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顿、调整和恢复，使空军的各项工作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空军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2、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
在全面整顿、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空军依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拓前进，有计划地推进空军的全面建设，开创了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空军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加强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1976年以后，空军院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加强院校的全面建设，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体系，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1978年初，据邓小平指示，空军院校的恢复工作迅速展开。在已恢复和改建第1、2航空预备学校、通信学校、军医学校和雷达学校的基础上。1978年3月至6月又重新恢复了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后勤学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和空军学院。到1979年，空军地面院校的学员定额，已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5650名，增加到1.86万余名。同时，还根据部队的需要，新增设了28种专业。空军院校经过紧张的重建和扩张工作，到1979年已大体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各航校在人员、飞机、器材基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每年的飞行总时间不断增加。1980年航校全年飞行时间达53万小时，比1977年增加53%。
对学员的培养，全面打好基础。空军院校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牢固树立为革命而飞的思想；在技术业务方面的要求，要熟练掌握飞行加强技术，达到训练大纲规定的质量标准，并扎实学好航空理论基础知识，以指导飞行实践；在作风纪律方面的要求，要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雷厉风行，机智灵活，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要具有适应紧张的飞行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耐力和平衡机能。空军院校在贯彻全面打好基础的工作中，始终把打好政治思想基础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为此，空军专门对飞行人员提出了必须具备的八项素质，即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宽广的胸怀、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严格的纪律、顽强的作风和强健的体魄。还针对空军部队驻地分散、条件艰苦、常年战备等特点，对学员加强树立坚强的革命事业心的教育和立志定向教育，使学员毕业后服从分配，到边疆、高山、海岛、戈壁、沙漠地区工作。
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1986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1986年以来，空军院校以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改革训练内容、改善训练条件和手段为重点，进行了大量工作，以实现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将空军学院改称为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学校改称为政治学院，航空学校改称为飞行领航学院，通信学校改称为电讯工程学院，后勤学校改称为勤务学院，高射炮兵学校改称为高射炮兵学院，航空机务学校改称为航空技术专科学校，军医学校改称为医学专科学校，航空预备学校改称为飞行基础学校。同时撤销了第9、10、11航校。气象学校和雷达学校在1979年6月和1983年6月，已分别改称为气象学院和雷达学院。空军院校的精简整编，主要是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即指挥军官分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军官分两等（中等、高等）、5种层次（中专生、大学专科生、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训。为了扩大知识面，增强工作的适应能力，从1987年开始，师（旅）职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军官（含军以上机关参谋）实行合训。空军还逐步发展了函授教育、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形式的在职教育，采取多种途径培养人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空军院校的教学手段向现代化发展，空军院校在开展模拟训练上亦有长足进步，技术训练模拟器已运用计算机控制。
为了适应新时期院校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院校把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和院校领导干部的教学管理能力，摆到了重要位置。在建立与健全空军院校教员选拔与使用制度的同时，1980年对航校的飞行教员提出了“五条要求”：（1）飞行事业心强，出满勤，带全期；（2）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3）会讲，会作，会教，会做学员的思想工作；（4）能给学员讲一门与飞行训练穿插的航空理论课；（5）达到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对地面院校的专业理论教员规定了“四项指标”：（1）热爱教学工作，教学质量比较高；（2）能完整地讲授本门课程，且有熟练的操作技能；（3）具有比较扎实的讲、写、演、画课堂教学基本功；（4）具有大学专科以上的基础理论水平。并要求各院校在此基础上，培养各类教学“尖子”和学科带头人。
截至1987年，空军院校已经拥有各类教员9200余人，形成了一支较好的教员队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等450人，具有硕博士以上学位的186人，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1.4%。飞行教员达到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的占89%，获特级和一级飞行教员称号的有1385人。还有520余名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掌握本学科前沿知识的学科带头人。这批辛勤“园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空军院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一支年龄、知识、专业结构趋向合理并适应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教员队伍已形成；一批熟悉院校教育、管理理论和专业技术的行家，已走上院校领导岗位，正在为空军各级机关和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人才。
跨越式发展，改善武器装备。①提高武器装备管理水平。通过装备整顿，落实了各项规章制度，普遍建立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加强了技术人员的培训。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中共培训各类技术人员14万人次，为部队培养了装备维修、管理的骨干，提高了部队的装备水平。各部队自筹经费修建了各种库房、场地，大大提高了各类装备的放库率。检修各种装备20余万件，各类装备的完好率都有明显提高。装备平均故障率由1979年的4.7%，下降到2.3%，涌现出一批装备管理好的先进单位。1983年11月，空军颁发了《空军装备管理达到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十二条标准》，作为检查、衡量部队装备管理的尺度。随后，空军各兵种部队分别进行了检查评比，制订装备管理工作条例，逐步实现从经验型管理到科学型管理的转化。②开展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新时期，空军抓紧了武器装备的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工作，以提高空军主战飞机、地空导弹、防空雷达、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系统的技术水平和作战效能。70年代末，空军开始有重点、有步骤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以提高作战能力。为了解决装备的配套，1984年11月从美国引进了“黑鹰”直升机，1986年2月从法国引进了“超美洲豹”直升机，1985年8月从苏联引进了图-154m型运输机，还有一些其他装备。1986年2月，歼-8型飞机定型批准生产。歼-8Ⅰ型飞机是歼-8型飞机原设计方案的“全天候型”飞机，1981年4月首次试飞，1985年7月设计定型。歼-8Ⅱ型飞机是根据对未来作战对象的分析和中国航空工业的现有能力，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战术技术要求的。1984年6月12日，歼-8Ⅱ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歼-7Ⅱ型飞机是歼-7Ⅰ型飞机的改进型，增强了攻击能力，1986年2月装备部队。歼-7Ⅲ型飞机是在歼-7型飞机的基础上加装改装了部分设备，经过试飞，已批准设计定型。强-5Ⅰ型飞机是在强-5型飞机基础上改进的，1983年12月开始装备部队。后来，又在强-5Ⅰ型飞机的基础上改进成强-5Ⅱ型飞机，性能进步上得到了改善，生存力和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设计、研制的轰-6型飞机的自动领航轰炸系统，使该型飞机具有远程机动作战、低空突防、搜索识别和突击目标的能力。1981年3月试飞，7月交付空军部队服役。空军勤务保障飞机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作战飞机配套的各型教练机相继装备部队：军用运输机、直升机、侦察机、通信机、电子对抗机等。
在新型号地空导弹、防空雷达、机载雷达、电视跟踪、激光、红外和夜视技术等方面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
90年代，空军部队又研制出歼击轰炸机“飞豹”FBC-1等一批新式武器装备，有的已装备部队，有的即将装备部队。
空军按照攻防兼备的要求，基本形成歼击机、对地攻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机相结合的装备体系，构成了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地面防空火力配系和覆盖全国的地面情报雷达网。
执行重大任务。1979年2月至3月空军一批航空兵部队奉命在中越边境中国一侧巡逻掩护，采取高、中、低空分层配置，有效地保证了中国边防部队还击作战的顺利进行。担负运送作战急需物资和抢救伤员中，运输机、直升机穿云破雾飞行228架次，运送人员1465名、物资151吨。担任前线战场运输、救护的直升机分队，不分白天黑夜，穿梭于边防前线的崇山峻岭之间，被地面部队称为“轻骑兵”，较好地完成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经受了战斗锻炼。
1981年，华北地区大演习，空军有12个航空兵师、3个独立团、1个空降兵师，近3万人、476架飞机参加。在9月14日至18日的正式演习阶段，航空兵出动了30个团次，114批833架次，投弹1145吨，发射火箭960枚，发射航炮弹1600发。强击航空兵部队在学习的4个课题中，对13个目标进行了实弹和模拟攻击，在地形复杂的条件下做到了按时到达，射击准确，航空火箭命中率达98.3%，航炮命中率为90%，受到地面部队赞誉。轰炸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火力突击，按照合成军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准时到达目标上空，实施轰炸突击，投弹命中率达100%；歼击航空兵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在狭窄的地域实施了大机群准确空投、空降；空中侦察完成任务率达95%。演习过程中，空军5个机种在演习场上空，高、中、低分层配置，进行巡逻掩护、轰炸、扫射和空投、空降、布雷等活动，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84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受阅。1999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受阅。在气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飞机分别从南苑、杨村、遵化、唐山等机场起飞，在浓密的雾霭中，均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充分显示出空军部队良好的军事素质。
航空保障现代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抓紧各项保障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改善技术装备，注重培养人才，使保障能力有较大的提高。
一是战斗保障技术装备不断更新，人员的技术素质普遍提高。如雷达情报保证，仅1979年到1987年，先后装备了9种新型警戒、引导雷达，特别是以自动录取和传输目标数据的三坐标雷达和一批低空性能较好的雷达投入使用，改进和提高了雷达的低空探测性能和引导保障能力，加快了半自动雷达情报处理系统的建设，雷达情报处理容量提高了2倍，传输速度提高6倍，错漏率减少80%。
通信导航：1979年后，无线通信逐步实现了以单边带通信为主，并建立了一条散射接力数字通信线路。有线通信开通了长途直拨电话和选通电话，以及传真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空军主要机场普遍装备了着陆雷达，部分机场还装备了米波仪表着陆设备，装备了近程测向、测距导航系统、超短波双频段通信系统机载电台，以及新型盲降雷达、导航机、信标机等，提高了通信导航保障能力。
领航引导：新的机上领航设备先后装备部队，提高了轰炸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突防能力和突击能力。自动化指挥引导设备陆续装备部队。微型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领航计算、资料检索、方案优选和决策论证的效能。
气象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后，陆续装备了先进的航空气象保障仪器设备，自动化程度明显提高。组建气象卫星接收站，利用卫星气象资料，掌握和监视各种天气系统的活动规律。为实现高空气象要素探测自动化，自行研制了自动计算测风经纬仪和激光测云仪、自动收发报选报、填图系统，高速有线气象传真网已在北京地区建立，高频无线电话危险天气警报系统，在气象保障中发挥了作用。还装备了近距离有线图像传输、视频积分分层显示以及回波图像自动照相录取等设备。计算机技术广泛用于天气预报、气象情报传递和资料处理，实现了气象雷达和卫星云图资料数据处理自动化。
飞行管制：飞行管制设备1985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后，提高了飞行管制能力，对保证飞行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立了飞行计划处理系统，实现了飞行计划传递和飞行调配的自动化，缓解了机场密集、飞行活动多、空域拥挤地区飞行管制的紧张状况。仅1977年到1986年，空军保障各种飞行3500万架次，为保证飞行安全做出了贡献。
航空侦察：改装研制的照相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先后装备部队。长焦距相机、微波成像雷达和地面图像处理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提高了航空侦察能力。
防原子、防化学武器有了较快发展。“航空辐射测量仪”、“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收集核爆炸样品的取样器、剂量率仪和自动记录仪等先后装备部队。空军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测定和防护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以及技术熟练的专业保障人员。
二是航空工程保障建设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空军航空工程保障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航空工程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理顺关系，推进航空工程保障工作。在团属机务大队设立两个保障中队、一个排除故障中队、一个定期机修中队，实行机组专责制和排除故障专业化相结合的维修作业体制，提高了飞机维修效率。
改善维修手段：新一代通用电子检测车通过技术鉴定，这种检测车采用了微机技术，装备闭路电视，能在车上对飞机各系统故障实施监测和判断，可以自动检测、记录，自动识别设备状况，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和精度。在维修中还大量推广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如激光校靶、利用电涡流无损探伤和飞机发动机故障微机诊断程序等，提高了工作效率。
改革维修方式：80年代中期开始，以改革维修方式为重点，在航空兵部队进行了试点，提出了定时和视情相结合的维修方式，建立了中间预防修理、周期性检测和视情检查机结合的维修制度，使维修工作更加科学化，更符合维修工作客观规律。
修改制定维修规程、条例：为适应航空工程维修工作的发展，空军对航空工程条例作了全面系统的修改补充，增加了科学化管理内容。把整个航空工程工作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规划安排，工程机务、部队修理、工厂修理、航空订货、统计工作等，作为系统工程的各个分支，综合考虑，互相照应，增加了条例的科学性。修定后空军正式颁发执行。
建立质量控制系统，加强维修管理：1980年开始，空军各航空兵部队建立了维修质量控制机构，1983年6月，空军确定了8项机务统计指标，除飞机良好率、飞机误飞千次率外，增加了飞机可用率、平均故障率、机务责任事故率、飞行任务保障率、飞机维修工时率和航材消耗率等。控制和掌握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和信息，采取相应的维修对策，实现了维修工作的科学管理。1985年开始，陆续在机场建立固定的机务指挥中心，加强机务保障的现场调度和指挥，加速了维护现场管理。
开展航空工程维修科学研究：航空维修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是航空科学的分支，包括航空装备的维修管理、维修技术、设计等理论。1980年3月开始，在空军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学术理论研究，并编译了出版了《航空修理可靠性基础》、《航空维修管理基础》等一批管理书籍，已出版一批航空维修理论专著，经十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的形成。空军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90年代对新机技术保障开展研究，围绕新型飞机的故障处理、维修规律、保障等特点合力攻关，取得了信息系统软件开发、飞行参数处理系统等一大批前沿性成果。经过6年的摸索和实践，到1998年空军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为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走出了一条新路。为适应空军部队装备新型战机的需要，空军还制定了新型飞机《技术保障若干规定》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建立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工程技术保障新格局。这样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优势互补的维修系统。空军广大工程机务人员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勇于开拓创新，涌现了一批先进机务工作者个人和单位，为保障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和训练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后勤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新时期的20多年，是空军后勤建设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经历了恢复、改革、发展、提高的过程。首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进行全面整顿，使各项业务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尔后以全面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为目标，有重点地进行后勤现代化建设。1985年实行战略性转变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空军后勤建设开拓进取，面向现代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建设，空军后勤的现代化建设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空军先后任司令员的有：刘亚楼、吴法宪、马宁、张廷发、王海、曹双明、于振武、刘顺尧、乔清晨；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萧华、吴法宪、余立金、王辉球、傅传作、张廷发、高厚良、朱光、丁文昌、乔清晨、邓昌友。
二、海上长城--人民海军
中国有辽阔、富饶、美丽的海疆，属于太平洋沿岸国家。东部和南部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6500余个。属于中国管辖和拥有资源主权的辽阔的海区内，不仅有通航贸易之利，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充分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上贸易，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辽阔的海洋、众多的岛屿，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可是，古代曾经创立海上光辉业绩的强盛的中国，到了近代竟成了任人欺凌的弱国。百余年中，美丽富饶的海洋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通道，从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外国侵略者从海上入侵中国次数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日、英、美、法、俄、德、奥等国的军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470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从辽东半岛入侵4次，从渤海湾入侵10次，从山东半岛入侵12次，从江苏沿海入侵10次，浙江沿海入侵9次，从福建沿海入侵8次，从台湾入侵10次，从广东沿海入侵21次。尤其是日本入侵中国沿海地区次数最多，占各国入侵总数的41%。日本对台湾统治长达50年，对旅大统治40余年。至于外国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中国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敌人的蹂躏。香港、台湾和澎湖相继沦丧。胶州湾、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等或先或后地以租借之名被列强控制。中国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也纷纷落入外人之手。
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告诉中国人民：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开拓海洋、征服海洋和保卫海防的光荣传统，为了保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必须在建立强大的陆、空军的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建立巩固的海防。
1949年4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海军诞生了。它走过50多年光辉的历程，建成了一支拥有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和海军航空兵等部队，辖有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等多兵种的合成军队，成为一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近海防御力量。5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这样3个大的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人民海军在战斗中诞生边打边建，各兵种部队相继建立，初具规模；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海国建设在曲折中前进；80年代以来，海军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新时期。
（一）第一支人民海军诞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没有海军力量。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创建海军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争取尽快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1949年1月21日，江苏泰州已经解放。为便于指挥渡海作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4月4日率领野战军部分人员到达靠近长江的白马庙乡地区，在一座小楼内设立了前线指挥部。鉴于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在酝酿起义，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会接收更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和装备设施，渡海作战的任务也即将提到解放战争的日程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华东军区负责组建军区海军。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以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644人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个办公厅。这样中国人民组建了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到1950年春基本结束，绝大部分省、市转入了经济恢复时期；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和海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仍然处于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战争状态。海上战场是陆上战场的延伸，人民海军参加的反封锁、反袭扰以及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是完成解放战争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形成了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东南沿海面临的严重敌情首先是海上封锁。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刚刚拼凑起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就做出了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的决定。随着大陆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实施海上封锁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实际上包括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沿海港口、近海航道以及他们所能控制的全部岛屿。一是在长江口布放水雷。二是出动舰艇20余艘，巡弋封锁，对任何突破封锁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袭击或扣留。三是搜罗拥有小型艇船的海匪，令其分散进行海上抢劫破坏活动。四是连续出动飞机对沿海经济、军事重地进行狂轰滥炸。轰炸尤以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为主要目标，他们扬言：“不等他们出海就统统消灭掉！”1949年4月26日至9月24日，刚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的9艘军舰就有“惠安”、“吉安”、“太原”、“安东”、“永绥”、“楚同”6艘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此外，还有一艘“民权”舰遭重创。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在与敌人反复较量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到1954年上半年，逐渐壮大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其他战斗部队，配合陆军、空军向沿海敌人展开了全面进攻，进行了数十次战斗。至1955年1月，终于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全部东南沿海岛屿。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迈开了第一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二）海军建设全面展开（1949年～1955年）
1、海军建设总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提出与确立
海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提出“争取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已把海军看作是建设“强大的国防”一个组成部分。8月，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海军创建之初，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虽已土崩瓦解，但仍妄图卷土重来，东南沿海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面对这样的形势，1950年8月海军召开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根据华东军区海军一年来创建海军的实践，参照苏联海军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海军具体情况，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确立了海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这一建军指导思想，强调了海军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技术业务建设，较好地处理了当时海军中由陆军调来的人同与原海军人员的关系，增强了相互团结，为海军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是制定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根据这一方针，会议制定了海军近期建设规划。其主要内容是：（1）尽快组建水面舰艇部队、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和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初期以空（海军航空兵部队）、潜（潜艇部队）、快（鱼雷艇部队）为主。（2）为提高机动能力和战术进攻威力，舰艇吨位可以小一点，但航速要大，舰上火炮、鱼雷和深水炸弹等武器装备要强。（3）主要着眼于近海作战，不仅能配合陆军进行登陆与抗登陆作战，而且能单独执行海上反封锁、保障海上运输安全、保护渔业生产、打击敌人海上骚扰等任务，必要时还能破坏或封锁敌之港口，阻截敌海上交通线，进行扫雷、布雷、维护海防设施等。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还为海军舰艇部队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的发展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些为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2、组建海军领导机构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发出电令，调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组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月30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机关及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机构和人员调来北京，于4月14日正式建立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又增调第二野战军第10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加以充实。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
海军领导机构初建时，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卫生部。1950年11月，又增设了秘书处、干部管理部和军法处。1952年后，又成立了海军航空部、海岸炮兵部、军械部、舰船修造部、工程部、学校管理部、防空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和防险求生处。秘书处并入司令部。
人民海军组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选调。到1955年止，先后拨归海军的有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部（第12兵团），第二、三、四野战军的5个军部和直属队（第10军军部、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0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5军军部和直属队、第44军军部），以及各野战军的11个师级单位（第173师、补2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129师、第30师、第138师、第131师、炮6师等）和28个团级单位。为了加强海军各级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年轻精干的中高级军政干部。
成立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2月3日，调陆军第173师直属队、第四野战军补训2师的部分人员，成立了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10月又增调陆军第44军部分机构和人员充实机关、部队。中南军区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强，副司令兼参谋长周仁杰，政治部主任吴罡。
1950年4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人员和第12兵团部分机构和人员为基础组成海军青岛基地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一萍，副主任委员许培仁。同年9月9日与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合并，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青岛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易耀彩，政治委员段德彰，副司令员赵一萍、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胥治中。
1955年5月，以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正式组建海军旅顺基地。旅顺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罗华生，政治委员彭林，副司令员刘昌毅、邵震，副政治委员宁景华，参谋长谢正浩，政治部主任邓可运。
成立舰队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军海军下辖3个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1955年10月24日，在原华东海军区海军的基础上，东海舰队，陶勇任司令员，袁也烈任政治委员；在原中南军海军的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海舰队，赵启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8月，在原海军青岛基地的基础上，扩编成立了北海舰队，刘昌毅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各舰队初建时，其领导机构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岸防兵部（处）、舰船修理部、防空兵部、工程部等部门。以后，随着海军总部机构的变动而变动。
3、争取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
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国民党海军先后有“黄安”号等军舰，海防第二舰队等编队，“灵甫”号、“永明”号等舰舰员，共起义16起，起义舰艇73艘。中共中央领导对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的起义行动予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1949年3月24日给“重庆”号军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热烈祝贺”，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惟一道路”，并勉励起义官兵做“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1949年初，国民党陆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和所有精锐部队已消灭殆尽，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总崩溃。在这种形势下，何去何从，已成为国民党海军官兵必须做出的抉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是促使国民党海军官兵相继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周恩来副主席曾签发和修改过有关争取“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电报，并派人做海防第二舰队领导人工作。山东解放区曾广泛开展“唤夫索子”运动，号召解放区人民唤回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的亲人，这对“黄安”号、“永安”号、“郝穴”号等舰的起义行动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又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配合中央情报机构，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市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一道，对策动国民党海军舰艇部队和江阴要塞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党海军纷纷起义。
国民党海军的官兵特别是新型舰艇的官兵，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少人到英、美受训或接收军舰。他们耻于受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怀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有些人当初投身海军，原想建设一支能为国争光的海军，一雪甲午海战之耻。“重庆”号军舰舰长邓兆祥在马尾海校工作时，就曾把写有“雪甲午耻”四字的匾额悬挂在校图书馆门口，以激励青年学员。以后许多人因为目睹国民党媚外误国，才由绝望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官兵则是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和对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强烈不满，因而对起义也抱有同情态度。要在国民党控制严密、派系交错、技术复杂、部门繁多的军舰上策动和组织起义，是十分艰难的。有的起义或因事前泄露而招致失败，或在起义过程中因力量悬殊而遭到残酷镇压。
如何使原海军人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融合在一起，这是人民海军建设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49年5月28日接见华东军区海军领导人张爱萍和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林遵等人时，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他对林遵等人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指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于是，对原海军人员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政治学习，政治上给予信任，生活上给予关怀，量才使用，教育从陆军调来的干部、战士做团结的模范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绝大多数原海军人员都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训练和教学等各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50年9月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原海军起义人员梁魁庭、赵孝庵都以自己突出的战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林遵先后担任山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要职，直到患癌症病危期间，仍为海军部队和院校的建设尽心竭力。邓兆祥先后担任安东海校校长、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要职，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批原海军人员，对争取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4、创办海军学校
在人民海军建军之初，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首先提上议事日程。本着治军先治校的指导思想，及时地提出了“办学校培养干部是建设国防军的中心工作”、“今后军队干部主要靠学校培养”、“全军办好学校”和“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等重要方针。鉴于当时海军各兵种正处于组建阶段，部队急需战斗和技术骨干，因而各学校根据不同的入学对象和培养目标，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办学，以加速人才的培养。
各类学校的组建。1949年5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555人，由沈阳抵达安东（今丹东）。随后起义的国民党“灵甫”号军舰官兵74人也从香港陆续来到安东。为了发挥起义官兵在建设人民海军中的作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海军学校。原“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任安东海校校长，原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任政治委员，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宁省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副校长，原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2日，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决定以安东海校为基础在大连创办海军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学校设航海指挥系和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和机电等部门长。1950年2月1日开学。同年12月，两个系分别扩编为指挥分校和机械分校。
华东军区海军于1949年8月15日，在南京创办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张爱萍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学校担负的任务主要是对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同时对从陆军调来的人员和新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技术培训。9月14日开学。该校先后突击培训了4800余名学员。1950年12月，华东海校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归海军直接领导。夏光任校长，孔繁彬任政治委员。联合学校下设兵器、机械、通信和舰务4所分校，均担负培训水面舰艇军士和水兵的任务。
1950年6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11月1日开学。赵汇川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学校的任务是培训海军航空兵空勤和地勤人员，空勤分水鱼雷轰炸机驾驶、领航、通信和射击等专业。1952年8月，学校扩建为第一、第二两所航空学校，分别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第一航空学校由赵晓舟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第二航空学校由胡鹏飞任校长，何辉任政治委员。
1950年8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快艇学校。炮兵学校培训营连排指挥干部和各专业兵。同年10月9日开学。王效明任校长，宋景华任政治委员。快艇学校培训鱼雷艇艇长以上的指挥干部和轮机长、水手长，以及各类专业兵。同年10月9日开学。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
1952年11月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校，1953年8月在青岛正式成立，旅顺潜艇学习队大队长傅继泽兼任校长，李克明任副校长，吴西任党委书记，何明智任副政治委员。1954年3月28日开学。该校主要任务是培训潜艇指挥干部和专业水兵。
随着人民海军各级指挥机关、各种部队和后勤保障力的建立和发展，培训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政治干部、专业勤务干部和各类技术人员的任务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1952年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设立海军系，以培训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同年5月30日开学。谢立全任系主任，林遵任系副主任。1952年7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培训海军舰艇、海岸炮兵、航空兵部队营连级政治干部。同年10月15日开学。海军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兼任校长，阙中一任副校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校，培训后勤各专业勤务干部。刘仕香任校长，袁超任政治委员。1953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设立了海军工程系，培训海测、舰炮、指挥仪、水雷、鱼雷、无线电、有线电、雷达、声纳、造船和船机等工程技术干部。黄景文任代理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