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走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
抽了一晚上的烟，我的嘴又麻又苦，喉咙干涩得像吞了半截烧火棍。屋里被三个烟鬼连续吞云吐雾，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浓郁得辣眼睛，似乎一伸手，就能掰下一块烟雾来。
我打开阳台的门，推开窗，又开了厨房里的抽油烟机，穿堂风吹进来，吹得人浑身哆嗦，冷风并没有让我精神起来，在沉重的眼皮渐渐合拢之前，我胡乱刷了刷牙，连澡都没洗，就头昏脑涨地扎进云雾里，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下午。
手机忘了充电，昨晚一直录音，早就没电了。我给手机充上电，裹着被子，趿拉着拖鞋，在一片噪声中赶紧关上了窗户和阳台门，吹了一天的风，烟味并没有散去多少，倒把屋里吹得跟冰窖一般。昨晚抽烟抽得嘴发木，现在连鼻尖和脸也都木了，被冻木了。
刚睡醒，脑袋还像个榆木疙瘩，在冰天雪地里被冻得死气沉沉的榆木疙瘩。
我一边刷牙，一边想着今天是不是有课被耽误了。耽误也没有办法了，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好像除了我导师，也没有哪个老师喜欢把课安排在晚上的。
冲完澡，仍感觉自己跟刚从烟囱里爬出来似的，浓烈的烟味已经渗透到了骨髓里，再打香皂也减淡不了多少。随他去吧。
我穿好衣服，拿了手机，手机充了一点点电，已经能开机了。我打开一看，确实有好几个未接电话，估计是不停振铃把残存的电给振没了，也有几条短信。我恪守着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的古训，没给任何人回电话，也没看短信。下了楼，在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个面包，边吃边走到自己的车边，坐上车，把手机接到车里的插头上继续充电，就开车去了吴双所在的医院。
虽然吴双还在昏迷中，人事不省，但在我心里，她还醒着，还是那个温婉柔情整天与我调笑逗乐的傻姑娘。既然已经打听出了苏布得要问的话，我必须第一时间去告诉她。
我相信她心里一定感受得到。
医院里人不多。
吴双病情没有再恶化，就从ICU转入了特护病房。特护病房在住院部的顶层，这里没有门诊大楼那边的喧闹嘈杂、熙来攘往。
楼道里很安静，如果不是刺鼻的来苏水味和白墙上贴满的各种疑难杂症的防护宣传单，我还以为闯进了午休时的政府机关大楼呢。
在我换无菌服时，一个熟悉的小护士告诉我，上午有个陌生人来看过吴双。
“陌生人？长什么样？”常来看吴双的也就刘方、小田和子怡，护士们早都认识了，她说是陌生人，我心里不禁疑惑。
“五六十岁吧，像是个领导，梳着大背头很有气派的那种，但并没有人陪着，一个人来的，在病房里待了一会儿，临走前还说了感谢我们、辛苦了之类的场面话。”护士们阅人无数，其实比医生更懂江湖。
我点点头，大致明白是谁来过了，但还是不自觉地问了句：“他没说是谁？”
“没有。”小护士摇摇头，说，“他都没怎么说话。”
我谢了小护士，换好无菌服，进了病房。
吴双依然在沉睡，脸色苍白，长长的睫毛下是紧闭的双眼，跟过去没有任何变化。
我拉了把凳子，坐在她床边，拉了她的手，边摩挲着边把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都讲给她听了，尤其把苏布得和嘉树伯之间的误会重点讲了，我讲得很动感情，讲得自己都颇为伤感，几度唏嘘，难以自抑。
但是吴双毫无反应，奇迹也没有出现，她的眼角也没有像小说、电影里那样溢出一滴晶莹的泪珠，手也没有令人惊奇地微微颤抖一下。白色的病床上她仍旧安安静静地躺着，纹丝未动，只有床头的呼吸机里时不时传来隆隆的响声。
从医院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昏黄的路灯顶着料峭的寒风冲破茫茫夜色，尽职尽责地照亮着路人匆匆的步伐，我开了车，汇入奔腾不息的车流人海中，心里涌荡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和惆怅。
在车上，我犹豫着要不要跟刘方拨个电话，在准备按拨出键的那一刻，我还是放弃了。我胡乱开着车，茫然地听着音乐里崔健扯着喉咙声嘶力竭地唱着《一无所有》，漫无目的地随着车流在马路上兜圈子，直到驶到学校旁边的一个岔路口。
我又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锁上车，去了黄岛路上那家著名的吃大盘鸡的地方。人还不是很多，我要了一份大盘鸡，一碟花生米，一瓶啤酒，坐下来，抽着烟，懒懒地打量着门外熙熙攘攘的行人，一个人，慢慢喝着啤酒。
这家小馆子很有名，我跟吴双说起过，也几次计划着过来尝尝，但最终也没有一起来过。大盘鸡的味道没有传说中那么好，也可能是我一直在喝啤酒，嘴里太过苦涩。
我无聊地喝着酒，胡乱地回想着昨天与嘉树伯的谈话，导师的容貌和吴双调皮的身影总不时浮现，让我心猿意马，难以平心静气。
我知道昨晚刘方并没有认可我的分析，或许他只是把我天马行空的想象当成了开启他查证思路的一扇窗而已，他是警察，只信证据，我虽然坚信冰姨就是嘉树伯背后那只伺机而动的黄雀，但我不仅没有证据，而且，按照刘方的话说，存在胡思乱想的想当然成分。
但我相信我的直觉。
我不能跟刘方讲，“贼”跟警察可不一样，“贼”做事往往就得靠直觉，后面有人追，难道还要坐在那里分析一下哪条路更容易逃脱吗？情急之下，只能跟着感觉走。
除了感觉，我还能相信什么？
为了佐证我的判断，我开始留意嘉树伯和冰姨的行踪。但凡有空，我就开着车，在江海集团楼下晃荡，有时候也把车开到沈家那个小院附近，关注着小院的动向。
老爷子丧事结束后，我没再去过沈家。小院的那扇并不常开的大门关闭得更紧了，有种人去楼空的寂寥感。我有时也会下车，装作散步的样子在院外徘徊，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送来阵阵玉兰花香，偶尔也能听到几声老爷子养的那几只黄雀婉转悠扬的啼鸣。
刘方没有来找我，也没有打电话来。这家伙总是这样，要么像夏天里的蚊子，绕着你嗡嗡飞，撵都撵不走；要么像冬天里的兔子，躲进窝里，好几天不见踪影。
一天下午，我从医院回来，在家里正抓耳挠腮地写作业，老康突然来访。
自从被媳妇抓到把柄后，老康就不大张罗饭局了，他说自己是“身陷囹圄，心游万仞”，但我们知道，他心还在“余悸”中，“万仞”也只游在嘴上。偶尔参加我们聚会，往往还没坐稳，那边“查岗”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老康赶紧跟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使眼色，我们也就心领神会地高声吵嚷起来，知道是与几个男人一起聚餐，他的夫人才没有策马挥刀杀来。
连我们都觉得窘迫，但老康毫不在乎，说“兵者，诡道也，强而避之，乱而取之，虚虚实实，卑而骄之”，振振有词，坦然自若。
老康来找我，是约我晚上一起去看帕瓦罗蒂在宁州音乐厅的演出。
帕瓦罗蒂要来演出的事好几个月前就已经传遍了宁州的大街小巷，无数人都想争睹世界头号男高音的风采，自然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老康跟我说他的票是主办机构赠他的，希望他写宣传文章，这话我怎么听都觉得有水分。
既然老康慷慨请我看演出，我只好请他吃饭。
我俩就近找了个小馆子，刚坐下点完菜，他夫人的“查岗”电话就准时响起了。
老康一边暗示我出声一边赔着笑脸汇报，说是我非得拉他一起去听音乐会，我白了他一眼，也就识相地说了声“嫂子好、好久不见”之类的客套话。
老康的夫人不见得对我有啥好印象，但还是念着老康在英国时我对他的照顾，客气了几句，又叮嘱老康不许喝酒，早去早回。
放下电话，老康点上一支烟，扬扬得意地抽着，一丝羞愧之心都没有。
“原计划与文艺女青年一起去的吧？”我见他恬不知耻，就揶揄道。
“没劲吧，请你白看演出还说风凉话，这票可是很贵的，费了牛劲才搞到的。”老康瞪大眼睛，训斥我。
我一点也不领情：“票那么紧俏，你就该带嫂子去呀。”
“她懂个屁。”老康顺嘴说道，又瞪了我一眼，“你懂个屁。”
“行吧，行吧，我们不研究屁，就你懂。”我故意气他。
因为晚上要开车，我俩都没喝酒，再说，看这么高雅的演出，一身酒气也确实不合适。
没喝酒，饭就吃得快，看看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我俩又回我的小屋，喝了点茶，瞎聊了会儿天，从帕瓦罗蒂的九个高音C到他与琼·萨瑟兰合作，从他坦言女人是“生命中的太阳”到老康的文艺女青年，我们甚至还聊到了吴双。
想到吴双，我俩对坐着又叹息了半天。
“张平方出事了，你知道吗？出大事了。”老康看我脸色悲戚，一时无语，就想转移话题，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说道。
“哦？出什么大事了？”老康喜欢一惊一乍，我估计他会说到张平方骗保的事，刘方他们上次告诉我了，已经查实了张平方伙同时代大酒店保安经理监守自盗联合骗保的事，估计老康也应该听说了。
看我表现出了兴趣，老康立即做出摆龙门阵的姿势，不紧不慢地说：“你说本来日子过得挺滋润，有车有房有女人，还有闲心去玩空手套白狼，是贪心不足还是寻求刺激？”
老康一旦开始摆龙门阵，那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到正题上，我赶紧把他脱缰的话头往回拉。
“行了，别卖关子了。张平方出啥大事了，是不是倒卖文物被抓了？”我了解老康，你如果直接揭开谜底，他就会像泄气的皮球，就绕了个弯子提醒他。
“倒不是倒卖文物。”老康经我提醒，知道该说重点了，就压低声音说，“是骗保。”不过，他嗓门本来就大，即使压低声音，也比一般人洪亮得多。“找了个会飞檐走壁的大盗，把他的藏品偷走，再让保险公司赔钱，我说当时保险公司怎么不依不饶呢，原来这里面有猫腻。”
“是刘方他们告诉你的吧？”听老康说到飞檐走壁的大盗，还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不禁感觉好笑，那个笨贼如果都能称得上大盗，那我岂不是妙手神偷了？
“刘方？”老康不屑地说，“刘方、小田那几个家伙整天跟我们一起吃吃喝喝，但他们的嘴比大姑娘的裤腰带扎得还紧呢，啥时候给你透露过案子的消息呀？是我一内线说的，已经批捕了。这家伙，玩大发了，整天手里攥两个球球骨碌来骨碌去的，这回倒是把自己骨碌进去了。”
我没说话，只长长地叹了口气。
老康向来喜欢语惊四座，他觉得张平方被抓是条骇人听闻的消息，但只换来我蔫蔫的一声叹息，不禁有些失望。“杨超也快进去了。”他冷不丁地又甩出一记令我瞠目结舌的撒手锏。
“啊？”这回我确实大吃了一惊，不是为了配合他，而是这消息确实来得有些突然，难道刘方他们找到了证据？
“为什么呀？”我瞪大眼睛，诧异地问。
估计老康就是想看到我这副几乎惊掉下巴的表情，他得意地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涉案呗。”
“他涉什么案？难道他也跟张平方是一伙的？”我这回是真的为了配合老康的故作高深，明知故问。
老康又自得地喝了口茶，抽了口烟：“我听人讲，杨超得知张平方的那件景泰蓝是沈家祖传的，就想着弄走巴结他老板，杨超你是了解的呀，一个小马屁精，好像已经得手了。人家沈家是什么人？大资本家，又不缺钱，能干这上不得台面的事吗？就让他立马送回去了。人家派了人去买，开价就是五十万，豪气不？钱都付了，结果东西被偷了，据说沈家眼睛都没眨，钱也不要了，全便宜了张平方这孙子……”
“说故事吧你？”老康是作家，放个屁都要添油加醋带炝锅，何况这事呀？我赶紧制止他，说，“我问你杨超为啥快进去了，你绕那么大弯子干吗？”
“这就要绕回来了，你着什么急？杨超拿人家那东西时，被张平方的同伙看见了，送回去了也是犯法呀，对不对？可我听说刘方他们还没拘他，只是让他每天到局里报到，去了也就待着，也不跟他多说什么……”
“那你愣说杨超快要进去了，这不是瞎掰吗？”我打断了老康的话，不满地说。
“你还别不信。”老康底气十足地说，“别看刘方这小子整天嘻嘻哈哈的，一办起案子来，坏招多了去了，他要是盯上你，不收拾得你连幼儿园时偷看女孩子洗澡的事都说出来才不会罢休呢。我那哥们儿分析，杨超一定还有其他事，否则，刘方犯不着使这样的阴招整天熬他。”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竟然莫名其妙有了一丝轻松感。
在老康喝茶的间隙，我换了件衣服，去音乐厅自然要正式一些，至少，对音乐家要有起码的尊重。何况，今晚演出的可是帕瓦罗蒂这样世界级的音乐大师，我也不是免俗的人，也很想领略领略世界第一男高音的风采。
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呢，音乐厅门前已经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了，大家兴高采烈的神情、吵吵嚷嚷的做派，不像是来听音乐，倒很像是欢快地赶庙会。
我和老康把车停好，挤进人群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厅内，在音乐厅最后一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老康确实是个交际家，认识他的人不少，他一边甩开膀子帮我开路，一边扯着嗓门与人打着招呼。即使坐到座位上，他也没老实，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人。
坐在后排倒是有好处，不招眼，还可以“一览众山小”。
我不知道他在寻觅什么，也跟着他四下里张望，突然，我看到了冰姨。她穿了件杏黄色团花云锦绣袄，高绾了发髻，因为坐在了前排，愈加醒目，她旁边还有一个空着的座位。
冰姨黑色的发髻上缠了一条白色的丝带，我不知道这是装饰还是在给老爷子戴孝。我感觉她应该心情还好，有不少人主动上前跟她打招呼，她都优雅地欠身，微笑着还礼，比老爷子刚去世时的意志消沉、形容枯槁好多了。
音乐厅里挤得满满的都是人，连过道上都安排了加座，我的座位在最后，要挤到前面可费牛劲了，也就索性安安静静地躲在后边坐着，一会儿看看冰姨，一会儿又瞅瞅旁边心神不宁的老康。直到演出快要开始了，我才看到嘉树伯奋力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气喘吁吁地与人打着招呼，一边匆匆走到前排，一屁股坐在了冰姨边上。
当老康的目光终于定格在靠近门口的加座上坐着的一位模样清秀、穿件驼色羊绒毛衣、围着铁灰色纱巾的年轻女人身上并痴痴发呆时，我才突然明白，我这个哥们儿原来本性难移，积习未改，我只不过是他糊弄媳妇的一个幌子。本来还对他这个铁公鸡拔了毛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看到他这模样，立马坦然了许多。我一边欣赏着帕瓦罗蒂忘情的演唱，一边偷眼去看看前面的嘉树伯和冰姨，也时不时地看老康几眼。
老康还真是情种，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那女子，全然不在乎台上精彩的演出和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嘉树伯坐在前排，偶尔会拿起节目单来看看，也会与冰姨或者周围的人低头耳语几句，冰姨似乎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一直聚精会神地端坐着看演出，并未主动跟嘉树伯说过话。
中场休息时，老康一个箭步就没了踪影，我没有动，装作打盹儿的样子，眯缝着眼睛关注着前面的嘉树伯和冰姨。嘉树伯站起身，伸了伸懒腰，低头与冰姨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我估计他这个大烟鬼说不定出去抽烟了。冰姨没有动，也没有与旁边的人交流，始终优雅地坐着，与过来打招呼的人礼貌地挥挥手或者点点头。
音乐再次响起了好久，老康才回到座位上，但已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坐下来，就低声对我说：“散场后不用等我。”他确实把“重色轻友”这特质发挥到了极致。老帕和萨瑟兰还没谢幕完毕，已不见了他的踪影，我偷眼看去，那纱巾女子还在座位上热烈地鼓着掌呢，并没有心猿意马地准备退场的意思。
宁州人是尊重艺术的，也是热情好客的。说实话，帕瓦罗蒂的这场演出不能说精彩绝伦，或许只是发挥了他的一般水平，但包容的宁州人还是给予了极为热烈的掌声，感动得老帕拉着演职人员在台上谢幕谢了足有十分钟，掌声才渐渐稀疏下来。等大幕徐徐拉上，我顺着摩肩接踵的人流终于挤出了音乐厅，抬眼望去，全是攒动的人头，哪里还寻得到嘉树伯和冰姨的影子。
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车，坐进车里，也并没有发动车子，而是打开车窗，先点上了一支烟。
外边车灯闪烁，人声鼎沸，我眼前挥之不去的却是冰姨那穿着杏黄色衣服的颀长身影。
只是巧合吗？
那晚在嘉树伯房间里我瞥见的那个女人的背影，穿的也是一件杏黄色的衣服。虽然只是一闪而过，我甚至都没有看到那人的身形轮廓，只是下意识地感觉那是个女人，但衣服的颜色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应该是嘉树伯的女朋友。
我虽然没有听清两人在具体谈什么，但嘉树伯确实说了“熬出头了”“不会辜负”之类的情话。如果没有恋情，这样的话，怎能随便说？
可这样的话，又怎么可能跟老爷子的红颜知己冰姨去说？那不简直太恶俗了吗？
把冰姨假定为觊觎沈家资产的那只“黄雀”，已是我东拉西扯穿凿附会的想象了，刘方虽然没有当面对我嗤之以鼻，但他眼神里也流露出了一些不以为然，要说冰姨跟嘉树伯存在私情，连我这个一向天马行空想象力不着边际的人也断然不信。
绝不可能。
不用说别的，更不用提老爷子的感受，就今天冰姨对嘉树伯那态度，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
即使我记忆没有偏差，那也只能是巧合，穿杏黄色衣服的人多了去了，那天晚上我又没有看清眉眼，怎能断定就是冰姨？
心结一打开，也就没有了那么多困惑和纠结，浑身轻松了不少。回家躺在床上，我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
