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印第安纳的飞机在八点起飞。等候登机的时候，我吃了些难吃的机场食物。几个钟头以后，我下了飞机，租了一辆车，在正午时分驶上了高速公路。
我发现，城市的交通就像筛子，会放走某些车辆，留下另一些。我对本地的道路没那么熟悉。前进的速度很慢。
我想到了萨提维克的门阵列——用进化来决定最有效率的设计。要是城市规划师能用同一种技术来构建道路，那该有多好。
下了高速公路以后，我驾车穿行于一片规划杂乱无章的旧街区。这儿是城市里最古老的区域之一。
那些房屋低矮而结实，就像矮小敦实的摔跤选手。用砖块和石头成排成批建造的矮小房屋，看起来几乎坚不可摧。屋子前面的栅栏占用着人行道。街上的人们就像黑白照片。
继续前进的途中，街区突然出现了变化，就好像我越过了某条界线。周围多出了商场、药房、加油站和旅馆。这种街区肯定有个对应的词儿，只有那些操纵选区划分的政府官员才知道。然后变化再次到来，就像某种相位偏移。巨大的箱型结构，开阔的空间，高大的房屋。几栋小巧整齐的综合办公楼建造在远离道路的地方，四面被停车场所包围。我最后一次确认了手机的GPS，然后在指示牌的位置左转。
我把车停到停车场里，关闭引擎的时候，还没到下午两点。
我到了。
我要去的那栋办公楼相对更矮也更宽。除此之外，它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座典型的商务大楼，恐怕能容纳几十家公司。淡金色的窗户，还有无处不在的混凝土。每当你离开中西部一段时间再回来，就会为停车场的景色大吃一惊。宽敞而充足的停车位，仿佛盐滩市的沥青地面——让人不舍得停上去。东西海岸的居民是不会明白的。在中西部，有时候在另一辆车旁边停车都被视为无礼之举。就像在看日场演出的时候，坐到仅有的另一位观众旁边那样。
但即便以中西部的标准来看，这座停车场也冷清得反常。十几辆车占据着足以举办高中足球赛的这片空间。靠近出口的位置，我看到有辆宝马停在专用停车位里。绿色的宝马。我想起来了，这是斯图亚特最喜欢的颜色，虽然我上次看到他开的那辆车跟这辆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我在后视镜里看了看自己，想起了他那封被我丢掉的信：我们得谈谈。
我下了车，朝那栋大楼走去。
回想当初，斯图亚特根本没考虑过开公司。对他来说，重要的始终只有技术：制作更好的捕鼠器，改进多边形。而开公司最重要的却是资金。他擅长技术，内心深处并不在乎什么公司，至少当时是如此。他从未渴望过运作自己的商业帝国。我抬起头，看着这座容纳了许多公司的低矮建筑，思索着他是否得到了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走进了正门。
里面阴森森的。眼前是开阔而宽敞的空间，陵墓般的回音不时传来。还有木制花盆里的矮小树木。这座室内庭院布置得就像室外庭院，主题依稀带着亚洲风。周围看不到人影。我穿过空荡荡的前厅，在列出楼内公司名的布告牌前停下脚步。一楼是几家保险公司和营销公司，还有两三家名字和发音都像是维生素的公司。二楼、三楼和四楼是空的。五楼只有一家公司，我对那个名字记忆犹新：高通量科技。
我忍不住露出微笑。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时的情景。
“公司可不能取这种名字。”我告诉他。
但他证明我错了。十多年后的现在，那个名字就列在这块布告牌上。高通量——这是个和筛选以及信息学都沾边的名字。归根结底，它的一切都和大数据有关。
我坐电梯去了五楼。电梯发出“叮”的一声，门开了，前方是一条走廊。我犹豫不决地走出电梯，沿着走廊来到一道双开玻璃门前，门上用釉写着几个黑色小字：高通量。我推了推门，它应手而开。
墙壁是米黄色的。地毯是灰色的，式样简单，是在客流量大的地方——比如候诊室——铺设的那种厚实而廉价的地毯。但这里并没有客流。没有椅子，没有放着最新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茶几。我以为能找到接待员之类的。这儿有张桌子，但后面并没有坐着人。桌子的那一边是另一条走廊。
“有人在吗？”我喊道。
片刻的犹豫后，我沿着走廊来到一个T字路口，然后选择了右边那条路。三十英尺过后，前方豁然开朗，就像穿过山岭的火车隧道突然到了尽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人都去了哪儿？
我意识到，这里是工作区。是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那些让公司真正运转起来的员工——使用的房间。一座延伸至地平线的隔间大厅，空无一人，遭到废弃。我继续前进。
在更远处，空间被分隔成许多个较小的房间，大都空空荡荡。那种客流量大的场所常见的地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地砖，更前方则是粗糙的混凝土。所有这些房间都带着一种“曾经风光无限，如今无人问津”的气氛。
我继续前进，继续探索。这里有办公桌，抽屉拉开的档案柜，电话，电脑显示器。在角落里，我看到了一台拆掉了纸盒的复印机。纸张散落在周围的地上，就像一头被开膛剖肚的野兽的内脏。我看到了几只咖啡杯，还有一只小巧的奖杯，上面刻着“好爸爸比赛冠军”几个字。亚军和季军的奖杯不在这儿。这一切见证了曾经的数千个工时。这间办公室就像古代文明那样自生自灭。我觉得远处似乎传来了声音，微弱的打钻声。
“嘿！”我大喊道，“这儿有人吗？”
打钻声停止了。我继续前进，更加深入这座迷宫。
我在旁边的房间找到了他。他背对着门，站在一张巨大工作台旁边，工作台上胡乱摆放着集成电路——那些应该是十几位技术人员的成果。但现在，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平坦的桌面上放着一只小型电钻。
“斯图亚特。”
他的肩膀绷紧了。他转过身，手里拿着一把霰弹枪，对准我的胸口。
“你来了，”他说，“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