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在公安分局里遇见了杨超。
一大早，刘方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分局一趟，而且叮嘱我一定要带着我那件风衣。
“大冬天的……”我还没说完，就被他硬生生打断了：“谁让你穿来着？你带过来，必须带过来。”说完就挂了，根本不给我与他吵架的机会。
这种朋友。
我无奈地摇摇头，只能按他的吩咐，拎着风衣，去了他办公室。
“穿上。”他不由我分说，上来就把我的外套扒掉，然后把风衣套在我身上。
“干啥？”我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
“去吧，小田在那边等你呢。”他把我推出办公室，我一仰头，果然看见小田在楼道那头笑着与我招手。
“怎么回事？”我像傻子一样迎着小田走过去，却见他一边冲我微笑，一边举起相机，给我拍了张照片。
在走过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小田旁边半开着门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瘦瘦的，戴顶鸭舌帽，看似漫不经心，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我瞬间就明白了。
“太老套了，还玩这个？”我回到刘方办公室，讥讽道。
刘方脸皮很厚，根本无视我的鄙夷，上来就把风衣从我身上扒下来，指了指茶几上的茶杯，说了句“自己喝茶”，然后就关上门，拎着我的风衣出去了。
我扒着门缝往外看。
果不其然，陆陆续续从楼道里走过去好几个小伙子，都穿了我那件风衣，其中一个就是杨超。
杨超还跟过去一样，从容不迫，从他身上、脸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不光他，刘方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他拿着风衣回来时，还跟过去一样平静。
“都什么时代了，还这玩法？真够low的。”我继续嘲弄着。
刘方不做任何辩解，只把风衣递给我，说：“今天有点忙，怠慢了，恕不远送。”
这是明显撵人的架势。
“求我来，就……就这样打发了？”我发着牢骚。
“没有求你。求你了吗？是通知你好吗？当然，谢谢你支持我们警方的工作。”刘方还是那熊样子，软硬不吃。
“他是不是有嫌疑？”见刘方摆出架势要推着我往外走，我赶紧问道。
刘方自然明白，我说的“他”就是杨超。
“别自作聪明，早晚会水落石出的。”刘方根本不吃我这一套。
都走到楼梯口，我见刘方要停步了，忙又问了一句：“他说没说捡到吴双石头的事？”
刘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行了，不送你了，自己走吧，开车慢点。这事，”他停顿了一下，继而说道，“改日我再跟你细说吧。”随后他站在楼梯口，冲我挥了挥手。
我从刘方的话里未品味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改日再说”往往只是一种委婉的搪塞，“改日”到底是哪日？虽然刘方说这话时似乎并未流露出敷衍的成分。
改日就是没日。
一直到沈老爷子去世，刘方也没有找我细说此事。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刘方，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也忙得焦头烂额。
爸妈也知道了老爷子生病的事，估计是二叔说起的，就张罗着要赶来探望，被二叔劝阻了。二叔说，沈家喜欢安静，不愿被打扰，如果大张旗鼓地来探望，反而会给人家添麻烦，还不如让本纪勤跑着点，等老爷子病情严重住了院，到时候再过来探望也不迟。
爸爸觉得二叔说得有道理，就跟嘉树伯打了电话，又派人送来了一大堆补品，我也被逼着三天两头地往沈家跑。
二叔算是老赵家的“智多星”，一向料事如神，但这次，他彻底失算了。
老爷子刚住进医院三天就去世了。别说爸妈还没来得及动身，就是近在咫尺的市领导，估计前来慰问表达关怀的报批程序还没走完，就接到了沈家的讣闻。
那天，天气奇冷，从一大早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晚上。
江南本该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因为突然倒春寒，前几天还“百般红紫斗芳菲”的锦簇花团，经过连续的风吹雨打，化作“一片落红残粉”，刚绽开的花苞被霜冻蹂躏得耷拉了脑袋，在枝头战战兢兢、瑟瑟发抖。那些早在鸭知水暖前就换了春装的时髦姑娘终究扛不住寒风的凛冽，又极不情愿地把凹凸毕现的身体缩回到了鼓鼓的羽绒服里。
虽然我们精心照料，嘉树伯和冰姨几乎每天衣不解带地在旁伺候，但老爷子身体太虚弱了，那位多年交好的老中医时常来家诊治，还打了据说叫胸腺肽的进口针，但他几乎没有免疫力了，春寒一“倒”，先感冒了，连续高烧不退，神志不清，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也没有醒过来。
这几天，我就一直在学校、吴双的医院、沈家三个地方来回跑，心力交瘁，狼狈不堪。
其实，我是有机会与嘉树伯坐下来聊聊天，解开我心中谜团的。
老祁已经从内蒙古回来了，他走访的结果基本验证了我心中的判断，但看着嘉树伯疲惫的身躯、熬红的双眼，每日心力交瘁，看着他为老爷子端屎端尿、擦脸洗身，眼见老爷子难受时他恨不得以身相替的那种痛苦神情，几次话到嘴边我都说不出口，我甚至感觉我的判断可能是错的。
冰姨也变得眼窝深陷、日渐憔悴，每天累得蓬头垢面，让我很难在她身上找回昔日的玉骨冰肌、绰约多姿。
变化不大的只有子怡，虽然爷爷对她宠爱有加，她也是皱着眉头跟着前前后后地忙碌，但“少年不识愁滋味”。有一天她还不无担心地跟我说，人家都说沈家人没有长寿的，她会不会也活不了多久？
虽然留下了一切从简的遗言，但老爷子的葬礼还是颇为隆重的。
省里市里的领导都送了花圈，水利系统派了专人前来吊唁，媒体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业界许多大佬都出席了葬礼，爸爸、妈妈、二叔、三叔全都专门赶到宁州，坚持送老爷子一程。沈家侨居海外的亲属由于事出仓促，无法赶过来，就发来了唁电，送了花圈。
在老爷子的葬礼上，爸爸代表业界发了言。我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不过，爸爸代表业界发言也是合适的。不仅因为黄河集团的江湖地位，而且因为爸爸与老爷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私谊，这在业界也是公认的。就连在葬礼的站位上，都没有让我站到来宾席，而是作为孙子辈，跟子怡站在一起。
爸爸的发言稿是二叔写的。二叔在国家发改委就以能写著称，发言稿自然写得极有高度，除了褒扬老爷子一生的公德大义和丰功伟绩，也呼吁业界团结一心，继承老爷子遗志，携手完成南水北调工程，以便造福社会。放下稿子，爸爸又讲了老爷子对黄河集团的多次提携和帮助，让他一直心怀感恩。爸爸讲得很动情，眼睛红红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爸爸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过他掉眼泪，听妈妈讲，就是爷爷奶奶去世时，他都硬挺着，一滴泪没掉。二叔也说：“我哥的眼泪只会往肚子里流。”
但在沈老爷子的葬礼上，爸爸不仅眼圈红了，而且饱含泪水。
沈爷爷虽然一生坎坷，但晚年总算平静，也算老有所终了，来参加葬礼的有几百人，花圈摆满了整个殡仪馆。看着络绎不绝前来送行的人，我突然想到我的导师，心里无比悲痛。
葬礼后，爸妈又多住了一天，安慰了哀毁骨立的嘉树伯和悲恸欲绝的冰姨，二叔去了上海出差，三叔则直接回济南了。
我没有让爸妈去看吴双。她现在依然昏迷不醒，我不想妈妈再受刺激。
“可怜的孩子。”妈妈没有坚持，只是感叹了一句，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我还是吴双。
二叔是大忙人，又是贵客，他一来，周围就没断过人，我连单独与他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捞到，连送他到火车站，也没有轮上我。
那个他极关注和在乎的“江南堤坝管涌源分布图”，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一鳞半爪，就更别提拍照片了。
如鲠在喉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我盯着小胖帮我恢复的春节前在嘉树伯那个暗洞里拍的照片，一会儿看看桌子上摆着的从导师家顺手拿回的那两把残破的扇子，一会儿看看那两块黑色的石头，在心底默默地盘算着与嘉树伯见了面如何开口。
虽然很多模糊的轮廓在我心里已经渐渐清晰，我也掌握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证据，但我知道，与嘉树伯打交道，绝不是容易的事，他不仅智慧过人、精明老练，而且，对我而言，他是长辈，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更何况，老爷子刚走，我感觉嘉树伯似乎还沉浸在忙碌和沉痛中，这个时候找他摊牌，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太合适，我又不是个铁石心肠、雷厉风行的人，几次鼓足勇气，摩拳擦掌，最后还是打了退堂鼓。
虽然很纠结，纠结得让我有种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感，有时候我也在心里思忖着，这样揭人疮疤、搅人安宁甚至是坏掉人的好事算不算多管闲事？但一想到我导师的突然去世、吴双的昏迷不醒，我消沉的意志就又振奋起来。我不是刘方那样秉公任直、刚正不阿的人，也不像吴双那般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我不较劲，我只是为导师难过，为吴双悲哀，凭什么就这样不公平？我的内心总是波澜起伏，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
我一直留意着嘉树伯的行踪，只想找个合适的时机与他当面交锋。
吴双为替苏布得问一句话，四方求索，苦苦等待了二十多年，我就不能为我死去的导师、为那个还在医院里苦苦挣扎的吴双讨个说法？
机会还终于让我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