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郑祁安转向深陷在沙发里的罗翊琛，问得更直接了些，也更深了些：“孩子的事…你之前完全不知道？一点迹象都没有？”
“不知道。”罗翊琛回答得很快，几乎是脱口而出，然后像是被自己这干脆的回答刺伤，眼神黯淡下去，低声补充：“我要是……早一点知道，就好了。”这句话里浸满了迟来的悔恨和自我厌弃的苦涩。
“她没告诉我。或许……是觉得没有必要，或许是不想再和我有任何瓜葛。”他想为任悦的选择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无论哪一种，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事实：在这件事上，他早已被排除在外，是被动接受结果的角色。
联系起重逢以来任悦每一次下意识的回避，每一个刻意保持的距离，每一次笑容未达眼底的疏离……心口像被无形的钝器反复撞击，闷痛难当。
罗翊琛不自觉地想，这或许是报应吧。
此刻郑祁安家这间温暖奢华却寂静的客厅，对他而言，竟生出一种诡异的即视感。
五年前，任悦在法庭看着她妈妈被宣判之后，又在旁听席看见了自己时，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那种整个世界突然失声、真相赤裸展现带来的窒息感。
那是从未预料到的，来自枕边人的算计。
尽管那并非本意，但依旧放任对方蒙在鼓里，然后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
虽然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但此刻这种被重要信息隔绝在外、被命运当头棒喝的震惊与无力，带来的伤害程度，竟如此相似。
这一桩桩一件件就像是历史重演，反复证明他们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而这样的局面里，从来都没有赢家。
“那你现在……”郑祁安看着他紧握的拳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看着他眼中翻涌的、几乎要冲破冷静外壳的痛苦，一时语塞，不知道自己应该，或者说还可以说些什么来安慰。毕竟，任何言语在此刻都显得苍白。
罗翊琛没有因为孩子的突然出现而表现出任何排斥或怀疑，他的坚定和原则性，此刻反而铸就了他更深的痛苦。
“我想见她。必须见到她。”罗翊琛的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的、近乎绝望的渴望。
“我想和她，面对面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不只是因为突然知道孩子，更是关于过去几年，关于我们之间所有未曾厘清的一切，关于…我对她造成的伤害。”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扭曲，比直接的哭泣更让人难受。
“但我……我连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她自始至终……都没打算给我留下任何能私下找到她的途径。”这认知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
郑祁安和从楼梯轻轻走下来的袁清韵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切的了然与一丝不忍。
一边是独自前行、坚定不移、对待关系谨慎到近乎决绝的任悦。
一边是事业平步青云、情感上却深陷泥沼、无法自拔的罗翊琛。
他们各自的痛苦、挣扎与互相拉扯，即使是作为旁观者的郑祁安和袁清韵，也能深切地感受到那份沉重。
“任悦老师那边，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帮你传个话，或者…创造一个沟通的机会。”郑祁安斟酌着用词，开门见山，
“但前提是，这必须建立在对方愿意的基础上。如果她不想回复，或者还没准备好如何回复，我们必须尊重她的选择和时间。”
罗翊琛点了点头，喉结滚动了一下，低声道：“我明白。谢谢。”他理解他们的立场，也由衷感谢这份不偏不倚的、保持距离的关怀。
还没等他道谢更多，郑祁安就接着说道，语气变得更为郑重：“我们都希望，无论最终事情走向如何，你，还有任悦老师，都能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去面对和处理。这不容易，但…总得面对。”
罗翊琛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强撑的力气，认命般地再次向后，更深地陷入沙发的柔软包裹中。
他没有催促结果，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目光时不时地、不受控制地飘向袁清韵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屏幕暗着，每一秒的等待都被无限拉长，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心跳加速的紧张寂静。
可是，他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等待一个他曾深深伤害过、也或许永远不想再见到他的人，决定是否给他一个开口、一个解释、甚至只是一个直视的机会。
而在这焦灼的等待中，过去五年的每一个日夜，每一次他用繁忙工作麻痹自己、自以为是的“放下”和“向前看”，都变成了最尖锐的嘲讽，刺向他此刻才彻底清醒过来、却已千疮百孔的心脏。
那疼痛清晰而深刻，提醒着他失去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这失去背后，他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重量。
另一边的任悦，轻轻关上儿童房的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才允许自己长长地、无声地呼出一口气。
卧室里，祎祎终于睡着了，一只小手还无意识地护着那只被烫到、涂了药膏的手背。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直到此刻，看着女儿安静的睡颜，任悦仍感到一阵阵虚幻的后怕，心口像是被什么紧紧攥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余悸。
就在不到两小时前，花园里还是一片欢声笑语。
祎祎起初一直乖巧地待在她身边，小口吃着甜品，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后来，她被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吸引，加入了他们追逐泡泡的游戏。
任悦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儿，看着她从怯生生到渐渐放开，和小伙伴们笑作一团，她也感到非常欣慰。
后来，孩子们被花园一角点燃的仙女棒吸引，欢呼着围了过去。
任悦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着。祎祎一开始有些害怕，只敢躲在其他孩子后面看，但见小伙伴们玩得开心，跃跃欲试的小脸上写满了好奇。
任悦正准备上前再叮嘱几句，口袋里的手机却在这时震动起来。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本地号码。
任悦皱了皱眉，没有立刻接听。
这些年，她因为匿名捐助和社区工作，接到过不少陌生电话，其中不乏骚扰或推销。
但电话执着地响着，一遍，两遍。
看着女儿正在小心翼翼地从大人手里接过一根仙女棒，小脸上是兴奋又紧张的表情，周围都是熟悉的人，任悦略微松了口气。
她对女儿做了个“妈妈接个电话”的手势，看到祎祎朝她点了点头，便拿着手机退到了更安静的廊下。
电话接通，那头传来一个有些激动又带着蛮横的男声，口音很重：“是任老师吗？我老婆说你之前答应帮忙的！我儿子那个手术不能再拖了！钱什么时候能到位？”
任悦的心一沉。对方是她几个月前在社区中心给特殊儿童上音乐疗愈课时认识的一个父亲。
他的孩子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家庭极其困难。任悦了解到情况后，主动联系了自己长期合作的那个听障儿童援助基金会，帮忙提交了申请，并私下承诺如果基金会的资助额度不够，她个人可以补一部分差额。
当时她给社区办事处留了自己的手机号，不知道对方是又是通过怎样的管道拿到她的联系方式的。
“王先生，您先别急。”任悦压低声音，努力让语气保持平稳，“基金会的审批流程需要时间，而且我之前说得很清楚，我个人只能补足基金会那边缺少的部分，一切还需要等基金会那边最终审核……”
“等不了！”男人粗暴地打断她，声音里带着烦躁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医院催缴费了！你们这些做慈善的，话说得好听，真到要紧时候就找各种理由推脱！给不给！就一句准话……”后面是些难听的抱怨和催促。
任悦闭了闭眼，感觉太阳穴突突地跳。
这种情形她不是第一次遇到。
这些年，她力所能及的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大多数时候收获的是感激和希望，但她也确实遇到过将她视为“提款机”、将她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变本加厉索求的人。
每一次面对这样的误解和苛责，她都感觉像是在已然沉重的负罪感上，再添一块冰冷的石头。
但她无法转身离开，因为那是她为自己选择的十字架，即使她的罪知道没有还清的那一天。
她耐着性子，再次解释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和自己的立场，试图安抚对方情绪，并承诺这周内会亲自再去联系基金会核实款项的进度。
电话那头总算暂时平静下来，却依旧不依不饶地要求她给个“确切时间”。
就在这通漫长而磨人的电话接近尾声时，另一个电话插了进来——是袁清韵。
任悦心中莫名一紧，感觉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顾对面的滔滔不绝，连忙对电话那头说了句“抱歉有急事，有结果了我会再和你联系”。
然后，不给对方抱怨的机会，任悦便切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