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几周里，萨提维克埋首于工作。有一次，我发现他的实验室亮着灯，工作台上的电子垃圾布置成了新的样式。他在邮件室里的信件槽装满，清空，然后再次装满。
我在早上七点起床。双手颤抖，陶瓷冰冷。糟糕的早晨。在整晚的噩梦之后，这是最难受的时刻。我梦见的是铺展开来的黑暗。那是我从小就会做的噩梦。
八点，我开车到了实验室。
萨提维克已经在办公室里了。过去的几周里，他的头发留长了。根部花白，而末端却近乎乌黑。他显得不修边幅，有别于平时给人的印象。过去的萨提维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眼神困惑的瘦削男人。
他正在打包一只箱子，盖上纸板的箱盖。
“你要去什么地方吗？”
他猛地抬起头。我吓着了他。“我在打包设备。我要外出一趟。”
“为什么？”
“有个项目。”
我走向房间深处，回忆着当初跟他说那些话时的情景。让这一切开始的那些话。“什么项目？”
“有些事我必须去确认。”他说着装好了箱子。他从桌上拿起一卷胶带。“等我回来以后，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现在说？”
“因为我也许弄错了，而且只是白费力气。”
“杰瑞米知道你要走吗？”
“我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他读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你的眼里不该只有工作。你还记得自己跟我说过这句话吧？”
“我记得。”他说。
“人们常常忘记，他们总有一天会死。”
他笑了。这是罗宾斯的实验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见到了和我初次相遇时的萨提维克。
“这不一样。”他说。
“怎么个不一样？”
“有些事是我非做不可的。”
我点头接受了，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答案。不知为什么，那三位王子的故事浮现于我的脑海。
瞄准的是鸟儿。
我再次为他的改变之大而惊讶。改变他的是那场实验。是我。我扫视房间，发现一部分电子元件不见了。但我猜不出他装起来的是哪些。
“需要我帮忙吗？”
他摇摇头。“不用，没事的。”他扯下一截胶带，贴在箱子顶上。“我一周之内就回来。”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因为罗宾斯在撒谎，”他说，“测试并没有缺陷。”
“这跟你没关系。别管它就好了。”
“我做不到。”他说。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萨提维克是第四位王子，而且始终都是。他瞄准的是鸟儿的眼睛。他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他拿起箱子，朝门口走去。
“保重。”我目送他离开。
“你也一样，我的朋友。”
真相的浪潮接连到来。它出现在第二天的新闻里，仿佛一道罗宾斯无法阻止的缓慢潮水。在那以后，我才意识到萨提维克肯定早就知道了。他肯定在网上看出了某些端倪。
事实在于，某些胚胎的确通过了测试。就像罗宾斯所期待的那样。那段视频出现在了YouTube上。上传者匿了名。罗宾斯的核心团队里有人泄露了情报。微笑着的母亲们，走来走去的医生们——还有从隆起的腹部收回的小小二极管。罗宾斯本人也数次出现在镜头中，等待着结果。
某些胎儿的确让绿色指示灯亮了起来。其中一些的确触发了波函数坍缩。
但另一些却没有。那些视频也出现在了网上。
同一群医生。不同的病患。
激动的声音。
“再试一次。”
“再一次。”
母亲担忧的面孔。还有不肯改变——无论如何都不肯转为绿色——的指示灯。
“这代表什么？”那位母亲说着，嗓音带上了恐慌，“我的孩子没事吧？这代表什么？”
视频一段接着一段。十数个隆起程度各有不同的腹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大多数胎儿的确引发了波函数坍缩。但有些却没有。
而且结果和胎龄毫无关系。
几天过去了，萨提维克没有回来。然后是一周。
十天后，我在半夜时分接到了那个电话，它将我从噩梦中唤醒。
“我在纽约找到了一个。”说话的人是萨提维克。
“什么？”我揉揉眼睛，努力让自己恢复清醒。努力去理解电话中传出的话语。
“一个男孩。九岁大。我用盒子给他做了测试，而他没能让波函数坍缩。”
“你在说什么呢？”
“他看了盒子里，可他没能坍缩波函数。”
我在黑暗中眨了眨眼。萨提维克比我们发现得都要早。能在胎儿身上发现的现象，在其他年龄段当然也能发现。
瞄准鸟儿的眼睛。
“他有什么不对劲吗？”我问他。
“什么都没有，”萨提维克说，“他很正常。视力正常，智商正常。我给他做了五次测试，但干涉条纹毫无变化。”
“你告诉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
“我没告诉他。他就这么站在那儿，盯着我。”
“盯着你？”
“就好像他早就知道了。就好像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几天变成了几周。测试还在继续。萨提维克找到了更多那种人。而且越来越多。
他来往于全国各地，搜寻大到足以称为“有意义”的样本量。他收集实验数据，并将副本传真回实验室，以便保存。
我想象着电话那头的萨提维克：他坐在黑暗的旅馆房间里，对抗着不断恶化的失眠，对抗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可怕孤独感。
得分机器重拾他的进化树知识，在精心构筑的系统发育中寻求慰藉。但那里并没有慰藉可言。“看不出频率分布曲线，”他告诉我，“人种比例也不存在失衡，我根本无从下手。”他盯着萨提维克的数据，寻找着能让这一切合乎情理的某种模式。
“分布是随机的，”他说，“这不符合特性的规律。”
“那也许就不是。”我说。
他摇摇头。“那他们是什么人？某种空集？不确定系统里的非玩家角色？”
当然了，萨提维克有他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科学家里没有？”有天晚上，我把手机举在耳边，向他发问，“如果说这种情况是随机的，为什么我们之中没有？”
“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萨提维克说，“如果他们是不确定系统的一部分，那干吗还要去当科学家？”
“你这话什么意思？”
“很多物种都能做出有序行为，”他说，“这不代表它们拥有意识。”
“我们说的可是人类，”我说，“这不可能。”话才刚说出口，我就很想把它收回去——把这句在量子力学中说了无数遍的话吞回肚子里。这不可能。不可能是那样的。
“数据就是数据，”萨提维克说，“你的双眼就是双缝。”
“他们看着指示灯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在测试什么？他们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吗？”
“其中一个，”他说着，沉默了片刻，“其中一个知道。”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最后一通深夜来电。从丹佛打来的。那是我最后一次接到他的电话。
“我觉得我们不该做这些的。”他说着，嗓音出奇地刺耳。
我揉揉眼睛，坐了起来。“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该造出这种东西，”他说，“你所说的现实中的谬误……我不认为我们该用这种方式利用它。不该去做测试。”
“你在说什么？”停车场的灯光照入窗帘下方，在地板上画出一条苍白的线。我周围的房间在夜色中越来越冷。
“发生了什么？”我问他。
“我又见到那个男孩了。”
“谁？”
“纽约的那个男孩，”他说，“我今天见到他了。他来找我了。”
我的大脑停止了运转。我努力消化他说的话。“那个男孩，”我说。我还有点不清醒。我需要咖啡。“他想干什么？”
“我觉得他是来警告我的。”
然后萨提维克挂上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