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我父亲喜欢做两件事：航海和喝酒。他在大学遇见了我母亲，当时他们都是三年级生，而且一贫如洗。她那时的专业是化学，他是经济学。他们相遇的故事在我们家中传为美谈。
“经济的基础是基因。”在大学图书馆外的公园里，当她终于肯屈尊跟他搭话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注意到了她手里那本书封面上的螺旋图案。
后来，她说起了他求婚的那天，当时他们大四。他们在海滩上散步，远处有条白色的帆船搁浅在岸边，仿佛一条上了岸的鲸鱼。他们盯着它看了一个钟头，然后我父亲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也会有那样的船。”他还不如说自己总有一天会当上总统，或者宇航员。
我父亲毕业了，就在我母亲在专业间换来换去的时候，他去了愿意雇用他、而且规模最大的那家公司。世界就像一台机器，你投入时间，它就会吐出金钱。他很擅长这份工作，很快就有了车子和房子，外加一对儿女。我母亲后来经常谈起那段岁月，就像学者在谈论失落的黄金年代。细节并不属实，但整体却是实情。因为没有哪个黄金年代是真正美好的。但对我母亲而言，真相永远是抽象画。只是画布上的彩色图案，是看不出规律的乱涂乱画。
但也许这就是真相：它已经足够美好了。
他第一次带我出海的时候，我七岁大。我父亲的船是一条三十六英尺长的帆船，由卡塔丽娜游艇公司生产。它的名字是“赛艇玛丽号”，是一条中型载客用船，配备有四百平方英尺的船帆。他当时为雇主赚到了上百万的利润，因此得到了奖金、升职和合伙人身份。我始终不理解这些东西。我只知道，我父亲很擅长他做的工作。不知为何，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
七天的时间里，赛艇玛丽号成了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沿着遍布岩石的海岸航行，船上只有我们两人。风从南方吹来，船身摇晃着破开海浪，船帆像经幡那样猎猎作响。在航海的第一天，我们始终没让海岸离开视野。到了晚上，我们拿出望远镜，看着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城市灯火。
到了第二天，我父亲在海水的飞沫中放声欢呼，而我用安全带固定住自己，看着浪花在船壳上消散成无数闪亮的水珠。他抱着舵轮，衣服被海水浸得湿透。他用一条腿抵住驾驶室的侧面，在起伏的帆船上稳住身体。我们吃了用吊锅煮的汤，冰凉的海水不时流过右舷的窗户。我坐在安全的座位上，看着如鱼得水的父亲。
他那时就几乎天天喝酒，但大海对他来说是一剂良方。只要船上有人，他就不会在出海后喝酒。“太危险了。”他会这么说。因为就连他也明白，大海是不容轻视的。
在夏天的那次航行后，我的学校开了学，而我父亲开始独自出海，每次都会去更远的地方。他第一次独自远洋航行的时候，我看了他写在一张大号黄色便签纸上的清单。
·检查缆索
·购入新的升降索
·确认船壳是否朽烂
·九月六日启航
·别死
十二岁那年，我再次查看了他的清单，寻找最后一项，可它却不见了。不知从何时起，他把最后一项抛到了脑后。
由于他开车、工作和带着船员出海的时候从不喝酒，随着时间推移，他做以上这些事的频率越来越低。我们的海上远足也越来越少。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次。我们最后一次前往远洋。
我指引着这条船的去向。“那儿！”我喊道，“我们去那儿！”然后指向一抹蓝色——尽管在起落的深色波浪之间，它和别的蓝色没多少分别。在船转向的时候，我负责操纵缆索，巨大的船帆在我们头顶转动，开始正横风驶帆。船帆鼓满了风，缆索嘎吱作响，这台庞大而神秘的机械向侧面倾斜，随后驶向前方。
大海浩瀚。一条小船在对抗这片广阔的世界。而他最喜欢行驶到看不到陆地的地方。他在晴天会航行十七英里，有时是十六、十四，或者十英里，取决于天气如何。他会眺望海平线。“那儿。”他会说。而我会看过去。我会明白他是对的。这儿没有陆地，只有海洋。就算继续前行也毫无意义。在更远处，一切都和这里一样，都是大海。而这条船在海浪中浮浮沉沉，仿佛呼吸那样自然。我们乘风破浪，仿佛在黑暗宇宙中行进的太空船。
风从东方吹来的时候，风暴也会悄然到来。让你猝不及防。就像人生中的意外那样。
机场大巴转弯的时候，我看着远处那条无名的小艇。我的目光越过得分机器的肩头。他正在打瞌睡，黑色的头发贴着玻璃。我能看到那些帆船和摇曳的桅杆。我们靠近城市的时候，前方的道路再次转弯，开始与海边保持平行。大楼在远处隐约可见。我用手肘推了推他。“我们快到旅馆了。”但他没有醒。
我透过窗璃看向那一小片海面。永远别忘记，大海冰冷而深邃，而你最爱的东西也能伤害你。
爬出公交车的时候，我嗅到了盐的气息。得分机器和我拿着行李，站在大会指定旅馆正门的雨篷下。这家豪华的华美达酒店离大海不远。我们已经做好在登记入住前突破重围的准备了。
旅馆里人头攒动。
“人真够多的。”得分机器说。
我把帆布袋的带子换到另一边肩头。“现在我想起自己从不参加这种活动的原因了。”
这趟旅行是强制性的，是就连杰瑞米也不敢拂逆的上司们下达的命令。我已经拒绝帮助罗宾斯了，所以只能跑这一趟。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换作往常的我，肯定会消极对待，直到惊动那些大人物为止。归根结底，我这么做是为了杰瑞米。“他们希望汉森的代表出席，”他告诉我，“最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人，而眼下就只有你们了。萨提维克有别的地方要去。”
当然了，所谓的“别的地方”指的就是罗宾斯那儿。
所以，那个日子到来时，我收拾好行李，跟得分机器在机场碰了头。
说老实话，我最不想来的就是这儿。三天前，第一封威胁信寄到了实验室。他们报了警。我问起那封信的时候，杰瑞米却只是说：“你还是别知道内容比较好。”
但最后，他给我看了复印的副本。上面用魔术记号笔写着十个黑色的词语。足够让我想起这个世界有多危险了。脚下从大理石换成厚地毯的同时，我们也走进了位于中央的人群，挤过涌动的人流。同时进行的上百场对话组成的声波朝我袭来。从我上次参加大会算起，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这样的场面没人能忘得掉。这些人里包括研究生，也包括在读的大学生，还有肄业生和博士生。科学博客的博主与编辑们摩肩接踵。
在最好的情况下，大会能让未来的合作者相遇，而了解世界的全新系统也会因此诞生。我想起了1961年那次著名的大会，费曼就是在那里与狄拉克相遇的。他们只是碰巧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对面而已。
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活动充斥着小集团和排外的气氛——但也不全是坏处。对好酒之人来说，大会永远是喝酒的好借口。我把医生开给我的纳美芬带了过来，在上飞机前吃了两片。
我们找到了登记柜台。我们在一群说德语的研究者身后排队等候了片刻，然后把身份证明拿给工作人员，接过姓名牌和纤细的塑料挂带，外加塞满了大会资料的塑料袋。我们浏览着这些崭新的配给品。我知道，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某处，会有一小段话提到我们的实验，和另外几十项受人瞩目的研究一样。我们总算推掉了正式演讲，但那只是因为我本人坚决反对而已。但这无法阻止其他研究者讨论那个实验。得分机器的姓名牌上写的是他的本名。我把自己的姓名牌翻了过来，让它对着我的胸口。
把行李放进房间以后，我们动身前往底楼，身上只带着那本小册子。我在地图上寻找着最关键的讯息。
“这边走。”我说。
走了三分钟，问了两个人以后，我们找到了接待室。房间的装潢颇为精美，但此时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与会者。软干酪和布朗尼蛋糕争夺着墙边那张窄桌上的空间。我们拿起免费的果汁，拖延到了最后一刻，这才前往演讲场地。
第一场演讲的主题是量子晶体动力学。演讲者对碳的晶体结构侃侃而谈。内容单调乏味。我瞥了眼得分机器。
“我来选下一个。”他说。他选的是“濒危两栖类动物的隐藏系统子结构”。
这场演讲用了幻灯片，所以比上一场好多了。我们看着那位研究者用教鞭在屏幕上指指点点。她用新闻主播和俄亥俄人那种完美而不带口音的标准英语说道：“我们进行分子分析的样本采集自许多濒危物种的栖息地。”
在演讲途中，有只青蛙出现在幻灯片里，我身旁的得分机器似乎来了精神。新闻主播般的嗓音在说：“栖息于树蛙族群中的神秘物种的存在凸显了迁地保护的需要。”
幻灯片的演示继续下去：各种各样的曲线图，一种又一种隐藏在其他族群中的树蛙。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代表演讲结束的掌声响起，我们站起身，加入陆续离场的听众之中。
那天晚上，有人通过大会办公室为我们预定了晚餐。他们留下了地址和两个名字：肯·布莱顿和格森·波阿斯。
得分机器和我来到那家名叫“佐科小餐馆”的餐厅时，发现他们已经在等着我们了。这里的食物高档得吓人，沙拉里甚至没有生菜。所以我明白了。明白他们有多认真了。
那两人都是高个子，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布莱顿的体格更宽，考虑到他双肩的宽度，他这身衣服多半是定制的。他的年纪很难判断。他的外貌像是四十来岁，但步幅却让我怀疑他更年轻些。他的头发是明亮的金黄色，剪得很短。另一个人——波阿斯——跟他一样高，但没有那些赘肉。他的头发稍长一些，呈现出银灰色，脸上看不出皱纹。这两人相当引人注目，当他们从餐厅里朝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察觉到了跟随着他们的目光。如果换个人生，他们或许会当上平面模特——如果模特看起来像是律师，而律师让你害怕的话。
餐厅的女老板安排我们坐在一张靠后的餐桌边。我本以为这又是我那些上司安排的一场应酬。但看到他们以后，我没那么确定了。
“有两个人你们应该见一见。”杰瑞米的语音邮件里只说了这么一句，外加他们的名字和在餐厅碰头的时间。其余的一切都是谜团。面对这两个陌生人的时候，我开始后悔自己没多问几句。
“先生们。”布莱顿开始了自我介绍。我们握了手。
“感谢两位的到来。”
“叫我埃里克就好。”我说。
得分机器和我在两人对面落座，片刻后，女招待送上一篮子热气腾腾的面包，而布莱顿代表我们大家问道：“你们这儿最好的红酒是哪种？”
“我们有1989年产的拉菲红酒。”女服务员说。
“请给这桌拿一瓶来。”
“我喝可乐就好。”我插嘴道。
“别说蠢话了，只喝一杯就好。你又没在戒酒，对吧？”他笑得更欢了。
这话让我吓了一跳，然后我才明白他是在说笑。
“没，”我撒了谎，“可我——”
“那就这么定了。”
对他来说，这个话题到此结束了。他用微笑和点头示意女招待退下。对这个人来说，随心所欲根本是他的第二天性。
在那两人之中，布莱顿更加健谈——这点并不令人意外——以老练的手法主导着对话。他有与他那头金发相衬的金舌头。我们浏览菜单的时候，他谈起了葡萄酒的话题。波阿斯则保持着沉默。
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产于1990年，并正确处理过的精选葡萄酒的酒香中含有的无数微妙特性之后，布莱顿似乎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住了口。接着他身体前倾，就像要求婚似的。
“酒的话题说得够多了，”他说，“我想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唐突约见。”
“这是我们的荣幸，”我说，“能欣赏一下这座城市也不错。”
“太多人的地方会让人精神疲惫。我知道你们今天很辛苦，你们的时间也很宝贵，但我只是想见见让我很感兴趣的那个实验的团队。”
“这么说你读过那篇论文了？”得分机器问。
“噢，是啊。读得兴致盎然。”
“你经常阅读科学期刊么？”我想象着这个满口红酒经，衣冠楚楚的男人在闲暇时阅读量子力学杂志的样子，但总觉得难以置信。
“我得承认，只是偶尔，”他说，“我只是个半吊子——仅此而已。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我们在业内的确有耳目，每当特别有趣的东西出现，他们就会提醒我们。”
“你们的研究当然就属于‘特别有趣’的那一类。”波阿斯第一次开了口。如果说他同伴的嗓音就像柔和的黄油，那么他的嗓音就像粗糙的沙砾。他看我的表情有点古怪，但我说不清哪里怪。
布莱顿续道：“我一直觉得量子力学是种顽固的理论。我们发现，即便在那些足以导致正常理论崩溃的棘手状况下，量子力学却仍旧顽固地坚持着理论化的表达。它简直就像一台预言机器。”
“它的确与众不同。”我说。
这时候，女招待拿着一瓶酒走了过来。她笑了笑，开始记录我们点的菜。布莱顿点了鸭肉，波阿斯是熏鸡肉。我发现得分机器和我一样是牛排爱好者。我点了沙拉做配菜。
女招待离开的时候，对话已经从量子力学转回到布莱顿早先的主题，而他则引领我们从葡萄酒的国度前往艺术的领域。布莱顿谈起了他居住在法国和德国的那些年，还有他的柏林之行。“索林根有家博物馆，叫做‘德国刀具博物馆’，他们的标语是‘致力于展现刀刃的观点’。看到他们的宣传册时，我就喜欢上了这句话——就好像一片钢铁也有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但谁又能质疑这句话的正确性呢？那家博物馆的馆长声称，通过人们创造出的各种各样的利刃，就能了解当时的社会本身。装饰华丽的黄油刀，粗糙的刺刀，用熏黑的铁铸造的重剑。其中有一把名叫‘Richtschwert’的剑，当时是刽子手砍头用的。”布莱顿给自己斟了杯酒，“这就是一把有自己观点的剑。”
沙拉送来了。布莱顿伸出手臂，给我的空杯子倒满了酒，“干杯。”他提议道。
得分机器关切地瞥了我一眼。我伸手拿起杯子，和其他人一起举起酒杯。
“致发现。”布莱顿说。
“致发现。”
我们碰了杯。我把酒杯举到面前。我从眼角余光看到，得分机器正盯着我。我深吸一口气，品味着水果的芬芳。我感觉自己的脉搏加快，而选择的时刻也随之到来。我没有喝酒，就这么把杯子放回桌上。
布莱顿的目光越过自己手里的杯子，与我对视。他笑了笑，把杯子举得更高，又加了句祝酒词：“愿我们日日有新知。”他一饮而尽。
用圆托盘端上的主菜冒着热气，发出噼啪的响声。
吃到一半的时候，布莱顿再次转换了话题。他一边吃一边说：“好了，跟我说说让我们今天相遇的那个实验吧。”他总算提到和我们会面的理由了。
“测试的目的是检测波函数坍缩。”得分机器开了口。
我让他负责解说，而我嚼起了牛排。他详细地叙述着实验过程。青蛙和幼犬。
“有意思。”得分机器提到黑猩猩的时候，布莱顿说。他推开自己的空盘子。“也就是说，一切都跟论文上说的差不多。你们没有省略掉什么吧？”
“论文把绝大部分细节都写进去了。”
“我感兴趣的，”布莱顿说着，转向了我，“是论文上没有写到的细节。”
“比如？”
“比如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为什么有人要做实验？”我说，“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希望实现什么呢？”
我凝视着剩下的沙拉，思索着里面的绿叶蔬菜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生菜的话。还有盛着硬币大小的球体——看起来像是鱼子酱——的小巧油煎面包块。我考虑着自己吃下这些身体并不习惯的维生素的后果。当然了，五十美元的沙拉含有的某些营养是它的廉价同胞所不具备的。从价格来看应该是这样。
“实现什么？”我问。
“是啊。”波阿斯插嘴道。银灰发色的男人身体前倾。他的语气显得咄咄逼人。那种奇怪的表情再次浮现。“你想证明什么呢？”
这时我想到了。愤怒。那种表情是愤怒。
我把叉子放在桌上。“只是好奇。”
“对几十年前的实验的好奇心？肯定不只如此吧。”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语气中加入了些许寒意。
波阿斯张嘴想说些什么，但布莱顿却轻轻摆手，阻止了他的同伴——他的动作幅度很小，但这已经足够了。波阿斯紧紧闭上了嘴巴。布莱顿似乎思索了片刻，这才再次开口。“请原谅我的朋友，”他说，“他不懂什么时候该闭嘴。他忍不住。毫无疑问，他总有一天会因此倒大霉的。”布莱顿靠向椅背，把手帕丢在桌上。“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埃里克，但我想知道，你对古典文学了解多少？”
“略知一二。”
他停顿了片刻，然后续道：“人类的启蒙是从迷信开始的。然后那些大思想家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伽利略、达芬奇、牛顿。是他们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让我们学会用衣物御寒。在理性的新浪潮中，所有陈旧的迷信都消失了。随后出现的是康托尔和庞加莱，数学和物理学让我们走向全新的黄金时代。直到裂缝开始显现。”
他的身体再次前倾，嗓音也柔和起来。“那就是哥德尔对数学所做的事，以及海森堡对物理学所做的事。不完全性。不确定性。就连物质也是不确定的。我们新生的信仰像高塔般坍塌。然后是你，”他说，“你从亡者那里带回了一种旧日的信仰。”
“那是什么？”
“灵魂。”
我突然明白了这道陌生等式的另一半，明白了我们来到这儿的理由。这场会面全都是为了罗宾斯。
布莱顿的笑容褪去。“告诉我，你觉得在汉森的工作怎么样？”
“我挺喜欢的。”我说。
“那儿离印第安纳波利斯可相当远啊。”
这话让我吃了一惊。“什么？”我已经弄不清我们究竟在谈什么了。我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
“和你在QSR领域的工作也相去甚远。你不觉得这次双缝实验只是让你从自己真正的工作上分心的手段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QSR的工作？”
“我先前说过了，我们在业内是有耳目的。”
我看向坐在对面的他。“你说你只是个半吊子。”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瞥了眼得分机器。他的双眉之间浮现出了皱纹。他也明白了：这事有些不对劲。
“这样子对话可不太公平。”我说。我的目光扫过那两人。“我现在才发现，我们都聊了这么久了，你们却一次也没说过自己的本行。”
这才是金舌头真正厉害的地方。能够说上整整一小时的话，却不会泄露任何情报。而且丝毫不会给人以满口空话的印象。
我直言不讳的做法似乎逗乐了布莱顿。“我们是一家控股公司，”他说，“规模很小，专攻投资和研究，购买和出售。另外还有一家私营捐赠基金。我们保持低调，但也随时留意业内的动向。”
“你是怎么认识杰瑞米的？”
“谁？”
“杰瑞米。我们的经理，安排这顿晚餐的人。”
“噢，你是说邦纳先生吧。我们不认识他。至少在个人层面上不认识他。当然了，如果想要结识另一家公司的明星职员，这一点会带来不便，但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有说服力，而且只要方法正确，仅仅一通电话就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的确很神奇。”
布莱顿抿了口葡萄酒。“我们给你们的雇主打了个电话，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身份，然后事情就敲定了。能够得到祝贺你——以及鼓励你——的机会，我们感到十分欣喜。”
“鼓励？”我按捺不住怀疑的语气。他们的态度实在不像是鼓励。
“鼓励你去做别的工作。”
如果换个人来说的话，这恐怕就是威胁了。又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是坐在几乎座无虚席的餐馆里，面露微笑的侍者来来去去，背景里还播放着柔和的音乐的话。又或者说，根据我的态度，它可能会真的变成威胁。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桌边的笑容消失了。布莱顿盯着我。“我看得出来，你说得对。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坚信这一点。而你眼下就在这样的位置上，这点再明显不过了。”
“你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我说过了，是为了向你道贺。”布莱顿把手帕放在餐碟上，朝侍者做了个结账的手势。他将目光转回我身上。“1919年，”他说，“有个英国人在北平当上了教授，而他研究循环系统的唯一机会只有尸体。当时的警察机构无穷无尽地制造着尸体，通常的手段是绞死或者砍头，而尸体可以通过购买得来。那位解剖学者抱怨说尸体的脖子总是支离破碎，作为回应，当局给他送来的下一批‘尸体’都是戴着头罩、连声哀求的活人，附带‘请根据需要选择杀死他们的方式’的指示。你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
我点点头。下巴以微不足道的幅度动了动。
“那位教授把死囚们送了回去。依我看，他这是缺乏献身精神。”布莱顿咧开嘴，露齿而笑，“你的献身精神有多强呢？”
我看着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五千美元的西装。猛兽般的笑容。我不清楚他在玩什么把戏，但我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我推开椅子，站起身。“感谢款待，先生们。”得分机器跟着我站了起来。
“我才要感谢你，埃里克，”布莱顿说，“这是我的荣幸。”他站起身，伸出手。我握住那只手的时候，他伸出另一只手，扣住了我的手掌。“在你离开之前，我还有个问题。罗宾斯的实验几天之内就会进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我猜不到，总之非此即彼吧。”我说。
“你说‘非此即彼’，就好像可能性只有两种似的。”
“难道不是吗？他要么能发现波函数坍缩，要么不能。”
我感觉到他扣住我的手用上了力气。“我认为，阿格斯先生，你根本不理解自己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的意义。”
他的表情再次变化，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下去。他的手松开了些。“但我猜，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我在这件事上没有私心，”我说着，抽回了手，“我会置身事外。”
“恐怕你早已深陷其中，无法脱身了。”
就在这时，女招待拿着账单过来了。布莱顿摆摆手，女招待便把皮革的账单夹放到桌上，转身离开。
布莱顿重新坐了回去。“我们都有各自的私心，”他说，“否认这点的人都是在撒谎。”他打开账单夹，用潦草的笔迹在账单上签了名。“一切都取决于你那把利刃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