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梁万羽的经历完美地覆盖中国股市的发展显然有些夸大其词。
从华旦大学毕业后，学管理出身的梁万羽进入上海市黄浦区一家银行的全资信托子公司的信贷部工作。那是1990年夏天，梁万羽到岗的时候距离上交所开业不到半年，信托公司证券部柜台每天都排着长队。工作人员在小黑板上写证券行情，飞乐音响、延中实业……有时候价格刚写上去就变了。
股票转让动不动就几千上万，队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人急吼吼地抖出腰包里所有现金，“侪部买进，好买多少就买多少！”有人卖掉股票，搓着手哼着小曲儿就离开了。梁万羽连续好几天下班时段都看到一位40岁上下的男子，戴一顶棕色软呢帽，一副棕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在柜台边目不斜视地围观，不时在褐色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梁万羽每天跟钱和有钱人打交道，他打趣自己像个高级酒店的服务生，口袋里紧巴巴的，看到的却都是浮华人生，非富即贵。这个一米七出头的小伙子瘦筋筋的，头发有些自然卷，言谈举止一脸生涩。一个月一百多块的工资，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他甚至不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大部分时间还在穿大学时的衣服。可同事们都衣着光鲜，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40岁出头的信贷部主任许志亮，进出总是一身时髦的金利来，兜里还揣着红塔山。
虽然大学在上海待了四年，走出学校，梁万羽还是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他来自四川山区，高中毕业前也没正经说过几次普通话。大学四年下来，他的话越来越少。为了争取学校里屈指可数的留沪指标，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公司里上海人居多。两个上海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旁边的人听不听得懂，他们总是习惯讲上海话。这种或许并不刻意的行为，很轻易就把人排除在话题外了。好在许志亮也是个普通话不标准的外地人，梁万羽有事没事就跟他请教。梁万羽勤勉，机灵，干什么活儿都一丝不苟，不管端茶倒水，还是免费跑腿。
虽然没什么存在感，但这份“服务生”的工作很快为梁万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到岗没几个月，许志亮带着梁万羽去深圳学习。搞改革搞开放，上海、深圳两个城市一直暗中较劲。
在深圳的最后一天，点完卯，许志亮就带梁万羽溜出会场，找他的老乡许德明吃早茶去。许德明带他们参观当时声名显赫的深圳国贸大厦，一路上介绍自己这几年的变化。
许德明中等个子，身穿藏青色休闲西裤，一件白衬衣规规矩矩扎进裤腰。他是一名工业设计师，以技术人才的身份从河源借调到深圳的南头区，也就是现在的南山区。深圳不仅待遇远超周边城市，机会也非常多。一个技术人才，比如财会、法务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同时做几份工，拿到非常可观的收入。许德明到深圳第二年月收入就过千了。借调到深圳之前，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四五十元。办完自己的人事关系，许德明马上想办法把老婆孩子也接到深圳。太太做律师，收入很快就超过了许德明。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深圳速度”最直观的表现。
许德明刚到深圳的1987年，深发展开始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紧接着的1988年是万科。在单位订阅的《深圳特区报》上，许德明零零星星地读到介绍股票、金融期货的文章。
早在1983年，深圳就发了股票。股份制公司的干部拎着公文包到处兜售。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每股10元，但不退本不付息，接受度并不高。人们普遍没什么闲钱不说，就算有点闲钱也更愿意买债券。有传言说，万科发行股票时承销的证券公司最后砸了好几百万股在手里。
许德明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他托朋友从香港买来股票书籍，学习投资理论和技术分析。金田的股票发出来，转让价格很快被推高。许德明决定不再等待。他找到卖家，拟了一份转让协议，签字画押。如果这股票最后需要过户或者再次转让，可以请卖家协助完成。
许德明凑了9000元，买到600股金田的股票。而就在1990年5月，深圳股市涨得摁不住。政府连续出台限制涨停幅度，从10%的涨停板限制升级到1%，开征印花税，还来个什么入息税——股息红利如果超过一年期利率，超过部分要收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每个月拿到工资，许德明先把生活费交给老婆，剩下的钱就拿去买股票。以许德明太太的收入，根本不需要他补贴家里的开支，但作为一个男人，许德明觉得那是他的责任。在早茶馆，许德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向许志亮展示他每次购买股票的名称、时间、价格。有的股票后面还断断续续地更新着不同时间的价格。
许德明点了一桌吃的，白煮虾、白切鸡、猪油渣炒菜心、小笼包、凤爪、馄饨……许志亮似乎对股票也很熟悉，两个老乡热烈地讨论着广东一些传言会很快上市的公司。梁万羽听得入神，根本顾不上吃。在信托公司柜台瞥见那些股民，梁万羽只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蒙太奇，从没有过代入感。跟许德明坐在同一张饭桌上，这件事情马上变得真实起来。还真没看出来，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的工业设计师，一出手就魄力十足。他自己都说了，几年前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元。
9000元啊，去哪里弄9000元？政府打压，不让卖了怎么办？亏掉了怎么办？怎么就敢那么大一笔钱砸进去？
“政府这么打压股市，许大哥你怎么还敢买？”梁万羽怯怯地问。
“打压是真的。但政府一再出台政策限制股市上涨，恰恰说明现在大家对股票的热情很高。”许德明抓起筷子，一边给许志亮和梁万羽夹菜一边说，“反正我现在每个月有工资，太太也在挣钱。生活不用担心。但我们要对新生事物有信心。我们大老远跑来深圳，还不就是对深圳有信心吗？深圳特区刚成立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五层楼都是高楼。刚才我们去看的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呢！这就是深圳！别小看我一个月一个月地零敲碎打，我要是把手上的股票都卖掉，我已经可以在深圳买房子了。退回去几年，我哪敢想这些？”
许德明的故事像黑夜里的一盏灯，照亮了梁万羽。
回到上海，从单位宿舍到办公室，梁万羽的思绪长久地沉浸在深圳的早茶店。只是他还拿不出一分钱来买股票。
刚工作这几个月，每次发完工资，梁万羽总是第一时间往邮局跑。能够从川西农村跑出来，在梁万羽看来，一切都是因为他那贫困却充满爱意的家庭。他想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让父母过得更轻松一些。
梁万羽反复琢磨一个问题。深圳市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干部炒股。相对而言，干部队伍显然更了解政策，更了解企业。这些企业的主管、运营，都来自干部队伍。他们敢花真金白银去炒股，一定是得到了某些强化信心的消息。这些人最初也不敢买股票，只因为在其位得谋其政，勉为其难带个头。但短短几年下来，他们的态度已迅速转变。
深圳的股票热梁万羽早有耳闻。7月份上海的报纸就说，深圳的证券公司，从早到晚几百人围着。为数不多的几只股票，都是翻着倍在涨。
上海也不遑多让。证券业务柜台交易开通后，那些率先吃螃蟹的人一直躁动不安。梁万羽上班路上经常碰到有人凑上来：“股票有的伐？”
但这毕竟只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勇敢者的游戏。在认识许德明之前，这些东西对梁万羽来说都只是报纸花边、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多人进进出出炒股票倒卖国库券，也只是他人的世界。现在，梁万羽不这么想了。
许德明从河源到深圳，起点可能比梁万羽还低。三年时间，许德明拖家带口挺进深圳，现在都可以在深圳买房了。给梁万羽三年时间，他才24岁。如果那时候他就可以在上海买房……
虽然大学还不错，毕业后也如愿谋得一份工作，但像梁万羽这样毫无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年轻人，要在上海立足那可真就是“来日方长”。梁万羽一百五十多元的月收入接近上海的平均水平，能买一个全球牌九波段袖珍收音机。报纸上广告最多的冰箱、彩电，时髦的BP机，动不动就是两三千。常德路那边，上海华侨房地产经营公司的商品房大概是每平米2000元，他不吃不喝攒一年差不多能买一平米。这么算买房得是个百年大计。
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哥哥姐姐家盖楼、孩子读书，父母看病，任何堪称大宗的消费，家里人都巴望着梁万羽。靠工资覆盖这些清单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乘着股票这阵风，可能还有点盼头。
梁万羽坐在办公室走神。才上了几个月班，他已经有些浮躁了。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遐想。大学室友严浩来电，要梁万羽晚上到淮海中路聚餐，庆祝宿舍老大马文化升级做父亲。虽然毕业后都留在了上海——这在当年是小概率事件，但好几个月了，四个人一次也没聚上。这是个绝佳的理由。为了不耽误马文化做奶爸，聚会地点就选在他办公室附近。
股票这阵风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会开启一个崭新的世界？梁万羽一路上都在琢磨。他下班早早就挤公交车赶往淮海中路，在研究所门口等了十多分钟马文化才出来。还是那个富态的马大哥，不过一脸疲态。马文化大学时就有点胖，一米七出头的个子，体重一百七。
“好久不见了万羽。深圳出差顺利吗？”马文化拍着梁万羽的胳膊，打量着这位小兄弟。
“学习嘛，就是听听课，到处转转。不过我见到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恭喜你啊马大哥。”梁万羽掏出一个红包塞给马文化，“我实在不知道该给小朋友买什么礼物，就请你回头代劳一下吧。”
“哎呀，万羽有心。”
“马大哥！万羽！”严浩到了。
“严浩来啦。好久不见。”马文化赶紧招呼。
“这是我们《浦江日报》的新科记者，上海滩后起之秀。”梁万羽打趣道。
“行了吧万羽，我一天天尽打杂。社会新闻部、经济新闻部、夜班编辑部，到处轮岗，前几天开始跑浦东的新闻。你们怎么样，都好吗？”
“马马虎虎吧。”马文化远远就看见宋旭东，“好嘛，前后脚，旭东也到了。走走走，咱别在这门口站着了。”他们就近找了一家国营饭店，迫不及待分享起各自的工作初体验。
大学分配宿舍时，四个人都算各自系里的多余人，凑到了华旦大学男生宿舍6栋618。马文化是历史系研究生，另外三个都是本科新生，梁万羽阴差阳错学的管理，严浩学新闻，宋旭东学经济。严浩和宋旭东都是上海本地人。严浩老家在松江，大学期间才搬到徐汇区。宋旭东在虹口长大。
可能是身材原因，又年长几岁，梁万羽觉得马文化坐在哪儿都像个刚履职的辅导员，至少也是个学生会干部。但这个干部待梁万羽如亲兄弟。工作很多年后梁万羽都留着马文化大学时送他的羊毛衫，穿在身上肥肥大大，腰上还有点漏风。
严浩一头长发，活泼开朗，经常是活跃气氛的那个人。在那个诗歌很受欢迎的年代，严浩兜里经常揣着一本诗集。宋旭东比较安静，是四个人里面书卷气最重的。他总是最后一个发言，简洁却不乏洞见，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有些时候看起来略显忧郁。
毕业后，四个人进了四个不同的行业。梁万羽进了银行系统。宋旭东进了国企华变电能。严浩去了《浦江日报》。马文化到了一家研究机构。
四人落座，照例点了红烧肉、辣炒花蛤、白斩鸡、油爆虾。红烧肉是梁万羽的最爱。他老是抱怨上海人把红烧肉做得太甜，但每次他都要点。宋旭东一脸神秘地打开挎包，取出一瓶茅台酒。“不准嫌弃哈，虽然开过了，但是还有大半瓶呢。”
不过梁万羽今晚的兴致不在吃上。茅台一倒上他就眉飞色舞地讲起许德明的故事来。
“炒股其实不算什么新闻，你们也经常看到。我们公司证券部的柜台也经常可以看到那些人排着长队。我也从来没觉得这些东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就我那点工资，随便一张股票我都买不起。”梁万羽说。
“股票，那都是有钱人玩的。”马文化插话。
“投资理财，第一步得先有资和财。”严浩嘴快，顿了一下马上改口道：“不过股票这东西现在还不明朗，政府努力在推，但都是小马过河。等他们先探探路不迟。”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吧。我也一样。不过当我看到那位设计师从公文包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笔记本时，还是很震惊。我相信在炒股队伍里面，他也不算有钱人。但是他功课做得很早，而且做得很细。还有就是，他居然每个月拿到工资就跑去买股票，我不知道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他说那是对深圳的信心。要这么说，难道我们对上海的信心就差了吗？”梁万羽难掩激动。
“哎哟我说万羽啊万羽，说你什么好！不老老实实上你的班，去一趟深圳回来心就野了？”马文化敲敲筷子打断道，“你以为现在找份工作很容易是吧？整天胡思乱想！”
马文化有些生气。“你现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着什么急啊？饭要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股票，那不是你我能碰的。”马文化这个“你我”，可能包括在座四位，但更确切地说他指的就是梁万羽和自己。他知道梁万羽的家庭条件，知道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梁万羽来说有多重要。马文化自己就更不用说。从苏北小镇苦读出来，结婚生子，在上海的小弄堂跟岳父岳母挤在一起。有什么事，比如想买个房、想换个工作，老家是肯定指望不上的。岳父母这头，他不想依赖更多了。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白给，只是付出的代价不一样。
“我现在跟你们讨论的是趋势，不是我要炒股。”梁万羽说，“我以前也觉得股票不是你我能碰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马文化呛声道，把“知”字拖得老长。
“要说趋势，就是浦东开发势在必行。”严浩接过话茬，“只是开发什么时候能成气候，这个没人能知道。”他最近开始跑浦东的新闻，每天报完到从公平路码头坐船到烂泥渡，骑个自行车在浦东转悠。报纸上关于浦东的规划很多，这个工业区，那个技术开发区。但是现场和规划的差距还很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一片农田和滩涂上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新区。
严浩深信浦东开发的势头已经起来，虽然他的证据大多来自报纸。严浩说，8月份农业银行宣布在浦东开设分行，国内几大行很快就会跟进。前一阵法国巴黎银行也正式向政府递交了在浦东开设分行的书面申请。万丈高楼平地起，缺的就是资金，金融机构的入驻，意味着资金很快会聚集。
“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烂泥路边有个烂泥渡镇，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马文化背起这首民谣，“现在谈浦东是不是早了点？你晚上到黄浦江边看看对面那黑黢黢的一片。先把过江的问题解决了吧。”
“搭桥铺路嘛，肯定会有的。另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已经有了眉目，开市时间大致定到12月。这都是为开发浦东开路。听说就在浦江饭店。”
“浦江饭店，那跟浦东有啥关系？”马文化不以为然。
“搞交易所，这是开发、开放浦东，改善上海投资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重要措施。你们都不看报纸吗？”严浩对时政新闻熟得不能再熟，“饭要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不是吗？你总不能让大家每天都坐船去浦东炒股吧？”
梁万羽得意地盯着马文化。他预料到马文化会是这样的态度，没想到帮手来得这么快。
“报纸嘛，当然看过。”马文化说。他嘀咕半天，觉得股票市场这种资本主义的产物，弄不好在中国就会搞成投机。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可不轻。
“上海现在有2700多家企业发行债券或股票，证券总额有50多亿。这可都是钱，没有债券和股票，这些钱在哪里？在老百姓的口袋里。交易所搞起来，这些债券和股票就流动起来了，还能发更多的债券和股票，把更多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这就是搞交易所的意义。”严浩说道，“如果我们相信浦东开发的大趋势，就应该相信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解决。”
“最终？最终是什么时候？一年，五年，十年，还是五十年？”
说到这大家突然沉默了。热情最高涨的梁万羽虽然觉得马文化背八股文，但自己心里也没底。
宋旭东自始至终都比较平静。几个人中，他应该是最早有“股市”这个概念的。民国时期，宋旭东的爷爷就在上海的交易所工作，负责在黑板上抄写行情。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整顿金融，宋旭东的爷爷受牵连。上海解放后关闭交易所，他爷爷又被抓进去。所以老人家一直教育家里人，股票这个东西碰不得，共产党国民党都要抓。
作为单位里第一个真正学经济出身的年轻人，宋旭东到岗不久就被安排到刚成立的股份制改造特别小组，筹备华变电能的股份制改造。股票市场的表现，理论界的交锋，宋旭东非常关注。恰恰因为看得太多，他觉得这就像一个江湖，哪儿哪儿似乎都乱糟糟的。
马文化并不只是个性上的保守。他在研究所参与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股份制经济的实践。虽然只是打杂，但围绕股市争论的焦点他门儿清。股票在中国面临的争议，集中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会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股市会不会办成投机场？这也是很多知名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你来我往争论不休。
“我们先刹住车，回到今晚的正题，被梁万羽带歪了一晚上。”宋旭东打断大家，“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要庆祝马大哥升级做父亲，不是来开学术讨论会的。来，我们为马大哥干杯，请他讲讲做父亲的感受。”
四人举杯相庆。三个没结婚的人盯着马文化。
“小朋友的胃只有他的拳头那么大，所以吃一点点就饱。而且小朋友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排泄系统。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每两个小时，你就得吃喝拉撒伺候一轮。你还得伺候大人。也就是你一天24小时都有得忙。且等小朋友睡整觉吧，据说快的四个月就能睡整觉。”
看这帮小子一个个捏着筷子面面相觑，马文化自觉这一番啰嗦有点不合时宜。“哎呀跟你们说这些早了点，等你们做了父亲就懂了，这些事情谁都逃不过。”这里面宋旭东和严浩可能会比较快。宋旭东家里给介绍了女朋友，目前关系稳定。严浩跟现在的女友董晓眉大二时就相恋了。只有梁万羽，八字还没一撇。
“我想知道的是真正的做父亲的感觉。”严浩插嘴道。
“这就是做父亲最直观的感受。说起来都是鸡毛蒜皮，但你们慢慢就会明白，生活都是鸡毛蒜皮。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想让我说得抽象一点，可做父亲都是很具体的事情，非常非常具体。”马文化说。
“嗨！”大家起哄。
“怎么说呢？小家伙就这么突然来到你的身边，你的小家庭。那么鲜活，那么真切。有时候你会觉得不真实。可是他今后会怎么样？这就看你的了。就是这种感觉。以后的马文化，就不只是马文化自己了。”
“马大哥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宋旭东问道。
“梦为。”
“梦——为！好！”严浩抢话，“马梦为！以梦为马！”他们这一代人都熟读海子的诗。
“李梦为，”马文化低声纠正道，“是李梦为。”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马文化努力保持平静，但涨红的腮颊尽显窘迫。
听到这，梁万羽只觉头皮被电击一样一阵发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面部细微的抽动。村里二傻子尖厉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回响。
梁万羽出生在四川西部的一个偏远山区。偏远到他通常都不提自己县城的名字。父亲陈德培是家里的老幺，上面三个哥哥。大哥二哥合住一栋木房，三哥婚后和父母合住一栋木房。到陈德培结婚的年龄，家里凑不出钱再修房子了。
经人说媒，父亲陈德培从陈家坳入赘到梁家坝，跟母亲梁玉香结婚。梁玉香也是家里的老幺，上面三个姐姐，所以继承梁家香火的重担就落到她头上。在川西山区，称得上坝的地方虽然不见得就有几尺平地，但田地总比什么坳什么坡的，要多一些。但不管多穷，入赘都不会是小伙子们娶媳妇的首选。
梁家就要个儿子续香火，两家人结亲时心知肚明。陈德培入赘到梁家，夫妻之间相处很好，但农村那种无形的压力自始至终形影不离。生个儿子不跟自己姓，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村里有个二傻子，总是远远地喊：陈德培，陈德培，你的儿子啷个不跟你姓啊？
有天下午陈德培气不过，抄起一根木棍就追，一口气追出去好几里地。等陈德培回来，孩子们早吃过晚饭。梁玉香做了陈德培最爱吃的青椒炒腊肉，给陈德培倒上他最爱的苞谷烧。两人一句话也不说，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二傻子躲到山里，三天没敢回村。但没过几天，二傻子又开始远远地喊：陈德培，陈德培，你的儿子啷个不跟你姓啊？
“那，那大家到底怎么看？股市这个事情。”梁万羽显然还想继续前面的话题。
“可能不那么容易下结论。我现在的想法仍然是继续往前推。”看梁万羽没有刹车的意思，宋旭东又谈起华变电能股份制改造的情况。
宋旭东最大的感触是，人们从来都只想着能从单位拿点什么回家，绝不会考虑可以拿点什么给单位，尤其是钱。
华变电能整理资产，要求员工持股时，领导们不好推脱，但是基础岗位的员工，说服工作就很难做。宋旭东记得有一个阿姨气愤地指责厂里股份制改造小组，说他们把厂里的花台、厕所都算成钱，来让员工买单！
宋旭东忍不住笑。他们何止算了花台、厕所，锅碗瓢盆、破铜烂铁全都计入资产的。
现实问题可以理解。大家手上都不富裕，突然来个政策，要掏几百几千块钱出来“倒贴”公司。根本没什么人关心做了公司的股东，可以享受投票、分红的权利。只听说这钱最后不给利息也不给退本，大家就打退堂鼓了。
宋旭东自己也郁闷。他这才参加工作几个月，哪里有什么钱买股票？领导靠在椅子上语重心长地说：“小宋啊，你现在参与这个工作，你自己都不掏钱认购点股票，又怎么服众呢？”
“那，我得买多少股票才能服众？”
“2000块总得买的吧？”
宋旭东哑然失笑。2000块就能服众，也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等将来我们公司上了市，你不就赚大钱了吗？”领导拍着宋旭东的肩膀说。
“什么？”
“你自己刚才不还跟大家这么说吗？”
“啊，是。是。是是是。”宋旭东差点没反应过来。他点头应声，郁闷地跑回家跟父母借钱。
宋旭东对股市怎么看？他能感受到政府推行股份制改造的决心，但民众的接受度，现在还不好判断。证券公司门口那几百号排队的人，不足以推论整个市场。以前国库券、外汇券也有人倒卖，但形成了多大的交易市场呢？至少目前还没有。
“你们现在有多少钱买股票啦？这么关心股票。”宋旭东问，“要不这样得了，先把我手上华变电能的股票买过去。原价转让给你们。大家兄弟一场，手续费就免了。”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梁万羽心里嘀咕，我要是有钱就不跟你们在这闲聊了。可是没钱也不耽误我们琢磨琢磨这个问题嘛。
一个多月后，上交所如期开市。一夜之间，好多上海普通老百姓变成万元户，捞到人生第一桶金。有的炒家身价几十万，甚至过百万。
股市离梁万羽的距离，比广东路热火朝天的万国证券远，也比黄浦江边的浦江饭店远。他还是上自己的班，跑自己的客户，过着跟以前别无二致的生活。不过几次出差之后，梁万羽跟他的上司许志亮的关系越来越近。
借着出差的机会，许志亮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打听当地原始股的消息。谈得合适，几千股、几万股地收。梁万羽一直跟着，但钱从哪里来，赚多少钱，他从不多问。这可能也是许志亮喜欢带着梁万羽的原因之一。
许志亮花钱大方，梁万羽跟他出差从不用掏一分钱。跟着许志亮，梁万羽认识了许多朋友，去过很多地方。
许志亮和梁万羽个头相当。慢慢地，许志亮会送衣服给梁万羽。有时候是穿过的，有时候是崭新的。金利来的衬衣，金兔的开衫，都是梁万羽从没买过的牌子，穿起来威风八面。
时间久了，举手投足之间，梁万羽也学起许志亮来。胡子刮得更勤了，开始用摩丝。照镜子的时候，他也忍不住抖抖自己的衣服，伸手往后梳梳自己的头发。
关于股票市场、股份制改造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场内外的股票价格一直在涨。1991年5月到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一百多点涨到六百多点。许志亮意气风发，每隔一阵又焕然一新，从衣服到精气神都是。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南方。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对尚不确定“有没有危险”的证券、股市，“要坚决地试”。
上交所放开涨跌停板限制那天，上证指数涨了105%。收盘后许志亮送给梁万羽一部汉显BP机。第二周，上证指数就涨到1429.01点。上交所一共就15只上市股票。随便一个股民，随便捏着哪只股票，那一周坐的都是云霄飞车。
有天上午梁万羽跑去黄浦路看热闹。5月的上海已经有些闷热，人们顾不上这些，耐心地在上交所外面排着长队。有人爬到路边的交通标志杆上，拿着望远镜往交易所大厅瞧。几个月后，文化广场搭起股票买卖临时委托点，每天有五六千人在这里逗留。
这一切，就在梁万羽的眼皮底下发生。从原始权证到上交所开市，再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这一波暴涨，梁万羽一再错过。他有个同学大学就开始炒原始股了。他反复想起马文化那句令人丧气的话：股票，那都是有钱人玩的。有次电话中聊起，马文化还不以为然地说，股市泡沫你难道看少了？泡沫破灭的时刻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梁万羽又生气，又觉得无趣。
深圳之行归来，梁万羽真切地意识到股市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转机，但一番纸上谈兵之后，终究还是裹足不前。生活就是这样，智者敏于行动，傻瓜止于想象。现在梁万羽就是那个傻瓜。他明明很早就意识到股票大有可为，就因为马文化翻来覆去唱反调，不然他早就进场了。
问题总是出在别人身上。梁万羽胡乱抓只替罪羊，好填平心底的失落。
稍显安慰的是，5月下旬暴力拉升之后，上证指数一泻千里。所谓利好出尽是利空，一直跌到386.85点，像是中了诅咒一样。高点是5月26日，星期二。低点是11月17日，也是星期二。这个时间梁万羽一直记得。那段时间，许志亮的活动突然减少了，脸上的光彩也黯淡许多。
饶是如此，梁万羽还是心有不甘。他深信，只要不是在6月份之后再冲进去接飞刀，大概率都是赚钱的。许志亮肯定受到些冲击，但不太可能真的伤到筋骨。
这两年跟着许志亮，梁万羽长了不少见识。但要论真金白银，他一无所获。他曾眼见大风起，云飞扬，但他并没有站在风口。
不管怎么懊丧，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生活就是这副残酷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