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穿着干扰服的模糊影子登记姓名是弗莱德，他对面另一个模糊的影子自称是汉克。
“很多都是关于堂娜、查尔斯·弗雷克，还有，让我们看看……”汉克金属似的单调声音停了一瞬，“好的，你也汇报了吉姆·巴里斯的情况。”汉克在面前的便笺本上做了个标注，“你认为道格·威克斯很可能已经死了，或者离开了这个地区？”
“或者藏起来销声匿迹。”弗莱德说。
“你有没有听到谁提过这个名字：厄尔或者阿特·德·温特？”
“没有。”
“一个叫莫莉的女人呢？大块头女人。”
“没有。”
“有没有见过一对黑人兄弟，二十岁左右，名字类似于哈特菲尔德之类的？他们经手的海洛因很可能有好几千克。”
“千克？几千克海洛因？”
“没错。”
“没有，”弗莱德说，“如果有我会记得的。”
“瑞典人，高个子，瑞典名字。男性。坐过牢，古怪的幽默感。个子高但很瘦，携带大量现金，很可能销售这个月初运来的货。”
“我会注意他的，”弗莱德说，“几千克。”他摇了摇头，更确切地说，模模糊糊颤动了几下。
汉克翻着他的全息笔记。“嗯，这个人在监狱里。”他拿起一张照片，大概看了下背面的内容，“不，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们把尸体藏在楼下。”他继续翻阅，时间慢慢流逝，“你觉得乔拉那女孩在耍花招吗？”
“我觉得不像。”乔拉·卡亚斯只有十五岁，已经注射D物质上了瘾。她住在布雷亚市贫民窟的楼房上层，只能靠热水器取暖，她曾获得加利福尼亚州奖学金，这就是她的收入来源。但据他所知，她已经六个月没去上课了。
“如果她来上课，告诉我一声。我们可以追踪她的父母。”
“好的。”弗莱德点点头。
“兄弟，五彩的泡泡一戳就破。那天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她看起来像是五十岁。稀稀拉拉的灰发，缺了几颗牙，眼睛凹陷，手臂皱巴巴的……我们问她的年龄，她说‘十九岁。’我们再次确认了一下。‘你知道你看起来多大年纪吗？’那名护士长对她说，‘照照镜子。’于是她看向镜子，开始哭了起来。我问她注射了多长时间。”
“一年。”弗莱德说。
“四个月。”
“现在街上的情况很糟糕。”弗莱德说，并不打算想象那个女孩的模样，十九岁的女孩，头发已经掉得厉害。“他们用来稀释毒品的垃圾前所未闻。”
“你知道她是怎么染上毒瘾的吗？她的两个兄弟都在贩毒，一天晚上他们冲进她的卧室，压住她给她注射毒品，然后强奸了她。他们两人。我猜是为了阻止她独自过上更好的生活。好几个月的时间，她走投无路，直到我们把她带到这里。”
“他们现在在哪儿？”他心想自己有可能碰到他们。
“被判入狱六个月。那个女孩现在还染上了淋病，她之前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导致病根深种，这种病就是这样。她的兄弟们觉得这很有趣。”
“这些家伙可真邪恶。”弗莱德说。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费尔菲尔德医院有三个婴儿必须每天注射海洛因，他们太小了，还没办法戒毒，一名护士试着——”
“我明白了，”弗莱德用他那机械单调的声音说，“我听够了，谢谢。”
汉克接着说：“当你想到新生婴儿已经对海洛因上瘾，因为——”
“谢谢。”那个自称弗莱德的模糊影子重复了一遍。
“你能想象吗？母亲被拘捕，因为她不时给新生婴儿注射一剂海洛因，就为了让他安静下来不要哭，好让她到农场过夜。”
“那种事情不少。”弗莱德单调的声音答道，“也许某个周末，我可以酩酊大醉，忘了这一切。有时我希望自己知道怎么才能彻底疯掉。我已经忘了怎么才能失去理智。”
“这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汉克说，“也许有过操作说明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部电影，”弗莱德说，“名叫《法国贩毒网》，讲的是两个伙计组成海洛因缉毒团队，他们行动时，其中一个人完全疯掉了，开始向眼前所有人开枪，包括他的上司，无差异杀戮。”
“那么，也许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是谁，”汉克说，“只是偶尔碰到我。”
“某些人，”弗莱德说，“最终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染上毒瘾。”
“那将是一种解脱，彻底地解脱。”汉克在他那一堆笔记里接着翻下去，然后说，“杰瑞·法班。嗯，我们会把他删掉。那边办公室的兄弟说，法班在去诊所的路上告诉负责监督他的警官，有个不到一米高的小人，没有腿，坐在马车上，一天到晚跟着他。但他没有告诉其他人，因为那会使他们觉得他古怪，远远地躲开他，那他就没有能说话的朋友了。”
“没错，”弗莱德冷静地说，“法班就是那样。我读了诊所的脑电图分析。我们可以忘掉他了。”
每次他坐在汉克对面汇报情况时，都会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在发生某种变化。一旦意识到之后，他便经常注意到这种情况，尽管当时他感觉到出于某种原因，他在汇报时采取了一种慎重、超然的态度。在汇报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是关于谁的事情，他都不会投入感情。
最初，他相信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穿着干扰服，在身体上无法感知彼此。后来他推测穿不穿干扰服其实没什么区别，问题在于这种场合本身。汉克，从职业角度出发，有意识地减少正常状态下朝外界传递的温暖和兴奋；没有愤怒，没有爱，没有任何强烈的情感能够连接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当他们讨论弗莱德身边的人，甚至很亲近的人（比如拉克曼和堂娜）犯下的轻罪重罪时，怎么能投入强烈的感情？他必须让自己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他们两人都一样，他要比汉克更注意这一点。他们完全中立，他们以中立的方式说话，他们看起来不偏不倚。渐渐地，他们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一点，不需要预先酝酿。
等到结束后，所有的感情会再次涌入他体内。
他在回顾中看到的很多事情，让他感到愤怒甚至恐怖、令人发指。毫无预兆的事件令人难以承受。他脑袋里总是有特别吵闹的声音。
但当他与汉克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时，他不会出现这些感觉。理论上，他可以不带感情地描述自己目睹的一切。或者听汉克谈到任何事情。
例如，他可以漫不经心地说：“堂娜想大麻想得要命，她拿着注射器去所有的朋友家里搜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她停下来之前用枪毙了她。”他自己的妞儿……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他曾经观察到或者了解到的那些事实。或者“有一天，因为愚蠢的LSD致幻剂，堂娜血管严重收缩，她大脑中一半血管都断流了”，又或者“堂娜死了”。汉克会记下来，也许会说：“是谁卖给她那些东西？在哪儿制造的？”或者“葬礼在哪儿举办？我们应该去记录车牌号码和人名。”他在讨论时完全不带感情。
这曾经是弗莱德。但之后当弗莱德进化成鲍勃·阿克托，走在必胜客和阿科加油站（现在油价每加仑一美元两美分）之间的人行道上时，无论他喜欢不喜欢，那种可怕的伪装色都会渗入他体内。
弗莱德体内这种变化是因为他必须克制自己的热情。消防员、医生和殡仪员在工作中也是一样。他们没有人会时不时就跳起来惊叹，那样毫无意义，只会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也会使其他人感到疲惫不堪，无论是作为工作中的技术人员还是单纯作为人类。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汉克没有强迫他保持冷静，而是允许他保持这个样子。这是为了他好。弗莱德感谢他的体谅。
“阿克托呢？”汉克问。
除了其他人之外，穿着干扰服的弗莱德当然也会汇报自己的情况。如果不这样做，他的上级——以及整个执法机构——就会知道弗莱德是谁，那他的干扰服就白穿了。这名卧底特工汇报情况后，很快又会变回鲍勃·阿克托，坐在起居室里抽大麻，和其他瘾君子一起吸毒，他会发现有个身高不到一米的联系人坐着小车跟在他后面滑行。他没有像杰瑞·法班那样出现幻觉。
“阿克托没干什么，”弗莱德像往常一样地说，“在他那个什么蓝筹股赎回印花中心工作，白天用几剂掺了冰毒的‘慢死’——”
“我不确定。”汉克摆弄着一张纸，“我们收到线人的情报，根据线报，阿克托的收入远超蓝筹股赎回印花中心的薪水。我们打电话调查过他的税后实际收入。他的工资不是很高。我们询问原因，得知他并非整周都在那里做全职工作。”
“不会吧，该死。”弗莱德沮丧地说，意识到那些“远远超额”的收入肯定是指官方提供给他的毒资。他每周都会在普拉森舍一家墨西哥酒吧和餐馆里，从伪装的胡椒博士汽水售货机里拿到一些小面额钞票。他提供的信息能给人定罪，这是他拿到的奖金。有时这笔钱数额非常大，比如查获大量海洛因的时候。
汉克若有所思地念下去：“根据这个线人的说法，阿克托行踪诡秘，尤其是傍晚前后。他回家吃饭，然后又找个借口匆匆离开。有时走得很快。但他从未离开过很长时间。”他抬头看了一眼——干扰服抬头看了一眼——弗莱德。“你发现这种情况了吗？能不能查证一下？这是否意味着什么？”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小妞，堂娜。”弗莱德说。
“嗯，‘很可能’。你应该了解情况的。”
“是因为堂娜。他在那里不分昼夜地跟她做爱。”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我会查一下，然后告诉你。这个线人是谁？也许能顺藤摸瓜抓住阿克托。”
“见鬼，我们不知道。都是电话联系。没有声纹——他用了某种劣等的电子栅格。”汉克咯咯地笑了起来，听上去很古怪，声音像金属一样，“但效果不错。那就够了。”
“上帝啊，”弗莱德抗议道，“是那个发疯的瘾君子吉姆·巴里斯，怀恨在心地给阿克托打上了个精神分裂的标签！巴里斯在公共服务机构上过无数电子维修课程，还有重型机械维修课程。如果他是线人，用不着浪费时间。”
汉克说：“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巴里斯，无论如何，巴里斯也许不只是个‘发疯的瘾君子’。我们有好几个人正在追查这条线。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什么对你有用的东西。”
“无论如何，他是阿克托的朋友之一。”弗莱德说。
“是的，这无疑是背信弃义。那些瘾君子——他们一旦心怀不满就会打电话来告密。事实上，他看起来跟阿克托很亲密，很了解他。”
“真是个不错的家伙。”弗莱德痛苦地说。
“好吧，我们就是这样拿到情报的。”汉克说，“这跟你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呢？”
“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怨恨。”弗莱德说。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干这个？”
弗莱德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我不知道，该死。”
“你跟丢了威克斯。我想，目前我会派你主要监视鲍勃·阿克托。他有中间名吗？他用的——”
弗莱德的脖子仿佛被扼住，发出机器人一般的声音：“为什么是阿克托？”
“秘密资助，活动诡秘，以及在活动中不断树敌。阿克托的中间名是什么？”汉克稳稳地拿着钢笔耐心等待。他在等对方回答。
“波斯尔思韦特。”
“怎么拼？”
“我不知道，该死的，我不知道。”弗莱德说。
“波斯尔思韦特。”汉克写下几个字母，“哪国国籍？”
“威尔士。”弗莱德简短地说。他几乎听不见了；他耳朵里的声音模模糊糊，其他感官也一个接一个地变得迟钝。
“他们就是那些歌颂哈勒克人的家伙？‘哈勒克’是什么？某个城镇？”
“哈勒克是一个地名，那里在1468年英勇地抵抗约克王朝的拥护者——”弗莱德中断了话语。见鬼，他想。这太烦人了。
“等等，我想把这个记下来。”汉克一边说一边用他的钢笔写着。
弗莱德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要窃听阿克托的房子和汽车？”
“是的，使用新的全息系统；这种更好，我们目前还有不少设备没用上。我敢说，你会想把所有的事情存储并打印下来的。”
汉克把这一点也记了下来。
“我有什么就用什么。”弗莱德说。他感到自己与这一切完全隔断了；他希望这次汇报情况的会议赶紧结束，心想：如果我能来上几剂——
在他对面，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正在不停地写着，填写各种技术工具的库存识别编号，如果得到批准，他很快就能领到这些设备，安装一个新近设计的持续监控系统，监控他自己的房子，监控他本人。
巴里斯花了一个多小时，用常见的材料制作了一个消音器，成本不超过十一美分，材料是铝箔和一块泡沫橡胶，他马上就要做完了。
夜幕下，在鲍勃·阿克托的后院里，在一堆堆野草和垃圾中，他准备用带有自制消音器的手枪开一枪。
“邻居们会听到的。”查尔斯·弗雷克不安地说。他看到周围的窗户都还亮着，很多人可能正在看电视或者抽大麻。
拉克曼懒洋洋地躲了躲，但并未完全遁入阴影，“在这个地区，他们只有遇到谋杀时才会打电话报警。”
“你为什么要用消音器？”查尔斯·弗雷克问巴里斯，“我是说，自制消音器是违法的。”
巴里斯闷闷不乐地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的社会腐化严重，所有人都在堕落，每个重要人物都应该随身带把枪，用来保护自己。”他半闭着眼睛，用带有自制消音器的手枪开了一枪。一声巨响令他们三人感到震耳欲聋。远处院子里的狗开始吠叫。
巴里斯笑着解开泡沫橡胶上的铝箔。他似乎觉得很有趣。
“这可真是个不错的消音器。”查尔斯·弗雷克说，心想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来。一大堆警车。
“这玩意儿，”巴里斯向他和拉克曼展示泡沫橡胶上烧焦的弹道，“增大了声音，而不是减小声音。但我基本搞明白了。不管怎么说，原理上搞明白了。”
“那把枪多少钱？”查尔斯·弗雷克问。他从来不曾拥有一把枪。他有过好几把刀子，但总被人偷走。有一次还是个小妞，那小妞趁他在浴室洗澡时把刀偷走。
“不贵，”巴里斯说，“这把大概花了三十美元。”他把枪递给弗雷克，而他害怕地退了一步。“我可以把它卖给你，”巴里斯说，“你真的应该有把枪，保护自己远离那些想伤害你的人。”
“那样的人可有很多。”拉克曼讽刺地说，咧嘴一笑，“前几天我在《洛杉矶时报》上就看到过，如果谁能给弗雷克造成最严重的伤害，就能免费获得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我可以用一个博格华纳转速表跟你换。”弗雷克说。
“那是你从街对面那人的车库里偷来的。”拉克曼说。
“嗯，那把枪很可能也是偷来的。”查尔斯·弗雷克说。大多数比较值钱的东西最初都是偷来的，被偷恰恰证明了它的价值。“事实上，”他说，“最早是街对面那家伙偷的转速表。这东西很可能已经转手十五次了。我是说，这确实是个很棒的转速表。”
“你怎么知道是他偷来的？”拉克曼问。
“见鬼，那家伙车库里有八个转速表，电线都是剪断的。还能是怎么回事？我是说，那么多。谁会买八个转速表？”
拉克曼对巴里斯说：“我以为你还忙着研究那个脑波显像仪。已经搞定了？”
“我不能整日整夜都研究那个，因为涉及的知识范围太广了。”巴里斯说，“我得歇会儿。”他开始用一把复杂的小刀切割另一块泡沫橡胶，“这次肯定完全没声音。”
“鲍勃以为你正在研究脑波显像仪。”拉克曼说，“他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盼望着，而你在外面用手枪开火。你不是跟鲍勃达成协议，要用那个补上你欠的房租——”
“就像酿造一杯很棒的啤酒，”巴里斯说，“要想对损坏了的电子元件进行复杂精细的改造，就要——”
“开枪，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十一美分消音器。”拉克曼说，然后打了个嗝。
我受够了，鲍勃·阿克托想。
他独自躺在卧室昏暗的灯光下，茫然地仰面凝望上方。枕头下枕着他的点三二警用左轮手枪；听到巴里斯的点二二手枪在后院开火的声音，他条件反射地从床下取出自己的枪，放在更容易拿到的地方。一次安全的行动，没有任何危险，他潜意识里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
但如果有谁暗中破坏他那些最宝贵、最值钱的财产，他枕头下面的点三二手枪多少能起到些防御作用。他向汉克汇报情况之后，一回家就检查了其他所有东西，情况都还好——尤其是汽车——在这种情况下，汽车总是排在第一位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那是谁，反正都是卑鄙的行为：一些胆小而狡猾的瘾君子潜伏在他周围，藏在无法觉察的地方暗中伤害他。那不是具体某一个人，更多的则是他们那种躲躲藏藏、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
曾经，他的生活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把点三二手枪藏在枕头下面，有个精神病人在后院用手枪朝着天知道什么东西开火，还有另一些疯子，也许就是那家伙强行操作脑波显像仪，妄图打印自己的脑波，而使其短路了。房子里每个人以及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喜欢那台脑波显像仪。以前，鲍勃·阿克托的生活跟现在完全不同：他曾经有个妻子，和其他人的妻子没什么区别，还有两个小女儿，一个稳定的家庭。每天有人打扫房间、清理垃圾，从前门门廊取回的报纸有时懒得打开就扔进了垃圾桶，有时也会读一读。但后来有一天，阿克托想从水槽下取出一个电动爆米花机，他的脑袋撞到上方橱柜一角。头皮上的伤口，意料之外的无妄之灾，疼痛，不知为何仿佛使他头脑一下子清醒了。他瞬间恍然大悟，他憎恨的不是这个橱柜，他憎恨的是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他的整个房子、后院和里面的电动割草机、车库、供暖系统、前院、围栏，整个这该死的地方和里面的所有人。他想离婚，想和家人断绝关系。于是他就这样做了，很快。他逐渐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阴郁的生活，再也没有了从前的一切。
也许他应该后悔自己的决定。但他并没有。那种生活没有刺激、没有冒险。它太安全了。构成它的所有元素都井然有序地排在他眼前，没有新的可能性供他期待。他曾经认为，那样的生活就像一只塑料小船毫无波澜地向着永恒航行，直至沉没，而所有人和事物都会对此暗自舒一口气。
但他现在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丑陋的东西、惊人的东西，偶尔也有一点点非常美妙的东西不断地向他袭来，一切都无法预料。就像他的脑波显像仪被蓄意破坏，他日常生活中快乐的部分都围绕着这台仪器展开，每天有一段时间，他们所有人都放松下来享受。从理性角度看，旁人破坏这台仪器毫无意义。但在黑暗的漫长夜色中，真正的理性不复存在，至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出于任何原因采取谜一般的行动。他认识或者遇到过的任何人。任何一个有上百种古怪想法的家伙、各种各样的怪胎、发疯的瘾君子、在现实中而非幻想中表现出幻觉恶意的精神分裂症偏执狂。事实上，也许是他从未见过的某个人从电话簿里随机选中了他。
或者他最亲密的朋友。
也许是杰瑞·法班，他想，在他们强行把他带走之前。那是个疯狂的、已被腐蚀的躯壳，他和他的几十亿蚜虫都是。他还责怪堂娜——其实是责怪所有的小妞——“污染”了他。真是个怪人。但是，他想，如果杰瑞想害什么人，那应该是堂娜，而不是我。他想，而且我怀疑杰瑞知不知道怎么拆掉装置的底板；也许他会试一下，但他很可能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不断拧松和拧紧同一个螺钉。也许他会试图用锤子把底板敲掉。不管怎样，如果是杰瑞·法班干的，装置里面肯定都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虫卵。打心
底里的讽刺使鲍勃·阿克托咧嘴一笑。
可怜的混蛋，他想。他的笑容消失了。他贫穷的母亲无家可归。曾经有微量的复杂重金属进入他的大脑——嗯，就是因为这个。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要面对令人沮丧的现实，几乎无数人大脑受损导致智力迟钝。生物学上的生命还在继续，他想。但是灵魂、思想——其他一切都已死去。像一台存在反射机制的机器。就像某种昆虫。不断重复早已注定的模式，单一的模式，一遍又一遍。无论行为是否恰当。
真想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他陷入沉思。他认识杰瑞的时间不是很长。查尔斯·弗雷克声称，杰瑞曾经混得不错。真要亲眼看见，阿克托想，我才会信。
也许我应该告诉汉克我的脑波显像仪被破坏的事实，他想。他们马上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这无非是你的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风险。
不值得，这份工作，他想。这该死的地方没那么多钱。但不管怎么说，不是钱的问题。“你怎么会来做这份工作？”汉克曾经问他。是否有任何人承担任何一种工作时，能想明白自己的真实动机？因为无聊，也许吧；渴望搞点儿小动作。他私下里对身边每一个人抱有敌意，他所有的朋友，甚至他的女人。还有一个可怕的真实理由：渴望看着一个你深爱的人，你曾经非常亲近的人，你与他拥抱、同眠、亲吻，为他担心、成为朋友，甚至钦佩不已的人——看到那个曾经过着温暖生活的人自内而外垮掉，从内心深处开始变得疯狂。直到他像昆虫一样咔嗒咔嗒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就像一台录音机，就像无限循环的磁带。
“……我知道，如果我再注射一次毒品……”
我会没事的，他想。就像杰瑞·法班一样，大脑的四分之三都变成糨糊时还那么说。
“……我知道，如果我再注射一次毒品，我的大脑会自行修复。”
然后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杰瑞·法班的大脑就像脑波显像仪那乱七八糟的线路。线路切断、短路、线路扭曲、元件过载和接触不良、线路浪涌、烟雾，以及难闻的气味。有人坐在那里用电压表追踪电路，同时喃喃自语：“我的，我的很多电阻和冷凝器需要更换。”诸如此类的话。最后，杰瑞·法班只会发出电流变化产生的嗡嗡声。他们会放弃的。
在鲍勃·阿克托的起居室里，他花了几千美元定制的脑波显像仪被修好以后，会把暗灰的文字投射到墙上一小块地方：
我知道如果我再注射一次毒品……
那之后，他们会把脑波显像仪扔掉，那东西已经彻底损坏、无法修复，还有杰瑞·法班，同样彻底损坏、无法修复，都被扔进同一个垃圾桶。
哦，好吧，他想。谁需要杰瑞·法班？也许只有杰瑞·法班自己，他曾经想设计制造一个长二点七米的电视控制系统，以便作为礼物送给一位朋友，有人问他如何把这东西从他的车库运到朋友的房子里，毕竟尺寸和重量都大得吓人。他回答说：“没问题的，伙计，我会把它折起来——我已经装了铰链——折起来，你看，整个折叠起来放进信封里寄给他。”
不管怎样，鲍勃·阿克托想，杰瑞不来做客之后，我们就不用再在屋里打扫蚜虫了。想到这个，他感觉有点儿想笑；他们曾经虚构了一个关于杰瑞蚜虫的精神病学解释——主要靠拉克曼，他聪明又搞笑，很擅长这些。当然，起因是杰瑞·法班的童年阴影。你看，有一天，一年级的杰瑞·法班放学回家，他把几本小书夹在腋下，愉快地吹着口哨，然后看到餐厅里有一只大蚜虫，高约一点二米，坐在他母亲旁边。他的母亲慈爱地凝视着它。
“发生了什么事？”小杰瑞·法班问道。
“这是你哥哥，”他母亲说，“你们以前没见过面。他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比起你，我更喜欢他。他能做到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
从那时开始，杰瑞·法班的父母不断把他的缺点和他哥哥进行比较，即使那是只蚜虫。随着他们两个一起长大，杰瑞的自卑感越来越强——这是必然的。高中毕业后，他哥哥拿到奖学金上了大学，而杰瑞则去了加油站工作。后来，这个蚜虫兄弟成为著名的医生或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杰瑞还在加油站转轮胎，赚着一个小时一点五美元的工资。他的父母不停地提醒他这一点。他们一直念叨个没完。
“要是你能像你哥哥一样就好了。”
最后，杰瑞离家出走了。但他还是下意识地相信蚜虫比他更优秀。起初，他以为自己安全了，但后来，他开始随时随地看到蚜虫，头发里和房子周围。因为他的自卑情结导致某种性压抑，蚜虫是他的自我惩罚，诸如此类。
现在想来并不好笑。如今，根据他朋友的请求，杰瑞在半夜被强行带走。那天晚上，他们所有人都和杰瑞在一块儿，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不能再拖延或逃避。那天晚上，杰瑞把房子里所有东西堆在一起堵住前门，大概四百千克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沙发、椅子、冰箱和电视，然后告诉大家，外面有一只智商超群的巨型蚜虫正准备破门而入抓走他。即使他抓住了这一只，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蚜虫着陆。这些外星蚜虫远比人类更聪明，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直接穿过墙壁，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它们神秘的力量。为了尽可能保护自己，他要把这座房子灌满氰化物气体，他正准备动手。他是怎么准备的？他已经把所有的门窗用胶带密封好。然后他会打开厨房和浴室的水龙头，把房子里灌满，他说车库里的热水存储罐装满了氰化物，而不是水。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作为最终的防御手段把那些东西储备了起来。他们自己也都会死去，但这样至少能挡住那些智商超群的蚜虫。
他的朋友们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打破前门，把杰瑞强行送到神经失语症诊所。杰瑞对他们所有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稍后把我的东西带来——把我那件背上有珠子的新夹克带来。”那是他刚刚买的，他非常喜欢。这差不多是他现在喜欢的唯一一样东西，他认为自己拥有的其他一切东西都已经被污染了。
不，鲍勃·阿克托想，这些现在看来并不好笑，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许是源于恐惧，他们过去几周在杰瑞周围感受到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杰瑞有时在晚上告诉他们，他感觉附近有敌人，然后便带上一把猎枪巡视房子。他随时保持警惕，准备在被别人击中之前先开枪。也就是说，双方同归于尽。
现在，鲍勃·阿克托想，我有一个敌人。或者至少我察觉到他的踪迹：他留下的迹象。又一个处于最终阶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就像杰瑞一样。当那些狗屎处于最终阶段时，他想，真的就像被狗屎砸中。胜过福特汽车或通用汽车曾赞助的任何黄金时段电视特别节目。
卧室门口传来敲门声。
他摸了摸枕头下面的枪，问道：“谁？”
嘟嘟囔囔的声音，是巴里斯。
“进来吧。”阿克托伸手打开了床头灯。
巴里斯走了进来，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你还没睡着？”
“我做了个梦，然后就醒了，”阿克托说，“一个关于宗教的梦。梦里的雷声震耳欲聋。突然，天空裂开，上帝出现了。他对我咆哮——该死的，他到底说了什么？——哦，是的。‘我对你感到很恼火，我的孩子。’他说。他满脸怒容。我在梦里颤抖着，抬起头看他，我问‘我现在该怎么办，上帝？’他说‘你又没有把牙膏的盖子盖上。’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我的前妻。”
巴里斯坐下来，双手放在皮裤膝盖处，抚平衣服。他面对阿克托摇了摇头，看起来心情很好。“好吧，”他轻快地说，“我初步推断出了究竟是谁蓄意破坏你的脑波显像仪，而且还可能故伎重施。”
“如果你想说是拉克曼——”
“听着，”巴里斯激动地来回摇晃，“如，如果我告诉你，几周前我就预料到，有一台家用电器会发生故障，而且是一台价格昂贵、难以修理的电器，你会怎么想？是我的推论促使这件事发生！这证明了我的整套推断！”
阿克托看着他。
巴里斯又泄了气，恢复冷静，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你——”他指着对方说。
“你认为是我做的，”阿克托说，“我砸坏了自己的脑波显像仪，那东西还没上保险。”他心里涌起一阵厌恶和愤怒。夜深了，他需要睡眠。
“不，不，”巴里斯飞快地说，看上去很苦恼，“你正看着那个干了这件事，破坏了你的脑波显像仪的人。我这样说是认真的，我之前说不出口。”
“是你干的？”他一脸困惑地瞪着巴里斯，而对方眼中模模糊糊透出一丝胜利的喜悦，“为什么？”
“我是说，按照我的推论，是我干的，”巴里斯说，“显然是我被人催眠后干的。因为失忆，所以我不记得了。”他开始笑起来。
“以后再说吧，”阿克托“啪”的一声关掉床头灯，“夜深了。”
巴里斯站起身，不知所措，“嘿，你不明白吗——我懂得先进的电子专业技术，我有机会接触到它——我就住在这里。但我搞不懂的是，我的动机是什么。”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疯了。”阿克托说。
“也许我被秘密警察雇用了。”巴里斯困惑地喃喃自语，“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也许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互相怀疑、产生纠纷，开始爆发争执，导致我们彼此对立，我们所有人，我们不确定可以信任谁，谁又是我们的敌人，诸如此类。”
“他们成功了。”阿克托说。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巴里斯一边说一边朝门口走去，同时不耐烦地拍着手，“这么麻烦——拿到前门的钥匙，拆掉底板——”
等那些全息扫描仪送来，安装在这座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鲍勃·阿克托想，我会很开心的。他摸了摸自己的枪，稍微安心了一点儿，然后心想，是否应该确定一下枪里有没有装满子弹。但他随即意识到，我又会担忧如果撞针不见了或者子弹里没火药了怎么办，诸如此类，没完没了，就像一个小男孩数着人行道上的条纹缓解恐惧。小鲍勃·阿克托，一年级时带着小学课本放学回家，面对眼前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
他向下伸出手，顺着床架一路摸索，直到手指碰到透明胶带。他撕开胶带，巴里斯还在房间里看着，他从上面扯下来两片D物质混合快克。他把这东西扔进嘴里，不用水，直接吞了下去。然后他躺下，叹了口气。
“滚吧。”他对巴里斯说。
然后他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