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卧底缉毒特工最害怕的并不是被枪击或殴打，而是被注射大量迷幻药，使他整个余生脑海中不断出现无穷无尽的恐怖电影；或者被注射一半海洛因一半D物质的混合毒品，又或者上面这两种再加上某种毒素，比如士的宁，几乎将他杀死，但又不会彻底死去，这可能导致终身成瘾，终身陷于恐怖电影中。他会在精神病医院里（或者最糟糕的情况，在联邦诊所里）戒毒，把脑袋往墙上撞。他会日夜不停地想把身上的蚜虫抖掉，或者永远想不明白为什么他无法再给地板打蜡。这一切都是有人蓄意而为。有人发现了他的底细，想要害死他。他们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报复他：让他染上他们卖的毒品，他追踪的那种毒品。
鲍勃·阿克托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家时心想，这意味着毒贩和警方卧底都知道街头毒品会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
他们停车的地方附近有家修车店，机修工过来仔细检查了一遍，最后收费三十美元把车修好。貌似没什么别的问题，不过机修工花了不少时间检查左前悬挂系统。
“有什么问题吗？”阿克托问。
“你急转弯时应该会遇到麻烦。”机修工说，“这车会侧偏吗？”
阿克托以前没注意过这辆车有没有出现过侧偏。但机修工拒绝多说，只是不断地摆弄螺旋弹簧、转向球头和充油式减震器。阿克托把钱付给他，拖车开走了。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车里，开车载着拉克曼和巴里斯——他们两人现在都坐在后座——朝北边的橙郡驶去。
阿克托一边开车一边默默地思考，缉毒特工和毒贩的想法还有另一些很讽刺的共同点。他认识的几个缉毒特工在卧底任务中假扮成毒贩，涉足浓缩大麻的生意，有时甚至会贩卖海洛因。这是一种很好的伪装，但也会为卧底特工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润，远远超过本职工资，还要加上提供情报查获大批毒品获得的奖金。而且，特工自己也会染上越来越深的毒瘾，当然，整个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作为卧底特工的同时，也变成富有的瘾君子贩毒者，一段时间之后，其中一些人开始逐渐放弃执法人员的身份，宁可只当个毒贩。但同时，也有些毒贩为了打击敌人，或者预感自己即将被捕，会开始向警察告密，并逐步升级成非正式的卧底。一切都陷入阴霾。不管怎样，毒品的世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个阴暗的世界。例如，鲍勃·阿克托的世界现在已经陷入阴霾：这天下午，他们驾车沿着圣地亚哥高速公路行驶，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差点被害死，为了他自己好，他希望警方已经安装好房子里的窃听设备，这样也许他以后就安全了，不会再遇到今天这种事情。这纯粹是个运气问题，要么他自己先被毒死、被射杀、染上毒瘾死去，要么抓住他的敌人，抓住任何跟踪他的人、今天差点儿得手害死他的人。他陷入沉思，只要全息扫描仪能装好，以后就不容易再遇到蓄意破坏或攻击，或者说，不容易再有成功的破坏或成功的攻击。
这大概是唯一让他安心的想法。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行驶在傍晚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一边想，如果无人追查，罪犯很可能逃脱——他曾听说过这种情况，也许是真的。但有一点肯定是真的，即使有人追查，罪犯也能逃走，并且迅速采取大量预防措施：那个人是真正存在的，很专业，也很隐蔽。并且非常接近，他想，就像这辆车后座上的人一样近。如果他带着那把顶呱呱的点二二德国产手枪，装上同样顶呱呱的廉价搞笑消音器，而拉克曼像平时一样已经睡着了，他可以射出一颗空尖弹穿过我的后脑勺，我会像巴比·肯尼迪一样死去，同样是小口径的枪伤——那么小一个枪眼。
不仅仅是今天，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晚上。
在房子里面就不一样了，我只要查看全息扫描仪的存储磁鼓，很快就能知道我的房子里每个人在什么时候干了什么，甚至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也包括我自己。他想，我会看着自己半夜起来撒尿。我可以二十四小时监视所有的房间……但存在一定延迟。如果全息扫描仪实时拍到飞车党从兵工厂偷来会引起定向障碍的毒品，投入我的咖啡里，等到其他检查存储磁鼓的技术人员发现时，只能看着我满地打滚，看不到也搞不清我是怎么了，那无济于事。事后诸葛亮对我来说没用。必须有另一个人帮我观察。
拉克曼说：“我们一整天出门在外，天知道家里都发生了什么。你知道，这意味着有人很想害你，鲍勃。希望等我们到家时，房子还在。”
“是的，”阿克托说，“我没想到会这样。而且我们也没能搞到脑波显像仪。”他的声音听起来没精打采、听天由命。
巴里斯用一种惊讶而快活的声音说：“我不怎么担心。”
拉克曼生气地说：“你不担心？上帝啊，他们会破门而入，抢走我们所有的东西。至少是鲍勃所有的东西。杀死或踩死动物。还有——”
“我留下了一个小惊喜，”巴里斯说，“留给我们今天离开时进入房子里的任何人。我今天早上弄的……一大早就装好了。一个电子惊喜。”
阿克托把担忧藏在心里，严厉地说：“什么样的电子惊喜？那是我的房子，吉姆。你不能乱搞——”
“放松，别担心。”巴里斯说，“就像我们的德国朋友所说的
‘leise’，意思是很酷。”
“那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在的时候有人打开前门，”巴里斯说，“录像机会开始记录。它藏在沙发下面，磁带可以记录两小时。我放了三个全向索尼麦克风，在三个不同的——”
“你应该先跟我说一声。”阿克托说。
“如果他们从窗户进来呢？”拉克曼说，“或者后门？”
“为了增大他们从前门进来的可能性，”巴里斯继续说，“而不要选择不太正常的路线。我特意没锁前门。”
拉克曼停顿了一下，开始窃笑。
“他们应该不知道门没锁吧？”阿克托说。
“我在门上贴了张便条。”巴里斯说。
“你在逗我！”
“没错。”巴里斯马上说。
“见鬼，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们？”拉克曼说，“我跟你说不清楚。他说的是真的吗，鲍勃？”
“我们回家以后就能知道了。”阿克托说，“如果门上贴了张便条，并且门没锁，我们就会知道他没骗我们。”
“在他们把房子抢劫一空、大肆破坏之后，”拉克曼说，“他们可能会把便条撕下来，然后把门锁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当然。那是个灰色地带。”
“我当然是在开玩笑！”巴里斯兴致勃勃地说，“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干出那种事，不锁前门，还在门上留张便条。”
阿克托转过身对他说：“你在便条上写了些什么，吉姆？”
“给谁的便条？”拉克曼插嘴问，“我甚至不知道你会写字。”
巴里斯得意扬扬地说：“我写的是，‘堂娜，进来吧，门没锁。我们——’”巴里斯中断了话语。“是写给堂娜的。”他强调道，有点儿磕磕巴巴。
“他真的那样做了，”拉克曼说，“他真的干了所有的事。”
“这样，”巴里斯又恢复了滔滔不绝的样子，“我们就能知道一直以来那些事情是谁干的，鲍勃。这是最重要的。”
“除非他们偷走沙发和别的东西时，把录像机也一起偷走了。”阿克托说。他在迅速思考，现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巴里斯这个白痴天才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见鬼，他得出结论，他们进去十分钟就会发现麦克风，然后一路找到录像机。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会抹掉磁带上的内容，倒带，让它变回原样，不锁门，便条也留在上面。事实上，也许门没锁能让他们干活儿更方便。该死的巴里斯，他想。伟大的天才计划，会把整个世界搞得一团糟。他甚至很可能忘了把录像机电源插进墙上的插座。当然，如果他发现插头没插——
他会认为这证明有人来过，阿克托意识到。他会恍然大悟，然后跟我们念叨好几天。有人进来过，识破了他的设备，然后很聪明地拔掉了插头。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他们发现那东西没插插头，我希望他们能把它插上，不仅如此，还要保证它正常运行。事实上，他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设备一样，测试他的整个侦查系统，完整运行一个周期，确保功能绝对正常，然后再把它退回空白状态，不留下任何记录，但只要有任何人——例如他们自己——进入房子就肯定会留下记录。否则，巴里斯的怀疑将永远存在。
他开车时，继续用第二种普遍认可的模板方式对自己的处境进行理论分析。他在警察学校训练期间，他们把这些灌输到他的记忆库中。要不然就是他在报纸上看到的。
重点。工业或军事中进行蓄意破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破坏的程度限制在永远无法彻底证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证明——这是蓄意的。就像一场无形的政治运动，也许根本不存在。如果汽车点火线连接了一枚炸弹，那显然有敌人存在；如果公共建筑或政治总部被炸毁，那就说明有政治对手存在。但如果发生了一次事故，或者一系列事故，如果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出现故障，尤其是一段时间内慢慢地出现无数小小的故障和失效——那么受害一方，无论是个人、政党还是国家，永远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沿着高速公路缓慢行驶时阿克托推测出，人们可能认为他是个偏执狂，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敌人。他也会自我怀疑，他的汽车只是正常的抛锚，那只是运气不太好。他的朋友们也会这样认为。那些都是他脑子里的幻想。比起任何可追溯的东西，这种方式能够更彻底地把他抹杀掉。不过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想杀死他的那个人或那群人必须更加深思熟虑、小心行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地寻找机会。同时，如果受害方可以推断出他们是谁，就更有可能抓住他们——和其他方式比起来，比如说，用带瞄准镜的步枪射杀他，这种抹杀方式令他能抓住对方的可能性肯定要高得多。这是他的优势。
他知道，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会派出一大群特工，松开这里的螺栓、磨掉那里的螺纹、切断电线、稍微放点儿火、丢失文件——各种小小的意外。政府办公室里一台施乐复印机里面有一块口香糖，就可以毁掉一份极其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文档：不仅没有复印件，原件也被破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雅皮士都知道，大量肥皂和卫生纸会堵住整个建筑物的下水道，迫使所有员工离开一周时间。在油箱里放个樟脑丸，两星期后汽车在另一个城镇里时，发动机会报废，而且不会留下任何可供分析的证物。打桩机意外切断微波电缆或电力电缆，就能推迟任何广播
或者电视节目播出。诸如此类。
以前很多贵族阶层都知道女仆、园丁和其他奴仆会干出什么事情：花瓶被打破——无价传家宝从阴沉沉的人手中滑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拉斯特斯·布朗？”
“哦，啊，上帝，俺——”无法索赔，基本没这个可能。一个富有的房主，一个当权者不喜欢的政治作家，一个小国对着美国或苏联挥舞拳头——
有一次，一位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的妻子公开炫耀她“随身配枪”的丈夫推翻了那个小国的左翼政府。政府倒台后，完成这份工作的大使被调到另一个亚洲小国。他开着跑车，突然看到一辆装满干草的卡车从岔道上慢慢地开到他前面。片刻之后，大使死无全尸，只留下一堆零零落落的残骸。即使他带着枪，即使整个中央情报局可以根据他的要求组织武装力量，对他来说都无济于事。这可不是什么他的妻子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
“呃，怎么回事？”干草卡车的主人可能会对当地政府说，“怎么回事？啊，上帝——”
或者像他自己的前妻一样，阿克托回忆。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当调查员（“你的邻居会不会酩酊大醉地走过门厅？”），她不喜欢他深夜还在写报告，而不会看到她的身影就心动神驰。他们的婚姻快要走向终点时，她学会了在他深夜工作时点燃香烟烫伤自己的手，装作眼睛里进了东西，在他的办公室里吵吵闹闹，或者在他的打字机周围寻找一些小物件。起初他会愤愤不平地停下工作，任由她的身影引发的某种快感左右自己。但后来他在厨房里拿爆米花机时撞到了脑袋，从此便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他们杀了我们的动物，”拉克曼正在说，“我会把他们炸掉。我会弄死他们所有人。我会从洛杉矶雇个专业杀手，比如黑豹党那群人。”
“他们不会的。”巴里斯说，“伤害动物又没什么好处。那些动物什么也没做。”
“那我做什么了吗？”阿克托说。
“显然他们认为你干了什么。”巴里斯说。
拉克曼说：“如果我早知道它是无害的，我自己就会杀了它。记得吗？”
“但她是个不吸毒的正派人，”巴里斯说，“那个女孩从来没有为寻求刺激吸过毒，她很有钱。还记得她的公寓吗？有钱人永远不会了解活着的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还记得特尔玛·科恩福德吗，鲍勃？那个小个子的大胸女孩——她从来不戴胸罩，我们曾经坐在旁边看她的乳头。她来到我们这里让我们为她杀掉蜻蜓，当我们解释——”
鲍勃·阿克托慢慢地开着他的车，忘掉了那些理论问题，在脑海中重放那个令他们所有人印象深刻的时刻：精致优雅的正派女孩穿着高领毛衣和喇叭裤，长着一对完美的乳房，她想让他们杀掉一群无害的昆虫，那其实是一种可以消灭蚊子的益虫——可以预见，那一年橙郡会爆发脑炎——当他们看到那是什么昆虫并为她解释后，她所说的话令人恐惧和鄙视，成为他们搞笑时模仿的邪恶格言：
如果我早知道它是无害的，
我自己就会杀了它。
这可以很好地概括他们为什么不信任那些正派人（至今仍然如此），把他们视为敌人，不管怎么说，像特尔玛·科恩福德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十分富有的人，一旦说出那种话立即就会变成他们的敌人，他们那天直接跑掉了，一起拥出她的公寓，回到自己的狗窝，令她颇为困惑。他们的世界和她的世界之间有一道鸿沟，无论他们有多想和她做爱，这道鸿沟始终存在。她的心，鲍勃·阿克托想，就像个空荡荡的厨房：地砖、水管、带擦洗面的沥水板，以及水槽边上一个被丢弃的玻璃杯，全都无人问津。
在他完全投身卧底工作之前，有一次，他找一对身家丰厚的上流社会夫妻录证词，他们离家外出时家具被偷了，显然是吸毒者干的；当时，他们那种人居住的地区还存在流动盗窃团伙，见什么偷什么，几乎寸草不留。是那种专业盗窃团伙，有手持对讲机负责望风的人在街上几里之外观察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他记得那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说：“那些入室盗窃、搬走彩电的人，跟屠杀动物或破坏无价艺术品的人，一样都是罪犯。”不，鲍勃·阿克托停下记录证词的笔向他们解释，你们怎么会这样想？据他所知，吸毒者很少伤害动物。他曾经见过瘾君子花费很长时间喂养和照料受伤的动物，而不吸毒的正派人很可能直接让那些动物“就此长眠”，正派人的这种委婉说法——同时也是以前黑社会的说法，指的其实就是谋杀。他曾经帮两个因为吸毒感到十分煎熬、精神恍惚的瘾君子解救过一只猫，它在打碎的玻璃窗上卡住了。这两个瘾君子几乎看不到也理解不了任何东西，但他们花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细致耐心地把那只猫弄下来，一个人和阿克托一起在屋里，另一个人在外面托着猫的屁股和尾巴，两个吸毒者和猫都流了血，那只猫在他们手里总算冷静下来。小猫终于自由了，没受什么大伤，他们给它喂了点儿吃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谁的猫；它显然很饿，透过破碎的窗户闻到食物的香味，又没能引起他们注意，于是打算跳进来。直到它卡在那里开始尖叫，他们才注意到它，随后，它令他们暂时忘掉了各种迷幻药产生的幻觉。
至于“无价的艺术品”，他不太确定，因为他不是很明白那指的是什么。越南战争期间，美莱村有四百五十件无价的艺术品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命令下被彻底破坏——无价的艺术品加上牛、鸡和其他未列出的动物。他想到这个总是有些抓狂，这不像博物馆里的那些绘画，很难跟人理论这个。
“你们觉得，”他一边认真开车一边大声说，“我们在审判日死去之后面对上帝，我们的罪孽会按照时间顺序还是严重程度列出？是升序还是降序，或者按字母顺序？因为我不希望当我在八十六岁去世时，上帝出现在我面前说‘你就是那个小男孩，在1962年运可口可乐的卡车停在7-11门前时偷了三瓶可乐，我有不少事情要跟你谈谈’。”
“我想是交叉排序的，”拉克曼说，“他们只会给你那些电脑输出的结果，长长一列已经汇总后得到的最终结果。”
“罪孽，”巴里斯咯咯地笑着说，“是一个过时的犹太教-基督教神话。”
阿克托说：“也许他们会把你所有的罪孽放在一个腌菜的大桶里。”他转头瞪着巴里斯，那个反犹太主义者。“一个腌菜桶，他们举起桶把里面所有的东西扔到你脸上，你站在那里，浑身都是罪孽在往下滴落。你自己的罪孽，也许还有一些错放进来的其他人的罪孽。”
“其他同名的人。”拉克曼说，“另一个鲍勃·阿克托。你觉得有多少个鲍勃·阿克托，巴里斯？”他轻轻一推巴里斯，“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能告诉我们结果吗？并且在这个统计过程中交叉比对所有的吉姆·巴里斯？”
鲍勃·阿克托心想，有多少个鲍勃·阿克托？一个古怪而混乱的想法。我能想到两个，他想。一个叫弗莱德，他会监视另一个叫鲍勃的。他们是同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吗？弗莱德真的和鲍勃一样吗？有人知道吗？如果有人知道的话，那就是我，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弗莱德就是鲍勃·阿克托的人。但是，他想，我是谁？他们中的哪一个是我？
他们把汽车开到车道上停下，警惕地朝前门走去，他们看到巴里斯留的便条，屋门没锁，但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后，一切看起来都和他们离开时一样。
巴里斯立刻满腹狐疑。“哎呀。”他嘟哝着走进去，迅速从门边书架顶上取下一把点二二手枪抓在手里，其他人四处走动。小动物们像平时一样靠近他们，吵吵闹闹要求喂食。
“好吧，巴里斯。”拉克曼说，“我知道你说得对。肯定有人来过，因为你看——你也能看到，对吗，鲍勃？——他们仔细掩盖所有的迹象，反而证明了这一点——”他放了个屁，然后厌恶地走进厨房，到冰箱里找了一罐啤酒。“巴里斯。”他说，“见你的鬼。”
巴里斯没有理他，仍然拿着枪警惕地走来走去，想找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线索。阿克托在旁边看着，心想，也许他会找到的。他们可能留下了一些线索。他又想，真是奇怪，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偏执狂疑神疑鬼的想法有时也会符合现实，比如今天。接下来，巴里斯会推论，是我故意引诱所有人离开房子，方便秘密入侵者在这里完成任务。随后他会想明白，这是为什么、是谁干的，以及其他所有问题，其实他可能已经想明白了。事实上，也许他已经明白了一段时间了；这里很久以前就开始发生蓄意破坏行为，针对脑波显像仪和汽车，天知道还有什么。也许我打开车库的电灯就会引发火灾。但最关键的是，窃听人员有没有进来装好所有的监控装置，顺利完成任务？他要跟汉克谈过才能知道结果，汉克会给他监控装置的具体布置图，以及存储磁鼓的位置。还有窃听小组负责人和参与这项行动的其他专业人士希望他了解的任何补充信息。这些人会齐心协力对付犯罪嫌疑人鲍勃·阿克托。
“看看这个！”巴里斯说。他俯身盯着咖啡桌上的一个烟灰缸。“快来！”他严肃地对他们两人说，两人都走了过去。
阿克托伸出手，摸到烟灰缸还有点儿热。
“一个还在发烫的大麻烟烟头。”拉克曼十分惊讶地说，“真的。”
上帝啊，阿克托想。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有个工作人员抽了支烟，心不在焉地把烟头留在这里。所以他们肯定刚走。烟灰缸和平时一样塞得满满的；工作人员可能以为没人会注意多了个烟头，只要再过一小会儿它就会冷却下来。
“等等。”拉克曼说，他检查了一下烟灰缸，从一堆烟头里挑出那个大麻烟烟头。“就是这个还热着，这个烟头。他们待在这里时点了一支大麻烟。但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他生气地环顾四周，愤怒而又困惑，“鲍勃，该死——巴里斯说得没错。有人来过这里！烟头还是热的，你拿着它可以闻到——”他把烟头放到阿克托鼻子下面，“没错，里面还有点东西在烧。可能是一粒大麻种子。他们卷烟前没清理干净。”
“那个烟头，”巴里斯仍然一脸严肃地说，“也许不是意外留在这儿的。这个证据可能不是因为疏忽大意。”
“现在怎么办？”阿克托说，心想警察窃听小组怎么会有人在其他人忙着工作时吸大麻烟。
“也许他们是专门到这座房子里来藏毒品的。”巴里斯说，“陷害我们，然后打电话向警察告密……比如说，像这个电话里就可能藏了毒品，还有墙上的插座。我们必须把整个房子检查一遍，在他们打电话告密之前彻底清理干净。我们可能只有几小时时间。”
“你检查墙上的插座，”拉克曼说，“我把电话拆开。”
“等等。”巴里斯举起手说，“如果他们在突然搜查之前看到我们到处忙活——”
“什么突然搜查？”阿克托说。
“如果我们拼命地到处寻找毒品，”巴里斯说，“那我们就不能宣称自己不知道毒品在哪儿，即使这是实话。他们会因为我们持有毒品而逮捕我们。也许这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哎呀，见鬼。”拉克曼烦躁地说。他整个人倒在沙发上。“见鬼，见鬼，见鬼。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里可能有一千个地方藏着毒品，我们永远找不到。真是受够了。”他怒气冲冲地抬头看向阿克托，“我们受够了！”
阿克托对巴里斯说：“你装在前门的电子录像机怎么样了？”他把这事儿忘了。巴里斯显然也是。拉克曼也一样。
“没错，应该录下了很多情况。”巴里斯说。他跪在沙发上，把手伸到下面，嘟哝了一句，拿出一个塑料制的小型磁带录像机。“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很多。”他满脸沮丧地说，“好吧，也许它提供的证据其实毫无意义。”他从后面拔出电源插头，把录像机放在咖啡桌上，“我们知道了最关键的事实——我们离开时他们确实进来了。那就是它的主要任务。”
一阵沉默。
“我敢打赌，我能猜到。”阿克托说。
巴里斯说：“他们进来后第一件事是把开关切换到关闭位置。我让它开着，但是你们看——现在是关闭的。因此，虽然我——”
“没有留下记录？”拉克曼失望地说。
“他们动作很快，”巴里斯说，“通过记录磁头的磁带还不到二厘米。顺便说一下，这个小东西很精巧，是索尼的。有独立的磁头播放、擦除和记录，还带有杜比降噪系统。我买得很便宜，是在以货易货的集市上搞到的。它用起来非常省心。”
阿克托说：“真是了不起。”
“确实。”巴里斯表示同意。他在椅子上坐下，向后一靠，摘掉了墨镜，“现在，对于他们这些阴谋诡计，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你知道，鲍勃。你还有一个选择，虽然需要时间。”
“卖掉房子搬出去。”阿克托说。
巴里斯点了点头。
“但是，见鬼，”拉克曼抗议道，“这是我们的家。”
“这一带像这样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巴里斯双手放在脑袋后面，“在市面上呢？我想知道利率升高了多少。也许你能赚到一大笔钱，鲍勃。但另一方面，因为要尽快卖掉，也可能会亏钱。但是，鲍勃，上帝啊，你要面对的是专业人士。”
“你们认识靠谱的房地产经纪人吗？”拉克曼问他们两人。
阿克托说：“我们卖房子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肯定会问的。”
“是的，我们不能跟房地产经纪人说实话。”拉克曼表示同意，“我们可以说……”他闷闷不乐地喝着啤酒陷入沉思，“我想不出理由。巴里斯，我们应该用什么理由掩饰实际情况？”
阿克托说：“我们就坦率说，有人把毒品藏在房子里，我们不知道在哪儿，所以我们决定搬出去，让新房主代替我们被搜查。”
“不行，”巴里斯不同意，“我们可不能那么直白。我建议，鲍勃，你可以说你因为工作要搬家。”
“搬去哪儿？”拉克曼问。
“克利夫兰。”巴里斯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真相。”阿克托说，“其实我们可以在《洛杉矶时报》上登一则广告——‘三居室现代住宅，带有两间浴室，洗浴方便快捷，所有房间均藏有高档毒品；售价包含毒品价格。’”
“但他们会打电话问是哪种毒品，”拉克曼说，“而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任何一种。”
“以及有多少。”巴里斯嘟囔着，“潜在的买家可能会询问数量。”
“比如说，”拉克曼说，“可能是一盎司卷烟大麻，不值什么钱，也可能是好几千克海洛因。”
“我建议，”巴里斯说，“我们打电话给郡里的禁毒机构，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进来取走毒品。搜查这所房子，找到毒品，处理掉。因为，我们得现实点儿，现在卖房子真的不是时候。我曾经研究过这种情况涉及的法律问题，大部分法律著作认为——”
“你疯了，”拉克曼说，盯着他的眼神就好像他是杰瑞的一只蚜虫，“打电话给禁毒机构？警方的密探马上会赶到这里，时间还不够——”
“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巴里斯流利地继续说下去，“而且我们可以接受测谎，证明我们不知道毒品是什么、在哪里，甚至究竟有没有毒品。那是未经我们允许、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在那里的。如果你这样跟他们说，鲍勃，“但另一方面，”拉克曼说，“我们自己也藏了些毒品。我们确实知道那些毒品藏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得把所有的存货都从厕所里冲走？万一我们漏掉了一部分呢？即使只有一点儿？上帝啊，这太可怕了！”
“我们毫无办法，”阿克托说，“他们要抓到我们了。”
堂娜·霍索恩从一间卧室里走出来，穿着一身性感的短裤套装，头发乱糟糟的，她的脸因为刚睡醒有点儿肿。
“便条上那么写的，我就进来了。”她说，“我在这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去打了个盹。便条上没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你们为什么大喊大叫？上帝啊，你们看起来很紧张。你们把我吵醒了。”
“你刚才抽烟了吗？”阿克托问她，“在你去睡觉之前？”
“当然，”她说，“否则我睡不着。”
“是堂娜留下的烟头，”拉克曼说，“把那东西给她。”
我的上帝，鲍勃·阿克托想。我也和他们一样陷入了迷幻药产生的幻觉中。我们都深深地沉浸在幻觉中。他晃了晃身子，颤抖着眨了眨眼。即使我心知肚明，我仍然和他们一起进入了那个疯狂的幻想空间，和他们看到同样的景象——现实变得混乱不堪。阴霾再现，笼罩他们的阴霾也笼罩了我；这个阴沉沉的噩梦世界，我们在一片阴霾中飘浮不定。
“我们全靠你才摆脱幻觉。”他对堂娜说。
“摆脱什么？”堂娜带着睡意困惑地说。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他想，我不知道今天这里会发生什么，但这个小妞——她让我的大脑恢复清醒，让我们三个摆脱幻觉。一个衣着性感的黑发小妞，我曾经向上级汇报她的情况，我倒很想剥光她上了她……充满色情的现实世界，他想，这个性感小妞处于中心：理性使我们突然与幻觉世界割裂开来。否则我们的思绪会飞到哪儿去？我们，我们三个人终于彻底摆脱了那些幻觉。
但不是第一次了，他想。甚至不是今天的第一次。
“你不应该像那样不锁门就外出，”堂娜说，“家里可能会被偷，而且是你咎由自取。如果你出门时没锁门窗，即使是财大气粗的保险公司，他们也不会赔付。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便条后就进入房子的原因。如果门没锁，得有人在这儿看着点。”
“你来这里多久了？”阿克托问她。也许她打断了窃听小组的行动；也许没有。很可能没有。
堂娜看了看二十美元的天美时电动手表，那是他以前送给她的。“大约三十八分钟。嘿！”她眼睛一亮，“鲍勃，我带了那本关于狼的书——你现在想看看吗？里面有很多沉重的内容，如果你能发现的话。”
“生活，”巴里斯似乎在自言自语，“只有沉重，没有其他；仅此一次的人生之旅，自始至终地沉重。沉重带我们走向坟墓。所有人，所有事物，都不能幸免。”
“我听你们说要卖掉房子？”堂娜问他，“还是说——你知道，我在做梦？我也搞不明白，我听到的声音很古怪，含含糊糊的。”
“我们都在做梦。”阿克托说。最后一个知道某人是个吸毒者的人，就是这个吸毒者自己；最后一个知道某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人，就是这个人自己。他陷入沉思。他想知道，堂娜听到的那些胡话有多少能当真。他不知道这一天的疯狂——他自己疯狂的行为——有多少是真实的，抑或只是环境引起的接触性精神错乱。堂娜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现实的支点；她问的是个很自然的基本问题。他希望自己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