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五的晚上，我在去自己房间前拜访了旅馆办公室。前院的草坪上放着两只粉红色的火烈鸟。就我所知，这家旅馆并没有特别的主题。它的名字就很大众化：布莱克利汽车旅馆。旅馆本身是个棕色的长方形，几乎毫无特色，只有两个低矮的楼层，二楼有条开放式的过道。它跟附近那十几家老旧的海滨汽车旅馆没什么分别——破旧的程度也相仿——但前院的草坪上却摆着那两只塑料做的粉红火烈鸟。或许这就是理由。或许像这样毫无特色的汽车旅馆的确需要那两只火烈鸟。
前台的接待员看到我走来，晃了晃手里的信封。
“有你的信。”她说。她的名字是米歇尔，也可能是玛拉。
我从她伸出的手里接过信，然后预付了下个月的租金。我觉得他们喜欢长期租客。一星期只需要打扫一次。我拿着那些信去了自己房间，然后丢在桌上。
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上的字体整整齐齐，充满事务性。另一封则是手写的潦草字迹。
第一封信是研究所寄来的。我撕开信封，在里面找到了一张叠起的信纸。
汉森研究所
埃里克·阿格斯
1246号雇员
直接存款确认书
亲爱的阿格斯先生，我在此愉快地通知您，您已经通过了试用期，并转为正式员工。随函附上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作为对您辛勤工作的感谢。您的薪水也因此增加15%，即刻生效。欢迎来到汉森研究所。
我放下信纸，紧盯着它。我把头一句读了一遍又一遍。正式员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一部分的我高兴得想跳起来，或者打电话给某个人。这种时候通常该做什么？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正式员工。甚至在写了那篇论文以后也没想过。
我取出支票本，写了张500美元的支票，放进一个崭新的信封里，写上我姐姐的地址。
我欠她的不止这些。远远不止。光是医疗费用就不止了。
我考虑过打电话给她——只要按下手机的几个按钮就行。我想告诉她——想告诉别人。我想向别人诉说这一切：实验、动物园、论文。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举在面前，但我却没法按下按钮。
我明白，这样还不够。戒酒两个月。五百美元。这些还不够。
我又该怎么解释那篇论文呢？杰瑞米的话语仿佛仍在耳边：它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拨号，而是关掉了手机。快了，我告诉自己。等我再戒酒一个月。等我能在电话里对她说，我正在做有价值的工作。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我折起信纸，塞进口袋。
直到这时，我才看向自己收到的另一封信。字迹潦草、看起来是匆忙写下的那一封。我看了看回信地址。那里写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街道名。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但那里的署名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撕开了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信纸。
手写的信。只有一句话：
我们得谈谈。
——斯图亚特
我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科研圈有时候真的很小。他也许是看到了关于我的实验的报道，也或许只是个巧合。或许我们从前的成果的余烬就像凤凰那样死灰复燃了，而他正在向我伸出橄榄枝。又或许他遇到了麻烦。
我们得谈谈。就这么一句话。
我揉皱了那张纸，丢进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