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受阅。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要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按照机种的类别，组成6个空中分队。受阅飞行的总领队，最初由南苑机场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在受阅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决定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受阅飞行编队的飞行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要显示出整个队形的严密、完整、紧凑、壮观，又要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从飞行中队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紧张地进行训练，先组织分练，尔后组织合练，还进行了两次预演。9月23日受阅机群第一次预演，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空中有机群通过的声音，关切地询问是哪里来的飞机？周恩来欣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人民的飞机，他们是来保卫政协会议的，并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正在组织训练。
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北京30万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朱德总司令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按照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的分列式开始，受阅的机群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而过。第1分队长机由邢海帆总领队担任，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飞行员是阎磊、王延洲；第3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是谭汉洲、毛履武。紧接着飞来的是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第4分队，排着“一”字队形，长机飞行员是邓仲卿，僚机飞行员是王玉珂。后面是第5分队，3架C-46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在长机刘善本率领下，平平稳稳地向前跟进，飞行员有谢派芬等人。最后是第6分队，由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组成，长机飞行员方槐，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安志敏、任永荣。17架飞机编成一个完整的受阅队形。当人民空军的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着迅速掠过的机群，频频招手致意。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整个广场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3、组建航校
要建设空军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这项任务，最重要的首先开办航校进行培训。中共中央根据空军面临的作战任务、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批航校。空军首长决定立即集中一切力量，投入航校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一所在1946年3月建立的东北老航校，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建设人民空军的需要。中共中央确定以东北老航校的干部、学员为骨干，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尽快建立第一批航校。1949年7月11日，刘少奇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晤时提出：需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请苏联派出专家来华协助创办航校。苏方表示同意后，8月1日，中共中央即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去莫斯科商谈具体事宜。最后达成如下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空军随即召开第一次航校工作会议，并提出了“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的方针，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航校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
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正式颁布命令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航空学校。此时，向苏联买来飞机185架。对航校校长的人选，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即：第1航校校长为刘善本，第2航校校长为刘风，第3航校校长为陈熙，第4航校校长为吕黎平，第5航校校长为方子翼，第6航校校长为安志敏，第7航校校长为魏坚。空航校政治委员，从各野战军中选调。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共提出19名预选对象，中央军委从中选定了7名，即：第二野战军第28师政治委员姚克祜任第1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2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101师政治委员王学武任第3航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4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63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渊任第5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6航校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4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7航校政治委员。各航校所需的其他干部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其中90%以上的人员是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6所航校仅用50多天就建立起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仅批阅空军有关办航校的请示、报告就有49件。再就是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6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开学。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参加了第6航校的开学典礼。第7航校于翌年1月5日开学。
为了适应空军组建的需要，1950年空军采取了3次措施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培训能力显著增长，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空军决定从1951年开始，增建新的航校，将初期创办的既训练飞行人员又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航校，分建为单一的空勤航校和地勤航校。5月将第4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沈阳新成立的第8航校负责培训。翌年8月，又将第1、2航校培训的轰炸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长春新成立的第9航校负责培训。同年将第3、5、6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也调出，由在太原新成立的第10航校负责培训。空、地勤人员实行分校训练后，由于专业技术比较单一，不仅有利于加强领导，提高教学质量，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1953年1月，在陕西户县成立了第11航校。该校最初的任务和歼击机航校相同，后来改为担负轮训部队飞行中队长和新机种改装的训练任务。2月，在山西临汾又成立了第12航校，担负培训歼击机飞行学员的任务。空军初建时期，参战任务紧迫，急需提高指挥员战术素养与指挥能力，1953年1月，在北京南苑成立了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该训练班主要负责轮训航空兵部队大队和团一级指挥干部，以学习战术为主，并有重点地研究部队急需解决的飞行技术问题。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余名，军事干部396名，政治干部690名，后勤干部310名，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为了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人员。1951年初，空军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这批学员到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训练飞行员14名，空中领航员6名，空中通信员5名，空中机械员30名。经过刻苦训练，到1951年11月，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王坚、伍竹迪、秦桂芳等14人，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闯过了学习中的一道道难关，掌握了飞行技术。她们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同时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55人个个学成，无一掉队。毕业以后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这一天，7000余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记者等，来到西郊机场参加庆祝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的盛典。飞行表演前，朱德总司令、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邓颖超讲话说：“今天举行女飞行员起飞典礼，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女飞行员戚木木汇报了她们学习航空技术的情况，并代表女飞行人员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奋斗。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人员。毛泽东主席关切地询问：她们都成器啦？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回答：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
在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编入部队服务以后，空军又先后培训了多批女飞行人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培养女飞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院校全面建设。1954年以后，空军院校从创建阶段进入巩固加强、整顿提高、稳步发展的阶段。由单一的航空学校训练逐步建立起与空军编制相适应的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由速成性质的训练逐步走上正规训练的轨道。在总结已有办校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教育训练的规律，进行教学改革，基本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空军建设需要的办校道路。
健全院校培训体制。1954年以后空军根据任务的需要，新建了一批院校，并对院校培训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为了解决各类专业干部的培训问题，1954年10月在太原组建空军后勤学校，在洛阳成立空军政治学校，分别担负培训后勤和政治工作基层干部的任务；1955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划归军队建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由空军领导，负责培训气象人员；1956年10月，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14航空学校，负责培训基层通信技术、指挥干部；1958年9月，在陕西户县组建空军第16航空学校，将原在轰炸机航校与飞行员合训的空中领航员和通信射击员，集中在此校培训，1961年4月，在长春组建空军卫生学校，负责培训初、中级医务人员。
由于航空兵部队的发展，原有的第8、第9、第10等3所地勤航校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1956年空军确定将第8、10航校的训练任务调整为专门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师。1956年4月，在成都以第4预校为基础组建空军第13航空学校，主要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员。1959年9月在吉林组建空军第17航空学校，专门培训歼击机机械员。1967年空军第8、9、10、13航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航空机务学校。另外，将原有的8所预校作了精简。除第3、4预校改为通信学校和第13航校外，撤销第5、6、7、8预校，仅保留第1、2预校，负责空勤学员转入航校前的军事、政治基础训练。1957年，将原防空军所属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兵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和防空学校划归空军建制。撤销了技术学校。防空学校与雷达学校合并，称为空军雷达兵学校，1958年9月，在保定组建特种武器学校，称为第15航空学校，为全军培训地对地、地对空、地对舰导弹技师。
为了培训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于1958年9月在北京组建空军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航空兵团（营）级指挥、参谋干部和大队以上领航主任，轮训空军师以上指挥、参谋干部和团以上政治、后勤干部。于1961年2月在西安组建空军工程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中队以上航空工程机务干部、机场建筑工程技术干部和气象工程技术干部。由高级航校、高级防校、气象专科学校和第15航校承担另一部分营（大队）、团以上指挥、技术干部的培训任务。1963年3月，这4所学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高级专科学校。
到60年代中期，空军院校体系构成是：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4所，空勤航校10所，地勤航校5所，政治、后勤、高炮、雷达、通信、卫生学校各1所，航空预备学校2所，共计29所院校。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
4、组建航空兵部队
航空兵部队是空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组建各机种配套、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有战斗力的航空兵部队，是人民空军在创建时期的根本任务。
筹划空军师、团机构和装备。组建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空、地勤人员；第二，要有师、团领导机构；第三，要有飞机装备。空军航校培训的空、地勤人员，为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第一个条件。但是部队的领导机构和装备的来源尚未解决。1950年4月1日，空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报告称：各航校第一期空、地勤学员全部毕业后，可编成7个航空兵师，中央军委采纳了空军的建议。这样，由各野战军选调步兵师部及团部的现成机构，再由空军配以若干技术干部组成空军的师、团机构。从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有12个、团部有49个（含零星调入团部10个）。这些从陆军调来的师、团领导机构，大都经过陆上战斗锻炼，有的是屡建战功的老部队。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其师、团领导机构多是由陆军各单位零星抽调人员组成的。1952年底以后，由于空军航空兵部队已有相当的基础，再组建新的部队时，其师、团领导机构则主要从空军内部抽调人员组成。
飞机装备的来源。组建航空兵部队初期所需的飞机装备，只能向苏联购买。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向苏联斯大林、布尔加宁等领导人发电报、信件32次。1950年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拉-9歼击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08架）。后来，因上海地区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中国政府商请苏联政府派空军部队协助保卫上海地区的安全。苏联巴基斯基中将率部于1950年二、三月间到达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担负防空任务。10月巴基斯基所部调回苏联，其装备经两国政府商定作价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遂于10月中旬，接收驻上海、南京等地苏联空军部队的武器装备，计有各型飞机119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别洛夫师于1950年8月到达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后来采取同样办法，将其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22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6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的部队。同年10月、12月，苏联空军13个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到达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这些苏联空军部队，除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外，并负责帮助中国空军部队进行训练。后来，中国空军有偿地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这批装备，是中国空军组建第三、第四批航空兵部队所需装备的主要来源。随后组建的第五、六、七批航空兵部队的装备，主要是从苏联进口和在中国空军内部调整、替换解决的。
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共111架飞机。8月8日移驻上海。华东军区司令员聂风智兼任旅长，调第2航校政治委员李世安任旅政治委员，王志增、刘善本任副旅长，王香雄任参谋长，谢锡玉任政治部主任。旅部机关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师部改编组成，共308人。旅所属4个团：第10团，1950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团长夏伯勋，政治委员王学武。其团部以步兵第116师第348团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0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第11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团长方子翼，政治委员张百春。其团部以华东军区南京警备第102师第306团团部和第304团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7月29日移驻上海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空军部队的拉-11活塞式歼击机。第12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代理团长刘忠惠，政治委员黄文。其团部以华东军区上海警备第100师第299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图-2轰炸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轰炸机部队。第13团于8月1日在徐州成立，政治委员葛振岳。其团部以华北军区步兵独立第206师第616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伊尔-10强击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强击机部队。
第4混成旅的全体指挥员，按照空军领导的要求，在苏联顾问帮助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换装训练。参加训练的飞行员，有98名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平均每个飞行员飞了16小时25分。该旅自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任务。飞机增加到155架。
组建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空军在组建歼击、轰炸、强击等作战部队的同时，为了适应空中运输任务的需要，也抓紧组建了空运部队。1950年2月在北京西郊机场成立了一个空运队。空运队的飞机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12架C-46、C-47运输机；空、地勤人员大部队是起义人员和各地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这个空运队担负过许多专机和空运任务。1950年3月，为了给进藏部队空投粮食等物资，先后从华北和西南军区航空处调集C-46、C-47运输机，又组成一个空运队。周恩来于9月16日向苏联提出订购42架伊尔-12运输机及必要的油料、器材，同时聘请苏联顾问58名，帮助中国空军训练空运部队。9月空军筹组了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第2航校进行训练。该训练大队共有学员237名。11月24日正式开课，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训练，于1951年1月30日毕业，分配到西南军区组建空运部队。1950年11月24日，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团———空运输团在四川新津正式组成，由向黑樱任团长。团组建后，继续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1951年4月24日，以高空运输团为基础，又从第2航校抽调部分运输机和空、地勤人员，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即空军第13师。第一任师长为刘绍堂。该师下辖第37、38、39团，有飞机47架。
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1949年8月刘亚楼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时提出聘请伞兵顾问和教员41名，并订购了第一批伞兵用的降落伞。1950年7月17日，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的番号。7月26日，空军陆战第一旅以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89师师部为基础在上海组成。旅长由朱云谦担任。8月1日，旅部由上海移驻开封。9月16日，在开封召开空军陆战第1旅成立大会，共计5000余人，分别来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山东、华东、东北军区等40个军以上单位。全旅人员共产党员占88%，英雄、模范、功臣占93%，参加过战斗的占83%。12月，空军陆战第1旅改编为空军陆战第1师，后来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兵师。
组建28个航空兵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加速建新部队的步伐。10月5日，空军歼击第3旅旅部和所属的第7、8、9团，以原步兵独立第209师师部及所属第625、626、627团团部为基础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不久方调走，由夏伯勋任代旅长。
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4旅组建时下辖2个团，第10团、第12团。
同年10月31日，空军部队的番号名称由旅改为师，遂将空军歼击第3、4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3、4师。
11月25日，空军第2师以华东军区抽调的干部为基础在上海成立。该师由刘善本任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下属第4、第6团。1950年11月下旬至1953年底，又组建了5批25个航空兵师60个团。即：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27日组建了强击机的第5师，歼击机第6、7、9师，轰炸机第8师。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5月组建了轰炸机第10师，强击机第11师，运输机的第13师，歼击机第12、14、15、16、17、18师。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组建了歼击机第19、21、24师，轰炸机第20、23、25师，强击机第22师和侦察机独立第1、2团。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组建了歼击机第26、27师，强击机第28师，运输机独立第3团，轰炸机独立第4团。与此同时，将每师二团制逐步扩编为三团制。1953年底和1954年初，组建了歼击机第29师，侦察机独立第5团。至此，空军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担负了保卫祖国和抗美援朝的防空作战任务。
5、建立空防合一的空军体制
50年代初，空军与防空军，是两个独立的军种。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合并于空军。5月17日合署办公。军区空军和军区防空军机关及其所属部队的合并工作也相继完成。从此，防空军称号撤销。
防空军的创建与发展。早在1948年8月9日，中央军委针对一些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空军的空袭日益增多的形势，提出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到1949年底，共有16个高射炮兵团，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上海后，中央军委对加强城市要地防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地相继建立了防空指挥机构和防空组织，组建了一批防空作战部队。1950年3月至5月，先后组建了3个高射炮兵师：3月12日，由河南警备第2旅所属机关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合并在武汉组成高射炮兵第1师，由蔡爱卿任师长，程明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2、3、9团，部署在雷州半岛、广州、武汉等地。4月12日，以驻东北地区的高射炮部队为基础在沈阳组成高射炮第2师，由谢兴华任副师长，孙文采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4、5团，部署在沈阳、鞍山、小丰满等地。5月1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与陆军第100师师部合并，组成高射炮兵第3师，由李大磊任师长，杨汉林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1、14、17、18团，重点部署在上海。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经过多次充实、调整扩建，到1957年5月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防空军共有沈阳、北京、南京、广州等4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1个防空军军部，8所学校和以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等组成的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防空部队，总人数14.9万余人。
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司令员为刘亚楼，政治委员为吴法宪，副司令员为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空防合并后的空军各兵种建设。1957年5月空防合并后，空军除航空兵、空降兵外，增加了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等兵种。1958年又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此后，空军各兵种根据战备任务需要和装备发展又有所变化。
航空兵包括歼击、轰炸、强击、侦察、运输和各种专业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到1959年这段时间，主要是调整、充实原有部队，一部分老的师由二团制扩充为三团制。1960年到1965年，为了沿海地区的严密防空，先后新建了一批歼击航空兵师。
高射炮兵在空防合并时，已发展到11个师。1959年以后，除抽调一个高射炮兵师师部改建为地空导弹训练基地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保卫的目标增多，高射炮兵部队一度有所发展。
地空导弹兵是空军的一个新兵种。1958年10月，空军开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当时所需的装备是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组建了3个营。第1营营长为张建华，第2营营长为岳振华，第3营营长为杜先照。1964年3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地空导弹师──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4师，由张伯华任师长，贺芳齐任政治委员。翌年，国产地空导弹兵器开始装备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速度加快，每年都新建一批部队。地空导弹部队逐步发展成为国土防空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空防合并后，防空军的对空情报兵改名为空军雷达兵，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担负全国范围的空中情报保障任务。
探照灯兵在空防合并后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当时有6个探照灯团，部署在几个主要地周围，配合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部队夜间作战。
空军原有一个空降兵师。1961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陆军第15军改编为空降兵军。原有的空降兵师也同时划归该军建制。由赵兰田任军长，廖冠贤任政治委员。当时，空降兵立足于敌后，空降营以小分队作战，在编制、装备、训练上体现以步兵为主，以轻武器为主。为了保障空降兵执行作战、训练任务，1964年10月组建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配属空降兵建制。
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的调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以后，根据武器装备的发展、组织体制的变化和领导部队工作的需要，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在1956年以前，按照与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对口的原则和空军业务工作的特点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工程部、军事订货部、修建部、后勤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等11个部和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57年由于空防合并，增加了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探照灯兵部等3个部。同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将空军财务部并入空军后勤部。同年9月，根据国防部命令将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改为空军通信兵部。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又增设了2个部，合并了5个部。1966年6月又分出，成立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合并的5个部门，都是业务相近的，空军订货部并入空军工程部，空军修建部并入空军后勤部，空军探照灯兵部并入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空军干部部并入空军政治部，空军通信兵部并入空军司令部。经过调整，空军领导机关仍有11个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高射炮兵指挥部、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直属政治部。
各军区空军机关是随着各大军区的变动和战备任务的需要而调整的。1954年，空军有6个军区空军机关，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军区空军。1955年5月，各大军区重新划分，军区空军亦随之改变名称，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军区空军相应地分别改为沈阳、北京、南京、兰州军区空军；原驻武汉的中南军区空军更名为广州军区空军，移驻广州；原驻成都的西南军区空军更名为武汉军区空军，移驻武汉。1958年8月，根据入闽作战的需要，组成福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福建、江西两省的空军部队，由聂风智任司令员。1967年6月，以原驻济南的空军第6军军部为基础，组建了济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山东省的空军部队，由吴宗先任司令员，李勃任政治委员。为便于领导和指挥驻昆明、成都、新疆军区的空军部队，1960年8月和1965年7月，分别在昆明和成都组建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和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1964年12月在乌鲁木齐成立了空军第9军，后来，改为新疆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上3个指挥所都行使军一级权限，直属空军建制。
6、战斗保障体系建设
其主要有：航空侦察建设。航空侦察的目的在于短时间内获取较大面积的各种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情报资料，为空军等部队的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所以，航空侦察既是一项战斗保障，又是一种战斗行动。在组建空军部队的初期，没有单独建立侦察航空兵部队，只在歼击航空兵部队中配有少量装备有航空照相机的飞机，执行照相侦察任务。随后在一些歼击航空兵部队中，编制了侦察分队。1951年11月，在南京组建了独立第1、2团，这是空军最早建立的侦察航空兵部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为了加强航空侦察力量，空军又陆续组建了几个独立侦察团，并在各歼击、强击、轰炸航空兵师建立了侦察分队。与此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图像情报处理机构，逐步形成了空军的航空侦察系统。空军侦察航空兵部队使用的飞机，大都由现役飞机改装而成。
雷达情报建设。空防合并后，空军原有的引导雷达站和原防空军对空情报兵所属的对空监视哨、警戒雷达站，合并整编为空军雷达兵部队，使警戒雷达和引导雷达由两个系统合为一体。雷达兵部队的特点是驻地分散，指挥集中。1959年空军改变确定雷达兵以雷达站为基层单位，团为最高单位，在团和站之间因地制宜地设情报营部或管理营部，组成团、营、站三级或团、站两级体制。6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雷达兵部队全部编成团、营、站三级体制。雷达兵部队从1953年开始装备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警-1型雷达。到1957年，已装备了5种型号的国产雷达，60年代中期，技术性能较好的国产大型警戒和引导雷达装备部队，使雷达保障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通信导航建设。在编制、体制方面，陆续建立了通信业务部门，通信团、通信营、通信队等通信部（分）队，以及通信器材修配厂、通信器材仓库等。空军对空指挥和空中指挥通信，建立了超短波地空通信系统，为地面和空中根据需要转换指挥和协同关系，提供了有效的通信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到60年代中期，已构成了指挥、情报、协同、航行、气象等无线电通信网路。
领航保障建设。1954年空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领航保障建设的措施：从难、从严进行领航、轰炸、引导训练；进行定期技术检查、考核；强化领航业务理论教育；对领航人员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到1956年，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地面领航员队伍。60年代又采取了新措施，加强地面领航人员队伍建设。从1955年至60年代中期，地面领航人员共引导空军飞机击落击伤入侵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58架，有67名地面领航员荣立战功。
气象保障建设。空军初建时期的气象保障比较薄弱，从1954年开始逐步加强了气象网的建设。除在东北、华北地区组建了区域性气象网外，在华东、中南、福建地区组建了一批气象台站，在内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组建了一批机动气象站，构成了小范围的区域性气象网。在全国范围160多个气象台站建立了危险天气通报网，在一些主要地区建立了临时气象观测哨，在沿海地区则利用对空监视哨和海军观测站观测报告天气实况。还组织了近600个地方气象台站分别向空军提供气象情报。为了提高气象情报的传递时效和气象保障能力，1960年先后在京津、沪杭、旅大、广州等地组建了区域天气实况传递网；在沈阳、南京、武汉、西安等地建立了区域气象广播台，定时播发空军气象台站和有关地方气象台站的天气实况以及其他气象资料。为了收集国外气象情报，60年代中期，在北京、武汉、兰州、昆明等地建立了用以收集传递国外气象情报的收发信台。尔后，空军建立了气象室20个、台站189个，气象工作人员1万余人，基本上初步建成了以气象室为枢纽、以气象台站为基点的气象保障体系。
飞机管制建设。到50年代后期，基本上形成了空军、军区空军、军和航空兵师、校（机场）等四级飞行管制系统。飞行管制设备不断改善。在飞行管制的各项建设中，空军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飞行管制的法规，使全国的飞行管制工作能够严密地组织和顺利地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飞行安全。
7、健全后勤保障体系
从空军诞生到60年代中期，空军后勤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年至195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由全面向苏联空军学习，逐步转变到认真结合抗美援朝作战的后勤保障经验，探索中国空军的后勤建设道路，使各项后勤工作得到稳步发展。1960年至196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在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和国家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广大后勤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困难，保障空军部队完成了作战、训练任务。其主要有物资保障、国防工程保障、机场防护工程建设、后勤装备技术保障体系建设、卫生勤务保障、飞行后勤保障等。
（四）空军建设的挫折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空军搞阴谋活动，使空军各项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吴法宪追随林彪，在空军大搞唯心主义，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制造思想混乱。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削弱。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军事干部不敢抓军事，经常出现飞飞停停的现象。1968年，平均每个歼击机飞行员仅飞了23小时45分。航空兵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1972年，全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作战任务，只有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1974年保卫西沙群岛作战时，有的参战航空兵部队，拿不出建制作战分队，只好把大队长以上干部组织起来执行任务。院校建设遭受挫折。由于大砍院校，长期停课，以致部队中经院校培训的干部比例大大下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干部队伍的成长，给部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革”十年虽然使空军遭受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坚守战斗岗位，积极工作，完成了一些必须进行的工作，部队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备战、战场建设、科研试飞、作战、支援国家建设和维护国家稳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出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对西南边境和福建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空军担负作战的部队在社会上十分动乱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严守战斗岗位，先后击落入窜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6架，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
（五）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空军先后在邓小平、江泽民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核心的领导下，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从整顿各方面工作入手，实行拨乱反正，医治10年动乱造成的创伤，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空军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稳步前进；武器装备和各项保障工作有了改善和加强；人员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作风纪律，都呈现新的风貌。空军广大指战员常备不懈地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使命，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空军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现代化建设新步伐，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姿勃勃跨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里，人民空军与时俱进，跨越发展。
1、“十大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空军党委率领空军部队深入揭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全面整顿，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很快恢复了元气。1977年4月，中央军委对空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张廷发为空军司令员，高厚良为空军政治委员。新的空军领导班子组成后，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率领部队投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查帮派体系，落实干部政策；一面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奋力扭转“重灾区”的局面，实行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领导班子、规章制度、军事训练、战备工作、政治工作、纪律、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后勤工作、机关作风等十个方面，称为“十大整顿”。
领导班子整顿：一是组织整顿，于1978年年底，把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调整完毕，使各级领导班子达到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比较年轻、精干。二是政治思想整顿，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规章制度整顿，从机关到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有专职，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修订和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整顿训练工作，首先抓好飞行技术、航空理论基础训练，在空军各兵种各专业人员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掀起一个像1964年那样的群众性练兵热潮，院校按定额接收学员，培训空军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恢复和健全战备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统一空军作战指导思想，拟制、修订各种作战计划、预案，提高业务水平和指挥能力。政治工作整顿，由上而下、分期分批地对各级政治机关进行整顿，端正思想路线，纯洁干部队伍。整顿纪律，强调坚决执行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了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发动群众同事故作斗争，把空中和地面各种事故减下来。整顿航空工程机务工作，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机务维护规章制度，改进维护作风，办机务教导队，提高机务新兵训练质量，恢复驻厂军代表制度，把好验收关和产品质量关。整顿后勤工作，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加强场站建设，教育后勤保障人员明确树立为飞行服务的思想，分期分批地整顿国防仓库、油库，确实查清库存物资和装备的数量、质量状况，加强管理维护。整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改进文风，精简会议和文电。整顿作风，贯彻治军要严的指导思想，要求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十项整顿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重点放在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到1978年底，十项整顿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上到下建立了岗位责任制，修订和恢复了各种规章制度，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局面已经改变。航空兵部队和航校的飞行总时间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18.4%；航空兵部队年平均飞行时间87小时39分，突破了多年来在60小时左右徘徊的局面，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严重飞行事故万时率下降到0.36，是10年来最低的。地面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年终考核成绩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