干，有刘玉堤、徐登昆、阮济舟、李汉、吉世堂、马杰三、李国治、李宪刚、牟敦康、刘耀西、陈亮等飞行员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同时增调作战飞机19架，其中P-51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轰炸机各1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执行日益繁重的空运任务，在飞行中队又增编第4运输机分队。这个分队装备C-46、C-47运输机3架。分队长谢派芬，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王恩泽、于希和、王洪智等人，还有领航、通信人员10余名。飞行中队除防空作战外，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