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肯定已经写就，因为有精神产品的统计数据为证，该统计数据是约阿希姆·菲尔森盖德用荷兰语以数学语言讲述的，评阅人尽管既不懂荷兰语，也不懂数学语言，但还是凭着信任而重复他的数据。因此，在灵魂得到美妙绝伦之物的滋润之前，先被我们用垃圾窒息了，因为垃圾的数量要多4万亿倍。况且它们已经被窒息了。预言之事业已发生，只是因为人们都步履匆匆，所以还未被察觉到。因此预言成了马后炮，因此被称为《类启示录》，而不是《启示录》。我们通过以下迹象识别它的步态：无聊、肤浅和迟钝，以及——加速、通货膨胀和自慰。精神自慰就是用预言带来的自我满足来替代成就，先是广告让我们自慰至死（广告是商品思想所能够承担得起的显现的退化形式——与个人思想相反），然后自慰——作为一种方法——接手了剩余的艺术。这是因为信仰商品与信仰上帝的效果不同。
天才的适度成长，他们的天生慢熟，他们的精挑细选，他们在细致而敏感的口味范围内的自然选择——都是过去的、已经灭绝的现象。最后一个仍在发挥作用的刺激是咆哮；但咆哮的人越来越多，且都使用越来越有力的强调语，在灵魂了解到什么之前，先要忍受鼓膜的冲击。昔日那些天才的名字，已经越来越不为人所知，而只剩些空洞的声音；所以这是预言中注定的灾祸，除非约阿希姆·菲尔森盖德建议的事得到完成。要成立一个Humanity Salvation Foundation——人类拯救基金，出资16万亿的黄金，年利率百分之四。该基金将用于支持所有创造者：发明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画家、作家、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和设计师，按以下建议的方式支付。那些不写作、不设计、不绘画、不申请专利或不提出建议的人——终生领取36000美元，而那些从事上述行为者，所得将会相应减少。
《类启示录》包含完整表格，列明所有创作形式的扣除额。每年有一项发明或出版两本书，你一分钱也得不到；出版三本书的话，就得自己出资补贴了。这样的话，只有真正的利他主义者，真正的精神苦修者，一心爱人、舍己忘身的人才能有所创造。然而，停止生产可出售垃圾，约阿希姆·菲尔森盖德从自身的经验懂得，是有损失的！——他出版了自己的《类启示录》。因此他知道，完全无利可图并不意味着彻底消灭所有创造力。
然而，利己主义表现为对财富的贪婪与对名望的贪婪相结合：为了阻止后者，救世计划引入了对创作者完全匿名的方式。为防止无能之辈提交奖学金申请，基金会将通过适当的机构审查候选人资格。候选人提出的想法是否有实际价值根本无所谓。唯一重要的是项目是否具有商品价值，即是否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如果是这样，奖学金将立即颁发。对于地下创作活动，则在司法体系内建立惩罚和镇压制度，由紧急监视机构负责追查；还引入了一种新型警察，即反创作侦察巡逻队。根据刑法——任何人秘密写作、散布、收藏，甚至只是默默地向公众暗示各种创造力的萌芽，渴望从中获利或者成名的行为，都将受到隔离、强迫劳动的惩罚；如果是累犯，则将被处以关黑屋、睡硬板床和每逢犯罪周年遭受鞭打的惩罚。对于将此类思想走私到社会，对生活造成堪比汽车、电影、电视等瘟疫的悲剧性影响，将受到主刑惩罚，附加公开鞭挞和强制终生使用自己的发明。企图也将受到惩罚，预谋带来的结果是贴上羞辱标记，形式是在额头盖上无法洗掉的油漆字符——“人类公敌”。然而那种被称为“精神错乱”的不指望利益的粗制滥造却可不受惩罚，罹患此疾的人作为对秩序造成威胁的人，必须与社会隔绝，关到特制的封闭机构中，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并被提供大量的墨水和纸张。
当然，世界文化并不会因为这种限制而受损，而是会蓬勃发展。人类将转向自己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雕塑、绘画、戏剧、小说、仪器和机器的数量已经足以满足许多世纪的需要，也不会阻止任何人做出所谓的划时代发现，只要他保持沉默。
以这种方式规定了各种事情，即拯救了人类之后，约阿希姆·菲尔森盖德继续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已经出现的这种可怕的过度行为？作为一个具有非凡公民勇气的人，菲尔森盖德说：20世纪业已创造的东西，即使它包含思想的钻石，在整体衡量时也一文不值，因为在垃圾海洋中你无论如何是无法找到这些钻石的。
因此，他要求销毁所有成批产生的东西，如电影、插图杂志、明信片、歌曲、书籍、论文、报纸，这次行动将是一次彻底的“清理奥革阿斯牛圈”——彻底平衡历史上的“拥有者”和人类预算中的“欠债者”（其中将被毁灭的还有关于原子能的数据，从而消除对世界的现实威胁）。约阿希姆·菲尔森盖德指出，焚书或烧毁整座图书馆的可耻之处他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历史上的信仰审判——例如在第三帝国——被认为是可耻的逆行，是因为它们是保守的。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位置燃烧。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拯救性、进步性、救赎性的信仰审判，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先知，在结尾处他要求读者先撕毁和焚烧他自己的这本预言。
《白痴》
吉安·卡罗·斯帕兰扎尼
（阿诺多·蒙达利出版公司）
意大利人拥有了一位我们非常缺乏的、敢大声讲话的年轻作家。而我曾担心，年轻人会被某些学者的隐性虚无主义所感染，那些学者宣称，整个文学已经穷途末路，无物可写，现在只能拾前人牙慧，仰赖那些所谓的神话或原型。那些声称创造性枯竭（太阳之下已无新鲜事物）的预言家，并非以放弃的态度宣称自己的观点，而是从贯穿了几个世纪的期待艺术降临的视角，这仿佛激发出他们的某种反常的满足感。对于当今世界的技术崛起，他们心怀不满，带着卑鄙的窃喜期望坏事发生，就像阿姨们期望因爱情而轻率结合的婚姻早晚出事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了珠宝匠人（因为卡尔维诺源于本韦努托·切利尼，而非米开朗琪罗）和自然主义者，他们羞愧于自然主义，所以假装写的东西有别于他们力所能及的东西（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但我们没有冒险家。这种人很难找到，因为现在只要嘴上长着一副流氓胡须，人人都可以装成勇敢无畏者。
年轻的散文作家吉安·卡罗·斯帕兰扎尼傲慢到无所畏惧的程度。他表面上把专家的意见当作福音，但之后则恶言相对。因为他的《白痴》不仅标题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而且更进一步。我不知道对其他人来说如何，对我来说，如果我认识作者的脸，那写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会比较容易。
照片中的斯帕兰扎尼不是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年轻人，额头低平，眼睛浮肿，一双小黑眼睛充满邪恶，而尖下巴则让人感到不安。可怕的孩子，一个邪恶、狡猾和残忍的人，还是一个幼稚的直言不讳者？我找不到恰当的表述，但我保持第一次读《白痴》时的印象：这种精致的狡猾本身就自成一体。他是用笔名写作吗？毕竟，伟大的、开创历史的斯帕兰扎尼是个活体解剖者——这个30岁的青年也是。这种姓氏的重合很难令人相信纯属巧合。这位年轻作者是个傲慢无礼的人：他在自己那部《白痴》的前言里，带着表面的坦诚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放弃了重写《罪与罚》的最初念头，他本想将其变成由马尔梅拉多夫的女儿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索尼娅》。
那份傲慢无礼却不失优雅，如他解释的那样，他克制住了自己，因为不想损害原著。尽管违背本心——他不得不（他说）过度消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那位光辉照人的妓女所树立的雕像。索尼娅在《罪与罚》中断续出现，因为小说是“第三人称”讲述的；换成第一人称的讲述则必须让她始终存在，包括其工作期间，而她从事的是那种非比寻常的直抵灵魂的工作。关于其精神童真未被身体堕落的经历所污染的公理，不会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以这种扭曲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后，作者关于真正的问题——“白痴”，没有宣布任何信息。这已经可以说是狡猾了：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大致的对象；傲慢无礼之处在于，对于他必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重提这个话题的道德缘由，他只字未提。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很真实的故事，初看上去让人觉得是基于社会底层。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康之家，一对平凡、本分的夫妻。这对夫妻品格高贵，但头脑并不灵活，有一个智障的孩子。起初的预兆都很好，像所有孩子一样，他非常可爱；最先开口说的单词，那些无意识中说出的新鲜词句，成长为连贯语句的过程中的副产品，这些记忆都被小心地保存在父母记忆的圣物盒里。这些令人愉悦的尿布中的天真，现在被封在了噩梦之中，显示了本可能的幸福与发生的事之间能够有怎样的天壤之别。
孩子是个白痴。和他一起生活、照顾他是一种煎熬，更残忍的是，这份煎熬源于爱。父亲几乎比母亲大二十岁，有些夫妇在类似的情况下会再试一次，这里不清楚是什么使这种做法徒劳无功——生理学或心理学。但我猜是爱情。在常态的条件下，这份爱永远不会得到如此的强化。正因为是个白痴，这孩子才让他的父母更加完美。他完善他们的程度，就像他离正常人的差距一样大。这可能是小说的意义、主旋律，但这只是一个前提。
与外界打交道，与亲人、医生、律师交往时，爸爸妈妈都是普通人，忧心忡忡但又有所克制，因为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多年：有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绝望、希望，前往各国首都，去看一流医学专家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父母已经明白，毫无希望。他们不再有幻想。现在去拜访医生、律师只是为了在自然监护人不在时，确保白痴能有某种体面的、可以容忍的生活方式。得找到立遗嘱人，确保财产安全。这个过程进展缓慢，因为事项繁多，需要深思熟虑、仔细斟酌。既枯燥乏味又扎实认真：阳光之下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然而当他们回到家，当仅剩他们三个时，情况立刻发生改变。我会说：就像演员走上舞台。好吧，但不清楚舞台在哪里。还要有待观察。他们从不预谋，事先从不交流一词——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随着时光流逝，父母创造了一个解释白痴行为举止的系统，这个系统能让别人每时每刻都理解白痴的行为。
斯帕兰扎尼在常态中找到了这种行为的萌芽。很清楚的是，对小孩子充满爱的外部环境，对一个从婴儿期走出来的孩子来说，会拖拽他的反应和语言尽可能向上发展；无意识地模仿语言是有意义的；在含混不清的胡言乱语中，人们发现了智慧；儿童心理的不可接近性，都为观察者，特别是那些溺爱孩子的观察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
合理化白痴的行为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可能父母会争先恐后地发现能证明孩子说话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整个人正变得越来越好，散发出善意和情感的证据。我说的是“孩子”，但在情节开始时，那已经是一个14岁的少年。当现实如此不断地否定虚构时，需要怎样的自欺欺人、怎样的把戏、怎样的解释——简直是幽默的疯狂——才能拯救虚构呢？好吧，这一切都可以做到——父母的牺牲就是这样的举动构成的——都是为了白痴。
隔离必须是彻底的：世界不会给他任何东西，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所以是他不需要的。是的，世界给他，而不是他给世界。他的行为的唯一阐释者必须是秘密的——他的父母，借此，一切都可以加以处理。我们不会知道，白痴是杀了祖母，还是帮助生病的祖母死去，可以把各种证据并排放在一起：她不相信他（就是说，祖母不相信父母为他立的人设——尽管我们不知道，白痴能够感受到多少这种“不相信”）；她有哮喘，甚至用毛毡包裹过的大门也挡不住她在发病时的喘息声；他无法入睡，当病情加重时，那声音使他怒气冲天。人们找到他时他正安睡在死者的卧室里，他就睡在死者的床下，而床上，死者的尸体已经僵硬。
在父亲查看自己的母亲之前，首先把孩子带到了儿童房，他怀疑什么了吗？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父母永远不会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有些事他们在做，但并不会加以命名，仿佛他们事先就明白，一切即兴创作都有自己的边界，当他们必须无可挽回地置身“这些事情”时，他们会唱歌。他们做必须做的事，同时表现得像爸爸和妈妈。夜晚的时候唱着摇篮曲，或者白天需要哄孩子的时候，唱起他们童年时的老儿歌。事实证明，唱歌比沉默更能关闭智力之门。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也就是说——仆人、园丁都听到了，“悲伤的歌”，园丁说。很久以后我们开始猜测，就是这首歌背后，一定伴随着什么可怕的活动——尸体被发现时是凌晨时分。多么高贵的感情啊！
白痴的行为非常可怕——具有间歇性深度痴呆症所特有的创造性，知道如何狡诈行事；他还以此方式激励父母，因为他们必须胜任每项任务。有时他们的言语与行为完全吻合，但这很少见；最恐怖的是，他们做的是一件事，说的是另一件事，因为在这里，一个截然不同的、充满呵护与爱意以及彻底奉献的想法，对抗着白痴的想法，只有两者之间的距离将这些牺牲行为变成恐怖行为。但是父母大概已经视而不见了：毕竟这样过了很多年！面对所有新的惊喜（委婉语：白痴不会放过任何东西），先是有片刻，我们和他们一起感到恐惧：一种压倒性的恐惧，即它不仅会破坏当下，而且会一举颠覆父亲和母亲经年累月精心搭建的大厦。
我们错了。一次纯属条件反射的交流眼神，以随意谈话的语气简单交流意见之后，就开始承担新的重担，将其纳入创造出的结构中。在这些场景中，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和引人入胜的高贵，多亏他们心理学方面的准确，事情很清楚。当终于必须得穿上“儿童套衫”时，他们鼓起勇气使用的那些词句啊！当不知道该拿剃刀怎么办时，或者当母亲从浴缸里跳出来，把自己反锁在盥洗室里时，然后，整个房子被弄得电线短路，到处一片漆黑，她不得不摸黑挪开家具堆成的路障，因为这些路障对于困扰她的孩子来说，比电器故障威胁更大。在前厅里，她浑身湿漉漉地裹在厚地毯里（可能是因为那剃刀的原因），正在等待父亲回家——从上下文截取出来的这样一段概略听起来似乎粗俗不雅，甚至糟得令人难以置信。父母按照他们的经验行事，他们明白，让这些事符合常态——不管如何解释——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不自知，是什么时候轻松跨越了那道常态的边界，进入普通饮食男女难以涉足的领域。不是朝着癫狂的方向，并非如此——人人皆可发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人人都可以信仰。为了不让家庭蒙羞，他们必须变得神圣。
这个词在书中并未出现，按照父母的信仰，白痴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祇，万物总得有个称呼吧；他只是不同于其他生命体；他就是他自己，迥异于其他任何孩子或年轻人；他们义无反顾的爱和唯一就在这另类之中。被排除在外？那么你们自己读一读《白痴》吧，你们会看到，信仰不仅是头脑的形而上的能力。情形是一种完全自我的物质，它始终植根于激烈冲突之中，只有荒诞的信仰可以将它从诅咒中拯救出来，在这里是指，从精神病理学专有词汇中拯救出来。如果心理医生把上帝的圣徒们都当作偏执狂，那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白痴？这个词出现在情节里，但仅在父母跻身人群之时。他们用他人的语言说自己的孩子，用医生、律师、亲戚的语言，但他们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对别人撒谎，因为他们的信仰没有传教的特征，所以也没有要求异教徒皈依的那种咄咄逼人。况且父母都非常清醒，从未有片刻相信皈依的可能性：对此他们并不在意，毕竟要拯救的并非整个世界，而只是三个个体而已。只要他们活着，有共同的教堂足矣。这里既无关羞耻，也与声望无涉，更谈不上日渐衰老的夫妻俩发疯的问题，那种疯病被称为“二联性精神病”。这只是尘世中短暂的、发生于有中央供暖的房子里的爱之胜利，它表现的是那句“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如果这是疯癫，那么每一种信仰都不过是发疯。
斯帕兰扎尼一直在夹缝中前进，因为对于小说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成为对圣家族的模仿。父亲年纪大？那就是圣约瑟了。母亲小得多？圣母玛利亚。至于那个孩子……我想，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过《白痴》，这种寓言性根本就不会出现——或者如此漶漫不清，只能被少数人勉强发现。可以这样说，斯帕兰扎尼对《福音书》绝无否定之意，也丝毫没有想去触及圣家族，而如果最终还是产生了——这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意外后果，那么“罪责”只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白痴》来承担。原来如此，作品的弹药火力原来是以这种方式集中于此，只是为了瞄准大文豪展开攻击！梅什金公爵，这位圣人般的癫痫患者，被介绍为苦行僧般的年轻人，一个带有癫痫标记的耶稣——他在这里是一个连接符、一个传递点。斯帕兰扎尼的白痴有时以颠倒的符号令人想起他！这仿佛是疯子的变体，恰恰可以这样去想象那个面色苍白的少年梅什金，当癫痫带着它神秘的光环、野兽般的抽搐发作时，他天使般的青春形象第一次被彻底粉碎。小伙子是个傻瓜？是的，但是直到初领圣餐，他高贵的愚蠢行为一直持续不断，例如他因为音乐感到窒息，于是砸碎唱片，自己也受了伤，然后试图把带着自己鲜血的唱片吞下去。这是一种形式的圣餐变体论，也是一种尝试——显然巴赫的音乐里有什么在叩开他混乱的意识，如果他想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就吃掉它。
假如父母把整件事都托付给机构化的上帝，或者，假如他们创造一个三人的宗教替代品，某种邪教，连同一个假冒上帝的心智未开的神，那么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但他们一刻也未停止担当普通的、真正的、备受折磨的父母，他们甚至从未想过有关宗教的途径，他们从未允许任何人、任何并不急切的事立刻成为必要之事。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创建任何体系：是他，因缘巧合，出生在他们家，现身于他们面前，事出意外，并无计划，甚至令人怀疑。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显现，开始时就他们自己，也还剩下他们自己。所以是尘世之爱，只有尘世之爱。我们已经摆脱了文学中的爱的力量，文学在汲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之后，自己古老的浪漫主义脊梁已经被精神分析学说打得粉碎，对曾经汲取养料的、人类命运波浪起伏的这一部分已经视而不见，尽管恰恰是爱为我们哺育了整个历史的经典文学。
这是一部残酷的小说。先是关于无边无际的代偿天分，所以也是关于创作，每个人，随便某个人，只要命运让他经受相应任务的折磨，他就能成为创作的源泉。而接下来，是关于爱可能呈现的形式，即便它已被剥夺希望，已被投入绝望的深渊，但仍未放弃爱的对象。在这样的语境下，那句“因为荒谬，所以相信”是“生有涯，而爱无涯”的现世对应语。小说讲述的是（这已不再是一出父亲和母亲的悲剧，而是一份人类学报告了），在各种微观机制下，是如何产生了可命名世界万物的纯粹意向性，所以这并非超验，不，这里要说的是，未被随机发生的强烈耻辱和丑陋所侵扰的世界，也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也就是说，“转换、变形”等词语所包含的内容。假如我们不能将恶魔的特征转变为天使的相关性，我们就无法延续：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对超验的信仰可以是完全不必要的，没有它也可以抵达神正论的慈悲（或磨难），因为人的自由并不栖身于认识事物的各种状态，而在于可以为它们赋予新的意义。如果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这里涉及的其实是极端的奴役——以爱的方式！），那就再没有别的可能了。斯帕兰扎尼的《白痴》不是双性同体的基督教神话寓言，而是无神论的异端邪说。
斯帕兰扎尼就像用老鼠做实验的心理学家，将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拿来做试验，以验证他的人类学假说。与此同时，该书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抨击，仿佛后者仍然在世且仍在写作。斯帕兰扎尼写自己的《白痴》，是为了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其乃糟糕的异端。我不能说，他的抨击得偿所愿，但我明白其意图：要摆脱那位伟大的俄国人将自己的时代和接下来的时代都封闭其中的受诅咒话题。作者的意思是，艺术不能只向后看，不能满足于耍杂技，需要新眼睛、新视角，首先是新思想。同时，让我们记住，这是第一本书。我将期待斯帕兰扎尼的下一部小说，我已很久没有如此期待了。
“自制图书”
写“自制图书”的沉浮往事是一件很有教益的事。出版市场上的这个新生事物引发的争论如此热烈，以致掩盖了现象本身。也正因如此，导致此事失败的原因至今不明。没人尝试在这方面进行一次民意调查。也许这是对的，也许决定这场游戏最终命运的普罗大众，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项发明足足流行了20年，令人惊讶的只是，为什么之前没人付诸实施。我记得那个“小说建造套装”的最初几册。一个像一本大书的盒子，里边装着说明书、目录以及一套“建造部件”。建造部件是一些宽窄不一的纸条，上边印有散文片段。每张纸条的边缘都打了小孔，便于装订，还印着各种颜色的数字。按照“基础色”黑色的编码排列所有纸条，就能获得“初始文本”，它通常由至少两本经过适当删节的世界文学名著组成。假如套装只用于此等重构，那就失去了意义和商业价值。关键在于存在将各部分重新洗牌的可能。说明书通常会给出几个重新组合的范例，纸片边缘的彩色数字就是干这个用的。创意的专利属于“环球公司”，涉及的是著作权已经失效的书籍。都是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由出版社里不知名的小组适当删节。发明者们必定会将这个大杂烩指向某一类人，对经典的改造和扭曲（其实是其原始粗劣版本）可能令其开心。你拿到手的有《罪与罚》《战争与和平》，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其中的人物形象。娜塔莎可以在婚前和婚后放纵，斯维里加洛夫可以娶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妹妹，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可以逃脱惩罚，与索尼娅一起前往瑞士，安娜·卡列尼娜不是因为伏伦斯基背叛丈夫，而是跟仆人有染，等等。批评家们异口同声地抨击这种亵渎行为，而出版商则竭尽所能自我辩护，甚至相当自如。
附在套装里的说明书断言，依此就可以学会编排小说素材的规则（“初学写作者最适宜！”），也可以把套装用作心理投射试验（“告诉我，你拿《绿山墙的安妮》怎么样了，我就告诉你你是谁”）。一句话——这是文学新人的训练工具和给每一位文学爱好者的游戏。
不难相信，出版商的意图并不高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说明书中提醒买家，不要使用“不恰当”的组合。这是指将文本段落进行重组，给原本纯洁无瑕的场景赋予反义：通过加入一句话，两个女人间清白的谈话就开始带上了同性恋暗示，也可能会导致，在狄更斯笔下的高贵家庭里发生乱伦事件——任由灵魂的渴望行事。“提醒”可以被理解为鼓动，措辞巧妙，没人能指控出版商有伤体面。是的，因为他们既然在说明书中指明，不应该这么做……
著名批评家拉尔夫·萨默斯因为无能为力而倍感愤怒（在法律方面此事无懈可击，出版商为此竭尽所能）。他写道：“所以当代的色情已经不够了。还得以相似的方式玷污过去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本都去除了肮脏的意图，而且恰恰是坚决反对的。这种黑弥撒的廉价替代品，每个人都可以花上4美元，自己在家里，在被害的经典人物毫无防备的身体上实施，这是真正的耻辱。”
人们很快发现，萨默斯在其预示灾祸的发言中有些夸张的成分：生意并不像出版商预期的那么红火。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发出新的“建造套装”，完全由空白页组成的书卷，可以立刻将带文本的纸条排列在里边，因为这些纸条和书页都涂抹着单分子磁性薄膜。“装订”工作因而大大简化。然而这一创新也没有走红。难道是像某些理想主义者（如今已经非常稀少了）推测的那样，公众拒绝参与“折磨经典”？很遗憾，我觉得，归因于如此高尚的态度站不住脚。出版商私下的期望是，希望很多人会喜欢上这个新游戏。说明书的某些段落写道：“自制图书”让你能对人类命运获得类似上帝的权力，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才享有此等特权。拉尔夫·萨默斯在一篇抨击性文章中声称：“你可以立刻贬低所有高贵，玷污圣洁的一切，伴随这些工作的将是愉悦的感觉，即你不必倾听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说教，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在这里施展你的权力！”
可是，愿意做这种“玷污者”的人为数寥寥。萨默斯预言“作为攻击文化中永恒价值的新萨德主义”将繁荣兴盛，但与此同时“自制图书”的销售却乏善可陈。我们暂且相信，公众是受了下面这句话的影响：“这一丁点儿的理智和正义被亚文化的痉挛成功地遮掩了。”（L. 埃文斯，载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笔者不赞同埃文斯的观点——尽管希望如此！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我推测，事情简单得多。对于萨默斯和埃文斯，对于我，对于栖身于大学季刊内的几百位批评家，以及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书呆子来说——无论是斯维里加洛夫、伏伦斯基、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夫，还是伏脱冷、绿山墙的安妮、拉斯蒂涅，都是极其熟悉、亲近，有时甚至比许多现实中的熟人更加生动真实。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那只是些空洞的发音，无意义的称呼，所以对于萨默斯、埃文斯来说，对于我来说，将斯维里加洛夫与娜塔莎联系起来是可怕的事，但对于公众来说这与X先生与Y女士的结合别无二致。对于更广大的公众来说没有固定的象征价值——无论是高贵的感情还是道德败坏——这类形象无法吸引人们来进行颠倒黑白的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游戏。他们完全是中性的。对任何人都无所谓。而出版商们尽管玩世不恭，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并未真正理解文学在市场上的状态。如果某人发现某本书中蕴藏着巨大的价值，那么将此书用作鞋擦，对他来说就不仅是蓄意破坏，而且是黑弥撒——就像萨默斯想的那样，因为他就是这么写的。
然而，当今世界对于这种文化价值的无动于衷已经远超游戏作者的预想。没人想玩“自制图书”并非因为心怀高贵情操，克制了亵渎经典的欲望，而只是因为，人们并未发现四流作家的书与托尔斯泰的作品之间有什么差别。二者都无所谓。哪怕公众中尚有“践踏的欲望”，那么在他看来，“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值得践踏”。
出版商理解了这特别的一课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不认为他们是按照上述的文字理解了现状，但是，凭本能、凭嗅觉，他们还是开始向市场推出“建造套装”的改良版，而且销售情况好转，因为可以组合纯粹色情和龌龊的文字拼图。残余的唯美主义者大松一口气，至少那些伟大杰作的遗骸得到安宁。于是他们不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精英文学季刊上，那些义愤填膺、顿足捶胸的文章消失不见了。因为非精英读者圈里发生的事，与艺术的奥林匹斯山及其宙斯们毫不相干。
那座奥林匹斯山后来又醒来了一次，是因为贝纳德·德·拉泰勒按照翻译成法文的《盛会》（The Big Party）套装改造出一部小说，并因此获得了费米娜奖。这可引发了一场丑闻，因为狡猾的法国人忘了通知评委会，他的小说并非完全原创，而是组合的产物。德·拉泰勒的小说《黑暗中的战争》倒并非毫无价值，其改造过程要求才华和旨趣兼备，“自制图书”的普通买家是不具备的。但这一孤立事件并未改变什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场游戏介乎于愚蠢的玩笑和商业色情之间。没人靠“自制图书”发大财。已经学会最低要求的唯美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如今街头爱情小说里的人物已经不能涉足托尔斯泰式的沙龙了，而高贵的姑娘，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姐妹，也已经无须再跟盗匪和恶棍们为伍了。
在英国，“自制图书”的一个搞笑版本仍在繁衍；他们出版的套装，可以让人按照“纯属胡扯”的规则来搭建短文。自学成才的文学家很开心，在他们的微型小说里，人代替果汁，被伙伴们倒进瓶子；加拉哈德爵士跟自己的马玩恋情；做弥撒时，神父在神坛上启动了电动火车；等等。显然，这让英国人开心，一些报纸为这种小短文开辟了专栏。然而，“自制图书”在欧洲大陆事实上已经绝迹了。我们可以引用某位瑞士批评家的推测，他对这场游戏的失败原因有与我们不同的解释，他说：“公众过于懒惰，甚至连亲自强奸、脱衣、折磨都不干了。如今这一切都让专业人士代劳。‘自制图书’要是出现在六十年前，倒有可能成功。它诞生得太晚，所以胎死腹中。”除了长叹一声，对这一论断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呢？
《伊塔卡的奥德修》
库诺·姆拉捷
作者是个美国人，小说主人公全名荷马·玛丽亚·奥德修，他的出生地伊塔卡是马萨诸塞州一座只有4000居民的小镇。故事是关于奥德修从伊塔卡出发的一场意义深远的远征，而且也因此牵涉令人敬仰的原型。的确，开头似乎看不出这样的迹象。荷马·奥德修被指控点火焚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E. G. 哈金森教授的汽车而被告上了法庭。至于他必须烧车的理由，只有教授亲自出庭，他才肯透露。等到教授真的到场，奥德修假装要和教授耳语几句，跟他讲些特别重要的事，但他趁机咬了教授的耳朵。庭上顿时一阵大乱，辩方律师要求进行精神病检查，法官犹豫不决，而奥德修在被告席上发表了演讲。他解释说自己想起了黑若斯达特斯，因为汽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圣殿，而他咬了教授的耳朵，因为斯塔夫罗金就是这么做的并一举成名。他也需要出名，为的是随之而来的金钱，使他能够投资于一个他为造福全人类而设计的项目。
说到此处，法官制止了他的演说。奥德修因破坏汽车被判处监禁两个月，而因藐视法庭再判处额外两个月监禁。他还有可能被哈金森因伤害外耳而提起民事诉讼。而奥德修成功地将演讲稿交给了法庭里的记者。他以这种方式达到了目的，新闻会报道他。
奥德修的演讲稿《寻觅灵魂的金羊毛》中包含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人类的进步归功于天才。思想的进步尤其如此，众人一起可以发现击打燧石的办法，但不可能集群体之力发明数字零。发明数字零的人是历史上第一位天才。“零——有可能被四个人一起想出来吗？每人贡献四分之一？”荷马·奥德修以其特有的讥讽口吻问道。人类并不习惯于善待天才。“而当天才是个坏生意！”奥德修以糟糕的英语说道。天才的境遇很糟糕。并非所有人都一样，因为天才也千差万别。奥德修提出了这样的分类：首先是才具一般的普通天才，也就是三等天才，他们的思想不太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相对来说，这些人受的威胁最小，经常得到辨识，甚至能获得金钱和荣耀。二等天才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则过于难处了。他们也因此处境更糟。在古代他们主要是遭受石刑，在中世纪——遭受火刑，之后，随着风俗的逐渐柔化，已经允许他们自然饥饿而死，有时甚至用公款把他们养在疯人院里。某些人被地方当局投递了毒药，很多人被流放。与此同时，教会和世俗的权力机关都在争夺“灭绝天才”竞赛的头等奖，奥德修如此称呼形式多样的戕害天才运动。然而，等待着二等天才的是死后追认。作为补偿，图书馆和公共广场用他们的姓氏命名，还要竖立喷泉和纪念碑，历史学家为这些过往的失误矜持地流下泪滴。除此之外，奥德修断言，还存在，因为一定会存在顶级的天才。那些中间等级的天才或是被下一代发现，或是被以后的某一代发现，而头等天才则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感知，无论是在世之时还是过世之后。因为他们发现的真理闻所未闻，提供的建议具有颠覆性，以致没人能懂。因此，持久的默默无闻成了顶级天才的寻常命运。何况智慧稍逊的同伴得以被发现，通常也都纯属偶然。例如，市场上卖鱼妇人用来包裹鲱鱼的纸上写满文字，就会有人读出某种定理，或者诗篇，一旦付印就会激起一阵热潮，但随后一切将恢复原有的轨迹。这种状况不应一直持续下去。这涉及的是文明难以弥补的损失。应该创立一个“一流天才保护协会”，从中产生一个搜寻小组，负责实施计划中的搜寻任务。荷马·奥德修已经起草了协会的完整章程，还有寻找灵魂金羊毛的计划。他将这些材料分发给众多科学协会和慈善基金会，请求提供资助。
当这些努力毫无结果时，奥德修自费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并把第一份签过名的小册子寄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委员会的E. G. 哈金森教授。哈金森教授没有回音，因此对整个人类负有罪责。他表现愚钝，也就是说没有资格胜任他所承担的职位。为此他必须受到惩罚，而奥德修就这样做了。
奥德修在服刑期间收到了第一批捐款。他开了一个名为“寻觅灵魂的金羊毛”的账户，出狱时，已经有一笔可观的基金，达到26528美元，使他可以开始组织活动了。奥德修在报刊上发布广告，从中遴选志愿者，在爱好者和支持者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向大家发表演说，并且发放了新的含有搜寻指南的小册子。要知道，大家必须了解，他们应该去哪儿，以何种方式，寻找什么。这场搜寻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奥德修并不讳言——经费不多，而困难不小。
“灵魂随处显现”，因此，即便是最顶级的天才，也可能出生于世界角落、微小部族。天才不会自己直接现身于世人面前，自己走到大街上，去抓住路人的长袍或纽扣。天才需要通过伯乐发挥作用。伯乐应该能辨识天才、尊重天才并发展他的思想，仿佛要唤醒这位同胞，让他成为钟锤，为人类敲响新时代的开端。
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该发生的却未发生。总体来说专家们自认为学识渊博，足以教化他人，不愿再求教于人。只有当专家云集时，通常在数量较大时，才能碰到两三个思维缜密之人。因此在小国家里，天才要获得回应就仿佛泥牛入海。而在大国，天才得到认识的机会就大得多。正因如此，探索之旅的目的地设定为那些较小的种族和全球那些籍籍无名的偏远城镇。在那里，也许能找到未被识别的二等天才。南斯拉夫博斯科维奇的案例就很典型：他受到了不真实的认可，其几个世纪前的所思所写在当代被注意到，因为现代人开始思考和写作与他类似的东西。奥德修不需要这样的伪发现。
搜寻工作应该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其珍稀版本和手稿收藏部，特别是地下室部分，那里通常堆放着各种压箱底的纸张。然而，也不应对那里有过高奢望。在奥德修悬挂在自己办公室里的地图上，用红圈将精神病院特别标出作为首选。20世纪的疯人院的下水道挖掘现场和茅坑也引起奥德修的关注。还应该挖掘老监狱附近的垃圾场，翻找装垃圾和其他污物的容器，筛选废纸堆，也应该认真检查粪堆，主要是其石化部分，因为人类鄙夷和清扫出躯体的一切都去了那里。奥德修的那些坚强的英雄们就这样出发，去寻找灵魂的金羊毛，他们充满奉献精神，带着尖嘴镐、凿子、撬杠、遮光手电和绳梯，随手还带着地质锤、防毒面具、筛子和放大镜，将在硬化的粪便、坍塌的水井、所有宗教裁判所的古老地牢、被废弃的洞窟里，搜寻远比黄金、钻石更珍贵的珍宝。与此同时，这项世界性工作的协调人是身居总部的荷马·奥德修。所有关于特立独行的傻瓜和另类，关于过度痴迷或顽固不化的怪人，关于固执己见的笨蛋和白痴的谣传与闲聊，都应被看作方向标、看作指南针上抖动的指针，因为人类按照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来对天才做出反应，所以用这些称呼来描述天才。奥德修又搞了几场丑闻，从而收获了5份新的判决，继而收到了另外的16741美元。在坐了两年牢之后，他去了南方，乘船去了马略卡岛，他的总部将设在那里，因为那里气候宜人，而他在多次坐牢之后健康严重受损。他毫不掩饰，很乐意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结合。况且，既然按照他的理论，一流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那么马略卡岛上为什么就不能出现呢？
奥德修的英雄们，都拥有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这占据了小说的一大部分。奥德修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苦涩失望，比如当他得知，三个在地中海地区工作的他最喜爱的搜寻者，竟然是CIA的特工，后者利用他寻找灵魂金羊毛的探险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另一个搜寻者把一份价值难以估量的17世纪文献带回马略卡岛，据说那是埃及法老卫队士兵卡德约克关于生命近似几何结构的研究，但他发现是伪造品。那部著作的作者就是搜寻者本人，由于他没地方发表这部作品，就混入了探险队，以便以这种方式，利用奥德修的资金，给自己的构思扬名。暴跳如雷的奥德修将手稿投入了火堆，赶走了造假者，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开始考虑，自己是否亲手毁掉了一部顶级天才的作品？他受到良心的折磨，于是发出广告召唤那个作者回来——遗憾的是徒劳无功。另外一位搜寻者，叫作汉斯·佐克的，在奥德修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拍卖会上卖掉了无比珍贵的文献，那是他在黑山的老图书馆里找到的，然后他带着现金潜逃智利，把钱挥霍在了赌场上。但还是有很多非同寻常的作品，普遍被认为已经遗失的奇珍、手稿，甚至世界学术界所未知的著作落到奥德修手中。例如，从马德里的历史档案馆里找到一份羊皮纸手稿的最开始的18页，手稿创作于16世纪中叶，基于“三性算数”系统，推测了80位著名科学家的生辰，而文中所包含的日期确实与牛顿、哈维、达尔文、华莱士等人的生辰相符，甚至精确到月！化学分析和专家评估都证实了这部作品的真实性，但那位无名作者所应用的数学工具早已失传了。大家只知道，他的出发点是接受与理智相背离的人类有“三性”的前提。奥德修稍感欣慰的是，在纽约拍卖会上卖掉这部手稿，对他的探险预算大有裨益。
历经7年的艰辛，马略卡岛上的总部档案里堆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手稿。其中有来自维奥蒂亚州的某位米拉尔·埃索斯的巨著，其独到的见解令达·芬奇黯然失色，他留下了用脊椎动物青蛙的脊髓推导逻辑系统的方案；早在莱布尼茨之前，他就提出了单子的概念和前定和谐论；他把三价逻辑应用于某些物理现象；他断言，生物繁殖出跟自己相似的生命体，是因为其精液中有微观字母写就的信息，而根据这种“信息”的组合，就可以得出成熟个体的外貌。而所有这一切，都诞生于15世纪。那里有基于理性推断的否定神正论的形式逻辑证明，因为所有神正论的前提都必须是逻辑矛盾：这部著作的作者被称为加泰罗尼亚的鲍乌伯，先被砍去了四肢，拽掉了舌头，再被融化的铅水用漏斗灌进内脏，最后被火刑处死了。“反方的论证十分有力，尽管是在不同的层面，因为是非逻辑的。”找到了这份手稿的年轻哲学博士这样认为。索弗斯·布里森纳德基于“二零算数”公理的著作，证明了纯超限多数理论的非矛盾结构的可能性，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然而这部作品也有部分与数学家们当前的工作存在重合。
奥德修看到，迄今为止，只有先驱者获得认可，即那些思想被后人重新发现的人，换言之，只有二等天才获得认可。那么，头等天才付出艰辛的痕迹何在呢？奥德修的头脑里从没有过怀疑——只是担心死亡会遽然降临（他即将迈入老年），使他无法继续搜寻事业。佛罗伦萨手稿丑闻终于降临。这卷来自18世纪中叶的羊皮纸卷，被发现于佛罗伦萨大图书馆的某分部，起初，由于里边记满了秘密符号，它看似是一本毫无价值的炼金术作品——还是复制品。但某些表述提醒发现者——那是一位年轻的数学专业大学生——当时的人们肯定还不懂得函数序列。作品被呈交给专家后，激起了完全对立的观点。没人能完全看得懂，一些人认为那都是些胡言乱语，偶尔插入些清晰的逻辑，而另一些人认为那是心理病态的产物；两位最杰出的数学家得到了奥德修寄来的手稿影印件，他们的观点也无法达成一致。只有其中一位，费了很大劲才在第三部分里解读了那些潦草的字迹，靠字迹的猜测填补空白，然后写信给奥德修说，他觉得，那确实是关于一个非同寻常的概念，但也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为了接受这个想法的长处，我们不得不将现有数学体系的四分之三废除，然后重新建立起来。这纯粹是让我们在已经建立的数学体系之外另建一套数学的提议。那一套数学体系是否更好，我说不清。也许是的，但要弄清楚这一点，需要一百位最优秀的人奉献一生，他们对这位无名的佛罗伦萨人，就像鲍耶、黎曼、罗巴切夫斯基之于欧几里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