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电话在八点三分响起。时值仲夏，非常炎热。马丁·贝克在路上已经脱掉外衣，而且一进办公室就开始卷衬衫袖子。他拿起话筒说：
“嗨，我是贝克。”
“我是蒙松。嗨，我找到那个女人了。”
“很好，你现在在哪里? ”
“在哥本哈根。”
“你是在那里找到她的吗? 在丹麦? ”
“对。”
“你发现了什么? ”
“很多。譬如说，奥洛夫松二月七日下午来过这里。但是太多了，电话里讲不清。”
“那你最好来一趟。”
“对，我也是这么想。”
“能不能把那女人一起带过来? ”
“我不认为她会去，而且也没必要。不过我可以问问她。”
“你什么时候找到她的? ”
“上星期二。我有充裕的时间跟她谈了许多。我现在就去卡斯图普，看能不能排上候补机位。我会搭第一班飞机去阿兰达。”
“很好。”马丁·贝克说完，挂上话筒。他边抚摸下巴边思索着。蒙松听起来充满自信，这点儿很奇怪，还主动说要来斯德哥尔摩。他一定是真的发现了什么。
蒙松在将近一点时抵达国王岛街的警察局，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平静、愉悦，穿得很休闲，足登凉鞋，穿卡其裤，格子衬衫拉在外面。
他没有带女伴，但带来一个录音机，他把录音机放在桌上。
接下来，他四下看看，说：
“我的天，人真多……嗨! 午安。”因为他半个钟头前早从阿兰达来过电话，所以出席的探员非常踊跃。哈马尔、梅兰德、贡瓦尔·拉尔森和勒恩，加上协助办案的瓦斯贝加团队，包括马丁·贝克、科里贝尔和斯卡基，全都到齐了。
“你们不来个鼓掌欢迎吗? ”
马丁·贝克的自尊心严重受损。他不懂这个蒙松，明明比他大上两岁有余，身材却保持得这么好，而且一副对生活心满意足的样子。
蒙松把手放在录音机上，说：
“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叫纳嘉·埃里克松，三十七岁，雕塑家。在阿尔勒夫出生、长大，但到目前为止已在丹麦住了十年以上。阿尔勒夫就在马尔默旁边。现在我们来听听看她说些什么。”
他打开录音机，听到自己在录音机里的声音，觉得怪怪的。
“与安娜·德西蕾·埃里克松的谈话记录。埃里克
松干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在马尔默出生，未婚，职业
为雕刻家。一般别人称她为纳嘉。”
马丁·贝克竖起耳朵。他听到勒恩在吃吃窃笑，但蒙松在录音带里怎么好像也在偷笑? 总之，他继续往下说：
“我们要不要把所有关于贝蒂尔·奥洛夫松的事
摘要下来? ”
“好，当然。不过，等一下。”
那女人说话带着斯科讷口音，但不是那种从鼻腔里发出的黏腻嗓音。她声音低沉、清晰，并且圆润。录音带里传出沙沙声，纳嘉接着说：
“呃，我大约两年前遇见了他。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最后一次则是在今年二月初。他来的时间很有规律，通常在月初时来一次，每次停留一两天，从不超过三天。一般而言，他在五号左右来，七号或八号离开。他在哥本哈根时都住在我这里，据我昕知，他从没在别的地方住过。”
“他为什么定期来这里? ”
“他有个必须遵守的行程表。每次他来都是从国外来，通常是经过马尔默。有时他搭飞机，有时搭欧洲大陆那边的渡轮过来，然后待上几天。他来这里跟人碰头……他每个月只有来一次。”
“奥洛夫松是做什么的? ”
“他自称是商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没错。贼也是种行业，对不对? 我刚认识他的前六个月，他绝口不提他做什么、从哪里来。但后来就开始说了，也是在那时他才泄了密。他是那种藏不住话的人，爱吹牛。我不是好奇的人，我想也是因为我从不问他，昕以他忍不住要说个不停。最后，因为我什么都没说，他就整个引爆了。我需要把那些细节……天哪，实在很热……”
蒙松把牙签用舌头翻一个身，毫不知耻地在胯间搔痒，然后说：
“这里有点儿短暂的干扰，技术问题。”
三十秒死寂之后，女人的声音回来了：
“是的，贝蒂尔是个可怜的混蛋。他有乡下人的精明，但大致说来相当愚蠢而且爱吹牛。我认为他根本无法承受成功。他是那种只要有一点点成就，譬如赚了一点儿钱或自以为发现什么秘密就会乐得头脑发昏的人。他总是有伟大的计划．喋喋不休地吹嘘着很快就会有什么大突破。此外，他也高估了自己的聪明，而且毫不谦虚。当他意识到我多少知道他在干什么，从事哪一方面的生意时，他马上把自己吹得像是黑道老大，谈的尽是百万元的大生意及用单车链杀人那些事。事实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根本算不上成功。”
“若根据他所说的，我们可以假设……”
蒙松将尾音吊在半空中，过了数秒后，她回答道：
“我想我知道他真正在干什么。他跟另外两个人在斯德哥尔摩负责收集赃车。有些是他们白己偷的，其他的则是用很少的钱从别的窃贼那儿收购过来的。
然后他们把车子改头换面，让别人认不出来，再开到欧洲大陆，我想通常是波兰。收车的人付给他们的不是现金，而是别的东西，大多是珠宝或零散的宝石、钻石等等。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去年秋天．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为了夸耀，他罟然送了我一颗。但是这个生意根本不是他们出的点子。他们不过是下面的小角色，他那家公司不过是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的分行，这是那笨蛋自己说的。那也是他为什么每个月必须来哥本哈根一趟的原因。他必须把他用车子换来的珠宝交给一个人，那人再给他现金。带钱过来的那个人同时也是负卖传话的。他是从巴黎、马德里或什么地方过来的。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从没见过这个人。连奥洛夫松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谨慎。他从不让我跟带钱过来的那个人碰头，他也从不告诉别人他住在哪儿。这点他非常小心，不让我卷进他的事业里。我想他是在为自己留一个后路，一个除了他之外没人知道的居所。事实上，我也从未将贝蒂尔介绍给任何人认识，当他在这里，我是指哥本哈根这间公寓时，我也不让任何人进来。谁也不准，包括警——”
那声音被切掉了。
“这录音机有点儿怪，”蒙松面不改色地说，“我跟丹麦人借的。”
当那女人的声音再度在录音带里出现时，听起来不太一样，但很难说出是哪里不同。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了，如果不是贝蒂尔硬拖着我去了几趟马尔默，警察也不可能有机会找到我。他必须去那里跟他的合伙人会面，一个他唤作‘吉儿’或什么的可怜家伙。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马尔姆。他也运送赃车，从斯德哥尔摩、西达特，或特利堡开过来．越过国界。这中间他就在某地的车库里将车重新上漆，配上假车牌。我去了马尔默四五次，泰半是出于好奇。每次都无聊得要死。他们坐在房里喝酒、吹牛，跟不同的所谓生意伙伴玩扑克牌，我就坐在角落打哈欠。贝蒂尔之所以要去那里，据我推测，应该是马尔姆没钱了，无法回到斯德哥尔摩。他所以会那么愚蠢拖着我同行，是因为他想不经意地在伙伴面前炫耀一下。你想……”
又一阵停顿。蒙松打个哈欠，将牙签换个位置。
“炫耀说他有女人? 我的天! 听着，贝蒂尔可不是那种……需要女人的人。说到女人，马尔姆是所谓斯德哥尔摩分行里唯一跟那一行有关的。我从未见过第三个合伙人。他们称他为‘西格’。我想他是负责卖弄假证照的。”
西格? 马丁·贝克想，应该就是指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了。
又一阵沉默，但这次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那女人显然在想事情，而蒙松不论是在录音带里或是现在，都不发一语。
“你得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过，我很肯定事情应该就是这样。贝蒂尔那张嘴就是闭不起来，他跟马尔姆一起谈的事我也不可能听错。总之，打从去年夏天某个时候开始，每次我见到奥洛夫松，他管不住嘴巴的毛病更严重了。他开始说总部赚的利润高得不得了。每次来他都谈这些。说斯德哥尔摩分行做了所有的事，承担昕有的风险，利润却都被总部拿去了。但是他连他谈个不停的总部在哪儿都不知道。他说如果他和另外两个伙伴把生意接过来，自己经营斯德哥尔摩这边的分行，他们就赚翻了。我想最后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十二月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愚蠢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什么事? ”
贡瓦尔问出声来，语调惊奇万分，好像七岁的小孩儿看儿童电影时的反应一样。
“就我所知，他跟踪那个拿钱给他的人。跟到哪里
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巴黎，也许罗马。我想他早先已经查出这个信使通常都飞到哪儿，昕以在跟他见过面后．他就匆忙赶第一班飞机飞到那个地方等着，等信差出了机场，他就跟踪他。今年一月五号来我这里的时候，他非常粗暴，说他已经做过调查，他必须去法国，是的，那次他确实说了法国，但他也有可能是在说谎。他愿意的话，是很能说谎的。呃，总之，他要去欧洲大陆搞清楚情况到底如何。他还说他和马尔姆以及第三个伙伴，现在已经掌握有谈判的条件了，他相信他们的收入很快就会是三倍以上。我想他真的跑了那一趟，因为下一次他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紧张不安。他说总部已经同意派人来谈判了。他每次说话时用词遣字都是这样，好像谈的是一般生意一样。很奇怪的是，他对我也这样，虽然他明知我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勾当。他二月六日来这儿。那天他至少出去了十趟，去查看那个谈判者是不是到旅馆找过他，因为我这里没有装电话。他暗示说这会是决定性的会谈，马尔姆在马尔默等他的消息。第二天，那天是星期三，大约三点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他那天第三次出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切就这么停止了，结束了。”
“嗯，也许我们也该谈谈你跟他的关系。”
那女子的语气中没有一丁点儿迟疑。
“好的，我们之间有协议。我吃药，有时吸大麻，但是当我工作时，我固定服用西班牙的菲尼德灵锭片，或者辛帕提纳和仙特迷乐。两种都很棒，而且完全无害。但现在因为管得很严，这些药都很难弄到手，而且价格涨了五到十倍，我完全负担不起。我是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在尼黑文遇到奥洛夫松的，我就像平时问其他人一样，问他有没有这些药。结果他有货源，而我也有他想要的——一个没人知道的落脚处，每月两个晚上。起先我很犹豫，因为他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但后来我发现他对女人完全没兴趣，昕以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我们订了协议：那天晚上他可以住我那里，以后也可以每个月来住，时间可以稍微久一点儿。每次他来，就把我一个月用的药带来。后来他失踪了，我再也没药可吃。我跟你说过，黑市实在卖得太贵了，结果我的工作品质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慢。
就这点而言，他被杀实在挺不幸的。”
蒙松伸手关掉录音机。
“嗯哼，”他说，“就是这样了。”
“妈的，这算什么? ”科里贝尔说，“好像电台访问似的。”
“极为高明的盘问，”哈马尔说，“你怎能让她这样无所不谈的? ”
“哦，一点儿也不难。”蒙松谦虚地回答。
“对不起，我能不能问一件事? ”梅兰德用烟斗柄指着录音机说，“那女人为什么不主动跟警察联系? ”
“她的记录不很干净，”蒙松说，“虽然其实也不严重，所以丹麦警方也懒得追究。此外，她对奥洛夫松毫不关心。”
“真是很棒的讯问。”哈马尔再度称赞。
“那其实是摘要。”蒙松说。
“这女人说得可靠吗? ”贡瓦尔问道。
“绝对可信，”蒙松说，“更重要的是……”
他住口不说，等到其他人都安静下来才又开口。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有证据证明，奥洛夫松于二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三点离开他与……在哥本哈根的临时住所。他去跟某人见面。这个人很可能以要去跟马尔姆见面为借口，带他越过厄勒海峡，把他杀死，然后放到旧车里，最后连车带人推到海港里去。”
“对，”马丁·贝克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奥洛夫松是如何到工业港去的? ”
“没错，我们知道那辆福特Prefect 不能开，因为引擎已经好几年没动了。我们也知道有人看到它停在那里一两天了，不过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废车，没人想太多。那辆旧车就这样停着。”
“是谁安排的? ”
“我想我们大概知道是谁安排的，”蒙松说，“是谁把车放在那里则比较难确定。简单说，很可能就是马尔姆，他当时在马尔默，可以用电话联络上。”
“好，那奥洛夫松到底是怎样去到工业港的? ”哈马尔不耐烦地问道。
“坐船。”马丁·贝克说，像是自言自语。
“完全正确，”蒙松说，“如果他跟杀他的人在哥本哈根见面，这意味着他们一定是一起从哥本哈根去到马尔默，这条路只能搭船，除非你昏头了，或者是个长距离的游泳选手。”
“也可能是被运送到那里的。”科里贝尔说。
“对，但那似乎不可能。因为用船运送尸体是非法的，因此，奥洛夫松在渡过海峡时一定还活着，而且他们搭的一定是可以载车的船。就我们调查所知，杀奥洛夫松的人，手头一定有车可开，而且很可能车子是从哥本哈根带过去的。”
“我没听懂，”贡瓦尔说，“为什么他一定要有车? ”
“等一等，”蒙松说，“我会很快地解释一遍。事情其实很清楚，奥洛夫松跟那个杀他的人在二月七日晚上一起从哥本哈根去到马尔默。我刚才想说的是，我是如何发现这个事实的。”
“你怎么发现的? ”贡瓦尔问。
蒙松不耐耐烦地看了他一眼，说：
“如果凶手没在哥本哈根或在船上杀人，那他一定是在马尔默下的手。马尔默的什么地方? 极可能是在工业港。他怎么去工业港? 开车，因为天知道，除了开车，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到那里去。至于开什么车? 当然是他从丹麦带过来的车了。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笨得在马尔默搭出租车或别的车过去的话，一定会被我们查出来。”
屋里又恢复宁静，大家全静静地看着蒙松。他将整个节奏减缓。
“因此我分两头进行。首先，我要两个手下去查二月七日下午及晚上的渡轮。一个在火车渡轮马尔默赫斯号工作的服务员，不仅认出奥洛夫松的相片，还能把和他同行的人相当仔细地描述出来。以这个为起点，我这两个手下又找出另外两位证人，一位是眼务员，另一位则是负责安排车辆及火车车厢在船上停放的海员。所以我们非常确定奥洛夫松今年二月七日从哥本哈根自由港搭火车渡轮到马尔默。他搭的是最后一班，渡轮九点四十五分离开哥本哈根，十一点十五分抵达马尔默。这是每天都有的船班，而且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们也知道奥洛夫松和某个人同行，那人的长相我待会儿描述。”
蒙松慢慢将牙签换个位置。他看着贡瓦尔，说：
“我们还知道他们两人都搭头等舱，他们坐在吸烟室里喝啤酒，吃了两个夹冷牛肉和乳酪的三明治，那跟奥洛夫松胃里剩下的一点儿残留物吻合。”
“显然他就是被那个害死的，”科里贝尔咕哝道，“瑞典火车上的三明治。”
哈马尔对他投来肃杀的眼光。
“我们甚至知道他们坐在哪张桌子。还有，他们开的是丹麦注册的福特车。进一步调查的结果，我们找到了那辆车，车身是淡蓝色的。”
“怎么可……”马丁·贝克开口，随即又闭上。
“当然，”他说，“车子是租来的。”
“完全正确。跟奥洛夫松在一起的那个人，懒得从天知道什么地方一路开车到哥本哈根，因此，他飞到卡斯图普后就去租车。他跟租车公司说他的名字是克拉瓦纳，他出示的是法国驾照和法国护照。他二月八日去还车，还谢谢他们，然后他就从那里飞走了。用什么名字? 飞到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想我知道他在哪儿过夜，那是一家位于尼黑文的破旧小旅馆。
在那里，他出示的是黎巴嫩护照，名字是拉菲——如果这是我们在找的同一个人的话。不过，就像我方才所说的，我不是很确定。总之，一个叫做拉菲的人，二月六号到八号之间住在那里。尼黑文那边的人不太喜欢警察。”
“结论是，”马丁·贝克说，“他们到哥本哈根，准备除掉奥洛夫松。他们七日会面，晚上动身去马尔默，然后……你不是说你还调查了别的事吗? ”
“派人去查了，”蒙松懒懒地说，“是的，又去检查了一下那辆车，我是说，那辆Prefect 车，看它是怎样入水的。你们也知道，先明白自己要找什么再去调查，总是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什么? ”梅兰德问。
“痕迹啊。刚才我说了，那辆Prefect 车无法发动。那它是怎么入水的? 好，放空挡，然后另一辆车高速从后面把它撞进水里，不然它入水的地方不可能离码头那么远。从后面撞，保险杆撞保险杆，撞痕就留在上面。另一辆车上的痕迹也完全吻合。”
“但是谁把Prefect 车运到那个叫什么名字的悲惨码头的? ”
贡瓦尔问道。
“一定是用拖车拖过去的，从某个废车场。我个人认为是马尔姆做的。他二月四日就到了，待在马尔默西边他平常住的地方。”
“耶也有可能是马尔姆……”哈马尔说了一半就住口了。
“不会，”蒙松说，“马尔姆比奥洛夫松知道自我保护。他七号早上就火速离开马尔默，仓皇逃回斯德哥尔摩。这点已经获得证实了。我想马尔姆接到命令，把一辆无法辨认的车运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去。命令是在哥本哈根通过电话下达的。打电话的就是那个叫克拉瓦纳或拉菲的人。马尔姆照办了，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他们捅了漏子，惹上杀身之祸。对了，七号半夜，有个讲一口烂瑞典话的人打电话到旅馆找马尔姆，旅馆的人告诉他马尔姆已经走了。你们现在要不要听听关于那人外表的描述? 我录了一段摘要在这里，什么都包括在内了。”
他换了一卷录音带，按下开始的按钮。
“克拉瓦纳或拉菲看来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
身高至少五英尺八英寸，最多五英尺十英寸，体重显然比一般那种高度的人重很多，因为他壮壮的，很结实的样子。不过他并不胖。头发是黑色的，眉毛也是，眼睛则是暗褐色。牙齿洁白健康。前额很低，发线跟眉毛成两条平行线。他的鼻子是鹰勾鼻，一边的鼻翼好像有疤痕或抓伤，但现在可能已经看不见了。他有个习惯，就是一直拿食指去摸那个疤痕或抓伤。他穿得很得体，很稳重：西装、黑皮鞋、白衬衫、领带，举止安静有礼。他的声音低沉，至少会说三种语言：法语，这很可能是他的母语；英文说得很好，但带点法国腔；还有瑞典语也相当不错，但是带口音。”
录音带停止转动。
“嗯哼，”蒙松很沉稳地说，“这说得够清楚了吧? ”
大家都仿佛见了鬼似的瞪着他。
“好了，”蒙松说，“事情目前就是这样了。你们有没有为我准备房间？天哪，真热，我失陪一下。”
他走出走廊。
勒恩起身跟着出去。因为除了奥洛夫松和他的共犯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儿想另一件事，那也就是——这个蒙松是找东西的专家。他追上蒙松，跟他说：
“嗨，佩尔，你今晚能不能到我家吃饭? ”
“当然好啊，”蒙松说，“好极了。”
他看来很高兴也很意外。
“很好。”勒恩说。
他给马茨买的四岁生日礼物，那辆消防车，已经消失有三个多月了，虽然马茨已不再问起，勒恩却念念不忘，常想着为什么它会消失得那么彻底。他还是不时这边找找那边找找，但他也知道其实整个公寓他都翻过了。
不久前勒恩第五十次掀开马桶水箱的盖子时，他想到一句蒙松说过的话。那是大约六个月前的事，当时有一份报告中很重要的一页不见了，马丁·贝克问有没有人是找东西的专家。当时蒙松从斯科讷省过来参与一桩集体谋杀案的调查，他回答说：“我很会找东西。有任何东西不见了，我都能把它找出来。”
他果然找到了那页报告。
所以，蒙松真该感谢自己有这样的才能，才有机会享受温达·勒恩一流的烹饪，而不是在外头便宜的饭店孤单一人吃些很烂的食物。蒙松很爱吃，但他对食物也很挑剔，知道如何享受用心准备的食物。
在吃过香脆炸肉片搭配手艺不次于他的松软炒蛋后，他心满意足地叹口气，接着，一盘金黄色的鸟肉端上桌，他身体前倾，深深吸进一口香气。
“这个实在太棒了，”他叹道，“现在这个季节哪儿来这么棒的食物? ”
“那是我住在卡列苏安多的哥哥给的，”温达说，“他常去打猎。刚才那肉也是他打猎得来的。”
勒恩把野黄莓果冻传过来，说道：
“我们的冻箱里还有一整只鹿呢，是去年秋天打猎的成果。”
“该不会连角一起煮吧? ”蒙松说。
马茨听了大笑，这小孩儿事先一直拜托，他爸妈才同意让他上桌跟客人吃饭，这时他笑着说：
“哈哈，角是不能吃的，你得先把角剁掉。”
蒙松用手搅乱小男孩儿的头发，说：
“真聪明。你长大要干什么? ”
“当消防队员。”男孩儿回答。他从椅子跳下来，边学消防车尖叫边跑出房间，然后消失不见。
勒恩抓住这个机会跟蒙松说起消防车不见的事。
“你有没有到那只鹿的下面找过? ”蒙松问他。
“我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
蒙松擦擦嘴说：
“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找出来。”
吃过晚餐后，温达把他们赶出厨房，将咖啡拿到客厅里。勒恩拿出一瓶白兰地。
马茨穿着睡衣躺在电视前的地上，兴致勃勃地看电视中一群表情严肃的人坐在半圆形的沙发上讨论什么事情。一个脸上透着慎重的年轻人说：
“我认为有小孩儿的夫妻应该避免离婚，不然离婚的条件也应该要订得很严格，因为单亲带大的孩子会比别的小孩子少安全感，而且容易酗酒和吸毒——”
他话还没说完就随着荧光幕一起消失了，是勒恩关的电视。
“全是狗屎，”蒙松说，“看看我的例子。我一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我父亲，从一岁起就由我妈妈独力抚养，我可是没什么毛病，至少没什么大毛病。”
“这么多年来，你找过你父亲没有? ”勒恩问他。
“我的天，没有，”蒙松回道，“找他干吗? 没有，我们倒是很意外地在戴维斯广场的酒店碰了头。我当时还是个小队长。”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勒恩问道，“和你父亲这样见面? ”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站在那里排队，旁边的队伍里有个大个子男人，头发都白了，跟我一样高。他过来跟我说：‘你好，先生，我是你父亲。先生，我好几次在城里看到你，都想跟你说话，但是都没有。’接着他说：‘我听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先生。”
“那你怎么说? ”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那老头伸出手说：‘我是扬松。’我则说：‘我是蒙松。’然后我们就握握手。”
“后来你们有没有再见面? ”勒恩问道。
“有，我们偶尔会碰到，碰到时他总是同样客气地跟我打招呼。”
温达过来抱马茨，他在勒恩膝上睡着了。一会儿后，她回来说：
“他要你去跟他道晚安。”
他们进房间时，小男孩儿已经睡着了。蒙松在蹑手蹑脚走出房问并带上房门前，以专业的眼光审视了房内一遍。
“我猜这里你都看过了? ”他问。
“看了，”勒恩说，“把整个房间都翻过来了，其他房间也是。
不过你可以再看看，搞不好我哪里看漏了。”
但是他没有遗漏任何地方。他们两人把屋子全找过一遍，没有哪个地方是勒恩没搜过数遍的。他们回到咖啡、白兰地和温达身边。
“是很奇怪，对不对? ”她说，“那消防车还挺大的呢。”
“约一英尺长。”勒恩说。
“你说他收到消防车后很多天都没出门，”蒙松说，“那会不会是扔出窗外了? ”
“不会，”温达说，“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每个窗户都有防小孩儿打开的安全链，他没办法自己打开，何况马茨在场时我们从来不开窗户。”
“就是打开了，因为安全链还在，开口很小，消防车也还是过不去。”勒恩说。
蒙松在双掌之间搓动着酒杯，问道：“那垃圾袋呢? 会不会放到里面去了? ”
温达摇摇头头。
“不会的，垃圾袋跟肥皂粉之类的东西放在同一个橱柜里，门用栓子拴住，他打不开。”
“嗯哼。”
蒙松边思索边啜饮白兰地。
“你这里有阁楼当做贮藏室吗? ”他问。
“没有，只有地下室有贮藏室。”勒恩回答。
“消防车不见后，你有没有往地下室放过东西? ”
勒恩看着他老婆问道，她则摇摇头。
“我也没有。”勒恩说，“想想有没有拿出去什么东西? 譬如送出去修理什么的? 脏衣服呢? 会不会混在送洗的脏衣服里? ”
“都我自己洗的，”温达说，“我们地下室有洗衣房。”
“会不会被他的朋友拿回家了? ”
“不会，他感冒了很久，那段时间完全没人上门。”温达说。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有没有任何人来过，把它带走了? ”蒙松又问。
“我的一些朋友来过一两次，”温达说，“但是他们不会偷玩具的。而且，东西在他们来访之前就不见了。”
勒恩沮丧地点点头。
“这跟被警察讯问一样惨。”温达笑出声来。
“等他拿出棍棒开始拷问你，你才知道厉害。”勒恩说。
“想一想，”蒙松说，“有没有任何其他人来过? 来取东西的? 查电表、煤气表的? 铅管工或是其他工人? ”
“没有，”勒恩说，“就我所知，没有。你是说可能有人把它偷走吗? ”
“对，不是没有可能啊，”蒙松说，“人会偷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马尔默，我们曾抓到一个伪装成除虫工人的贼，从他家里一个箱子里搜出一百一十三条女人的内裤。他只单偷那样东西。不过我倒觉得消防车应该是被人误拿了。”
“温达，你应该知道的，”勒恩说，“你白天都在家。”
“对，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我想不起有什么工人来过。那个来装新窗框的工人是在那之前就来过了，不是吗? ”
“对，”勒恩说，“那是二月的事。”
“对啊。”温达说，咬着食指的关节沉思着。
“对了，”她说，“管理员来过，让暖气机通气。那是在马茨生日过后几天的事，我肯定。”
“让暖气机通气? ”勒恩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可能忘了跟你说。”温达说。
“他有没有带工具? ”蒙松问，“他应该带了钳子。你记不记得他有没有带工具箱? ”
“有的，好像带了，”温达说，“不过我不是很确定。”
“他就住在这栋大楼里吗? ”
“对，在一楼。他叫斯文松。”
蒙松放下白兰地，站起来。
“埃纳尔，走吧，”他说道，“我们去拜访你们的管理员。”
斯文松约六十岁，个子小小的，肌肉发达。他穿着烫得笔挺的暗色长裤和雪白、有袖箍的衬衫。
蒙松早看到客厅鞋柜旁放着一个工具箱，这时管理员说道。
“晚安，勒恩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
勒恩不太知道该怎样开口，但是蒙松指着工具箱问道：
“斯文松先生，那是你的工具箱吗? ”
“是的。”斯文松惊讶地回道。
“你多久没用它了? ”
“呃，不知道啊。有好一阵子了。我住了好几个礼拜医院，我不在时都是住十一号的博格在帮我处理事情的。我可以问是什么事吗? ”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吗? ”
管理员拿起工具箱。
“请便，”他说道，“不过，为什么……”
蒙松打开箱子，勒恩看到管理员伸长脖子探看，然后脸上露出毫不掩饰、极为惊讶的表情。勒恩踏步上前，看到在众多锥子、起子、螺丝钳等工具中，躺着一辆闪闪发亮的红色消防车。
数天后，更准确说，是七月三十日星期二，马丁·贝克和科里贝尔坐在瓦斯贝加警察局喝咖啡时，私下为这个案件做了个总结。
“蒙松走了没? ”马丁·贝克问道。
“走了，星期六走的。那人对斯德哥尔摩没什么好印象，我想。”
“没错，我想去年冬天那个巴士谋杀案是够他受了。”
“这人办案真是他妈的一流，”科里贝尔说，“看来慢吞吞的，真是令人跌破眼镜。不过，我一直怀疑——”
“怀疑什么? ”
科里贝尔摇摇头。
“那个讯问有点儿古怪。那个女人，你知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 ”
“我也说不上来。总之，事情似乎都明朗了。奥洛夫松、马尔姆跟那个帮他们伪造证件的卡尔松，想出来自己独当一面……”
“对了，那个卡尔松，我们去他工作的保险公司看过。所有他用来制造伪证的工具都在那里。印章啦、纸啦，等等，”马丁·贝克说，“他全放在柜子里，他部门的主管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就全收到一个箱子里。你想看的话，那箱子现在在国王岛。”
“他伪造的技术还相当不错，”科里贝尔说，“总之，那三个人知道太多了，所以那个叫亚沙利、里菲、克拉瓦纳还是什么的，就被上头派来了。”
“干脆叫他王麻子。”
“对，就叫他王麻子。他先到哥本哈根，再去马尔默，然后杀了奥洛夫松。但是马尔姆很害怕，逃走了。接下来马尔姆被警察抓住……”
“对，”马丁·贝克说，“他和西古德·卡尔松都失去了谋生的办法。他们大概知道奥洛夫松出了事。两个人没钱又绝望，最后马尔姆想自己开车去卖，多少换点儿钱，没想到一下就被抓了。”
“然后他被放出来，但那对他的处境一点儿帮助也没有。他跟卡尔松都只能等那个王麻子或是别的杀手出现，好送他们上西天。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
“然后那个王麻子果然跟邮件一样准时出现了。他们事先一定知道他来了，也许他给他们打过电话，也许他在查对门牌号码时被他们看到。总之，卡尔松完全放弃了，开枪自杀，死前有一阵子还神志清醒，想要打电话给你，但那个念头只是稍纵即逝。”
马丁·贝克点点头。
“马尔姆怕得要命，因此，尽管他大概知道自己被警方跟踪，还是冒险现身去找卡尔松。结果听到卡尔松死掉的消息。”
“所以他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买了啤酒，回家后打开煤气。没想到那个王麻子为了早点儿了结他的性命，已经去过他房间，在他床上放了个精巧的小东西。第二天，王麻子搭飞机飞到某处，把我们这些警官和警察留在一团迷雾里。想起来真够蠢的，我们这一群人，你、我、勒恩还有拉尔森，四处奔波了五个月，找的却是一个在我们开始调查前就已经死了一个月的人，以及一个我们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一开始就跑得无影无踪的人。”
“也许他还会回来。”马丁·贝克沉思着说。
“乐观主义者，”科里贝尔说，“他绝对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
“嗯，”马丁·贝克不同意。“我可没那么确定。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他具备一项到瑞典工作很重要的资产——他会说瑞典语。”
“是啊，他到底是在哪儿学的? ”
“可能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大战期间以难民身份在这里待过。总之，如果那个组织决定要在斯德哥尔摩重建分部的话，他一定非常重要。何况，他不晓得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他很可能会再来。”
科里贝尔偏着头，一脸怀疑。
“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件事? ”他问道，“即使他真的回来，甚至主动跑到警察局，我们也无法证明什么；他去过河岸村城又不犯法。”
“对，我们是没办法把他跟那场火灾联系起来，但是马尔默那个案件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说的是。但是那件事轮不到我们头痛。反正，他绝不会再回来的。”
“我还是不这么认为。我会要求国际刑警和法国警方注意这个人，只要他一露面就通知我们。”
“你去办吧。”科里贝尔边打呵欠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