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得分机器也旁观了测试过程。他站在近乎漆黑的271室里。设备嗡嗡作响。他审视着干涉条纹——细长的带状磷光。
“你看着的只是光的波粒二象性的一半而已。”我说。
“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我打开探测器。带状图案分割为屏幕上的两个各自独立的光团。
“这样。”
“噢，”得分机器说，“我听说过。”
我站在得分机器的实验室里。青蛙在水族箱里游泳。
“它们能感觉到光，对吧？”我问。
“它们有眼睛。”
“不，我的意思是，它们能意识到光吗？”
“是啊，它们对视觉刺激有反应。它们是猎手。它们靠视力才能捕猎。”
我朝玻璃水族箱弯下腰去。“我是说，它们能意识到吗？”
“你来这儿以前是做什么的？”
“量子研究。”
“也就是说？”得分机器问。
我努力保持耐心。“我有过不少研究项目。固态光子器件、傅里叶变换、液体NMR。”
“傅里叶变换？”
“能将波形变换为视觉元素的复杂等式。”
得分机器看着我，眯起了黑色的双眼。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地、一字一句地重复道：“你过去究竟是做什么的？”
“电脑，”我说，“我们做的是跟电脑相关的工作。最高可达十六量子位的量子加密处理。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新创业的公司。我有位搭档，手下还有一整个团队。我们的工作内容都跟应用理论有关。我是理论那部分。”
“那应用的部分呢？”
“那是我朋友斯图亚特的工作。他对动力学建模解决方案很感兴趣。他负责把更多的多边形塞进3D渲染的等值面网里。”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将模型逼真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但最终遭遇了系统的计算瓶颈。快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用傅里叶变换将波信息塑造成了可视元素。”
“把波变成了图像。”
“没错。”
“你为什么干那一行？”
“对我来说，这就像是挑战。是为了确认能否做到。其他人就有更实际的理由了。”
“比如？”
“超越系统的多边形上限。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渲染3D图像。斯图亚特热衷于硬件改进，建模设计，还有开办自己的公司。他喜欢的都是真正实用的东西。”
“成功了吗？”
“你说他的公司？噢，它还在印第安纳州呢。”
“不，我是说电脑。”
“那个啊。算是吧。我们达到了十六相干态，然后用核磁共振进行解码。”
“为什么要说‘算是吧’？它后来停止运作了么？”
“不，它还在运作，”我说，“即使关掉电源，它也照样在运作。”
萨提维克花了两天的时间去架设指示灯，而我用这段时间制作箱子。
星期六的时候，得分机器带来了那些青蛙。我们把健康的青蛙、生病的青蛙和怪物似的青蛙分开放置。
“它们怎么搞成了这样？”萨提维克问。
“污染。”
有只青蛙长得就像蜘蛛，下半身长着许多条苍白扭曲的腿。萨提维克拾起它的时候，那些腿抽搐起来，还有一条腿伸得笔直。
“污染能做到这种事？”
“对两栖类来说，是的。体系越复杂，就越容易出问题。两栖类是非常复杂的。”
“可怜的家伙。”萨提维克说。他把那只青蛙丢进另一只水族箱里，发出一声响亮的“扑通”。
乔伊正在隔壁的实验室工作。她听到了我们说话的声音，于是走了过来。
“你周末还在工作？”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萨提维克问她。
“周末比较安静。”乔伊说，“研究所里没人在的时候，我会做那些更需要专心的工作。你们呢？这么说你们现在是搭档了？”
“埃里克是项目负责人，”萨提维克说，“我只是打下手的。”
“噢，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法休息都要怪埃里克喽？”她摸索着墙壁，循着萨提维克的声音朝实验室里走来。
“看起来是这样。”我说。我把最后一只钉子敲进箱角。那是个用胶合板做成，两英尺见方的单薄箱子，里面连着一只小灯泡。那是萨提维克从家里的吊灯上取来的。
“我听说你打算离开。”这句话是对我说的。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得分机器从水族箱旁抬头看我。
“暂时还不会。”我说。
“那你们在忙什么？”她问。
萨提维克看了我一眼，而我点点头。
于是萨提维克用他独特的方式做了解释。他花了整整五分钟，事无巨细地说明了一番，她一次也没有出声打断。
“噢。”最后，她说。她眨了眨无神的眼睛，留了下来。
我们让得分机器充当控制器。“我们马上开始实验。”我告诉他，“探测器上不会有记录，只有箱子里的指示灯会发光。听到我的指示以后，你就站到那儿，留意指示灯。如果灯亮了，那就代表探测器发现了电子。明白了吗？”
“嗯，我懂了。”得分机器说。
萨提维克按下按钮，发射出电子束。我看着磷光屏幕，这时干涉条纹在我眼前渐渐成形。光与暗的图案如今显得格外熟悉。
“好了，”我告诉得分机器，“现在看箱子里。如果指示灯亮起，就告诉我。”
得分机器看向箱内。没等他开口，干涉条纹就消失了。“噢，”他说，“亮了。”
我笑了。我摸到了已知与未知之间那条纤细的边界。我在爱抚它。
我朝萨提维克点点头，他按下开关，关闭了电子枪的电源。我转向得分机器。“你通过观察指示灯，让概率波坍缩了，这么一来，我们就确立了需要验证的原理。”我看着他们三人，“现在我们来看看，是否所有观测者都是生来平等的。”
得分机器把一只青蛙放进箱子。
这就是开始。能够窥见隐缠序奥秘的出发点。
我朝萨提维克点点头。“发射电子枪。”
他按下按钮，设备嗡鸣起来。我看着屏幕。我闭上双眼，感受着在胸中狂跳的心脏。在那只箱子里，我知道指示灯会因为两台探测器之一的反应而亮起。我也知道，那只青蛙会看到指示灯。但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干涉条纹仍旧显示在屏幕上。那只青蛙并未带来改变。
“再来一次。”我说。
萨提维克再次按下发射键。
再一次。又一次。
得分机器看着我。“怎样？”
“干涉条纹依旧存在。概率波并未坍缩。”
“什么意思？”乔伊问。
“意思是我们得换只青蛙来试。”
我们试了六只。一只接一只。我们把它们从水族箱里捞出来，放进箱子里。但结果一次都没有改变。
“它们是不确定系统的一部分。”萨提维克说。
“这是什么意思？”得分机器问。
萨提维克没有说话，只是扯着耳朵，陷入沉思。
我近距离打量屏幕，干涉条纹突然消失了。我正想大叫，但刚抬起头，就发现得分机器正在打量箱子内部。
“你看了。”我说。
“我只是想确认指示灯坏没坏。”
“没坏。你看箱子里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们试过了他实验室里的每一只青蛙。然后我们试了蝾螈。波形一次也没有坍缩。
“也许只有两栖类才会这样。”他说。
“是啊，或许吧。”
“但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能影响系统，青蛙和蝾螈却不能？”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得分机器说，“视网膜圆柱细胞分子的量子相干效应。”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视神经细胞只会将定量的量子传导到视觉皮质上。我们的眼睛就像是另一台探测器。”
“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这可说不好。”
“青蛙也有眼睛。它们也有视觉皮质。”
“我可以试试看吗？”乔伊插嘴说。
我们全都转过头看着她。一缕棕色的头发从她的耳后松脱出来，贴着她的脸颊，指向嘴角。她神情严肃。
“可以。”我说。
我们再次做好了实验前的准备，这次让乔伊用她无神的双眼对准箱子里。
“准备好了吗？”
“好了。”她说。
萨提维克按下按钮。
设备嗡鸣起来。我们让它运作了十秒。然后我确认了结果。
我摇摇头。“什么也没发生。”干涉条纹并没有坍缩为两个独立的光团。屏幕上依旧显示着交错的纹路。
“反正试试也没损失。”得分机器说。
第二天早上，得分机器、萨提维克和我上班前在停车场碰了头。我们钻进车里，然后去了商场。
我们找到一家宠物店。我买了三只老鼠、一只金丝雀、一只乌龟，还有一条脸部扁平的幼年波士顿梗犬。售货员盯着我们直瞧。
“你们是宠物爱好者？”他怀疑地看着萨提维克和得分机器。
“噢，是啊，”我说，“宠物。”
回程的车上静悄悄的，只有那只幼犬的呜咽声不时响起。
得分机器打破了沉默。“或许神经系统得比两栖类复杂才行。”
“应该跟这点没关系，”萨提维克说，“生命就是生命。”
我握住方向盘，回忆着大学时那十来次持续到深夜的争论。“头脑和大脑有什么区别呢？”
“有语义学上的区别，”得分机器说，“只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称呼。”
萨提维克看着我们。“不，不止如此。”
“就像那个关于吉他的老问题，”我说，“你弹吉他用的手指还是脑袋？”
“大脑就像硬件，”萨提维克说，“头脑就像软件。”
马萨诸塞州的风景从车窗外掠过，我们的右方是荒芜的山岭之墙——高大黝黑的石山，仿佛地球的骨骸。就像大地的复合型骨折。东方的某处是海洋。冰冷的深色海面。在余下的路程中，我们沉默不语。
回到实验室以后，我们先用乌龟开始实验。然后是金丝雀——实验结束后，它逃出了箱子，停在某只档案柜上。然后是那些老鼠。它们都没能让波函数坍缩。最后那只红眼白老鼠——经典的实验鼠——颤抖着胡须，小心翼翼地爬过桌面。萨提维克捏住它的尾巴，把它放回装老鼠的硬纸板盒子里。
“轮到狗儿了。”得分机器说。
那条波士顿梗犬在地板上抬头看着我们，瞪圆了眼睛。它呜呜叫着，偏了偏头。
“它的眼睛怎么是这样的？”萨提维克问。
“什么样？”
“两只眼睛的朝向相反。”
“我想是因为品种，”得分机器给出了意见，“很多波士顿梗犬都这样。”
我抱起那只黑白相间的幼犬，放进箱子里。“它只需要察觉指示灯而已。从测试的角度来说，哪只眼睛看到都无所谓。”我低头看着这位人类最好的朋友，看着我们上千年来的伙伴，暗自怀着期待。它是特别的，我告诉自己。在所有物种里，狗儿是特别的。因为跟狗儿四目相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也怀着某种感情，不是吗？
幼犬吠叫起来。箱子里有点挤：那只灯泡几乎贴着它的脑袋。
萨提维克按下按钮，开始了实验。
“怎样？”
我身体前倾，低头看着磷光屏幕。干涉条纹清晰而稳定。
我知道，箱子里的指示灯已经亮起。但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这一幕并没有被观测到。
“什么都没发生。”我说。条纹毫无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