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双的手术算不上成功。
我知道，医生已经尽力了。刘方说主刀的是医院顶尖的神经外科大夫，医院知名的几个专家全都参加了会诊，也只是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吴双始终昏迷。
“她的意识还是存在的，求生的欲望也很强烈，以往也曾有过昏迷几年后突然清醒过来的案例。”医生对在手术室外边等候了一天一夜的我和刘方说。从医生疲惫和失望的神情里，我感觉这可能只是句安慰人的话。
吴双的舅舅虽然一眼望去眉宇间仍带着蒙古族汉子的粗犷和豪迈，但因为一直在广东生活，说话做派已经有些生意人的模样；她的舅妈更像南方人，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衣着也很光鲜，举手投足间透着精明和活络。小田去机场接了他们，又带他们吃过了饭，才领到医院来。
虽然小田在路上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但吴双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看到吴双的样子，她舅舅痛苦地用拳头猛砸自己的脑袋，她舅妈也扯着喉咙哭了几嗓子，我和刘方赶紧上前去劝。
吴双的舅舅舅妈不认识我，我估计吴双应该也没有与他们提起过我，一看都是我和刘方在忙前忙后，刘方穿了警服，他们就自然把我当成肇事司机了。
她舅妈上前一把薅住我的衣服，照着我的脸就挠了一把，一边挠，一边喊：“我好好的孩子让你给我祸害成这样，你要给我赔，你赔我的孩子。”她舅舅一看，也顾不上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了，飞起一脚先踹在我肚子上，紧接着就是一拳，打得我两眼当即冒了金星。
刘方纵然是刑警，也被眼前突发的这一幕吓了一跳，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忙一个箭步把他们拦住，嚷道：“打错人了，这是自己人，他是吴双的朋友，男朋友。”
这两人倒也识劝，听刘方这么一说，立即住了手。
她舅妈讪讪地说：“男朋友？这妮子整天疯疯癫癫，我还以为她没有男朋友呢，有男朋友不带给我们看看。”她舅舅倒是也爽快，我刚被小田扶起来，他就冲过来，一把抱住我说：“对不起了，兄弟，要不你给我一拳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既没有想到先挨了一顿打，也没有想到刘方竟脱口说出我是吴双的男朋友，这个时候，我也不能去辩解呀，我跟谁解释去呀？
吃过晚饭，吴双的舅妈回酒店休息了，刘方和小田也都各自回去了，只剩下她舅舅和我在ICU外的长凳子上坐着守夜。她舅舅显然没有在医院陪护过病人，在凳子上根本坐不住。也就过了两三个小时，他说口渴了，买瓶水去，没几分钟，却拎上来四瓶啤酒，随手递给我两瓶。
我赶紧说：“在这儿喝酒不太合适，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咱俩下去喝吧。”
坐在急诊大楼门外的台阶上，我喝着啤酒，跟他说，吴双是因为我邀请才到宁州来的，她出了事，我要对她负责。我也跟他解释了，我俩关系很好，但没有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不过，无论吴双未来怎样，我会一直照顾她的。
“你是个好人，讲义气，够朋友，我喜欢你。”他豪爽地说，“吉雅是个苦孩子……”
“吉雅？”我纳闷道。
“吉雅是她的蒙古族名字，她妈妈起的。她到南边跟我上学，就改名叫吴双了，我们跟吴姓没关系，是她自己一定要叫吴双的。”喝着啤酒，这个粗犷的蒙古族汉子跟我讲了很多吴双的事。
他们家是纯正的蒙古族，世世代代在中国和蒙古边界的草原上游牧，他姐姐叫苏布得，虽然没读过书，但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是当地草原上的一颗珍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总有一些考察队到他们那里去探矿，每年都有，考察队需要草原上的人做帮手，给工资的。有支南边过来的考察队选中了他姐姐去做饭，他们全家都很高兴，虽然考察队一年四季在野外疯跑，还总去荒无人烟的山里沟里，但对草原人来说有工资拿，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他姐姐跟着考察队出去了一年多，回来的时候精神就有些不对劲了，有时候会一个人坐着发呆，还时常自言自语。后来，家里人发现他姐姐怀孕了，问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谁，他姐姐死活不说。
他阿爸和几个牧民追到那支考察队的营地，把营地里的所有男人都揪了出来，用马鞭抽着苏布得让她指认，一条马鞭都抽断了，她就是不说是谁。营地里的领导怕影响了民族关系，也强令职工主动招认，说可以既往不咎，但始终没人站出来。有个大婶说总不会是那个时不时过来做帮工的小乞丐吧，在这里待了几个月突然不声不响地就走了。所有人都说绝对不可能，那人瘦得像架羊蝎子，一天到晚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苏布得这样活泼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无处可去的流浪汉？
蒙古族人虽然不像汉族人那么封建保守，但苏布得怀的是野种，这让当父亲的在牧民面前感觉很没面子。孩子一生下来，他就分给了她们一顶蒙古包和几只羊，把她们娘儿俩赶了出去，从此与她们断绝了关系。
“那个孩子就是吴双，她妈当时给她起的名字叫吉雅，在我们蒙古语里有因缘的意思。在草原上家里要是没有男人想生存简直太难了，何况苏布得精神不太好，时不时地犯糊涂，一糊涂起来就往死里打吉雅，清醒过来又抱着吉雅哭。娘儿俩就靠着几只羊讨生活，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凄惨。小吉雅八岁的时候，苏布得得病死了。我那时刚开始在南方做生意，乡里人告诉我，说这孩子没人管了，我要是不接走，冬天一来，不冻死也会被狼吃了。小时候苏布得很疼我，我念着这情，只好把她接到我跟前去养。这孩子脾气犟得很，好在她要强，知道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还在北京上了班，我这也算对得起苏布得了。”这个蒙古族汉子边说边感慨，话语间也是颇为动情。
我的心已经缩成了一团，像有千只手在揪拽，在撕扯，在揉搓，不是疼，要不早就疼得痉挛、麻木过去了。我知道吴双没有父母，过去吃过很多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竟然有这样一个悲惨的身世，那个瘦弱的身体里流淌着那么多让人难以承受的悲伤、苦难和不幸。
眼睛是干涩的。我这个极易流泪的人竟然没有涕泗横流，或许流到脸上的泪已经被风吹干了，脸是冰的，脑是木的，人是傻的。我拼命一般大口地抽着烟，机械地往肚子里吞咽着从腹腔上来的阵阵酸楚和苦涩。
我不知道该与吴双的舅舅说些什么，安慰他？同情他？感谢他？还是与他一起拎着酒瓶子木然地望着夜色中远处昏黄的路灯？
“唉，她说过出生在草原，我当时竟然还嘲笑她说草原上的孩子怎能连马都骑不好。”我不知道怎么搭话，就没头没脑地说。
“她不会骑马。”她舅舅面无表情，眼睛依然呆滞地望着远方，“苏布得神神道道，一直不让她碰马，怕她骑马跑了就不回来了，再说，她家就只有几只羊，我都不记得她们有过马。”
交通事故的分析报告出来了，吴双横穿马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肇事司机未能及时躲避，存在处置不当行为，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听这结果，吴双的舅妈立即跳了起来，大喊大叫，骂警察处事不公，欺负外乡人。但听到司机表示愿意承担吴双住院和康复期间的所有费用，并提供五十万元的赔偿时，也就停止了吵嚷，在警方的协调下，几经谈判，还算痛快地与肇事方签署了不再追究的谅解协议书。
这些事我都没有参与。
我对责任的认定并不在乎，对肇事司机是什么人更毫无兴趣，我每天就坐在医院里的长凳上，隔着ICU的玻璃窗望着昏迷的吴双默默发呆，饿了，就到医院小卖部里买两个面包；困了，就到停在楼下的车里打个盹儿。
我不知道最终协商后的赔偿数额，我只知道拿到赔偿金后的第二天，吴双的舅舅和舅妈就回南方了，把照顾吴双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伪男朋友。临走之前，吴双的舅舅还来医院看了她一眼，她舅妈除了刚来的那天，再也没有到过医院。
刘方和小田每天都会抽空过来坐会儿，看我胡子不刮，脸也不洗，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一再劝我不要这样消沉下去。“她在睡着，你一天到晚在这里盯着有意义吗？你这是在给人家医生制造压力。”刘方批评我。
我垂着头，不吭声。
“你至少应该回去洗洗澡换换衣服吧，她要是醒了，就让她看你现在这副熊样子，恶不恶心？”他在我身上闻闻，损我道。
我白了他一眼，没言语。
“肇事司机那边想过来看看，跟你当面赔罪……”小田试探的话还没说出口，我立即暴怒道：“让他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他。”
刘方跟小田使了个眼色，制止他再说下去。一看我发怒了，小田也立即闭了嘴。
他们劝我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避免提到吴双的病情，也躲闪着“植物人”这三个字，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残酷的现实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了眼前。
“她手里还有一些事没有处理完，你总该帮她处理一下吧，还有，你就不想弄清楚她急急忙忙到底想打印啥？”刘方在楼下陪我抽烟的时候，又劝我。
“还能有啥？她的剧本呗。她当下也没有其他活。”我嘟囔道。
“剧本网上不能传？干吗要那么着急呀？大年初一的，我说第二天下午到我那里去打印都不行，非要自己出去打印。”
我心里一凛，旋即又叹口气，说：“也许是她自己的私事，谁知道呢？”
刘方瞪了我一眼：“你总要去了解一下吧，要是很重要的事呢？她那么着急，就是不想耽误嘛。我们整天在这里垂头丧气有什么用？能帮上她的，我们尽可能地去帮，她着急要办的事，我们帮她去办，否则，我们还算她的什么朋友啊！”
“唉！”我禁不住长叹一声，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懊恼、内疚、痛苦、悲戚，心如刀割，肝肠寸断，他们又怎能理解？
“阿本啊，你难过，我何尝不难过呢？小田不难过吗？我们这些兄弟朋友哪个不难过？可难过她就能醒过来吗？我们也不是医生，在医院里我们能起什么作用？还不如回去看看，她还有什么事没做的，我们帮她都去做了。”刘方说话的时候，声音里也带着悲戚。
吴双的棉袄、鞋子、家门钥匙、交警队退回来的碎了屏的手机，以及她其他的个人物品小田都整理好交给我了。刘方看到那棉袄上有不少血迹，让小田扔掉，我没同意，我把衣服、鞋子都装到一个塑料袋里，背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