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七书》
作者：[清]康有为
简介：
《上清帝七书》是康有为创作的时事政治类书籍。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第一书。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八日(1888.11.11)呈递。请求光绪帝内修政事、讲求变法,慎左右、通下情,以期十年致强,二十年雪耻。是书以大臣阻难,未能上达。第二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邀集十八省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向清政府提出变法的建议,史称“公车上书”。第三书。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六日(1895.5.29)上呈都察院,十一日(6.3)上达光绪帝。详述变法方策,认为欲雪国耻、保疆圉,自应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光绪帝读后,深受感动,立命阁臣誊抄副本数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第四书，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6.30)上呈,力言变法体要及先后缓急之事。是书以顽固派拒绝代呈,未能上达。有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第五书，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三日(1898.1.24)上呈。请求光绪帝采法俄、日以定国是;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以举庶政。并告诫说,如再不锐意更张,“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对光绪帝震动很大。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1.29)总理衙门代呈。极言“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之理,继请光绪帝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并提出了全面维新的纲领。故宫档案《杰士上书汇录》存有真本。第七书，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
上清帝第一书
上清帝第二书
上清帝第三书
上清帝第四书
上清帝第五书
上清帝第六书
上清帝第七书
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闻言事有越职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门有传言之典者，所以采刍荛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气。臣猥荷天慈，蒙被荫典，入监读书，虽复疏贱，然自祖父世受国恩，区区之私，常怀报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赈，遍传各省。伏念永陵为我朝发祥之地，岸谷告变，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言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卿贰台谏，受国厚恩，亦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曰：“近来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言之过戆，亦不谴责，钦此。”此真开国圣人省身求言之极则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臣窃慕汉、宋时大学生刘陶、陈亮有上书之义;近咸、同时，监生周同毂、贡生黎庶昌递折言事，荷蒙列圣嘉纳，故敢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忘其僭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独以为忧危，必以为非狂则愚也。夫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惟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秦缓所望而大惧也。自古为国患者，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
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猓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 于洋货久矣，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渐皆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为日夜忧惧也。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身手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痰;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却望而大忧者也。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也。
夫先王之治，于理财至精也。《周礼》：“三农生九谷，园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又有草人、稻人化土宜焉。”善乎《礼记》之言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管子日：“慎民在举贤，慎富在务地。”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故臣皆不以为大忧也。臣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
伏惟皇太后、皇上敬天勤民，法祖宗，用耆旧，圣德之美逾越今古，臣敢以为无欲治之心何也?窃.见与强夷和后，苟幸无事，朝廷晏安，言路闭塞，纪纲日隳。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天心之爱至矣，不闻有休惕修省之事，上答天心。又古者灾异策免三公，枢臣实秉国钧，亦无战兢之意，未闻上疏引罪，请自免谢，泄泄如是。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氵㸒巧，输人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天命无常，而民穷难保，栋折榱坏，谁则能免，臣所为夙夜忧惧，不敢畏而自隐也。
伏惟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所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圣之仇耻，固万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者何哉?以为所任非其人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明，岂敢谓尽非其人;以为所由非其道欤?则以皇太后、皇上之圣，岂敢谓尽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忧患者，曰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臣虽痛恨之，皆未以为大患，独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夫诸苑及三山，暨圆明园行宫，皆列圣所经营也，自为英夷烧毁，础折瓦飞，化为砾石，不审乘舆临幸，目睹残破，圣心感动，有勃然奋怒，思报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銮驭日临之也。然亦未闻有兴发耸动之政焉。天下则以为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后聪明神武，临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从善如流水，当同治初年，励精图治，起翁心存、李棠阶相机务于内，用曾国藩、左宗棠治戎事于外，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韩超并由道员擢受巡抚，刘蓉且以诸生超授抚藩，开诚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盗而至中兴。臣每伏读穆宗毅皇帝圣训，未尝不感极起舞而至于流涕也。
又光绪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兴作之意，臣窃谓皇太后、皇上有光明圣德，可与为尧、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无以励精已久，而致治无期耶?臣维同治初年，大乱甫定，上下肃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补之自强，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然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变法故也。
光绪八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譬久病稍起，非更加医药，不能骤廖，此中兴第二机会也。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匿之口，间于左右，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偾事，而尽疑天下之才。岂圣意以为尝图治矣，而辅相无人，因而渐怠耶?生谓中遭事变，所以不竞厥施者，不慎选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后、皇上优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有，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异矣。昔汉臣魏相专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谓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于治平之世也。若孙叔敖改纪，管仲制国，苏绰立法，此宜于敌国并立之世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愿尽言于后也。 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君上之尊宜矣，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 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
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掌道地图、地慝、方志、方慝，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专主言议：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宫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以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宜通下情久矣。然今犹壅噎底滞者，得无左右皆宦官宫妾，壅塞聪明，而无学士大夫与论治耶?即有其人，亦皆谗馅面谀之人，而非骨鲠直亮之士耶?不然，以圣德之茂，何未能日缉熙于光明也?
古者师傅以傅德义，史官以记言动，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绳愆纠谬，格其非心，所以养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暨于汉制，君臣犹亲，袁盎、汲黯入内燕见，而唾壶、虎子、执戟皆妙选良士，如东方朔、孔光、扬雄为之，犹有古义也。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圣德日新，宜慎近习之选。所谓慎者，辨忠佞而已。伊尹曰：“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故承颜顺意者，佞臣也，弼违责难者，忠臣也;逢上以土木声色者，佞臣也，格君以侧身修行者，忠臣也;欺上以承平无事者，佞臣也，告上以灾危可忧者，忠臣也。《书》称“毋以侧媚，其惟吉士”。孔子称去谗贱货，所以修身。伏愿皇太后、皇上熟辨之，去谗慝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皇上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士节自奋，风俗自美，余事何足为哉!
臣伏惟念祖宗辛苦经营，休养生息，有此天下，置之安危，在今日矣。今不筑金汤之，而筑丹雘之宫，不游勋华之世，而游薮囿之内，臣窃为皇太后.、皇上惜之。故从臣之言，及今亟图，犹为可治，律朝廷益尊，宗社益固，令德神功，播闻后嗣。否则恐数年后，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于时乃欲为治，岂能待我十年教训乎?恐无及也。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为列祖、列宗计乎?即幸而天命眷顾，仅能图存，设令敌人割我尺土寸地，皇太后、皇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乎?《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孟子》曰：“盘乐怠敖，是自求祸。”伏愿皇太后、皇上念列圣付托之重，答天心警示之勤，无忘庚中之变，震悼祖陵之灾，特下明诏，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惧修省，求言图治，则宗庙幸甚，天下幸甚。臣草野愚贱，罔识忌讳，竭露愚诚，干冒宸严，不胜战栗惶悚之至。伏惟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察。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上清帝第二书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义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
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棔，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礼，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复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
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开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己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
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
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几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
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迭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借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及震动津、沽、宫廷惶骇，则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大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着矣。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衅既开，虚侨空谈，相与言战，乃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
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微论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后事料之，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咸藉端开衅，阳攻都畿以索边省，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其事易征，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强，虽不迁都，犹可立国；今日虽欲自强，而外夷连轨，计不及待。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
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则甘心鬻国。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而至辱国，又不补救于后，必至丧邦。皇上圣明，试以诘难诸臣，当无从置喙，或下群臣集议，当亦从同，而后宸衷独断，定议迁都，以安宗庙而保疆土，无逾于此。
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我迁都以避，寇深入以争，自古迁都之谋，皆遂为偏安之计，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而庚申所以止议也。不知古今异形，今昔殊势，外夷政由议院，爱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与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见。我即迁都，可以力战，虽沿边糜烂，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即无所胁制，主和者无所容其身，主战者得以激其气。岂不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独不畏徽、钦之辱乎？
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此尤不达经义之讆也。夫国君者，诸侯之谓，以社稷受之天子，当死守之，犹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责比耳。若天子以天下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为？明庄烈帝既为迂儒所误，明社遂屋，岂可复以此误我国家哉！且一朝而有数都，自古为然，商七迁，周营三邑，汉室二京，唐世两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乐乃迁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宫殿官僚，悉仍旧制，择有司扈从行在，庙社官署，随时增修，永分两京，可以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渖，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虽水利不开，漕运难至，然都畿既建，百货自归，若借机器督散军，亦何水利之不开哉？
夫京都建自辽、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华殆尽。近岁西山崩裂，屡年大水，城垣隳圮，闾阎房屋，倾坏无数。甚者太和正门、祈年法殿无故而灾，疑其地气当已泄尽。王者顺天，革故鼎新，当应天命，谓宜舍燕蓟之旧京，宅长安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动，以盘庚迁殷，诚论至烦「三诰」，以魏文迁洛，世臣犹有违言。
盖世臣大家，辎重繁多，迁徙不易，听其变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寻常之论。魏文南征，永乐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镳，近之距日本之胁制，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讲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冑之蔽，列国并立，兵者，国之甲冑也。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屦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可自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超骄蹇于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
此赵惠王所以致疑于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惟少年强力，贱卒怀赏，故敢万死以求一生。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专督畿辅之军，假令便宜，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焘、李光久，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敕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荐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义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千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将。
《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敌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未能创制，只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时枪十余响。光绪三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敌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
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外夷姗笑，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外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赂，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它凡百积弊，难以遍举。而外国奇技氵㸒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刚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今方连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俄人珲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利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着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矿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甚，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又外蒙古，阿尔泰山即金山也，长袤数千里，金产最着，苗亦平衍，有整块数斤者，俄人并为察验绘图。至滇、粤之矿，尤为英、法所窥伺，我若不开，他人入室。今云南已专设矿务大臣，热河、开平亦设官局，并着成效。而未见大利者，皆由矿学之未开，采办之非人也。矿学以比国为最，自山色、石纹、草木、苗脉、子色，皆有专书。宜开矿学，专延比人教之，且为踏勘。购机器以省人工，筑铁路以省转运，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此矿务宜开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